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校外教育與特種學校
2024-10-09 04:44:03
作者： 鄭寅達，陳暘
希特勒曾經強調，國家應該全面負起教育後代的責任，學生在校期間國家要管，在校外或脫離學校之後更要管。希特勒青年團、德意志女青年團和國家勞動服役隊，在實施納粹的校外教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縮寫HJ）可以溯源到1922年3月成立的納粹運動第一個青年組織——納粹黨青年聯盟（Jugendbund der NSDAP）。該聯盟由慕尼黑失業青年古斯塔夫·阿道夫·蘭克（Gustav Adolf Lenk，1903—1987）受命組建並擔任領袖，隸屬於衝鋒隊。[121] 1923年啤酒館暴動失敗後，該聯盟遭禁，分裂成數個相關組織。1926年，納粹黨在魏瑪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決定組建一個全國統一的青年組織，定名為希特勒青年團，作為納粹黨的青年組織，由庫特·格魯貝爾（Kurt Gruber，1904—1943）任全國領袖。格魯貝爾上任後，模仿納粹黨的組織架構，在普勞恩（Plauen）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團的全國指導處（Reichsleitung），內含14名成員，各分管諸如青年教育、青年福利、宣傳、軍事體育等方面的工作（以後成員數和分工情況多次發生變化）。[122]地方上建立9個大區（Gau）。1928年，青年團全國指導處決定為10—14歲的男童設立少年隊（Jungvolk），為女青年設立女性組織。希特勒青年團早期歸衝鋒隊管理，經濟大危機期間地位逐漸上升，到1932年5月獲得獨立地位，直接受納粹黨領導，其全國指導處也於1931年5月1日搬遷到慕尼黑城內納粹黨全國總部旁邊。
希特勒就任總理後，於1933年7月17日任命26歲的納粹黨國會議員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為全國青年領袖，授權其在內政部長領導下監管全國青年的一切活動。同年底開始，希特勒青年團著手解散或吞併全國的青年組織。第一個目標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德國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它的下屬組織共擁有成員1000萬人之多。至1933年6月17日，這一目標基本達到。隨後是基督新教青年團體——德國福音青年會（Evangelische Jungendwerk Deutschland），於1933年12月將該團體整體併入其中。當目標指向天主教青年組織時，來自各個方面的阻力進一步增強。如1934年2月14日，一名天主教地方教士寫信給納粹黨地方領導人，抱怨當地小學裡五年級教師A，使用包括威脅、寫檢查等各種手段，要求班內10名天主教青年俱樂部成員轉而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穿上光榮的褐色制服」。該地方領導人儘管內心支持教師A，但迫於當時的政教關係，還是在回信中答應教士，要求教師A在處理事情時要小心、聰明和含蓄。[123]但隨著納粹當局對基督教會的壓力逐漸加大，這一障礙也被掃除。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根據席拉赫的建議，發布一項名為《希特勒青年團成為國家青年組織》（Hitlerjugend wird Staatsjugend）的命令。其中稱：「德意志民族的未來取決於青年，因此德國青年必須準備好承擔起未來的責任。政府決定：
1.德國境內的德意志青年組織為希特勒青年團；
2.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除了在家庭里或學校里接受教育時，都必須在民族社會主義精神的指導下，接受希特勒青年團在體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教育，準備為民族和共同體服務；
3.在希特勒青年團框架內教育德意志青年的任務授予納粹黨全國青年領袖，他的辦公室列入最高政府機構的行列，他本人直接對元首兼政府總理負責；
4.本命令的實施細則將由元首兼政府總理髮布。」[124]
這樣，全國一切青年運動均納入希特勒青年團，同時該組織從黨的青年組織擴大為國家青年組織。
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發布第二項命令《青年的服務義務》（Jugenddienstpflicht），將上一項命令的第一款具體化為「在希特勒青年團中服役是德意志人的光榮……從10歲到19歲的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都必須在希特勒青年團服役……違者將處以150馬克的罰款或監禁」[125]，這樣，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及其相關組織德意志女青年團（Bund Deutscher M?del，縮寫BDM）就成了強制性行為。
納粹黨執政前，希特勒青年團的主要任務是吸引德國青年充當納粹黨的後備力量，擴大納粹革命的群眾基礎。執政之後，它的任務就轉變為用納粹主義精神灌輸全國青年，組織體育鍛鍊，從事軍事預備訓練，訓導青年為元首和民族效力，同時向納粹黨、黨衛隊和國防軍輸送後備力量。這時，希特勒青年團作為青年組織，儘管還繼續沿用1933年以前流行於德國青年運動中的口號「青年必須由青年人領導」，但實際上早已淪為當局的有效工具。
