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河棹》

  妥懽帖睦爾在位的前幾年，劉伯溫在江西高安做縣丞。據劉伯溫說，那三年高安生活談不上壓抑，但也談不上開心。也許換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場的灰暗色調，早已痛不欲生。劉伯溫也有過悲憤，可他是個意志力頑強的人，與其抱怨社會，不如去改變社會。這是劉伯溫一個典型的性格。孔子說，如果沒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劉伯溫卻說，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來的，不是別人給你搭建的。只有庸人才四處找戲台，偉大人物向來都是親自搭戲台，然後唱戲。

  劉伯溫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麼平靜如古井水，沒有波瀾，因為醬缸里起不了波瀾，醬缸里只有陰鬱沉重的屎黃，很難有讓劉伯溫興奮的事發生。

  不過，也不是沒有，《銀河棹》事件就是。

  《銀河棹》是《周易》的衍生書，全名《六壬銀河棹》，有人說是諸葛亮的著作，也有人說是九天玄女的著作，還有人說，根本就沒有這本書。棹指的是船槳；銀河，天漢也，也稱為六壬學。所以《銀河棹》即「六壬學」之船槳也。

  「六壬學」是一門預斷吉凶的學問。天干有十，而六壬學獨取壬，因為壬水屬陽，天一生水，為數之始，壬又寄宮於亥，亥屬乾宮，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干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干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則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稱六壬；另說壬有王形，為諸易之王，故稱壬學。

  

  「六壬學」比起中國其他占卜術還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來源於《周易》，首先由「占時」至「月將」，是無極生太極，再由月將至干支，是太極生兩儀，由干支而產生四課，是兩儀生四象。再發三傳，即發三才。然後再布各天將及神煞，用五行生剋預測吉凶進退。

  其實，中國古代預斷吉凶的學說，論說起來艱澀難懂，但如果入門了，也並不那麼難。東西方預斷吉凶的所謂巫術其實是原始科學，僅以「六壬學」為例，它就是根據嚴格規定的方式來獲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嘗試。它承認因果率，也就是說，給出同樣的前提條件，隨即就會出現同樣的結果。比如它的《掌圖·分野》說的就是手相。哪條紋路說的是什麼，都有固定的規定，你不能信口胡謅。紋路交叉有很多處，任何一處，書上都給了解釋，你必須要按照這種解釋去理會，不能憑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預斷吉凶的學說，其實並不能算是迷信。只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認為它是對的。科學誕生不過短短的幾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學誕生前，人類是怎麼活著的呢？

  《六壬銀河棹》事件是這樣開始的：1337年，也就是劉伯溫在高安第二年的陰曆二月，一個綽號叫「棒胡」的江湖賣藝人發動了一場武裝暴亂。「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運之如飛。但如你所知，這是武術花樣表演，真到搏擊場上，未必成事。當無人欣賞他的表演後，他就憑在江湖闖蕩多年積累的人氣，振臂一呼，聚集了萬人，宣稱起義。

  在起義之前，棒胡聽說江西高安某個村裡有個叫曾義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銀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請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時候是去山中採藥了，有時候去鎮裡喝喜酒了，有時候去田裡工作，有時候去親戚家串門。

  棒胡摸著自己的大棒說：「真是無緣啊。」但突然一想，這傢伙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擔個私通盜賊的罪名，所以對我避而不見。棒胡想到這裡，可就怒了起來，說：「等我先拉起隊伍，然後再去找你算帳。」

  造反之後，棒胡屢戰屢勝，就忘了曾大仙這個人。可又一次打了敗仗，情緒低沉，胡思亂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裝小分隊，囑咐他們，如果那老鬼還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給我砍了。

  武裝小分隊一臉豪邁，提著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準備好了殺人計劃，哪個先殺，哪個先奸後殺，哪個再奸再殺。可當他們到了曾家後，難以置信的是，曾義山正在門口擺好了茶水等著他們呢。曾義山對這些因不能姦殺人而失望的人說：「回去告訴你們老大，丁丑年四月一柱擎天。」

  這些人能聽明白這句話，悻悻地走了。回去後跟棒胡一說，棒胡皺眉想了很久，說：「這他娘的什麼意思？」有伶俐的人說：「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頭。可能是告訴您，明年四月，您能當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來，說：「這真是個好消息。」

  但他理解錯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時，棒子是立在牆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陰曆四月，棒胡一敗塗地，被活捉到大都處決。

  曾義山在棒胡的武裝小分隊走後不久就對家人說：「我要歸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個叫劉伯溫的人路過這裡，你們去葫蘆石洞把那本《六壬銀河棹》拿給他，什麼都不要說。因為這是天意。」

  說完這些話，曾義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會兒工夫就挺屍了。

  第二年，劉伯溫被調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麼回事就走到曾義山家了。曾義山的家人就把書給了他，劉伯溫認為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銀河棹》，說：「這真是本好書，但我有公務在身，不能專心研習。」

  曾義山的兒子說：「父親還說了，一年之後，您就有時間研習了。」

  劉伯溫驚了一下，認為這並非好兆頭。如果有時間研習，不就證明他可能無時間做官了嗎？

  他的預料非常準確。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發現，自己和同僚的意見永遠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惡，卻被同僚們左說右說，於是成了正義。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許他有任何意見，只希望他是一台錄音機。

  劉伯溫站在南昌城門上，向下望去，什麼都望不見。他說：「我必須要離開，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邊的他唯一的朋友錢士能說：「你說得對，我也有如此想法。」

  錢士能在「進退」上的反應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諸行動。說完這話的第二天，錢士能就離開了南昌。但劉伯溫沒有這樣迅疾的反應，有責任心的人在絕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為他們希望有迴轉的餘地。但又等了一段時間後，劉伯溫長嘆一聲，說：「我真該走了。」

  於是，劉伯溫離開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