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分高等教育和初中等教育兩部分，它們在納粹統治時期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在第二帝國和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高等院校是保守的民族主義堡壘，籠罩著一派反民主的氣氛。魏瑪共和政府為改變大學的政治空氣作了一定的努力。它一方面在科隆和漢堡創辦兩所新型大學，招聘一批進步和開明的學者前去執教，同時在原有大學中鼓勵新興勢力進入學術領域，使一批社會民主黨人、猶太人和女性學者走上講台。但總體來說這些努力成效不大。右翼民族主義教授們人數不多，能量卻很大。他們把持了各大學的評議會，以反對大學「政治化」為標榜，抵制和破壞共和政府的干預，極力排斥民主主義的左翼教授。在大學生中，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和種族主義思想也很流行，在魏瑪共和國末期，他們對納粹黨的興趣遠遠超過教師的。

  德國高等院校一貫堅持的「非政治化」傾向，在希特勒執政以前有利於納粹黨對共和政府展開攻擊，而在納粹黨掌權之後，卻不符合其「一體化」的需要。實際上，在1933年以前，大學教師中真正支持納粹黨的人並不多。而納粹頭目們希望未來的德國大學是產生新類型的學生、新類型的教師和新概念的學者的地方，[69]他們指責現有的德國大學是「玩弄學術」的地方。1933年2月魯斯特就任普魯士文教部長不久，就誇口要在一夜之間「使學校不再成為玩弄學術的機構」。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學的教授會議上要求大學教師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養學生上面，強調指出：「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德國大學有兩個任務。大學不僅要從事科學研究，也是實施教育的地方。我們不能僅僅以學術成果的數量來衡量一所德國大學的價值，而必須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在非德意志的國家和非德意志的領導人堵塞著德國青年的前進之路時，你，正在孤獨地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研究事業，全然沒有注意到青年一代期待著你能夠引領德意志民族走向美好的未來。青年正在前進，而你，並沒有走在他們的前面。」[70]此後，全國高校的納粹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領導體制發生變化。大學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長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長任命，大學評議會和各系僅僅保留諮詢權。大學內部推行「領袖原則」，校長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擁有全權。領導體制的改變往往同安插納粹骨幹結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學竟由一名獸醫擔任校長，因為該獸醫是衝鋒隊員。他下令在柏林大學開設25門種族學方面的課程和86門同獸醫有關的課程。[71]

  大學教師隊伍中的猶太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和社會民主主義學者很快失去教職。據統計，納粹黨執政不久，全國有14.3%的大學教師和11%的大學教授（約1200人）被解僱，而在教育學院這一級，全國竟有60%的講師被解職。[72]在五年內，官方學術機構中45%的成員被更換。[73]其中包括20位曾經獲得或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被免職的教師中，約1/3是種族原因，其餘為政治原因。[74]如波恩大學教授保羅·卡勒（Paul Kahle，1875—1964），原先有著較高的聲望，同教育部官員的關係也不錯。然而在1938年11月反猶「水晶之夜」後，由於其夫人與大兒子一起到一家猶太人商店逗留了五分鐘，他遭到當地《西德意志觀察家報》（Westdeutscher Bebachter）長篇文章的抨擊，其兒子被波恩大學開除學籍，夫人遭到秘密法庭審訊，自己也被停職檢查。最後不得已全家逃離德國，流亡英國。[75]

  總的來說，在納粹統治時期，高等學校教師是當局最不信任和最予蔑視的一種職業，並認為必須對之進行清洗和控制。納粹黨全國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竟公開攻擊高級知識分子說：「一個科學家以一生發現一個細菌而自誇自得，而一個清道夫一掃帚就能把一千個細菌掃入水溝。」[76] 1938年，納粹黨弗蘭克尼亞大區領袖、臭名昭著的反猶政論作家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在柏林發表演說，也攻擊說：「如果我們把全國大學教授的腦袋放在天平的一邊，把元首的大腦放在另一邊，你們認為哪一邊的分量更重？」[77]部分大學生跟著鸚哥學舌。1933年4月19日，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縮寫NSDStB或NSD Studentenbund）的一名領導人說：「當德國大學處在危機之中時，我們無法對幽閉在密室中的精明修士們產生敬意……大學不能再為單獨的個人提供講課或培養學生的空間。是時候了，我們要反對單獨的個人，反對來自資本主義社會和自由主義溫床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使者。新型的大學將從自由主義共和國的『自治』學術機構中脫穎而出。」[78]

