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難以高安

  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縣（今江西高安）在江西中部偏北，在元王朝時是個不起眼的地方。其實，終元一朝，蒙古人對江南的政治興趣始終提不起來。忽必烈對南宋發動總攻前，曾計劃滅掉南宋後，把江南的人統統殺光，然後從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移植草種，把江南變成蒙古人的養馬場。只是因為南宋滅亡後，江南地區的激烈反抗，又因為江南地區的財富，忽必烈才打消了這個念頭。雖然如此，江南地區仍只是蒙古人的物資供應處，政治地位上不了台面。這可能也是後來江南爆發大規模農民造反後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或許有人會說，蒙古人真夠奇思妙想的，居然想把江南開闢成養馬場。關於奇思妙想，北宋時有個更神乎其神的。王安石變法時，千方百計要增加財政收入。有人就建議王安石，應該把山東梁山泊的水抽光，八百里肥沃的土地種上莊稼，畝產必能達到十萬斤。王安石興奮異常，還特意派人去梁山泊考察，發現果然如此。但他有個疑問，梁山泊的水抽乾後，放到哪裡。有個極有幽默精神的人說，簡單啊，再挖個和梁山泊一樣大小的湖泊，把水放那裡。

  無疑，這是給那種奇思妙想的人的一記悶棍。劉伯溫雖然滿腹八卦象術，可就沒有這种放浪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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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青田縣出發，過括城，一直向西北，進入高安地界時，秋意濃濃。一路上，劉伯溫的心情是極舒暢的，他在《放歌行》中把自己比喻成展翅翱翔的大鳥，又把自己比作西漢的張良和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他說，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行政編制，他內心發誓就是把心掏出來，也要做好這份工作。然後「叱吒倒江河」，讓「玄陰變白晝」。

  白天，他仰頭看天，「秋雲曠無際」；晚上，他又仰頭看天，「馬首掛高月」。傍晚，他的脖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平視，「夕陽滿洲紅葉明」。想到從家鄉出來的情景，更是喜上眉梢，說：「哇啦，『西風吹客上馬去』。」

  不過，他馬上意識到，這种放松的心態很不好。他是要去做官的，做官就要秉公執法，為民做主，所以必須要堅持原則。而原則來自哪裡呢？有人說，來自通行的規則，人人都在遵守的；也有人說，來自聖人的教導。劉伯溫說，其實原則來自吾心。一個人如果憑良心去做事，那就是遵守著做人的原則。也就是說，我的良心就是原則。

  一個人如果能在官場上有良心，他未必能混得下去，但不會提心弔膽。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都會驕傲地說，我沒有對不起你們！

  劉伯溫正是這樣的心思，所以在他製作的《官箴》里，他信念堅定地說：「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

  我就做我有良知的自己，不害怕任何人，不欺負任何人，不取悅任何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讓任何從我手中出去的事都有它應該具有的道理。

  劉伯溫騎在馬上，看秋風吹起，聽雲彩飄動，昂首道：這就是我，一個讀書人的自白。

  當他昂首闊步踏入高安縣衙時，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書。

  前面我們談到過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元王朝的行政結構是，漢族人縱然是堯舜復生，如果仍然堅持自己是漢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問題還不在位置上，劉伯溫當然知道自己這個縣長助理頭上有個非漢族人的縣長。可他不知道，縣長上頭還有個達魯花赤（地方最高監治長官）。這個官職由蒙古人和高貴的色目人擔任，大權在握。但他是虛無縹緲的，平時見不到他，一旦縣長或者是縣長助理要作決定時，他就出現了。達魯花赤，蒙文讀音「荷包壓口」，「荷包」就是這樣來的。

  官場中人的印象中，跳出來的「荷包」的確很像「荷包」，大多時候是個胖墩子，滿臉橫肉，僅憑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幾句話就能測試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說的話就是聖旨，任何人不得違背。稍有質疑，他就會對你動武，有的胖墩子已經行動遲緩，無法動武，就指著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誤判形勢，言外之意是，他是這裡的老大。

