第四節 鼓勵生育

  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出現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況。1929年德國國家統計局（Statistisches Reichsamt）出版的一份統計資料，詳細分析了1841—1927年間德國出生率的變化及其意義，並基於1927年的人口調查數據，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德國的人口數量將停滯不前，或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7]官方和民間都認為，這將影響德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事實上，經歷了一次大戰的創傷，德國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已經淪為生育率最低的國家。[48] 1914年，德國人口出生率為26.8‰，1920年下降為25.8‰，1933年進一步下降到14.7‰，[49]與30年前相比，德國的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一半。如果考慮到德國人口由於戰爭而損失了近1000萬，這樣的出生率所引起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等人的考慮還不限於此，他們希望更多地培育優等種族中的優秀分子，壯大德意志民族共同體，使德國有實力在世界上占據優勢地位。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曾經表示，在未來的理想社會裡，「人們不再關心飼養狗、馬或者貓等動物，而專注於人的進化本身，在這個時代里，有的人會自覺地默默地放棄，有的人會充滿快樂地犧牲和付出」[50]。他認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納粹黨必須運用政府的力量干預民眾的婚姻生活，介入下一代的生養與培育。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對納粹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道：「今天我們獲得了對於民族的領導權，我們是唯一被授權領導整個民族的，這包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因而我們要管理男女之間終身的關係。我們將塑造兒童！」[51]

  納粹政府致力於提高德國的出生率，鼓勵和支持德意志人多生育子女。希姆萊曾經說過：「擁有眾多孩子的人是世界權力和世界之巔的有力競爭者，而那些擁有良好種族背景，卻子女很少的人，擁有的只是一張通往墳墓的單程票，默默無聞50年或100年，然後被埋葬上250年。」[52]在納粹黨扭曲的種族主義世界觀中，擁有人口上的優勢便能獲得種族鬥爭的領先地位，贏得在自然界生存的優先權。1934年，希特勒在對婦女組織的談話中講道：「你們每帶一個孩子到這個世界上，就是一場戰鬥，它決定著民族的生存或滅亡……整個納粹主義婦女運動的綱領實際上只包含了一點，這一點便是：孩子，這一幼小的生命必須存活下來並茁壯成長。它是整個生命為之奮鬥的唯一目的。」[53]面對一度停滯不前的德國人口增長率，希特勒甚至誇張地表示：「我們的救世主就是我們的兒童！」[54]

  希特勒執政不久，納粹黨鼓勵生育的理念立即轉化成實際行動。首先是前述1933年8月開始實施的「婚姻貸款」計劃。貸款對象只限於具有北歐血統的夫婦，他們作為公民要表現良好，如果與德國共產黨或其相關組織有聯繫，或者被認為是「反社會者」，其貸款申請都會遭否決。還有身體健康方面的要求，所有的申請者都需要參加體檢，其中五類人得不到結婚貸款：（1）智力發育不全者，精神病患者，心理變態者，遺傳性目盲與耳聾患者，嚴重的肢體殘缺者，嚴重的身體機能失調者； （2）有家族性遺傳疾病者； （3）患有傳染性疾病可能影響兒童者； （4）夫婦一方為不孕不育者； （5）嚴重的酒精中毒者。貸款採取購物券形式發放，用於在零售商店購買家用品。償還的款項用於促進嬰兒與兒童的福利事業。當然，婚姻貸款要求婦女至遲在結婚之時放棄工作崗位，如果丈夫的月收入不低於125馬克，則不得參加新的工作（該附加條件一直延續到1937年）。

  從1933年8月到1937年1月，大約有70萬對夫婦領到了貸款，約占當時結婚總數的1/3。此後由於勞動力短缺，相關法律變更，允許婦女們既獲得貸款又保留工作崗位。因此1939年有42%的結婚者獲得了婚姻貸款的資助。[55]婚姻資助政策實施之後，結婚率逐漸提高並穩定在每年9.7%左右，比納粹黨上台前的7.9%有了較為明顯的提高。結婚率的上升有助於提高生育率。據統計學家布格德費爾（Burgdorfer）分析，在1933年到1938年之間，德國新增的出生人口中，有35%可歸因於結婚率的上升。[56]而在1933—1935年，每1000對夫婦中，590名新生兒的父母獲得過婚姻貸款，402名新生兒的父母沒有獲得貸款。[57]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結婚貸款促進了夫婦們結婚生子。