希特勒青年團對青年的教育主題，與納粹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吻合的，即強調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生存空間論，攻擊民主體制，歌頌納粹極權統治。其入團誓詞充滿著對希特勒的盲目崇拜，力圖將全體青少年培養成納粹信徒和希特勒的盲目追隨者。誓詞為：
你，元首，我們的統帥！
我們堅定地同你站在一起。
神聖帝國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也是我們奮鬥的起點，心愿如是（阿門）。
你的話語是我們行動的節律；
你的信仰為我們構築了共同的天堂。
即使死神掠去了大批生命，
帝國的皇冠也永遠不會墜落。
我們準備好了，
你沉默的意願使我們緊密地團結起來，
像鐵鏈，肩並著肩，
在你的周圍築成一道忠誠的長牆。
你，元首，我們的統帥！
我們堅定地同你站在一起。
神聖帝國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也是我們奮鬥的起點，心愿如是（阿門）。[126]
希特勒青年團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利用青年組織的特點，大力張揚其獨特的「社會主義」理念。該團一名領袖曾經公開聲稱：「所有的工作都服務於同一個偉大的理想。在此之前，不同職業、背景和財產之間的差別都要消除，在這個青年團體中大家有相同的權利和職責，大家緊挨著站在一起。沒有為窮人或富人設立的特殊的希特勒青年團，沒有為剛入學的男孩和女孩設立的特殊的希特勒青年團，也沒有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設立的特殊的希特勒青年團，任何純種日耳曼血統的人都屬於這個集團。在青年的旗幟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百萬富翁的子女與失業工人的子女穿著並沒有區別，都穿著共同體同志的服裝——希特勒青年團的褐衫。希特勒青年團的制服就表明了一種態度，他們之間並不詢問階級或職業，只是詢問職責和成就……我們無階級的青年共同體的象徵就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旗幟……在這中間形成了新一代社會主義的願望。」[127]為了體現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希特勒青年團在經濟大危機期間就救助過生活困難的青年，向他們發放免費的食品。希特勒掌權後，更多地表現在保護青年方面。1933年，政府頒布《全國青年法令》，規定禁止僱傭童工，20歲以下的青年工人可以獲得各種保障，包括醫療保障、每周40小時工作制、每年三周的帶薪休假期等。與此同時，希特勒青年團作為全國的青年組織，還盡力倡導集體性的野營拉練和夜晚在營地周圍集體唱誦民族歌曲的生活方式，以強化全體民眾的共同體意識和同志情誼。[128]
為了適應從事校外教育的需要，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結構在納粹統治時期作了調整和擴充，將覆蓋對象擴大到6歲以上的孩童，形成男性的學齡團員組織、少年隊、正式團員組織和準軍事性分團，以及女性的少女隊、德意志女青年團、「忠誠與美麗」組織等幾個層次。各個層次的組織，其成員全部穿著褐色上衣配黑色褲子的制服。
學齡團員組織（Pimpf）的成員是6—10歲的男性兒童。所謂學齡團員實際上就是希特勒青年團正式團員的見習期。每個成員備有一本表現記錄簿，記錄他在整個納粹青年運動中的表現情況，其中包括體重、奔跑速度、力量等成長數據，射擊、跟蹤、行軍等軍事能力，以及納粹知識測試等思想發展狀況。[129]
少年隊（Deutsches Jungvolk，縮寫DJ）的成員為10—13歲男性少年。從學齡團員升入少年隊，要經過各種內容的考核，其中包括背誦納粹主義要義和納粹黨歌歌詞全文，操練查閱地圖的能力，參加軍事遊戲，為國家收集廢紙和碎銅爛鐵。體育方面的考核有通過跑、跳、擲的最低標準，並參加為時一天半的野營拉練。1936年，全國青年領袖席拉赫發起「兒童獻禮」活動，要求全國所有年滿10歲的兒童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起加入少年隊，將自己作為禮物獻給希特勒。同年底，希特勒青年團宣布，全國95%出生於1926年的孩童已經成為少年隊員。[130]從此，每年的4月20日成為10歲孩童加入少年隊的特定日期，考核合格者在那天集體宣誓加入少年隊，接受刻有「血統與榮譽」字樣的隊員短劍。入隊誓詞是：「在代表我們元首的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獻給我國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願意而且時刻準備著為他獻出自己的生命，願上帝幫助我。」少年隊的政治信條是服從，日常訓練項目包括識讀旗語、修理自行車、鋪設電話線，以及投擲手榴彈、射擊氣槍和小型步槍等簡易軍事訓練。少年隊的活動安排是頻繁而緊湊的，除每個周三前往固定地點參加「青年之家活動」之外，幾乎每天的課餘都有安排，參加射擊、郊遊、列隊遊行等。少年隊的不少活動都安排在周六甚至周日，這樣孩子們可以免除周六上學的煩惱，同時衝掉教堂的禮拜活動。而教師和父母也不敢有太多的抱怨，就像一個小女孩說的那樣：「如果這些老頭子中有哪一個敢鼓足勇氣提出抗議的話，那是立即會被告訴組織領導人的，而此人便會找到校長並將這位教師解聘。」[131]
