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贖票：買命計算之一
2024-10-09 04:37:52
作者： 吳思
最典型的買命，即以錢換命，發生在綁票和贖票的交易中。關於這套規矩及其術語，蔡少卿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土匪》[30]中寫道：
如果土匪綁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這種行為就叫做「請觀音」。如果綁架到一個有錢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頭肥豬，稱之為「拉肥豬」。如果綁架到財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贖票的價格和付款時間的限制，匪首根據被綁戶的經濟狀況和具體要求評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綁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這年輕婦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種特殊的「快票」，即當天付款當天贖回。如隔夜再贖，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別快，索價比較低。贖票除用現金外，鴉片、糧食、武器、馬匹等均可抵償。
土匪勒贖票價的高低，沒有統一的規定，主要根據被架者家庭的殷實狀況，同時也隨時間地點之不同而有所變化。據陸軍少將錢錫霖1918年報告，「山東土匪搶架勒贖，動輒數萬元，少亦數百元。」（陸軍部檔1011，2，269）這個報告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時報也載，1917年，「濮縣鹽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為匪架去，聲稱贖資六萬元。」（時報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東土匪毛思忠攻陷曹縣，架走紳民楊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屬邀公民李翔臣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處求情。毛思忠云：「汝來義氣可欽，看汝之面，減去一萬元。回籍後速備軍費二萬元送來，即放六人去也。」（時報，1917年9月11日）。
山東土匪的搶架勒贖，後來發展為四處搶掠，逢人即架時，票價就降為「三百元，百餘元，十元即可，甚至無錢可繳者用雞子一百個亦可贖票。（時報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架票勒贖的情況，與山東土匪相似，「從前只拉富戶，今則不論貧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陽地方的土匪竟揚言：「貧富都要，不值一雙鞋，亦值一盒紙菸。」（時報1927年7月31日）
綁票術語，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吊羊、接財神、請豬頭、養鵝生蛋、票、肉票、架票、綁票、新票、彩票（富人）、當票（窮人）、土票（農民）、花票（女人）、水頭（票價）、壓水（說票者）、叫票（講票價）、領票（贖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質）、票房（拘留肉票之處）、票房頭（管票房的頭目）、葉子（肉票）、葉子官（看管肉票的頭目）、濾葉子（審問拷打肉票）、撕票（殺人質）。
我們詳細分析一下這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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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謂買命，譬如買兒童人質的命，意味著兒童的性命在土匪手裡，兒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土匪掌握了人質的性命，卻不在乎人質的生死，只關心錢。人質的親屬關心孩子的生死，不那麼在乎錢。即使不算親情只算錢，養育兒童的花費，兒童未來對家庭的貢獻，也是一筆可觀的大數，而對土匪來說，這個數字無非是綁架、看守和餵養人質的那些花費，感情更是扯不上。對同一條性命的估價如此不同，這就是交易的基礎。
其次，票價差異巨大，因為肉票的價值確實不同——贖命者的支付意願和支付能力不同。這一點無須解釋。不過這個道理隱含著一個邏輯推論：當平民百姓普遍貧窮時，綁票也會逐漸無利可圖，我們看到，票價已跌得不足十年前的十分之一。這時候當土匪的風險依然，收入卻未必足以餬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當，大亂便可能轉向大治。真所謂物極必反。另一個推論是：所謂「吃大戶」，「劫富濟貧」，號稱也是一種道德，其實在經濟上這是合算的買賣。後來競爭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戶頭上。勢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經濟選擇說成道德選擇，未免有既當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濾葉子（審問拷打肉票），叫票（講票價），這些都屬於定價程序，是綁票者確定贖票者的支付能力的過程。這方面出現誤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後還要注意，掏錢贖票者並不是人質本人，而是他的親屬、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對人質的性命的估價，對人質生死與自身利害關係的預測，直接決定著掏不掏錢，掏多少錢。這道彎子可以繞出無數離奇故事。