  納粹政府還將兒童補助（Kindergeld）措施制度化，以進一步減輕生養子女的經濟負擔。從1935年起，擁有四個以上年齡低於16歲子女的家庭，政府給予一次性補貼，每個孩子補貼100馬克，最多可獲得1000馬克。從1936年起，月收入低於185馬克的工人和職員家庭，第五個及以上子女，每月發放10馬克，直到這些孩子年滿16歲為止。兩年後，這種補貼覆蓋到第三和第四個子女。這個項目的款項來自失業保險金，由於當時軍備經濟繁榮，就業充裕，失業保險金支出大減，資金大量盈餘。從1935年到1937年，這個項目資助的家庭數高達40萬個，平均每個家庭獲益390馬克。

  

  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種補助優惠措施，例如「榮譽教父母」（Honored Godparent）計劃。根據這一計劃，擁有第三或第四個孩子的父母可以申請這項補貼，第一年為每月30馬克，隨後的13年為每月20馬克。[58]而多子女家庭的父親們能夠得到一系列的優惠，包括減免所得稅、遺產稅優惠、房租補貼、公開招聘中的優先權、免於被解僱的特別保護等。婦女的特權和優先權包括懷孕期間的特別津貼、分娩基金、分娩護理、在公共運輸工具上的優先權等。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設置了「德意志母親榮譽十字獎章」（Ehrenkreuz der Deutsche Mutter），授給多子女婦女。1934年，納粹政府將母親節定為國定假日以表彰婦女的功績。1938年12月，希特勒宣布正式啟動獎章計劃。1939年的母親節，大約有300萬婦女獲得了獎章：四個孩子的母親獲得銅質獎章，六個孩子的獲得銀質獎章，八個及以上孩子的獲得金質獎章。如果育有十個子女，還能享受一份特殊的榮譽，即讓希特勒擔任第十個孩子的教父，如該孩子為男孩，還能以「阿道夫」（Adolf）為名。[59]

  納粹黨不僅需要提高出生率，還要讓德意志孩童得到良好的護理。1934年2月28日，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建立了專門的機構——「母親與兒童幫護會」（Hilfswerk Mutter und Kind），戈培爾在成立儀式上說：「母親與兒童幫護會是我們民族不朽的保證。」赫爾曼·阿爾特豪斯（Hermann Althaus，1899—1966）是該機構的負責人，具體落實針對母親和嬰幼兒的福利工作。

  幫護會首先著眼於為即將成為或剛剛成為母親，卻沒有醫療保險的婦女提供福利援助。貧困的孕產婦能得到物質援助，如床鋪、亞麻布、兒童服裝和食品券等。僅1934年的1個月內，慕尼黑-上巴伐利亞區就分發了2.58萬升牛奶，1500份雜貨包（內含咖啡、糖、麵粉、大米、粗粒小麥粉、燕麥片和豌豆等），170套嬰兒服裝和亞麻布。[60]在可能的情況下，鼓勵多子女家庭移居到鄉村，因為這符合納粹黨「血與土」的意識形態理念。多子女的母親、懷孕的婦女和產婦，她們的家務活會得到家政助手的幫助。這些家政助手部分由德意志女青年團員擔任。福利組織的員工或護士也會經常進行家訪，他們檢查這些婦女的身體健康狀況，提供避免流產、生病或早產的建議。

