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博命集團及其制度背景

  在討論賣命問題時，我們沒有提及社會環境。至少有兩點環境因素，不提出來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劉某是自耕農，免了租子，就不至於去當土匪。不過，要求地主不利用爭奪佃權的形勢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這裡。

  二是政府失職。按照正式規定，遭遇災荒，農民去縣衙門報告災情，不僅可以免稅，還可以獲得救濟。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作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錢護住血線，任憑匱乏突破生死邊界，製造出「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龐大群體，然後再耗費大筆軍費剿匪殺人，這正是我們中國人非常熟悉卻又徒喚奈何的官府慣技。

  血線防護的缺失，這是社會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線的制度，具備了魯迅所謂的「吃人」特徵。

  在血線失守的社會裡，官與匪的界限難以劃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樣很難劃清。民國初年，嚴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縣作調查，縣長向他訴說了這種難處：

  縣長說，在兩年縣長任內，他對於災荒的事件窮於應付。他說，別處的災民跑來我縣搶走糧物，老百姓就來告他們的狀。可是我無能為力。因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並不是土匪而是災民；第二，我沒有那麼多的警察和衛兵去抓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們，也沒有那麼多牢房收容他們。

  當我說這些老百姓（這些土匪）是捉不完時，他們就控告他們的親屬、叔舅、表兄弟等，並要我去抓他們。在過去株連親屬是合法的，但是現在的法律是不允許株連親屬的。於是老百姓就說我包庇匪類，或誣我貪贓納賄。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個悲劇，我們縣到處災情嚴重，全縣老百姓都去當了土匪。到處你都可以聽到強盜、綁票和暴動的新聞。我簡直沒有辦法行使我這個縣長的職能，因為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們實際並不是匪而是災民。[44]

  在這個故事裡，縣長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難。說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災民。說是災民，他們又鋌而走險，幹了謀財害命的勾當。為了避免道德判斷，我們不妨使用「博命集團」這個中性稱呼，只關注他們以命換物的特徵。這個集團在暴烈程度、專業程度、違法程度、臨時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寬的跨度。

  據《東方》雜誌第30卷第1號報導[45]，1934年旱災之後的江浙地區，災民無米充飢，便紛紛涌往富戶商家搶米。他們所用的辦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動。僅浙江一省，發生較大規模搶米騷動的就有嘉興、海寧、桐鄉、長興、臨安、蕭山、嘉善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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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的鬧荒，不但表現在搶米分糧方面，而且表現為焚屋焚倉，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將他們視為「匪」而大肆鎮壓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便背井離鄉，甚或真的淪為匪寇了。

  ——由此可見，在臨時土匪和平民之間，還存在鬧荒這樣一種過渡狀態。鬧荒有比較明顯的道德合理性。任何產權安排，任何權利設置，任何法律規定，如果大規模地漠視人命，貶低人類之最要，恐怕都難免遭到血的報應，為這種制度辯護也難以令人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