14—18歲成為希特勒青年團的正式團員，全部過集體生活，住在固定的營房裡。成員除花費少量時間學習美術、藝術、新聞寫作和音樂知識外，大部分時間用於接受野營、體育和納粹思想等方面的系統訓練，有時也參加大型納粹遊行集會。1939年8月11日，為了適應發動侵略戰爭的需要，全國青年領袖席拉赫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達成一項協議，規定利用希特勒青年團正式團員組織為軍事部門培養後備人材。為此，青年團按武裝部隊（1935年由「國防軍」改名而來）的要求組織軍訓活動，武裝部隊則每年為青年團培訓三萬名教官。正式團員組織也按此確定各系列的準軍事性分團，形成摩托分團（die Motor HJ）、海上分團（die Marine HJ）、滑翔分團（die Flieger HJ）、巡邏服務隊（HJ Streifendienst）四大系列，團員分別在其中接受特種軍事預備訓練。[132]
在四大系列中，最受團員歡迎的是滑翔分團。成員在其中可以接受特殊的飛行訓練。一位名叫赫克（Heck）的成員曾經回憶起第一次飛行時的情形：「我綁好安全帶，坐在木製的座椅上，這是一架基本的SG 38滑翔機，就像一個有著翅膀的木頭架子……我的20名同志拉住橡膠繩，然後將我彈向空中，就像一塊石頭被飛速射出一樣。草從我身邊飛過，我拉著橫杆，飛翔了！」[133]那些成功完成各項飛行測試的成員將獲得飛行勳章，總共分為A、B、C三個等級。在訓練期間，他們還要到空軍基地參加2—3周的訓練課程，內容是充當轟炸機和戰鬥機的副駕駛員。在納粹統治早期，參加滑翔分團的成員將加入納粹黨的航空組織，當歐洲戰爭全面爆發後，這些成員常常直接被送往戰場從事軍事服務。摩托分團的訓練重點是駕駛軍隊中的行駛工具，海上分團的任務是讓團員獲得各種航行知識，學習駕駛船艦，為將來加入海軍作準備。而巡邏服務隊則是希特勒青年團中的情報監控組織，成員們一方面對青年團組織實行監控，報告其中不服從命令的行為，同時訓練到敵對組織「臥底」的本領，為日後加入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打下基礎。
德意志女青年團（Bund Deutscher M?del，縮寫BDM）是女性青年的組織，成立於1933年納粹黨執政以後。它是廣義的希特勒青年團的組成部分和狹義的希特勒青年團的姐妹組織。由於納粹當局賦予女性的職責是充當德意志鬥士的賢妻良母，要求她們圍繞著「廚房、孩子、教堂」轉，因而女青年團強調培養團員成為「民族社會主義世界觀的載體，為同志和事業獻身」，在體格上為當母親作好準備。德意志女青年團劃分有少女隊、正式團員組織和「忠誠與美麗」組織等三個層次的下屬組織。全體成員穿著深藍色裙子、白色襯衫和褐色上衣的統一制服。
10—13歲的女孩屬少女隊（Jungm?delbund，縮寫JM），定有體育標準，包括跑步、跳遠、投球、翻筋斗、走繃索和完成兩小時急行軍或游泳100米。其智力學習則是熟記元首及其戰友在「奮鬥時期」的英雄業績，背誦國歌和納粹黨黨歌、納粹黨的紀念日、希特勒青年團烈士的姓名，識讀德國地圖，牢記《凡爾賽條約》的內容，了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德意志人狀況，以及學習本地的歷史、習俗和英雄傳奇故事。此外，少女隊員還必須參加青年寄宿舍的周末活動，學習鋪床、整理行裝和幹家庭雜活。
德意志女青年團正式團員的年齡為14—16歲，其訓練內容與少女隊大致相同，但加強了納粹主義理論灌輸和長途野營拉練。
17—21歲的女青年團員進入「忠誠與美麗」（Glaube und Sch?nheit）組織。該組織是直接為成員當賢妻良母作準備的，訓練的重點是家政、生活美化、體質訓練、健康指導、身體韻律和女性風度等。
表5-1 希特勒青年團（廣義）成員數變化情況[134]（1932年底—1939年初）（單位：人）
納粹統治早期，曾規定14歲以上的男女少年在農忙時必須參加農村勞動服役。以後成為制度，規定這些男女少年必須經過為時一年的「下鄉年」。在這一年裡，少年們上午參加農業勞動，下午參加集體學習，學習內容為納粹運動史、種族學和時事講座。農忙時全天參加勞動。1935年6月26日，納粹當局頒布《國家勞動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pflicht），規定18歲以上的青年必須參加國家勞動服役，並為此組建了「國家勞動服役隊」（Reichsarbeitsdienst，縮寫RAD）。在實際執行中，男青年由於還需要到軍隊服役兩年，一般在18歲那年參加勞動服役半年，其間穿著統一制服，用尖鎬和鐵鍬從事無報酬或低報酬（每天25芬尼）的艱苦勞動，過兵營式生活。
女青年在18—21歲期間，到城鄉德意志家庭內從事家務服役一年，幫助農民料理家務並參加田間勞動，這樣既能騰出農村勞動力，又能使女青年實踐婚前家政。
1935年納粹黨黨代會曾經勾勒過男性納粹接班人成材的全過程：男孩子參加少年隊，然後轉入希特勒青年團；青年參加衝鋒隊、黨衛隊或納粹其他準軍事組織，服義務勞役，然後應徵入武裝部隊；從陸、海軍退役的青年人，重新回到衝鋒隊、黨衛隊或其他納粹組織。這樣，一個過程才算完成。在納粹時期，青年要進大學，也必須先在勞動服役隊或軍隊內呆兩年半。[135]
在希特勒青年團的運作過程中，青年營由於時間緊湊、內容豐富而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在1937年出版的相關手冊上，刊登了全國青年領袖辦公室下屬文化處制定的兩周青年營的活動內容指南，從中可以看出青年營的活動內容，以及希特勒青年團對德國青年的灌輸內容。指南內容為：
7月10日，星期五：
口令：阿道夫·希特勒 座右銘：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
中心話語：我們要永遠感謝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使我們能在今天開營。
歌曲：向前，向前……
營日主題活動：考慮到營員在赴營路上較為疲倦，暫停。
7月11日，星期六：
口令：巴爾杜·馮·席拉赫
座右銘：任何破壞我們團體的企圖，見鬼去吧。
