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劃市場

  周祥千是鄞縣南鄉人，而鄞縣的東鄉人在兩個月前也鬧過一場，領頭人張潮青也被馮太爺關過。

  東鄉靠近海邊，當地人吃鹽都買「私鹽」。私鹽販子與官家特許經營的鹽商競爭很激烈。從價格上說，鹽商爭不過私鹽販子。同樣的鹽，私鹽沒有稅收負擔，鹽商卻要以高價從政府手裡購買運銷許可證，在術語中這叫鹽引，相當於高額稅收。商人想把市場奪回來，只能依靠政府，利用法律掐死私鹽販子。於是鹽商就展開了影響立法和執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戶律·鹽法》嚴禁買賣私鹽，賣私鹽者發配二千里充軍，買私鹽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管住海邊小民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網開一面：沿海的貧難小民，背裝手提少量私鹽，換取穀物，以維持生計者，不在治罪之列。[97]鄞縣東鄉就屬於這種手提肩背的私鹽販子的地盤，名曰「肩引」之地。這種局面從清朝開國一直持續到乾隆（1736-1795年）年間，各方相安無事一百餘年。

  乾隆數次南巡，江南鹽商的銀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將皇上伺候得身心舒暢，鹽商的地位迅速上升。鹽商們藉機擴展市場，經過一系列活動，中央政府批准了鹽商的請求，肩引之地也必須買鹽商的鹽了。從邏輯上說，這項新政策與級別更高的《大清律例》有衝突之處，似乎有點中央級的「土政策」的味道。不過這種現象並不稀罕，從儒家的治國理論到聖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後落實到實際執行的「陋規」，或者翻譯成現代語言，從憲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遵行的潛規則，每一級別的規矩與上一級別的規矩比起來，都難免有些衝突或墮落之處。在這種情境中宣揚憲法或其他正式法規，很容易造成「輿論導向」的混亂，周祥千便大有被儒家經典的「錯誤導向」教壞了的嫌疑。這些話說來容易添亂，我們還是專講鹽商影響政策的努力。

  本書首發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有了中央文件，還要將文件精神落到實處。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買通，鹽商的意願成了官府的決定。恰好一位鹽商的兒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師又到寧波當官，利益加上情面，執法便空前嚴厲起來。多方緝捕，廣為偵察，只要發現誰家的鹽不是從鹽店買的，就要以食私鹽治罪。這不僅增加了消費者的開支，也斷了肩販們的生路。於是衝突日漸增多，肩販和消費者忍無可忍，在張潮青的積極活動下聯合起來，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復原來的鹽界。當地政府派官員下去調查，認為商人確實侵占了肩販引地，失業問題嚴重，長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復老辦法。調查結果報到省里，領導不同意，嘲笑調查者說：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嗎？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間就想辦法鬧。大概在周祥千入獄前兩個月，浙江巡撫（省一把手）到寧波招安海盜，寧波府和鄞縣為了保護領導安全，先整頓社會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這時商人們就攛掇鄞縣的馮太爺將肩販運動的急先鋒張潮青抓起來，馮太爺果然差人將張潮青拿了。

  巡撫到寧波後，東鄉人便進城請願，懇請釋放張潮青。張潮青有一個助手，叫俞能貴，勇悍善斗。他們二位還有一個軍師，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樣也是監生。李芝英善計劃，有謀略，進城請願大概就是這二位組織的。鄉民們恭恭敬敬，在衙門前燃香下跪，求保張潮青。據下一任鄞縣縣令段光清說，馮太爺當時有一個錯覺，以為有省最高領導在城裡鎮著，鄉民必定不敢鬧事，因此任憑鄉民在那裡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們。但馮太爺忽略了一個問題：鴉片戰爭後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裡看不起這個欺軟怕硬、缺德無恥的政府。既然軟求無效，鄉民便改為硬幹，眾人擁入監獄將張潮青搶出。巡撫慌了手腳，放號炮調集正規軍，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個也沒有露面。

  五個多月後，周祥千與縣太爺段光清談起此事，介紹了民眾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領導在鄞縣尚且如此，大家還怕什麼呢？

  搶出張潮青後，官府沒有心氣或能力組織報復，這等於默許了劫獄。於是，咸豐二年二月二十日，鄞縣鄉民再次蜂擁入城，將寧波府和鄞縣縣署團團圍住，先將周祥千搶了出來，再將一向剛愎暴躁的寧波知府押到城隍廟的戲台上，凌辱威嚇，逼著他出了一張平糧價的告示。眾人鬧得性起，乾脆將寧波府衙門搶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燒了。接著又搶掠燒毀了鄞縣衙門，搗毀了徵收錢糧的房屋。得意濃時，鄉民們難保不生出阿Q參加革命的感覺，威風凜凜地將許多城市居民一併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