  納粹黨在大學裡發動群眾性的清洗運動。1933年4月13日，上述納粹大學生聯盟在全國各大學張貼一份題為《反對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學生12條守則，其中稱：「猶太人只會像猶太人那樣思維，他如果寫德語，那他就是在撒謊……非德意志精神應一律從公共的書店中徹底清除……我們要求根據德意志精神思想上是否可靠來選擇學生和教授。」[79]相比於教師，大學生中傾向於納粹黨的人數在該黨上台前就略多些。1931—1932年，納粹大學生聯盟在很多學校的學生會選舉中占了優勢。納粹掌權後，當局更注重唆使大學生起來充當大學清洗運動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學生按照納粹的政治觀點對教師實施監督，對所謂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師進行誣告、誹謗以致動武，毀壞其名譽，在其講課時進行搗亂，直至把教師從講台上硬拽下來。在馬爾堡（Marburg）大學，一名法學教授在講授羅馬法的課程中表達了納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觀點，當場遭到學生們的公開羞辱。[80]

  當局採取多重措施加強對大學教師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重新組合，其高校部分於1935年重組成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教師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Dozentenbund，縮寫NSD Dozentenbund），作為納粹黨在大學裡實施控制的有力工具。按照規定，該聯盟有責任「按照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據此，每個大學都成立了包括全體教師的大學教師協會，直接受民族社會主義大學教師聯盟主席的統一領導。在實際運行中，該大學教師聯盟連同各校的大學教師協會，主要掌管大學教師的挑選和培養工作，開設對在職教師實施政治培訓的學習班，舉辦對新教師實施任教前為期6周訓練的教師營。教師營對成員實施軍事訓練，負責人對營內每個成員的政治見解和性格加以分析，作出書面鑑定。納粹當局還對新教師實行全國統一的大學教師任職資格認定，重新設置「有大學任教資格的博士」頭銜，獲得這一頭銜的主要標準不是學術水平，而是納粹政治思想標準，包括教師營提供的鑑定書。當局尤其重視大學教師的職稱晉升工作，把它作為控制教師隊伍的重要環節。晉升教授職稱注重政治態度，其中包括在訓練營里的表現和納粹相關組織的評語。1937年1月，納粹政府頒布《文職人員法》（Beamtengesetz），這一法令同樣適用於教師，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控制。該法規定，教師必須是納粹「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準備「隨時無保留地保衛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教師都必須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81]

  在納粹當局的高壓控制下，德國的高級知識分子隊伍發生分化。一部分賣身投靠。法學家恩斯特·魯道夫·胡貝爾迎合納粹當局旨意，撰寫了《大德意志國家憲法》一書，聲稱「不存在國家必須尊重的、先於國家或離開國家的個人人身自由」，指斥學術自由的傳統阻礙了科學「與人民內在的發展保持步調一致和站在民族復興的前列」。[82]弗賴堡大學校長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發表演說，鼓吹革新大學精神，「使教授同學生一樣，通過勞動服役、軍事服役和科學服役三種形式報效民族」[83]。物理學家菲利普·萊納德（Phillip Lenard，1862—1947）和約翰內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攻擊愛因斯坦，他們依靠官方力量獲得「德意志物理學」專家的正統地位。[84] 1933年3月，由少數學者牽頭，300名大學教授在一份支持納粹黨的呼籲書上簽名。[85]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國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聲明》上簽字，呼籲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抵制境外對納粹政權的敵視性批評。[86]在被免職的學者離校時，大部分同僚都不為所動。個別的講師，甚至趁火打劫，依靠當局的力量獲取夢寐以求的教授職位。據波恩（Bonn）大學教授保羅·卡勒回憶，該校講師卡爾·施密特（Karl Schmidt）因沒有學位，儘管經常代行生病教授羅默（R?mer）的職責，但長期得不到正式晉升。

  