歌曲：我們不是平民、農民、工人……
營日主題活動：我在希特勒青年團里要幹什麼？（使用全國青年領袖辦公室的小冊子）
7月12日，星期日：
口令：德國
座右銘：德國，德國，高於一切！
早儀式上的誓詞：我們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不是為了謀生，不是為了日後當公務員或到其他地方供職，而是為了無私地為祖國服務，就像歌中所唱：「我們跳動的心永遠忠於德國。」
歌曲：我們的旗幟升起來……
營日主題活動：因周日有體育比賽等活動，暫停。
7月13日，星期一：
口令：維杜金德（Widukind）[136]
座右銘：成為一個民族是現時代的宗教。
中心話語：如果我們為建立一個統一的青年組織而戰鬥，讓所有的青年都進入其中，我們就是在為民族作奉獻，因為青年的今天就是民族的明天。
歌曲：神聖的祖國啊……
營日主題活動：我們要牢記祖先們的遺願。（使用全國青年領袖辦公室的小冊子）
7月14日，星期二：
口令：弗里德里希大王
座右銘：活著固然重要，盡責更為崇高！
中心話語：我們推崇志願原則，這是我們共同的基礎。
歌曲：我們的隊伍向前進……
營日主題活動：普魯士主義，我們的理想！
7月15日，星期三：
口令：席爾[137]
座右銘：德國的國防，德國的榮譽。
中心話語：席爾曾經痛惜普魯士因沒有國防力而失去榮譽。阿道夫·希特勒使德意志民族奪回武器，因而為德國恢復了榮譽。我們要永遠強大，決不再失去榮譽。
歌曲：現在，我們必須進軍……
營日主題活動：士兵保衛著德國的發展。（使用全國青年領袖辦公室的小冊子）
7月16日，星期四：
口令：朗格馬克（Langemarck）[138]
座右銘：你永遠不能虛度光陰！
中心話語：營區領袖告誡我們，青年應該尊敬在世界大戰中捐軀的兩百萬壯士。他們為德國而死；我們也應該為了德國而強壯自己。我們是鬥士們的接班人。世界大戰鬥士們身上的污泥已經洗淨（他們曾被指責為兇手），全體德意志青年懷著崇敬的心情朝聖他們的捐軀之地，扶起倒下的軍旗。
歌曲：野鵝穿過黑夜……
營日主題活動：第三帝國紮根於世界大戰。（使用全國青年領袖辦公室的小冊子）
7月17日，星期五：
口令：里希特霍芬[139]
座右銘：民族，再次騰飛！
中心話語：營區領袖講述世界大戰中德國戰鬥機飛行員的獻身事跡。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英奈爾曼（Innelmann）、伯爾克（Oswald Boelcke，1891—1916）、里希特霍芬這些名字。如今我們擁有了強大的空軍，但仍然堅持以弱勝強的傳統。
歌曲：士兵背著來福槍……
營日主題活動：朗讀著名航空書籍中的信件和段落。
7月18日，星期六：
口令：施拉格特[140]
座右銘：讓鬥爭成為青年的最高目標！
中心話語：本營領袖教導我們要成為戰士，要像成人一樣地牢記：挫折使我們更強壯！權利不是來自乞求，而是來自戰鬥！勇敢是美德！戰鬥者將獲得權利，不戰鬥者將喪失一切！凡是我們自己能做的，我們決不依賴上帝。我們唯一需要祈禱的是：不要讓我成為懦夫！
歌曲：打開血染的旗幟……
營日主題活動：德意志人在世界——《凡爾賽條約》是我們沉重的枷鎖。（使用全國青年領袖辦公室的小冊子）
7月19日，星期日：
口令：海爾伯特·諾庫斯[141]
座右銘：為德國的奉獻是神聖的事業！
歌曲：讓旗幟飄揚……
早儀式：這是一個較大的儀式。
基本思想：只要我們將海爾伯特·諾庫斯的獻身精神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我們就不能被稱作不信教者。
營日主題活動：因周日有家長見面、競賽活動等，暫停。
7月20日，星期一：
口令：血統
座右銘：保持純潔，走向成熟。
中心話語：營區領袖轉述華爾克·弗蘭克斯（Walker Flex）的上述座右銘，要求男青年潔身、非禮勿思、非禮勿行。「服務是服務，酗酒是酗酒」這樣的話不適合我們，我們堅持「非此即彼」。
歌曲：青年人，永向前，你們的時代已經到來……
營日主題活動：希特勒青年團員的理論考試，「德意志青年」的表彰活動。
7月21日，星期二：
口令：榮譽
座右銘：作為青年團員，榮譽高於生命！
中心話語：營區領袖詮釋座右銘。
營日主題活動：同7月20日。
7月22日，星期三：
口令：老衛兵
座右銘：即使我們都死去，德國也必須生存。
歌曲：我們行軍穿過大柏林……
結業典禮（晚上）：營區領袖作最後演說。營員依次背誦每天的口令。「德國」一詞將銘記終生。
為了培養納粹事業的繼承者，當局還創辦了特種學校，用於培育納粹精英，即未來的政治官員和政治立場堅定的專業技術幹部。
民族政治教育學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縮寫NPEA），簡稱「那波勒」（Napola），是納粹特種學校中的初始類型。1933年4月20日，時任普魯士文教部長的伯恩哈德·魯斯特下令，在位於普倫（Pl?n）、科斯林（K?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三個舊軍官學校的校址內創辦民族政治教育學院，作為向希特勒的生日獻禮。[142]此類學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經辦。到1938年，從原來的3所發展到23所，其中1所建在原奧地利境內，1所建在蘇台德地區。到1942年，更是發展到40所，其中3所為女校。