  幫護會還關注母親的產後護理工作。孕婦生產後，除與親戚一起居住，依靠親戚給予一定幫助外，還可以到當地的產後恢復中心療養。最引人注目的是進入「產後療養之家」療養。這種機構往往座落在安靜優美的環境中，如山林里、大海邊，以及一些自然的湧泉或溫泉療養地。每位產婦的康複方案各不相同，取決於她的身體狀況、政治思想和家庭經濟條件，但平均逗留時間為26天。在同樣的條件下，經濟困難的孕產婦擁有優先權，那些擁有兩個或更多孩子的母親，由於生育而變得虛弱或者生病的母親，或者丈夫長期失業，或丈夫早在1933年1月之前就加入了納粹運動的孕產婦，這些人會被優先考慮。連她們到療養之家的火車票都能享受五折優惠。在她們療養期間，還能得到一份針對意外傷害的特別保險。根據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的統計，1934年有40340名婦女接受了產後護理，1938年這一數字達到77723。孕產婦在康復期間寄回家的信件常常被幫護會用以顯示自己的工作成就。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們猶如生活在童話中一般……這裡擁有令人難以抗拒的美麗環境，我無法用言辭來形容。……這一經歷毫無疑問將成為我人生中最美麗的旅程」，「我衷心地感謝元首，他使我因為履行了作為一名德意志婦女和母親照顧自己子女的責任、教育他們成為健康而有用的人而受到關注。」[61]在她們回家之後，一般還會進行康復休養，時間最長的達到四個月，其間還有家政助手來幫忙做家務活。「產後療養之家」還注重對孕產婦實施思想教育，她們在日常生活中要接受大量的民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如婦女在民族共同體中如何定位等。產後恢復中心的職員十分仔細地觀察她們的一舉一動，並對她們的行為和態度做出報告。如果她們被發現脾氣很壞或者做出叛逆舉動，就會被要求離開。

  在實踐中，所謂「次等遺傳價值」的婦女被排除在受益群體之外。截至1941年10月底，漢堡地區1/3要求療養的申請被拒絕，原因是她們的種族品質不夠格，或者表現出反對共同體的行為。遭拒絕的孕產婦中，有些是父親患有肺結核，有些是其姐妹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是孩子的父親有過犯罪行為。

  幫護會還對幼兒提供日常照料服務。在納粹黨上台以前，各種福利組織都建有自己的日間託兒所，但零散分治的格局遠未滿足納粹當局撫育嬰幼兒的要求。幫護會通過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藉助吸收、兼併和新建等手法，大規模擴展日托中心，用以照料職業女性6歲以下的孩子。據福利會自己提供的數據，1935年，它擁有1061個日托中心，1941年增加到 14328個。[62]孩子們在那裡，刷牙洗臉後根據不同的年齡段被分成不同的小組，在護士和義工的監護下做遊戲、運動、吃飯、唱歌、睡覺。但納粹主義的思想教育也如影隨形。1936年的《日托中心指南》規定了它的任務：促進兒童的身體和精神發展；以民族社會主義和服務於民族共同體的思想教育兒童，漸進地灌輸關於德意志民族的意義。

  在鄉村地區，此前一般在收穫季節由年老體弱或患病的鄉村居民來照顧小孩。納粹當局認為這樣做很不合適，於是從1934年起，農忙季節就組建臨時的日托中心。它們一般由1—2間大房子組成，屋子裡簡單地擺放著桌子、長凳和椅子，配備有洗臉盆和衛生設施。房子外一般有一個操場。由當地的農場提供牛奶。管理人員是經過培訓的員工，他們得到了年齡較大的學校女生和女青年團員的幫助。入托者為兩歲以上的兒童，身體健康，且無人照看。他們都經過醫療檢查，並填寫健康問卷。1934年，全國有600所此類中心，1941年增加到8700所。[63]它們同樣肩負有進行納粹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

  除了幫護會，「德意志婦女工作」（Deutsches Frauenwerk）組織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婦女擁有更多的小孩。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建立「國家母親服務站」（Reichesmuetterdienst），該機構由民族社會主義福利會、民族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和德意志勞動陣線共同管理。它們雇用富有經驗的年長婦女組成福利小組，建立「母親學校」（Mutterschule），提供四到六周的課程，開設關於家政管理、健康防護、嬰幼兒養育等課程。至1939年3月，它們為170萬名婦女提供了培訓，1941年時已建立了517所「母親學校」。[64]

  提高出生率的另一項措施是打擊墮胎行為。早在1930年3月12日，納粹黨還未上台執政，其國會議員就提交過一份議案，稱「任何人如果想人為阻止德意志民族的自然繁衍，損害德意志民族，或者通過言辭、出版物、畫報以及任何其他手段鼓勵這種行為，或者任何與猶太血統或其他有色種族相混雜從而導致種族退化和德意志民族解體的人，或者威脅這樣做的人，都應該以叛賣種族罪受到審判並定罪」[65]。

