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潛流的潛作用

2024-10-09 04:38:27 作者: 吳思

  巨量的資源通過潛流網絡流向劉瑾集團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許多太監自稱洒家,尊奉佛教,喜歡投巨資建立廟宇,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旅遊景點,這不挺好嗎?即使不建廟宇,我在劉瑾家產的清單上見過「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寶物[60],這不也創造出了珍貴文物嗎?誰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不合帝國的財政規範,那麼頤和園便是潛流的輝煌結晶了。我們一邊讚賞結晶,一邊罵潛流,是不是應該打個磕巴?

  

  再進一步說,修建頤和園花費的巨額銀兩,轉個身就變成了手工藝品製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錢,從他們手裡再轉個身,又變成了糧農菜農小商小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劉瑾潛流」究竟有什麼不好?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又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升為更大的長期性問題:腐敗且不斷膨脹的官吏集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後邊這個問題泛了些,不容易說清楚,這裡還是收斂一些,揪住劉瑾不放。

  我們可以拿劉瑾與其他千年世界級巨富做個對比,從來源和去向這兩個方面討論劉瑾潛流的影響。

  在排行榜上,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有軟體大王比爾·蓋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這些人財富的來源與劉瑾截然不同。人們主動購買他們提供的產品,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比較高,價格比較低,物有所值,買了之後可以獲得福利而不是損失。

  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後,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於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裡,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體、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2811座圖書館,蓋茨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蹤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份,其中以暴力為後盾的統治者最多,占22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茨、洛克菲勒等)並列第二,各有9位;官場上的貪污受賄者第三,共有4位,中國和法國各占2位;並列第四的有三種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與蓋茨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於1303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於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闆,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於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展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劉瑾的財富,乃是暴力勒索而來的財富,是「血酬」的巨量匯集,潛流的網絡則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順便交代一句:皮茹茲的財富最後在國王們的沒收、賴帳和處罰之下消失了,歐洲的資產階級後來之所以鬧革命,就是企圖控制經常被國王濫用的破壞力。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聖賢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於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於感覺匱乏的比例是10%。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願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並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後不怕洪水滔天,憑什麼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裡,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於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下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颳得心理老大不平衡,於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後的標準結果。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後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在來源方面,劉瑾潛流對百姓造成的損害已經超過帝國稅收,在去向方面,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卻不如帝國開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財富,除了個人消費外,大量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歷史學家的評論里,譬如在司馬遷的評價中,秦帝國一統天下是一件大好事。[61]司馬遷說,秦帝國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戰爭,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獲得了當時天下的擁護。忽必烈也有同樣的功能。他打通了亞歐大陸的貿易通道,維護了秩序,平息了戰爭。秦帝國和元帝國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長城的時候,在治理黃河的時候。長城和黃河畢竟關係到公共福利,而劉瑾的錢根本不會往公共福利上投。據我所見,劉瑾的開支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家奴的收入,龐大的家奴隊伍又狐假虎威,到處敲詐勒索,也就是說,劉瑾的開支製造出來更多的小劉瑾,更多的掠奪者,而不是阻止掠奪的設施。

  我好像把劉瑾說得一無是處了。這有點不公平。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劉瑾並沒有把家產轉移到國外,他甚至從日本使臣那裡敲了一萬兩銀子的賄賂,如此說來,劉太監也可以算愛國人士。不過,他對邊防和國力的損害又遠遠不止幾萬兩銀子。另外,從當時人的角度看,畢竟劉瑾為手工藝匠人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業崗位,不過,他剝奪的就業機會又要多得多。從後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製造和保留也要托劉瑾之流的福,不過,沒有劉瑾,我們的祖先可能要少經歷許多戰爭,少被人家掠奪多次,有機會創造並保留更多的文物。劉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小成績還是有的,整體上卻得不償失。

  但劉瑾還是留下了一項確定無疑的功績,思想建設方面的功績,這是幾乎與劉瑾同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啟發我想到的。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據說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皇。他的腐敗和放蕩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再虔誠的信徒也無法繼續相信這傢伙可以代表上帝,於是就轉向自己的內心尋找上帝。

  劉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後一個高峰,逼出了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成就。在劉瑾「杖責」為大學士劉健說情的眾御史的時候,王陽明是國防部的一個處長(兵部主事)。王陽明跳出來為眾御史說情,說杖責御史將堵塞信息通道,不利於皇帝全面了解情況,不合聖賢的教導和祖先的規定等等,說得堂堂正正,無法辯駁。劉瑾根本就不辯駁,下令打了王陽明四十廷杖,又在監獄裡關了數月,然後撤消幹部身份,貶為貴州龍場驛丞,當了偏遠地區的小郵局兼招待所的職工頭頭。

  王陽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為,追問自己到底要什麼,尋找支撐正義行為的精神力量。最後他發現那力量無須依賴外人的獎罰,因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名曰「良知」。「良知」被後世的哲學家們罵作主觀唯心主義。我讀不明白這些唯心唯物的高論,只見那些認識的字句在眼前飄過,卻一句也不能落入心裡。但我卻可以從心底理解王陽明。他在惡人得勢、好人倒霉的處境中冥思苦想,以決定自己未來如何生活,在這種處境中的人們應該如何生活,要不要繼續自找倒霉,等等。換了我也會苦想,儘管未必能想出他那種簡潔有力、以聖賢之道為根據的觀點。我認為他的觀點的正確性不足一半,但我仍然替王陽明高興,他找到了一種善行的基礎,找到了對抗「欽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安寧和解放。

  總之,上述比較表明,劉瑾潛流的潛作用幾乎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就這樣走上了死路。

  好在還有希望。法國和中國一樣也出產劉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國在英國鄰居的挑戰下洗心革面,繼而脫胎換骨,八九十年後初得正果。法國走得通,中國更大更集權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終卻也應該能走通。從戊戌變法開始洗心革面,中國一路血雨腥風地走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2001年 5月13日


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