民族政治教育學院建立之後，立即引來許多人關注。國防部長勃洛姆貝格稱讚這類學校的學生：「只有這樣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男孩，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143]衝鋒隊對其也頗為青睞，一度想占為己有。衝鋒隊參謀長羅姆在觀看了1933年10月28日普倫民族政治教育學院學生的操練之後，當即表示可以用他的名字為這所院校命名。1933年秋末，衝鋒隊要求所有的教師和助教若非政府雇員，必須獲得衝鋒隊內相應的軍銜。[144]也就是說，不是政府雇員的教師如果不參加衝鋒隊，就將失去執教資格。以後由於羅姆垮台，衝鋒隊的要求才未能得逞。黨衛隊領袖希姆萊則一直想把這三所學校作為黨衛隊的預備學校。當希特勒在黨代會上一再表示「政治教育應該由黨來進行，而不應交給國家機關或國家任命的教師」之後，[145]黨衛隊立即趁機強勢介入。1936年，民族政治教育學院的監護權由教育部長授予黨衛隊分隊長奧古斯特·海斯邁爾，由黨衛隊派駐自己的官員任教官。逐漸地，黨衛隊完全控制了這類學校。
在招生方面，優秀的種族血統和過人的身體素質是主要條件。入學之前，不僅要仔細審核學生的家譜，還要對學生進行身體特徵辨別。根據《納粹黨初級讀本》（The Nazi Primer）的說法，從人種上說，德國存在六種人：北歐人（Nordic）[146]、費利人（Phalic）、西部人（Western）、迪納瑞克人（Dinaric）、東部人（Eastern）以及東波羅的人（East Baltic）。其中北歐人是最優秀的種族，其後的三種人與北歐人血緣相近，各有所長，而最後兩種則只適合作為僕人或跟班。[147] 因此，在包括民族政治學院這些特種學校的招生工作中，首先要將學生歸類，如果屬於後兩種人，就立即淘汰。此外，有身體缺陷的學生也不會被錄取。這種體檢不止一次，學校會不定期對學生身體發育情況進行再檢查。體檢相當嚴格，往往有許多學生被淘汰。然而在再檢查中，只有極少數學生被剔除。學校招生時間為每年11月1日，地方學校必須將小學3、4年級（即10歲左右）中有入學意向的學生名單提交當地的學校管理部門。管理部門通過官方渠道將這份保密的名單交付附近的民族政治教育學院。學院派出相關人員，在地方學校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前往小學，審查候選人的課堂表現和升學考試情況。每個申請者都將接受為期八天的考試，內容包括文化知識和身體及性格測試。新生名單由各個學院自己確定，一般由各校最高領袖參考教師和醫生的意見後裁定，然後提交黨衛隊地區總隊長批准。每所學院每年大約會收到400名候選人的名單，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夠參加入學考試，應試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夠被錄取。[148]理論上，納粹黨員的子女和軍官子女享有入學優先權，但實際上，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和勞工家庭。考試一般為上午考德語拼寫和寫作，以及算術、歷史、地理、生物和一般的常識，下午則進行身體測試，包括游泳（或者是「勇氣測試」，諸如將不會游泳的人扔入游泳池，再由站立一旁的救生員救出）、田徑、障礙賽跑、野外演習（含閱讀地圖）。部分野外演習在夜間進行，通常採取準軍事訓練的模式，比如俘虜敵方哨兵，被摩托車丟棄在數公里外，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中自己找回營地等。在通過入學考試後，學生還有六個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證明無法滿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將在下半學期被開除。
民族政治教育學院的學生名義上要繳納一定的學雜費，每月從50馬克至120馬克不等，一年大約要交1200馬克，但事實上往往能通過各種不同途徑獲得減免，一般每年只需繳付50馬克。因為在納粹當局看來，父母的家庭經濟情況將不予考慮，唯一決定孩子能否進入該學校並留下來的因素是他們的個人素質和成功的表現。尤其是在歐戰爆發後，學校更是大量減免學生的學費，如1943年，本斯貝格（Bensberg）學院只有三名學生在他們的第一學年交納了一點費用。學生的課本、練習冊等學習用品的費用也被免除。[149]
在教學內容和過程方面，海斯邁爾認為民族政治教育學院不同於現有中學中的任何一種類型，其「目標是，使年輕人不再接受單純的知識教育，而要接受真實的教育，即在緊密聯繫的共同體中的總體教育，包含了儘可能多的人類力量的教育，像政治教育那樣培育了個人、形塑了團隊的教育」[150]。此類學校實行寄宿制，學生按軍隊方式編組，以排為基本學習單位，但文化學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證。學校的教學計劃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參照普通高中。各個學院在教學上各有自己的側重點，但普遍趨勢是加大體育課的比重。各校都認為，最好的課程比例是：每周4節德語課，4節拉丁語課，5節英語課，3節數學課，2節藝術課，1節宗教指導課，1節音樂課，5節體育課。學生每天要學習領會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的社論。軍事體育課的主要內容是拳擊、划船、航海、滑翔、射擊、駕駛摩托車和摩托艇。還舉行模擬軍事演習，往往在140平方公里的方圓內進行，師生共同參加。學生在第六學年要下鄉6—8周，第七學年下工礦企業6—8周。當時的中學是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則是做家庭作業或從事體育活動，但民族政治教育學院與此不同。它每天的課程從早上8點開始，上兩節文化課，跟著上三節活動課，下午也是同樣的模式。這樣的安排是為了讓學生更深刻地認識到，教育不僅僅是學習課本知識，它還應該包括智慧、體能、藝術以及政治能力訓練的相互作用過程。[151]學校還經常舉行各類競賽，獲勝者將參加春秋季的運動會，或者到野外度假和遠足。每個學年有三個較長的假期：聖誕節、復活節、暑假。學生畢業前要經過考試，並獲得大學入學考試評定，這讓他們有資格進入高等院校。學生在畢業前大多能到國外交流學習，部分學生被送往德國前西南非洲殖民地的首府溫得和克（Windhock），有一些被送往美國，但更多的學生前往英國。他們在感受異國風情的同時，感觸最深的往往是資本主義世界對自己國家的「曲解」和指責。[152]