  納粹黨上台後，立即於1933年5月6日關閉了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於1919年在柏林開設的性學研究中心，同時還關閉所有的性問題與婚姻問題諮詢中心，銷毀所有的研究論文、書籍以及教育材料。當局限制民眾使用避孕用品。在希特勒看來，「使用避孕用品意味著對自然的侵犯，是女性氣質、母親品性和愛的退化」[66]。限制手段是禁止避孕用品的銷售GG，同時以防止性病和淫穢物品傳播為名，規定向公眾演示、推薦或提供關於避孕的手段和信息者，將處以一年以下的普通監禁或罰款。

  1933年5月26日，一項政府法令將魏瑪時期被廢除的《德意志帝國刑法》第219條與220條重新引入刑法。第219條規定，任何人出於經濟目的，獲得、應用或管理一切用於使懷孕婦女墮胎的工具和手段，將處以最高十年的重罪監禁。納粹當局為該條增加了新的內容，規定任何人刊登墮胎GG，或者在文章及工作程序中推薦，或者將之介紹給普通公眾，即處以罰款或不超過兩年的普通監禁。但是，該規定不適用於專門由內科醫生及醫學期刊上使用的醫療指南。第220條規定，任何人有目的地使懷孕婦女在不知情或不願意的情況下實施墮胎，將處以不低於兩年的重罪監禁，如果其行為導致懷孕婦女死亡，則處以不低於十年乃至終身重罪監禁，但如果以挽救懷孕婦女的生命為目的而實施墮胎，則不構成犯罪。新增加的內容規定，任何公開或間接提供墮胎服務者，也將處以罰款或最高兩年的監禁。1934年10月，蓋世太保組建了一支專門的隊伍與同性戀作鬥爭，這支隊伍很快發展成「反同性戀與墮胎局」。在1935—1939年，有95名職業墮胎手被起訴，其中90%以上是婦女，她們被判處了1—8年的監禁，平均刑期為4年。

  由於合法墮胎的要求越來越高，要求終止妊娠的人數減少得很快，從1932年的34690人下降到1936年的4391人，1937年進一步下降到3400人。同時，對非法墮胎的打擊也越來越大。其中罰款的比重下降，從總案件的33%降到11%，而判刑的比重上升，1935年達到85%，刑期也比1933年以前更長。

  除此之外，納粹黨還強迫未婚男子以及1938年以後無子女的夫婦繳納額外的稅收，數目為他們收入的10%，以此作為對他們「拒絕繁殖」的懲罰。

  在各種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德國的人口出生率略有提高，從1933年的14.7‰上升到1938年的19.7‰，接近1926年的水平。

  1961年，聯邦德國拍攝了一部名為《生命之源》（Der Lebensborn）的影片，講述德意志少女被送往營地與黨衛隊的雅利安「種牛」結合的故事。它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其中在美國的版本被意譯成《受命去愛》（Ordered to Love）。1976年，克拉利薩·亨利（Clarissa Henry）和馬克·希勒爾（Marc Hillel）關於「生命之源」的研究著作發行了英文版，封面上赫然印著「納粹嬰兒工廠」的GG語。[67] 由此，納粹統治時期的「生命之源」計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臭名遠揚。「生命之源」協會組織還被人們稱為「希姆萊的嬰兒工廠」「黨衛隊的妓院」「主宰種族的生育農場」。