  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私人談話中，他猛烈抨擊中央黨的政策，認為該黨的政策導致他長期得不到提升。納粹黨執政後，他適時地轉向納粹主義，並成了一名積極的追隨者，如響應號召經常參加體育鍛鍊活動。1935年，他取代羅默成了教授，兩年後擔任波恩大學校長，直到1939年離開波恩。但這時他已經獲得了「啤酒施密特」的綽號，整天挺著大肚子，飯桌上經常放著七大壺啤酒，並以此為豪。[87]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起而反抗納粹暴政。基爾（Kiel）大學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開發表演說，極力維護學術自由，指出學術發展同一種自由的社會制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88]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庫爾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882—1955）極力反對取消教學自由，認為「如果學生自己有權決定誰能應試，如果督促學生按照政治觀點監督教師講課，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據自己時髦的觀點來斷定書籍或教師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麼實際上便取消了教學自由」[89]。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學校長霍珀（Hoppe）在舉行於馬爾堡的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上呼籲：「我必須特別強調教授候選人學術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認候選人的思想和政治態度必須得到保證，然而如果他沒有學術能力，我們就將一無所獲。學術能力無疑應該置於首位。」[90]但當時大部分學者聽天由命，對現狀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規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學學生會（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縮寫DS）就發出呼籲，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學的全日制大學生，必須擁有德意志血統，母語為德語……而不論其國籍如何」。三天後，即4月25日，政府發布《防止德國中小學校和高等院校過度擁擠法》，規定要削減高等院校的在校學生人數，即取消高中畢業生自然獲得高校入學資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實行給各州下達高校招生配額的辦法，減少入學人數。在實際運行中，政治可靠度成為招生的重要依據，希特勒青年團員、身體強健者、雅利安人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按規定，猶太學生的人數比例不得超過猶太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即1.5%。[91]

  縮小高等教育規模的方針，以及全國上下輕視科學輕視知識，知識分子的經濟收入也不高，所有這些因素，導致高等院校教師和在校學生人數下降。1920—1933年的魏瑪時期，德國共有2333名學者獲得大學任教資格，而1933—1944年的納粹統治時期降為1534名。[92] 1932年全國高校學生註冊人數為11.8萬人，1938年降到5.1萬人。面臨1937年起全國出現的科技人員和醫生緊缺現象，納粹當局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如給予理工科學生一定的津貼，允許無高中文憑的職業競賽優勝者進入高校學習。戰爭爆發後，又允許在軍隊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優先進入大學。1943年大學生註冊人數回升到8萬人。大學生的專業結構發生變化，攻讀工程技術的比例從1935年到1939年增加了1倍。

  大學的教學體制也發生很大變化。原來的教學制度受到政治活動和軍事性訓練的衝擊。1937年，政府教育、科學與國民教育部發出通知稱：「大學生由於參加訓練營等各種活動而導致缺課，不應該影響他們的考試成績。」[93] 在課程設置上突出納粹主義政治教育，自然科學課程強調直接為軍備建設和經濟復興服務，大幅度削減基礎知識的教學。每個大學生在學期間，需要從事為期四個月的勞動服役，為期兩個月的衝鋒隊服役，每周還要從事三小時的強制性體育鍛鍊。大學生從勞動服役營回校後，還需要定期進入設在校園內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他們在那裡同吃、同睡、同起床，共同從事早鍛鍊，每周接受數次政治教育，以進行政治改造，經受體質鍛鍊，加強紀律性。[94] 對此，納粹官員在對大學生的講話中稱：「真正的、偉大的、實踐性的學校不是在大學裡，也不是在文法中學裡，而是在勞動營里。只有在那裡，課程和說辭停止了，行動開始了。」[95]

  當局還加強對在校大學生的控制。1933年，前述納粹大學生聯盟成為各大學學生會及其聯合組織德意志大學學生會的上級組織，以後該聯盟又被確定為納粹黨的分支組織。1934年2月7日，一項關於德意志大學學生會的指令稱：「德意志大學學生會是全體大學生的代表，它保證大學生們能夠充分履行對母校、民族和國家所承擔的職責。通過衝鋒隊服役和勞動服役，通過政治教育，大學生能夠成為一名真誠和光榮的德意志人，並無私地為民族和國家服務。通過與大學的有效合作，大學、民族、新一代大學畢業生三者之間將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關聯，這些大學畢業生紮根於民族，有著強健的身體和堅定的信仰，又具有必要的知識水平。……大學生的軍事訓練由衝鋒隊的大學辦公室負責，其政治教育則由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負責。」[96]

  1934年，當局發布了《德意志大學生十誡》，作為大學生的行為準則，主要內容為：

  1.德意志大學生，你活著，並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履行對民族的義務！你要成為的，是一名真正的德意志人。