儘管當局對該類學校學生的文化水平寄予厚望，但結果還是令人失望。據主管者海斯邁爾透露，民族政治教育學院學生的知識水平，「不是高於而是低於德國高中學生的平均水平」[153]。1942年，全國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學院全部改名為德意志寄宿學校。它們除繼續承擔原有任務外，還負責接納戰爭中陣亡將士的子女，以及出外執行任務的官員和科學家的子女。
此類學校主管權的爭奪，導致了第二種學校的誕生。原來，青年團領袖席拉赫想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學院，但希姆萊、魯斯特等顯要人物以他年紀輕、缺少經驗、不足以培訓德意志未來的精英為由，[154]將他排除在外。於是，他和勞工領袖萊伊一起，著手組建更具納粹色彩的特種學校。同時，不少納粹黨官員並不滿足於民族政治教育學院的建設，在他們眼裡，「它是一種反動的舊普魯士傳統的回歸，而不是為第三帝國培養新一代精英的現代制度」[155]。於是，阿道夫·希特勒學校（Adolf Hitler Schulen，縮寫AHS）應運而生。
此類學校從1936年開始組建，第一所於1937年2月1日落成。它們直接隸屬於納粹黨-希特勒青年團系統，總體事務由全國青年副領袖庫特·彼得（Kurt Petter）主管，並且在納粹黨政治指導辦公室中設置阿道夫·希特勒學校辦公室（Amt Adolf Hitler Schulen）。[156]各校事務則由當地的希特勒青年團和納粹黨大區領袖分管。由於其目標是建成史無前例的、獨立於現存國家教育框架之外的教育體系，所以教學安排更為靈活，納粹黨的培養目標體現得也更為直接。但由於納粹黨的經費不如政府系統充裕，受此制約，儘管預定目標是每個大區都要建造一所此類學校，但是直到歐戰結束，全國只建造了10所，學生的總容納量為3600名（每年總招生數為600名），其中比較著名的是不倫瑞克學校。
據1937年1月15日由席拉赫和萊伊聯合發布的命令，此類學校的學生來自少年隊，從12歲兒童中選拔，受訓6年後畢業。[157]學生不必自己報名，也毋需經過文化考試，一般由各地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從11歲的少年隊員中預選候選人，主要標準是具有純德意志血統（白膚、金髮、碧眼者有優先權），然後經由所謂「正直的」黨的地方領袖正式推薦，即進入選拔程序。生理條件尤為重要，如1940年，此類學校在巴登地區選拔新生，48個獲提名者中就有14人基於身體原因無法入選。[158]而且這種檢查非一次性的，以後學校會不定期根據學生身體發育情況進行再檢查。體檢合格者還要通過為期兩周的青年營生活考察。在那裡，他們被分成5—8人一組，由一名希特勒青年團的小隊長帶隊，進行偵察演練、器械體操、夜行軍等考核。這種考核是極富競爭性的，但勇氣和忍耐力則是決定性的因素。如選拔過程中有拳擊比賽，一位名叫約阿希姆·鮑曼的候選人被要求與一名強壯的學員對決，結果自然是失敗。但由於他在其中表現出了勇氣和意志力，黨的大區領袖當即裁定其是學校「正確的人選」。[159]選拔工作的最後程序，是由黨的大區領袖組織一個委員會進行面試，並綜合考慮其他因素，決定錄取的名單。
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訓練重點是軍事體育和在納粹黨內外從事領導工作的能力。學生全部住校，以小隊為基本活動單位。每小隊有1名高年級學生指導鋪床和穿衣等內務，以及個人衛生和行為舉止規範。教學方法是在教官的監管下，通過隊際競賽和集體評議，從事斯巴達式的訓練。學生要記錄個人成績和品德評語，有升留級制度。畢業文憑可作為升大學的學歷依據。與民族政治教育學院相比，它更加重視身體素質的訓練。建校初期，它為學生安排體質訓練每天5課時，文化學習1課時（含閱讀納粹報刊）。以後文化課比重提高到每周22課時，體質訓練15課時。而體育課的內容也經常別出心裁，考驗膽量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學生們必須從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最高宿舍樓的陽台上越過欄杆往下跳，他們事先並不知道下邊會有一個帆布兜接著。這是為了訓練他們的勇氣和信任上司。他們還在結了冰的湖面上鑿兩個相距10米的冰洞，學員要從一個洞下去，從另一個洞出來。這種運動對普通孩子而言已經超過了其體能的極限。
由於過分強調體育課，忽視文化課，其結果逐漸顯現出來。1942年，羅伯特·萊伊和席拉赫在一所阿道夫·希特勒學校視察，當他們向學生詢問納粹黨黨綱的內容時，竟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有的學生甚至強詞奪理地說：「對我們來說，民族社會主義遠比黨綱重要。」[160]此後，學校的課程設置略有調整，文化課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即便如此，由於教師來源複雜，資質各異，既有大學講師，也有黨的官員和前青年運動的成員，等等，再加上長期缺乏既符合意識形態要求又具備教學價值的教材，所以學生的文化水平一直為人們所詬病。