  1935年12月，由希姆萊一手策劃，作為黨衛隊的附屬機構，「生命之源」協會在柏林成立，以後活動中心移嚮慕尼黑。該機構隸屬於黨衛隊種族和移居處，黨衛隊經濟和行政管理處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管理。「生命之源」協會章程指出，該組織的任務是支持「具有遺傳生物學價值的、多子女的家庭」，照顧「具有種族價值和遺傳健康的孕婦」，照料此類母親的子女，並為產婦提供一定時間的療養。[68]在納粹黨看來，有三大特徵預示著一個民族的衰退：出生率下降、由遺傳疾病導致的退化、種族混合的婚姻。「生命之源」協會的建立正是針對這一系列問題所採取的措施。一次大戰結束後，大量青壯年男子陣亡，導致婦女過剩，全國出生率持續大幅度下降。在希姆萊看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資產階級的倫理觀」。資產階級的社會習慣要求年輕人直到有能力保證婚姻安全時才成家，在社會的激烈競爭中，其結果是晚婚晚育，並最終縮小了家庭的規模。同時，對貞潔與婚姻忠誠的宗教式管理，造成了青年人的自然好奇與性壓抑，這導致了德國社會青年男女生活墮落、性病流行。在希姆萊眼裡，德國已然成了一塊「性生活極端混亂的土地」[69]。與此同時，由於「資產階級倫理觀」對私生子的偏見，社會對於婦女的墮胎行為持放縱的態度。希姆萊在一封給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1882—1946）的信中估計，德國每年墮胎的數量達到60萬例，並且，「每年成千上萬極具價值的少女和婦女成為秘密犧牲者，她們主要是由於墮胎而導致絕育」[70]。此外，「生命之源」計劃要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質量」，根據納粹種族主義的「培育標準」來改善後代，其目標是培育「未來的貴族」。因而「生命之源」計劃首先服務於黨衛隊，幫助其隊員養育子女。希姆萊要求黨衛隊員婚姻雙方都要符合種族純潔的要求，祖先不能有種族污點，自身身體健康。在希姆萊看來，經過這樣嚴格的審核，他們的後代就能夠保持高貴的血統，而在孩子出生過程中的合適護理，則有助於減少嬰兒的死亡率和畸形嬰兒的比例，保護這一精英群體的成長。據此，「生命之源」協會常常被看成是黨衛隊的「額外福利」。

  「生命之源」協會主要負責兩項任務：第一項任務包括，一是向多子女的黨衛隊員家庭提供福利，向它們分發補助款；二是強化對孕婦的產前產後護理，只要她們是純正的德意志人，不論婚否。第二項任務主要通過建立專門的婦產科醫院來實現。

  「生命之源」協會的運作資金來自各個方面。首先是會員繳納的會費。希姆萊要求黨衛隊中央領導機構中的所有官員都參加該協會，每月上繳一定數額的會費。對普通隊員則鼓勵其自願參加。截至1937年底，該協會共擁有1.33萬名成員，其中1.25萬名為黨衛隊員，其餘則是德國警察。其次來自私人捐贈和黨衛隊基金，包括一部分囚犯的勞動所得。[71]「水晶之夜」事件發生後，猶太人被迫支付「賠款」，據稱該協會也從中分得25萬馬克。然而，這些資金還是不敷所用，最終，通過使用納粹黨的基金以及政府財政部長通過衛生部的撥款，才解決了問題。

  「生命之源」協會對黨衛隊員家庭的福利補助幅度不大，直到1939年初，僅有110個家庭受到資助，而同時期擁有5—12個孩子的黨衛隊員家庭有1400個。其原因，一是資金不足，二是國內已經有相關部門在實施類似計劃，如上述「母親和子女幫護會」，它能獲得「冬賑」募捐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生命之源」協會能夠施展的空間有限。資金和人員編制上的困難甚至拖延了第一家「生命之源」婦產科醫院的誕生，直到1936年12月，協會成立整整一年之後，該醫院才正式投入使用。這所醫院設在慕尼黑附近的施泰因赫寧（Steinhoering），採用了「高地之家」的假名。這類醫院掛著白色的旗幟，中間點著紅點。它們同一般婦產科醫院相比，有更好的護理人員和更充裕的資源支持。其房屋來自對猶太富人和外國私人機構的徵收，以及黨衛隊成員的私人捐贈。直到歐戰爆發前夕，這類醫院總共不到10家，而且大多行事神秘，希圖遠離公眾視野。

  「生命之源」婦產科醫院對所有黨衛隊員的妻子開放。其他懷孕婦女如果能夠證明自己純正的德意志血統，也能夠享用，不論其結婚與否。其設立者曾經表示：「生命之源開始於這樣一個前提，即我們十分有必要給種族上令人滿意的婦女以養育非婚生子女的機會，而不必受到指責，並且能夠在懷孕的最後幾個星期里生活在和諧的環境中。」[72]該類醫院的住院資格審核相當嚴格。懷孕婦女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1）一張「詳盡的出身證明」，一般稱為「雅利安證明」（Ariernachweis），其中需要追溯其祖先直至1800年1月1日； （2）一份「遺傳健康卡」，附帶關於家族內可能的遺傳性負擔； （3）一份「醫生檢查卡」，用來證明其健康和種族鑑定，由黨衛隊的醫生或獲得許可的醫生填寫； （4）一份附有照片的個人簡歷； （5）未婚女性還須提交一份聲明書，說出孩子的真實父親。醫院建立之初，近3000名未婚先孕申請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獲得了批准。