  2.對一名德意志男人來說，最高的原則和美德是他的榮譽。對榮譽的損毀只能用鮮血來償還。你的榮譽就是你對民族和你自己的忠誠。

  3.要成為一名德意志人，必須要有堅強的個性。你必須為德意志精神而戰，追求德意志民族的純真。

  4.不存在無拘無束行動的空間，只有聽從命令才有更多的自由。德國的未來取決於你的忠誠、熱情和尚武精神。

  5.無追求者將一事無成。如果你不燃燒自己，你就不會成為火焰。大膽地表達出自己的讚賞與敬畏。

  6.一個人可能生下來就是個民族社會主義者，但更多的人是通過訓練成了民族社會主義者。加緊訓練吧。

  7.一個人超越命運是因為他有勇氣挑戰命運。一個意欲殺害你而未遂的事件，反而會使你更強大。讚美會使你更堅強。

  ……

  9.在你履行職責時，要像領導人般地堅韌，大膽地作出決定，不要低估人類的弱點，要顧及別人的需求，嚴於律己。

  10.成為同志！要勇武和自律。要以自己的一生成為他人的榜樣。與他人的相處之道是你成熟的標誌。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要一以貫之。元首是你的榜樣。[97]

  納粹當局的胡作非為給德國的高等教育造成極大損害，大學的科研水平和教學水平急劇下降。由於區分自然科學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德國脫離了世界科學發展的前沿陣地。生物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學科，根據納粹主義的觀點重新改寫，其科學性日益減少。種族學、優生學、國防研究等大行其道。為了注釋納粹主義理論而興辦的研究所，如新德國歷史研究所、猶太人問題研究所和黨衛隊的遺傳研究所等，研究對象的科學性更是遭到扭曲。不僅大學生人數減少，而且他們的正常學業受到衝擊，素質和水平都急劇下降。由於知識分子經常遭到納粹當局抨擊，教師更是經常受到清洗和干擾，青年普遍不願當教師。高校學生中師範生的比重從1935年的16%降到1939年的6%。[98]這種狀況甚至影響到德國的戰爭經濟，因而戰爭期間納粹當局採取某些提高腦力勞動者社會地位的做法。戈培爾曾向全國宣告：腦力勞動者屬於「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他們以及他們的勞動價值不容貶低。[99]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整個教育體制，因而也無力改變原有的狀況。

  納粹統治時期的中小學教育，與魏瑪時期相比也發生很大變化。雖然其中有些舉措同魏瑪時期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兩者的內涵卻截然不同。

  私立學校受到排斥，排斥手段包括取消稅收優惠條件，規定公務員和軍人不得將子女送入此類學校，在關於此類學校存廢的公民投票中使用作弊手段，等等。1933—1934年冬春，由普魯士州起始，隨後其他各州先後跟上，將私立學校的領導體制改成「領袖原則」，教師的決策參與權被剝奪，代之以個人決斷。最後，在教育「一體化」的口號下，此類學校全部被取消，以保證納粹當局能嚴密控制全國的全部教育環節。納粹黨在《二十五點綱領》中曾經提出打破受教育的特權，「要求不分等級和職業，由國家出錢培養具有特殊天賦的窮人孩子」。因此，取消私立學校，統一各校的收費標準，也是為了配合關於建設民族共同體、破除以經濟條件為背景的中小學入學特權的宣傳。除了私立學校，其他類型的學校也被大量取消。從1937年3月20日起，各種類型的中學實施重組，從原先的近70種類型縮減到3種類型：語言中學（Die Sprachschule）、實科中學（Die Realschule）和文理中學（Gymnasium）。女子中學主要集中到語言和家政兩種類型。[100] 語言中學和實科中學是20世紀20年代興起於普魯士的中學類型，但納粹統治時期又有所變化。前者不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強調的是德語、歷史和地理課程；後者是一種縮減了課程的鄉村中學，招收年滿12歲的學生，提供為時六年的教育。文理中學教學質量很高，它為學生提供獨特的畢業證書（Abitur），這是進入大學的重要依據。1938年，全國的中學生里，83.3%在語言中學求學，5.3%在實科中學，11%在文理中學。