特種中等學校中有一所更為特殊的學校，那就是衝鋒隊組建的學校。衝鋒隊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學院的嘗試失敗後，就於1934年1月組建了直屬於自己的特種學校，即位於施塔恩貝格爾（Starnberger）湖邊的民族社會主義高等學校（NS Hohe Schule）。「長刀之夜」事件發生後，該學校受到納粹黨司庫弗蘭茨·克薩韋爾·施瓦茨的保護，得以倖存，後來又歸附於赫斯辦公室，得到馬丁·博爾曼的鼎力支持。1939年8月8日，赫斯將它重新命名為費 爾達 芬納 粹黨 國 家學 校（Reichsschule der NSDAP Feldafing）。[161]學校獨立於教育部，進行6—8年的中學與實科學校相結合的教育。由於馬丁·博爾曼的關係，該校獲得了充足的資金保障，因而其設施和運作都是奢華型的。學校擁有40幢別墅作為學生宿舍，25輛摩托車供運動使用，學生們在美麗的草地上學打高爾夫球，在施塔恩貝格爾湖上劃著名奧林匹克新賽艇。它在教學計劃制訂方面得到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的幫助，其課程只限於「那些對未來的國家公民必要的東西，對於他的職業以及對於協助納粹黨建設工作必要的東西」[162]。其課程設置主要是德語、歷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體育課達到14節。畢業考試為參加一次談話，並自選題目寫一篇文章。這類文章往往是在納粹世界觀的指導下，對歷史的認識或者對未來的憧憬，以及個人志向的表達等。這所學校成了納粹特種學校中最成功的一所。
培養納粹官員的高級學校為騎士團城堡學校（Ordensburgen，縮寫NS O），主要建立於1936—1937年。此類學校由納粹黨全國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領導。之所以取名為「騎士團城堡」，主要是模仿中世紀德意志騎士團的氣氛，讓學員和民眾感受到高貴和神秘。此類學校全國共有四所，各有不同的訓練重點：座落于波美拉尼亞的克羅辛澤城堡（Cr?ssinsee）的訓練重點是拳擊、騎術和滑翔等；位於南德的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的訓練重點是登山和滑雪；座落於萊茵區的福格爾桑城堡（Vogelsng）重點是體格鍛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設備優良的健身房；馬林堡城堡（Marienburg）的重點是強化灌輸納粹主義思想。
每所城堡學校擁有500名教職工，可接納1000名學員。城堡內氣氛神秘，紀律嚴明，訓練嚴格。學員在為時六年的就學過程中，依次在各個城堡受訓，每個城堡受訓期為一年半。其學員由納粹黨大區領袖和分區領袖直接推薦，大多是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優秀畢業生。他們18歲從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畢業，經過為時半年的國家勞動服役隊服役，兩年軍隊服役，再從事四年黨衛隊等工作，入學時一般25歲左右，進校後被稱為「容克」。由於校內輕視文化學習，學員的文化水平很低。據福格爾桑城堡的領導層估計，學員中只有1%達到大學生水平，10%達到高中水平，大部分只達到初中水平。[163]按照原定計劃，騎士團城堡學校的學生畢業後，即可成為納粹高級官員，但因受到原有官員的阻撓，實際上大多被派往東部占領區任職。
納粹黨意識形態闡釋者羅森貝格還試圖建立「納粹黨高等學校」（Hohe Schule der NSDAP），以取代原有的大學來培養納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建立反猶研究所，並擬制出在巴伐利亞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後出於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戰爭的來臨為納粹黨特種學校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希望，但也將這一教育體制帶向了終點。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現役士兵和預備軍官只有經過特種學校的培訓才有資格獲得國防軍和黨衛隊的領導崗位。[164]於是，各類特種學校都緊急行動起來，教學也日益軍事化。孩子們熱切希望能夠走上戰場。當戰場形勢表明戰爭有可能迅速結束時，有的孩子甚至悲嘆自己無法趕上戰鬥。然而，形勢很快變得殘酷起來。一批又一批特種學校的學員走上戰場，但傷殘和死亡的命運也降臨到這些14—15歲孩子的身上。早在1944年3月，海斯邁爾就向希姆萊匯報說：「來自NPEA的年輕的領導接班人在敵人面前證明了他們完全經受住了考驗……（有）1226人陣亡、失蹤……」[165]實際的陣亡人數遠不止這些。然而，納粹當局並沒有因此而考慮放棄特種學校的計劃，「沒有一所特種學校接到過上級關於解散的命令」[166]。但是，當特種學校還在雄心勃勃地準備實施來年的招生和教學計劃之際，它們所在的地區已經一個個落入了盟軍的手中。
【注釋】
[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33.
[2]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p.75-76.
[3]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年）》第一卷，上海外國語學院西俄語系俄語教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98頁。
[4]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283.