  孕婦在形體症狀變得明顯後即可入院。住院費用並不高，一般是產前每天2馬克，產後每天2.5馬克。[73]但醫院提供的生活條件十分優厚。孕產婦每人擁有一個房間，食物良好，甚至在戰爭期間也能得到很好的醫療護理。根據希姆萊的命令，每家醫院都設有家政課程，從各個側面培訓處理家政和照顧孩子的技能。當然還包括意識形態教育，通過上課、看電影和晚間討論會等形式，潛移默化地灌輸納粹主義政治理念。希姆萊對「生命之源」計劃懷有強烈的興趣，親自過問孕產婦的飲食結構，向恰好在其生日出生的孩子贈送禮物，甚至直接與那些不願承擔父親責任的黨衛隊員通信，威脅他們要履行「光榮的義務」，與孩子的母親結婚。到1938年12月31日為止，共有653名母親使用了此類醫院，其中嬰兒死亡率只有3%，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74]

  新生兒在醫院中要經歷一個獨特的儀式，該儀式是基督教、納粹主義和日耳曼儀式的混合物，桌上擺放著銀色的黨衛隊短劍，上面懸掛著卐字旗，孩子就在這裡接受「洗禮」。[75]之後，母親並不能輕易將孩子帶走。她還必須接受一定的審核，以確定是否在道德和物質上具備了撫育孩子的能力。如果她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孩子將被留在協會的「兒童之家」中撫養一年。孩子的母親大部分離開了醫院，少量的留下工作，以便能與自己的孩子接觸。如果一年後她們仍然未能證明自己有能力撫養，孩子就會被送給黨衛隊的養父母。但是，協會更多地傾向於為未婚媽媽解決經濟、心理乃至婚姻等私人問題，創造條件讓孩子留在父母身邊，起碼得到其中一方的照顧。[76]

  與許多人的想像不同，「生命之源」協會並沒有參與真正意義上的人種培育實驗活動。1944年，希姆萊曾經對多生育男孩問題感興趣，並希望該協會進行研究，而協會竟然提供了如下答覆。據稱士瓦本（Schwaben）地區的阿爾卑斯山區有一個傳統的做法，即丈夫和妻子首先要禁酒一個月，然後在某一天，丈夫於中午12點出門，步行20公里到烏爾姆（Ulm）後返回，中間不許在客棧逗留。而妻子在前一周內不准工作，且飲食豐富，睡眠充足，不能在任何方面浪費精力。當丈夫返家後，兩人就進行性交。這樣做經常能夠懷上男孩子。[77]

  在「生命之源」協會中，爭議最多的是關於未婚母親和私生子的問題。儘管在納粹黨的宣傳中，家庭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被視為民族生命、傳統價值及道德的源泉，但是為了實現其鼓勵生育和淨化種族的目標，當局也寬容了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和私生子現象。希特勒曾經表示：「我們要記住，三十年戰爭之後，一夫多妻制是得到容忍的，所以，正是得益於私生子，我們的民族才恢復了力量。」[78]羅森貝格也提出，讓數百萬婦女終身面對其他人的嘲笑，剝奪其擁有小孩的權利，使其以老處女的方式死去，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他認為，一般社會，尤其是教會，對待非婚生子女及其母親帶著令人極其厭惡的偽君子面具。[79]因此，為了促進人口增長，「生命之源」協會一方面反對墮胎，鼓勵母親足月分娩，另一方面則將私生子同婚生子女一樣看待，向未婚媽媽敞開大門。