  德國在第二帝國時期，除巴登和黑森之外，全國的小學大部分是教會學校，地方和區一級的學校監督權多半掌握在教會神職人員手中。魏瑪共和國時期，民主主義者普遍要求取消神職人員對學校的監督，並以非教會學校取代教會學校。天主教中央黨和右翼保守勢力則極力要求保留教會學校。結果，學校的非教會化問題未能解決，全國約4/5的小學仍保留其教會性質，在巴登和黑森兩州則以教派混合學校為主。納粹當局對中小學也採取非教會化的方針。當然，其目的不是用科學取代宗教，而是為了全面控制學校，以納粹主義的新教義取代基督教教義。不過，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納粹當局在學校非教會化的步驟上，進展是比較緩慢和溫和的。

  納粹黨執政之初，希特勒為了獲得教會力量的支持，曾在1933年3月23日聲明，「准許並確保基督教會對學校和教育具有影響」。同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同羅馬教廷簽訂的宗教協定，確認教會的辦學權利，承認宗教課是正式學科，並給予教會以監督權。隨著納粹統治的鞏固，從1935年起，當局著手將教會學校改為公共小學。它主要是通過重組後的「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來從事這項工作，並使用向學生家長施加壓力的手段。結果，在天主教影響較大的慕尼黑，兩年內93所天主教小學中的75所改成了公共小學。[101]從1937年起，納粹當局採取措施，逐步壓縮、貶低甚至取消中小學的宗教課程。在很多學校，宗教課從第一節換到最後一節，使其很容易被忽略掉。宗教課的總數也從中學階段每周18課時減至12課時，小學階段每周31課時減至15課時。職業學校中的宗教課被取消，理由是學生可以把時間花在更為實際的課程上。[102]在當局的鼓動下，越來越多的教師同意用「一種上帝的種族視角」去取代宗教。1936年，全國18.5萬名教師中，只有376名宣稱自己是「新異教徒」（Gottgl?ubig），但到了194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3143名（當時教師總數為17.1萬名）。[103]不少教師用嚇唬的辦法逼迫學生家長簽字，讓孩子放棄宗教指導課，改為選修意識形態指導課。如一位教師這樣問一名學生：「你的父親是幹什麼的？」在得到「郵遞員」的回答後，他恐嚇說：「如果他不簽字，他就會看到將要發生什麼，他將不得不去掃大街。」[104]更多的措施直接指向孩子。符騰堡（Württemberg）某個地區的小學生們被告知：他們的宗教指導課將不再有分數，而只有意識形態指導課的成績會被寫入每年的成績報告單；打算繼續升學的學生將不再進行宗教課考試，而只需考意識形態課。對缺席意識形態指導課程的孩子，他們還設法予以處罰。如有一次，一些缺課的孩子被集中到一個房間進行聽寫測試，題目很難，連平時成績最好的學生也錯了7道。於是，表面上作為對這種成績的處罰，所有的學生在第二天被罰以課後留堂，從下午2點留到4點，有幾個甚至留到了4點半。[105]到納粹統治後期，教會對教育的影響被壓縮到最低限度。

  政府保留了魏瑪時期確立的四年制小學為最基本教育的制度，但在中學階段強調實行雙軌制，擴大職業教育，大力發展專科學校和技工學校。德意志勞動陣線領袖羅伯特·萊伊經常鼓吹要使每一個德國工人成為一名技術工人。

  中小學的管理體制也強調「領袖原則」，在1933—1934年逐漸取消了教工參與管理的權利，推行校長全權負責制。甚至連「家長理事會」（Elternbeir?te）[106] 也被取消，代之以「學校共同體」（Schulgemeinde），該機構的成員由希特勒青年團領袖提名，經校長向當地黨組織諮詢後任命，成員包括教師、家長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團代表。[107]其權力同家長理事會相比，被大大縮減，僅擁有諮詢權，沒有否決權。

  教育中大力貫徹種族主義原則。猶太兒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趕出「德意志學校」，劃入專設的猶太學校，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後連猶太學校也被關閉。在德國侵占的東歐占領區，小學以上的學校全部被取消。一份由希姆萊秉承希特勒旨意起草的備忘錄規定，東部非德意志居民最多只能設立四年制小學，目標僅僅在於讓孩童學會500以內的簡單計算，書寫自己的姓名，能按上帝旨意服從德國人，做到誠實、勤勉和馴服即可。除此之外，東部地區不得有其他的學校。[108]而對德意志家庭則多方照顧，尤其是多子女的德意志家庭，可享受減免學費的優惠政策，以便同當局的種族生育政策相配合。例如，普魯士州的德意志血統家庭，第二個孩子可減免1/4的學費，第三個減免1/2，第四個起全部免費入學。[109]在納粹統治時期，以家庭經濟狀況為依據的受教育特權，被另一種特權取代，即注重種族條件和政治條件的受教育特權。納粹狂熱分子家庭，尤其是納粹官員家庭，其子女常常獲得進入較好學校的優先權。

