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整體演變的歷程

  明朝政權的灰幫化或黑幫化，走過了一個和平演變的歷程。

  明初驛遞管理甚嚴，只有很少的軍務和欽差人員可以使用公家的驛站。陸仲亨以侯爵之尊，違規用了公家驛站的馬，便被朱元璋罰往雁門捕盜。這位將軍終於被逼加入了謀反團伙。這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前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縣後，在當地老人中進行過調查，據老人說，近二十年民間比前二十年苦，負擔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負擔重，這就是因為官員的招待費用越來越豐厚了。[80]

  （明）陳全之《蓬窗日錄》卷四中的一則記載，更加精確地支持了這種民間感覺。他說，驛傳之弊，到如今可以說走到了極端。官員無「關」（使用驛傳系統的證明信）而借關，關可以借，便濫借起來。地方官員又乘待客之機自肥自便。例如淮揚驛遞，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證明信大約三千。不過二十年，如今上萬了。所用的船也比過去大，需要三倍於前的縴夫才能拉動[81]。由此可見灰幫化進程的速度：二十年間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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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上萬的過客，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的呢？（明）胡纘宗《願學編》（下）說：「法當入驛者，十無二三。法不當入驛者，十每八九。陸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內民窮財盡，日不聊生，大抵驛傳之致之也。」[82]

  海瑞的抵抗努力失敗後，又過了六十多年，毛羽健向崇禎皇帝匯報說：「驛遞一事，最為民害。」他說，證明信的發放範圍更寬了，不僅互相借用，還轉手買賣了。「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紙。敲骨吸髓，見聞心慘。」他呼籲皇帝懸賞捉拿使用假證明信的人。[83]

  證明信泛濫，實質是敲詐勒索權的擴大。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為例。崇禎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廣西遊歷，他無權免費使用公家的驛傳系統。但是，憑著地方官贈送的馬牌（使用驛傳的證明信），徐霞客卻支使村民為他和僕人抬轎趕路。主僕加上行李，動輒要用七八個夫役。村里人手不夠時，還用「二婦人代輿」——讓婦女為他抬轎。此外還要供他吃喝，有魚有肉，「煮蛋獻漿」。

  在《粵西遊日記三》中，徐霞客記載了崇禎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經歷。這位有馬牌的先生驅趕著夫役整天趕路，傍晚時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眾夫役開始逃散，徐霞客趕緊抓住一個捆上，牽著進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領著僕人挨家挨戶搜，搜出兩位婦女，命令她們去找人搬行李做飯。被捆的人質和他的同伴們也大呼大叫，讓村里人接班。過一會，負責驛傳事務的老人來了，徐霞客說，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孫，不得不來。這老人的兒子是個瘸子。

  吃過飯，上了老人和婦人為他鋪好的床，「予叱令速覓夫，遂臥（我喝令快去給我找抬轎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後躺下）。」

  徐霞客是我們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遊記》也難免凝結著我們潛規則的文化傳統。他旅遊的許多費用，就是憑藉捆綁和鞭撻的官府之威，違反中央規定，轉嫁到了農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農民眼裡，這等橫吃橫喝的過客無異於黑幫。

  崇禎皇帝當然願意整頓，但多次下令都不見效，終於意識到有驛站就有這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於是，他來了個一刀切，砍掉驛站三分之一，沒有驛站了看你們到哪裡去敲骨吸髓。在這次裁員中有大批驛卒下崗，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

  在李自成對明朝開戰的檄文中有這樣一段話：皇上並不太壞，但總是被蒙蔽著。臣下全部結黨營私，絕少有公正忠誠的。於是賄賂和利益都進入官僚集團的腰包，百姓的脂膏都被榨乾了。[84]

  李自成指控的結黨營私，正是我們所說的灰幫化。在古漢語中，「黨」是一個貶義詞，「私黨」更有加倍的貶義，因此就有了灰得發黑的意思。我的疑惑是：在灰色和黑色之間，在灰幫和黑幫之間，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譬如，多收了一萬兩是灰錢，兩萬呢？一億呢？把全縣百姓都榨乾了也湊不夠一億，全體榨乾還不算黑幫嗎？那麼，在一萬和一億之間的哪一點上，在榨乾一個人和榨乾全縣人之間的哪個數上，灰錢轉變成為黑錢，灰幫轉變為黑幫呢？

  我找不准這個轉折點的位置，但我知道，朱元璋創建的明朝和朱元璋推翻的元朝一樣，其統治集團最後都被百姓看作黑幫。元人小令中的名篇《醉太平·無題》說得很清楚：「堂堂大元，奸佞專權，……賊做官，官做賊，……」[85]直把官和賊混為一談。

  遠遠望去，縣官的身份始終處於變遷之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為黑白之間的不同灰度。至於灰到什麼程度可以叫黑，灰在什麼程度之前仍可算白，那是有命名權的人貼的標籤，體現了他們的利弊權衡，與現實利害格局所「局定」的真實身份是兩碼事。

  2002年 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