  歐戰爆發後，希姆萊看到戰爭將減少德國具有種族價值的人口，因此公開號召黨衛隊員生育更多的孩子，鼓吹不應再把生育看成是私人的事情，而應看作是為德國的未來保存優良種族。1939年10月，他公開提出「在婚姻之外，對於擁有良好血統的德國婦女和少女而言，有一項重要的責任，即要成為士兵們子女的母親，這絕不是輕浮的決定，而是基於深刻的道德嚴肅性」[80]。他和赫斯分別向黨衛隊員保證：當他們前往戰場之時，他們的妻子、女友和子女都會得到足夠的產前和產期護理；一旦他們戰死疆場，其未婚妻的遺腹子將被看成是士兵的合法子女。[81]而黨衛隊周刊《黑色軍團》則刊發了一篇飽受爭議的文章，鼓勵婦女生育非婚生或婚外子女。它指責婦女們，甚至包括未婚女性，稱逃避生育責任等同於軍隊裡的逃兵。[82]這類言論的出現，導致輿論譁然，軍內人士更是明確表示，這無異於鼓勵黨衛隊員和軍人的留守妻子們通姦。在一片指責聲中，希姆萊不得不解釋說，黨衛隊要幫助的私生子，僅僅是指那些父母本打算結婚，卻由於戰爭而無法實現的孩子。但是，在希姆萊看來，解決人口危機依然是必要而急切的，只有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充分地發揮「生命之源」協會的作用，更謹慎地處理關於私生子的問題，情況才能有所好轉。他命令：私生子的父母如果不願意結婚或者不能結婚的，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這些孩子的出生登記、健康保險的支付以及稅收等問題將被人為地掩蓋起來；準備參與「生命之源」行動的內科醫生必須在蓋世太保成員面前發誓保密；孩子出生面臨的一系列法律技術問題都將被小心對待，重要數據要在送給相關部門之前由「生命之源」協會的官員處理。希姆萊對這些計劃抱以很大期望，曾表示「僅僅通過這一措施，就可以在18—20年裡增加18—20個軍團」[83]。然而實際情況卻並不樂觀。在「生命之源」婦產科醫院出生的孩子共約8000名，其中1940年前以未婚女性為多，私生子的比例高達約80%。這類醫院之所以無法滿負荷運轉，一是因為「生命之源」協會出於保密的考慮，不能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二是黨衛隊員對它的反應也不積極，認為婦產科醫院即便擁有優越的條件，接生孩子仍然具有較大風險，因而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在家中生育。但在1940年以後，許多人看到在戰爭環境下，此類醫院能夠提供較為安全的服務，因而進入的產婦數猛增，其中私生子的比重下降到50%左右。

  歐戰爆發後，「生命之源」協會還開展了另一項業務，即收養具有種族價值的孩子。德軍入侵他國後，部分軍人與被占領國的女子發生性愛關係。據1943年黨衛隊估計，僅僅在法國就有數千名婦女因為德國軍人、黨衛隊員及占領官員的關係而懷孕。在納粹分子看來，這些孩子中有不少具有種族價值。尤其在挪威等處，納粹黨人羨慕挪威人的維京血統，德國軍方鼓勵駐軍官兵同挪威婦女生育儘可能多的小孩，成千上萬的挪威婦女因此懷孕。這些婦女通過黨衛隊醫生的種族審查之後，就被送往駐地附近或者原德國境內的「生命之源」婦產科醫院。雖然確切的數據已經無法得到，但據相關人士回憶，前往「生命之源」醫院的外國婦女並不多。除非她們打算結婚，許多婦女並不願意張揚自己懷孕的事實，其中原因之一是害怕孩子會被送給別人撫養。

  「生命之源」協會還在黨衛隊協助下，從德國占領區引誘綁架一些金髮碧眼的兒童。希姆萊指令黨衛隊員，要把那些種族上可以接受的孩子從占領區帶到本土來，以培養成德意志人。他說：「為何我們要如此殘忍地將一個孩子帶離其母親呢？如果我們將一個潛在的好種子留給我們天生的敵人，那又是多麼殘忍啊。」[84]在波蘭占領區，德國帶走了近20萬兒童。在捷克利迪策（Lidice）村莊發生大屠殺事件後，98名孤兒中有13人被「生命之源」協會選中，其他人則被送往滅絕營毒殺。[85]在1939年10月建立的「鞏固德意志民族性全國委員會」（Reichskommissariat für die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縮寫RKFDV）的配合下，「生命之源」協會的「兒童之家」對這些孩子進行「再德意志化」教育。這些孩子的年齡在2歲到6歲之間，外表一般都是金髮碧眼白膚。通過「歸化」後，他們被送往種族上合格並且意識形態上值得信賴的德國家庭中撫養。

  直到1944年中期，全國還存在15所「生命之源」婦產科醫院，總共擁有130名專業護士，雇用的幫工在700名左右。[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