[5]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132頁。
[6] [法]雅克·德拉律：《蓋世太保史》，第122頁。
[7] [美]科佩爾·S.平森：《德國近現代史：它的歷史和文化》(全兩冊)，范德一等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658—659頁。
[8]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p.198-199.
[9]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299頁。
[10]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13頁。
[11]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299頁。
[12]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317.
[13]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283.
[14]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32頁。
[15]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135頁。
[16]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74.
[17]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159.
[18]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9,p.31.
[19]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33頁。
[20]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144.
[2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3-334.
[22] Ansgar Diler,Rundfunkpolitik im Driten Reich.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 Anstalt,1980,S.127.
[23]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134.
[24]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95.
[2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8-339.
[26]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6-338.
[2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34.
[28]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171.
[2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9-340.
[3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85.
[3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1984,p.386.
[32]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507頁。
[3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86.
[34] J.Sywottek,Mobilmachung für den Totalen Krieg.Cologne: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6,S.31.
[35]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London:Croom Helm Barnes & Noble Books,1983,p.66.
[36] Claudia Koonz,The Nazi conscien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3,p.152.
[37]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68.
[38]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69.
[39]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p.70-71.
[40]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78.
[4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42.
[42] [德]恩斯特·約翰、耶爾格·容克爾：《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史卓毅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頁。
[43] 指魏瑪共和國。
[4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44-345.
[4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3.
[46] 米尚志編譯：《動盪中的繁榮———魏瑪時期德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頁。
[4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2.
[4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4.
[4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5.
[50]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502頁。
[51] J.Wulf,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en Reich.:Eine Dokumentation.Frankfurt / M.:Gütersloh,1963,S.255.
[52] [德]恩斯特·約翰、耶爾格·容克爾：《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第115頁。
[53] 該公司名縮寫「烏髮」(UFA)。
[54]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233,268.
[55] H.W.Koch(ed.),Aspects of the Third Reich.London:Macmillan,1985,p.113.
[56] 趙鑫珊：《希特勒與藝術》，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頁。
[5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46-348.
[58] 轉引自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45頁。
[5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51-352.
[60]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64頁。
[6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16-417.
[62]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25頁。
[63]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178.
[64]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372頁。
[65]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p.166,172.
[66]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169.
[67]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306頁。
[68] 此人原是漢諾瓦文法中學的教師，在納粹黨內擔任漢諾瓦-南不倫瑞克大區領袖，1933年2月任普魯士州文教部長，見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 - 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0。
[6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9.
[7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49.
[71]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72]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1.
[73]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7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43-444.
[7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50-351.
[76]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93.
[7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50.
[7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6.
[79]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74頁。
[8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49.
[81] Bracher & Funke & Jacobsen(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1933-1945.S.809.
[82]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76頁。
[83]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84] Alan D.Beyerchen,Scientists under Hitler: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New Haven:Yale Uni.Press,1977,p.91.
[85]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89.
[8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4.
[8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50.
[88] Max Weinreich,Hitler's Professors: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y'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New York: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 Yivo,1946,p.19.
[89]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9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5.
[9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0.
[92]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08.
[93]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400-401.
[9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2.
[9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1.
[9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0.
[9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42-443.
[98]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79,399.
[99]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03.
[10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4.
[101]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65-370.
[102] Ernst Christian Helmreich,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Background,Struggle and Epilogue.London: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p.289.
[103] 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al in Modern German.London:Greenwood Press,1971,p.105.
[104] George L.Mosse,Nazi Culture:Intelectual,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6,p.252.
[105] George L.Mosse,Nazi Culture:Intelectual,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p.253.
[106] 魏瑪共和國時期設立，每50名學生的家長中選出1名代表，組成該理事會，每15天開1次會，對學校的衛生、圖書館、手工勞動、野遊等問題提出看法，作出決定，教員只能以咨議的名義出席會議。學校使用的教材，也必須在教師和家長理事會之間溝通達成共識後才能採用。
[107] 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al in Modern German.p.95.
[108]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下冊），第55頁。
[109]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83-384.
[11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51-352.
[111]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65-370.
[112]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8.
[11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9.
[114]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71.
[11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0.
[11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1.
[117]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64.
[11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31-433.
[11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2.
[12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1.
[121] Peter D.Stachura,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Santa Barbara:Clio Books,1975,p.9.
[122]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s and Development,1922-45.New York:Andre Deutsch,1976,p.64.
[12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18-419.
[124] Louis L.Snyder,Hitler's Third Reich:A Documentary History.Chicago:Nelson Hall,1981,p.241.
[12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20-421.
[12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22.
[127] Peter D.Stachura,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p.50.
[12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17.
[129] Jennifer Keeley,Life in the Hitler Youth.San Diego:Lucent Books,2000,p.9.
[13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9.
[131] [德]托爾斯騰·克爾訥：《納粹德國的興亡》，李工真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頁。
[132]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264.
[133] Alfons Heck,The Burden of Hitler's Legacy.Frederick,Colo.:Renaissance House,1988,p.88.
[134] 表格中的數據來自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的第二項命令，見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20.
[135]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03.
[136] 8世紀時的薩克森首領，曾英勇抗擊法蘭克王卡爾。
[137] 斐迪南·巴普蒂斯塔·馮·席爾（Ferdinand Baptista von Schil,1776—1809），普魯士少校，死於反對拿破崙的解放戰爭中。
[138]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之一，位於比利時境內，在那裡，一群德國大學生曾經高唱著「德國，德國，高於一切」的歌曲，列隊徑直走向英軍的機槍發射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