我所見到的最離奇的買命故事，是一個英國人講述的。[31]
1932年9月，兩個英國人，醫生的女兒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國洋行的雇員，在遼河邊上的牛莊被中國土匪綁票。土匪為這兩張洋票開出了天價。
下邊是土匪寫給人質父親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經收到，但數天來何故遲遲不復？波利女士的贖金為70萬大洋，科克倫先生為60萬大洋，外加100枝步槍、3萬發子彈、200盎司上等煙土、50碼黑緞、100隻金戒指、30隻金手錶、2挺重機槍、5萬發子彈、4枝毛瑟槍、120把左輪手槍、120枝來福槍並配子彈。倘若一個星期內不予答覆，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倫先生的耳朵奉上。倘兩個星期內不見答覆，就斃了他倆。萬勿以為我等心慈手軟，僅危言聳聽而已。不照此辦理，定然說到做到。
信里還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內撤出滿洲，他們就無條件地交還洋票。
價格如此巨大，就連印加國王的命價都不及此數，但土匪硬是開出來了。對此，綁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對話。
波利說：「我倆都是小人物，你怎麼老是看好我們值一大筆錢，肯掏錢救我倆的只有我父親，可是他的錢根本就不多。」
「你們政府會掏錢的。」他肯定地說。
「不，不會的。他們為什麼要掏錢？假如你們中誰被綁架了，你們的中央政府會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錢嗎？當然不會，你心裡一定很清楚，對政府來說，你我都算不了什麼。」
「那麼讓日本人掏錢，他們有責任，就該負擔這筆錢。」
「我轉過臉去，不耐煩地聳聳肩。關於贖金的爭論，每次談到這裡就卡住了。隨你怎麼解釋，北霸天總認為日本人應該、能夠而且願意為我倆出錢的。」
離奇的是，後來日本人確實掏錢了，他們出面談判，達成了協議，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馬車拉著兩個紅色的大箱子，裝了嶄新的票子，從中國土匪手裡贖回了英國人質。這就意味著，中國土匪看得比較准，比英國人質更清楚地認清了形勢，算清了利害。
據說，由於人質危機，英國海軍開進了中國內河，威脅日本說，如果他們不解決此事，英國就要自己解決。這樣一來，英國人質的生死就成為英國介入滿洲，干預日本統治的藉口。日本人不能讓這個藉口成立，英國的介入對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太不利了，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錢。在這裡，英國人質的命價，取決於日本人肯花多少錢避免英國軍隊介入所造成的麻煩。
官府在贖票問題上的計算和謀略還可能更加複雜。人質親屬贖票的計算比較簡單，只要考慮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則不然。首先，官府憑什麼掏錢？人質是官員的兒子嗎？其次，如果面對某種壓力，譬如面對國外政府的壓力，政府不得不贖票，那也要考慮讓土匪得逞的負作用。贖票和退讓可以解決眼前危機，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勵，卻給將來造成了更大的隱患。這是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換算。總之，官府與親屬一般是有矛盾的。親屬贖票不必考慮外部效應，政府則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親屬是親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國的助理教士F. Strauss先生在湘西的洪江一帶被土匪綁架，土匪開價12萬。傳教士在《被湘匪綁架的80天》[32]中寫道：
迄今為止與土匪的所有談判都失敗了。土匪們堅持他們的要求——錢或生命。考慮到我的生命有危險，洪江的將軍們不敢對土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但為我支付一大筆贖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於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辦法。
最後，這場人質危機是拐彎解決的。當地駐軍的首領張將軍答應收編一股土匪，但是有一個條件：釋放傳教士。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與綁架傳教士的土匪談判，用800吊銅錢從綁架者手裡贖出了傳教士，然後完成招安。
這個價格似乎只比當時的土票稍高一點，不足12萬開價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夠成交，是因為另有一種利害計算。這股土匪不能敲詐另外一股土匪，不給面子，就意味著將來結仇，在長期關係中處於受威脅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風險。通過這一系列算計，官府沒有讓步便救出了人質，贖票者沒花多少錢就得到了招安，綁匪沒有白忙還撈了人情，大家都高興，危機就這樣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