  政府還為全國的中小學規定了統一的禮儀，以強化納粹主義的氛圍。1934年12月18日，內政部頒布一項政令，其中規定：「教師和學生在學校內外相遇時都要互致德國式問候（希特勒問候）。每堂課開始時，教師必須走到全班學生前，立正，抬起右臂，高喊『希特勒萬歲』；學生們也必須抬起右臂，回以『希特勒萬歲』。下課時，教師和學生同樣互致德國式問候。平時，學生在校內遇到任何教師，都必須以合適的姿勢行舉臂禮。在校內舉行天主教宗教儀式時，儀式開始時的宗教問候語之前，以及儀式結束時的宗教問候語之後，都必須增添德國式問候。非雅利安學生是否有資格致德國式問候，視具體情況而定。」[110]

  在中小學的教育內容方面，納粹政治教育和軍事體育訓練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希特勒青年團和德意志女青年團的活動，嚴重衝擊正常的教學秩序。威斯特伐利亞一所擁有870名學生的學校，僅1937—1938年一個學期，平均每個學生就損失26.5個教學日。名為「PT科目」（主要內容是越野跑、足球和拳擊）的活動越來越頻繁，1936年以前每年2次，1938年增至每年5次。[111]

  文化學習的內容也受到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嚴重侵蝕。1938年，德國教育中央研究院發布一個關於中學歷史教育的官方指南，其中說：「歷史教學的主題是弘揚德意志民族在內部和外部為身份確認而展開的決定性鬥爭中所表現出的本質性的偉大精神。孩童自然是民族共同體的一分子，通過接受關於德意志民族為自立於民族之林而展開決定性鬥爭的歷史教育，就能使他們尊重德意志的偉大歷史，忠誠於自己的偉大使命，為德意志民族的未來而奮鬥，並尊重其他民族的生存權。歷史教學必須生動，能將青少年帶回到過去，以便他們能夠理解現實，清楚地意識到每一個個體對民族整體所承擔的責任，激勵他們投身屬於自己的政治活動……歷史教學必須讓青年一代清楚地知道，自己屬於歐洲所有民族中歷史最悠久，走向統一的道路最曲折，而在當下新時代開始時又對未來最自信的民族……歷史課程不能採取編年史的形式，向我們的年輕一代展示用時間經線串起來的雜亂事件，而應該像一部戲劇，只抓取具有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在課堂上充分展現。這種重大事件不僅包括取得成功的重要人物，也包括悲劇性人物和悲慘時期；不僅僅取得偉大勝利，也包括遭到慘敗。但必須是偉大的事件。」[112] 在實際運作中，歷史課除古代部分外，幾乎完全局限於講授德意志歷史，並充塞著反猶、反共、反民主的觀點。

  即使像數學和外語這些與意識形態關係較遠的學科，納粹主義的影響也悄悄地從後門塞了進來。以兩本數學教科書為例。在第一本教科書里，第95道習題為：建造一座瘋人院的總預算為600萬馬克，裡面每棟建築的造價是1.5萬馬克，這座瘋人院能夠配置多少棟建築？第97道習題為：照料一名精神病患者每天需花費約4馬克，照料一名下肢殘疾者每天需花費約5.5馬克，看管一名罪犯每天需花費約3.5馬克，很多公務員每天的收入只有4馬克，白領雇員約3.5馬克，非熟練工人家裡每天的開銷不足每人2馬克。a.根據上述數據製作一張示意圖。——據保守估計，全國大約有30萬精神病患者，包括癲癇患者，需要照料。b.依照每個病人每天需要4馬克的照料費用計算，照料這些病人每天總共需要花費多少錢？依照每對新人可以領到1000馬克的婚姻貸款計算，這些費用可以資助多少對新人？在第二本教科書里，有一道習題問：一架現代轟炸機能夠攜帶1800枚燃燒彈，假設該飛機以250公里的時速飛行，以每秒1枚的速度投彈，它在投彈期間能飛行多少距離？兩個彈坑之間的距離是多少？……假設兩架飛機之間的飛行距離為50米，10架此類飛機能引燃多少寬度的燃燒帶？假設這些飛機攜帶的燃燒彈中，1/3命中目標，1/3偏離目標，他們一共能夠引起多少處燃燒？[113]此外，數學課上還花費大量時間學習計算炮彈飛行軌跡和槍炮瞄準的提前量。生物、地理、德語等課程則著重講述種族論和地緣政治論。

