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推想：匪變官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本章節來源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6]中寫道：

  廣漢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後，時通時阻，1917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後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等於自絕財源，於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匪頭們鑑於普遍造成無人耕田和人口減少的現象，會斷了他們以後的飯碗，於是也興起一套『新辦法』，用抽保險費來代替普遍搶劫。即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干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隻，月繳五角；養豬一隻，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後繳谷一斗；地主運租谷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又部分地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但是他們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錢財越多越好，人槍也是越多越好。這種分鄉分片自收保險費的辦法，總對他們有了限制，他們當然不能滿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險費的地區，仍有搶劫事件發生。地方首人（當然是袍哥大爺）去報知大匪頭，匪頭只推說某些兄弟伙不聽話，答應清查。有時也把兄弟伙『毛』（引者註：即殺掉）幾個做個樣子，以表示他們的「信用"。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後繳谷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5%—10%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該如何定性呢？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從功能看，土匪收費之後，承擔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有時還殺幾個違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這筆錢又有點公共稅收的意思。

  那麼，土匪徵收的這筆錢到底是什麼東西？我以為，這筆錢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稅收，或曰公共產品的價值，譬如維持治安的費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態之一，即超過公共產品價值的多收部分。以簡明的公式表達：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法酬（血酬）。將此公式倒過來，則得出法酬的定義：法酬=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

  這個公式不僅適用於土匪世界，也適用於皇家帝國。帝國的全部稅費，扣除公共產品的價值之後，剩餘部分便是法酬。

  舉個例子說，儘管我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肯花多少錢雇一個皇帝，但我們知道美國人民以20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柯林頓，俄國人民以3.3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普京，而中國皇帝，譬如頗為節儉的崇禎和他的皇后，僅僅兩個人吃到肚子裡的日常伙食費，每年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中國的工資和物價水平比較接近俄國，就算普京總統一家的伙食開支占了總收入的30%，每年吃掉一萬美元（8.3萬人民幣），崇禎夫婦（不算兒女和眾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7]依此而論，普京家吃掉的一萬美元可以看作人民願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費，視為合理的公共開支，而崇禎夫婦多吃的51萬美元，就要視為法酬了。

  所謂公共產品的價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國時代，只能根據「影子價格」——民主財政體制下的公共開支——估算一個大概。維護公共安全和興修水利道路橋樑總是要花錢的，也是民眾需要的。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官員們的工資也是應得的。皇帝或總統的工作複雜，責任重大，當然還應該享有高收入。不過，皇帝比總統多吃52倍，這筆開支實在無法從公共產品價值的角度去解釋。即使不談民主財政，作為大老闆，明朝皇帝給自己最高級雇員一品文官開的俸祿，每年也不過1044石大米，約折2.2萬美元。考慮到免稅因素，與普京總統的年薪相差不遠，相當於崇禎夫婦半個月的伙食費。

  所謂法酬，在帝國制度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即崇禎比普京或柯林頓多出來的收入；二是官吏們通過潛規則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權的過程中私下交易所得，這種灰色收入雖然不那麼合法，但這筆帳卻不能不算在皇帝頭上。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僱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正如老子和韓非所說，官爵賞罰和軍隊一樣，乃「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

  我們還是接著說第一推想。這個推想也可以解釋李自成的變化。

  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義」時期，一路燒殺搶掠。《明史紀事本末》說：「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盪屠夷。」後來，連打了幾個大勝仗，李自成「席捲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覺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盤。於是行為大變。「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李自成到底是流賊頭目呢，還是仁義之師的領袖呢？這個問題不好答。事實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團的好領導。作為暴力集團頭子，李自成始終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賊燒殺搶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進城後秋毫無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長期法酬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