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推想：匪變民

  依據血酬定律，再引入生產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在王陽明筆下，江西土匪從事耕作的背景有兩條。一條是官府創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鎮的防範越來越嚴，同時官府開始練兵，準備剿匪，搶劫的風險增大了。另一條是土匪數量在兩三年內增長十倍，從三千多人發展到數萬人，民眾貧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搶劫收益勢必下降。這兩項背景意味著：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橫行的地點和時代，又有被土匪綁票的親身經歷，他如此描寫土匪造就的環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鄉鄧縣說，大約從1928年到1933年，東鄉由紅槍會控制，西鄉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區因農民流亡，形成幾十里荒草區域，當時縣政府上報的荒地有四萬頃，雖然可能有誇大，但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我曾經進入荒區看過，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亂飛，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處處。」[11]

  試想，這幾十里土匪控制區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搶劫很危險，倒不如以打獵為生。這樣一來，土匪就開始向勞動人民轉化了。

  據民國版的四川《溫江縣誌》記載：由於張獻忠的屠殺，溫江縣境內「人類幾滅，劫灰之餘，僅存者范氏、陳氏、衛氏、蔣氏、鄢氏、胡氏數姓而已。順治十六年（1659）清查戶口，尚僅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12]

  民國《簡陽縣誌》卷十九，食貨篇：「簡州賦役，……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

  溫江和簡陽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資源潛力足以供養數十萬人口。如此大片地區「概成曠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縣只剩下一二十戶人家，做什麼營生好呢？此時，綁票或搶劫的搜尋成本很高，人質贖買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環境中，與其當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轉而當吃草的羊。

  不過，土匪種地未必等於當農民。王陽明筆下的土匪自己結寨種地，同時也擄人種地，把他們當奴隸或農奴用。蒙元統治集團和滿清八旗集團早期也做過類似的事，他們用擄來的人口建立了規模可觀的奴隸和農奴制度。

  亂世的農業生產者可能有多種形態，譬如軍屯，莊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態則有塢堡、山寨和土圍子，歐洲則有城堡和領主——都是眾多的農業生產者圍繞著一個暴力核心的社會組織形態。暴力集團的競爭和壟斷程度，對農業生產者的存在形態具有決定性影響。土匪要轉化為標準的中國農戶，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戶，都要以帝國秩序的恢復為條件，即以皇帝為首的軍政組織成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13]

  王陽明剿匪成功，恢復了帝國秩序，加大了當土匪的風險，提高了當農民的收益。於是，許多山賊下山投誠，轉化為農民，王陽明稱之為「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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