  德國中小學生的知識水平大幅度下降。在某地舉行的一次招工考試中，179名應試者中，有94人不知道專有名詞的第一個字母應該大寫，有81人拼寫不出歌德的姓氏。這種狀況甚至引起國防軍的抱怨：「許多申請提升軍銜的候選人在基本知識方面的缺乏簡直令人難以接受。」[114]

  納粹當局對中小學教師實行嚴格的控制。當局對教師的要求，既要政治上可靠，又要求意識形態上堅定信仰納粹主義。[115]希特勒就任總理後不久，不少州即開始清洗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師。1933年4月7日《重設公職人員法》頒布後，清洗工作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僅普魯士州，截至1934年7月29日，中學12928名男教師中，有474人遭到清洗，占3.67%，1824名女教師中，108人遭清洗，占5.92%。[116] 1935年9月24日希特勒發布《元首命令》，授權「元首代表」（赫斯）對新招收的公務員或升職公務員實施政治審查，該命令同樣適用於中小學教師。據此，納粹黨對教師隊伍的控制進一步加強。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在希特勒執政後經過重組改造，成為當局控制中小學教師的有力工具。該組織由小學教師、納粹黨巴伐利亞東邊區大區領袖漢斯·舍姆（Hans Schemm，1891—1935）創建並任主席，1933年1月僅有成員約6000名，但到了年底，成員數猛增至約22萬名，1937年進一步擴張至32萬名，占到全國中小學教師總數的97%。[117] 魏瑪共和國時期，中小學教育由各州自行管理，在黨派和宗教紛爭的影響下，小學和小學教師的地位比較低下，經濟大危機期間在各州政府減職減薪政策的打擊下，小學教師的處境更加困難，1932年7月全國竟有22959名年輕的小學教師沒有獲得長期教職。此時納粹黨徒加緊在他們中間開展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1934年底，有約8.4萬人加入了納粹黨，這一數字占到教師總數的約1/4。1936年，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的成員中，32%加入了納粹黨，而在德意志公務員聯盟中，這一比例只有17%。兩個組織中擔任政治領袖的比重則分別為14%和5.8%，前者中包括7名大區領袖或大區副領袖，78名分區領袖，2000名基層領袖。在農村或偏遠地區，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普遍成為納粹黨的主要助手，有些甚至成為潛在的競爭對手。該組織的章程規定，它有「責任按照民族社會主義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1937年進一步規定其成員必須以納粹主義思想教育德國青年，同時通過灌輸與宣傳「贏得整個民族」。[118]為了改造教師的政治思想，當局舉辦每期為時兩周或一個月的教師營。到1939年，全國已有2/3的教師在教師營中受過訓。教師營的訓練科目和內容，均旨在磨滅教師的個性，強調提高教師的紀律性和身體素質，以便與學生的「體育優先」方針相吻合。營地風格傾向於年輕化，強令50歲以下的教師定期參加「PT科目」的訓練，同學生一樣從事越野跑、足球甚至拳擊，以便受訓教師返校後能夠身體力行，貫徹納粹的教育方針。據1937年12月《漢堡教師報》的一篇關於教師營的報導稱：「制服、野地訓練、歌詠、課程與討論、體育、行軍、吃飯與睡覺，教師們通過這些，培養自己的團隊精神。只有經過這種訓練的教師，才有能力去賞識希特勒青年團，也才有能力按照納粹主義的教育目標從事教育工作。」[119]

  然而，政府對改善小學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卻無所作為。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小學教師短缺的現象開始出現。1936年，全國小學教職中有1335個空位，1937年，上升到2038個，1938年，進一步增加到約3000個。從1938年起，全國中小學每年需要招收大約8000名新教師，而教育學院的畢業生僅為2500名，形成很大的缺口。[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