  北宋初年，開國皇帝趙匡胤擔心地方長官權力過大，所以總會派一個通判（行政長官的副手）去監督行政長官。這個通判名義上是二把手，實際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內容就是跟一把手較勁。所以，當時北宋官員到地方去做長官時，燒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講道理，有些膽大的會祝福：上任的地方沒有通判。

  現在，元王朝也有個通判似的達魯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總給一把手找麻煩。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級別和一把手一樣高。也就是說，當他認為找麻煩不足以讓一把手死去活來時，他會拿出行政級別來讓一把手必須死去活來。

  劉伯溫在高安縣衙里待了才一個月，就清醒地意識到，這個體制太操蛋了。應該辦成的事永遠都辦不成，能辦成的事就是達魯花赤要辦的事。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劉伯溫受到了辯證法的困擾。辯證法認為，你越是以為什麼，就越不是什麼。你越是想辦成事，就越是辦不成。辯證法為什麼發揮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有個白痴般的達魯花赤。

  多年以後，劉伯溫用一個寓言對元朝的這一用人法則進行過嘲諷。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馬。伯樂的後人告訴他，這是匹千里馬，趕緊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給你好處。主人公屁顛屁顛地把馬牽到政府，一位肥佬出來，觀察了幾個小時，最後確定說：「像是千里馬，是吧？」主人公正等著拿賞賜，這些錢可以讓他買個幾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卻說：「不過，這馬的戶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進入皇宮馬圈。」主人公不但沒有得到賞賜，那匹千里馬還被扔到皇宮外的馬圈，每天拉京城裡的糞桶。

  劉伯溫回想往事，認為在高安的那段時間，自己就是一匹貨真價實的拉糞桶的千里馬。但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他當著縣長大人的面感嘆世事多艱，懷才難遇。縣長大人也當著他的面抱怨起來，說自己其實也是懷才不遇。劉伯溫看到腦滿腸肥的縣長都敢感嘆懷才不遇，心裡頓時就翻江倒海起來。

  縣長大人對他說：「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為難。你混，時間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沒有煩惱伴隨。如果你不想混，光陰還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煩惱。人有太多的煩惱，就會生病。」

  劉伯溫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寫出來了，不去實踐，那對《官箴》太不公平了。他決定做幾件事，證明給自己看。至於給別人看，這不是他的風格，而且，他也明白，別人根本沒有閒情雅趣看他做事。

  別人雖然沒有興趣看他做事，但卻有心情讓他做不成事。劉伯溫每次都按照法律辦事，所以當地的官賊勾結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魚都不來，人太苛刻了就沒有好朋友，你想孤獨到死嗎？做事要給人留後路，薪水不必政府發，我們也可以給你。」

  劉伯溫冷笑，因為他是個從不懼怕威脅的人，人家越對他警告，他越是把別人的話當成屁。很快，高安衙門裡有個鐵面無私的劉伯溫的消息就傳了出去。

  其實，劉伯溫初入官場，僅憑一腔熱血做事，處處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見，此時的他心智並未完全成熟，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幾年後，他回想在高安的歲月時悲痛地說：「世路如何？險惡實多。昨夜燈前相笑語，豈意今朝化為虎。」

  他初到高安，雖然官職卑微，但畢竟是個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對他獻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馬屁。平時，大家坐在一起，張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維。劉伯溫也認為這些人不錯，但一提出要辦幾件老百姓讚賞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時，劉伯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亂麻似的藉口、託詞和障礙之中，最後他所有的計劃都變成了一種十足天真的幻想。

  對於別人的消極抵抗，劉伯溫還算能忍受，畢竟這是一種抵抗，而不是對他的進攻。可有時候，劉伯溫發現官場中的同僚都長了一張狗臉，說翻就翻。天長日久，劉伯溫探析出這些人翻臉都發生在他要憑良知做事的時候。

  劉伯溫在他的《行路難》中對這種弔詭的人際關係的評價是：政治場和官場中的友誼是絕對靠不住的。因為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難知心。所以難知心，不僅僅是因為心在體內，使人看不到，還因為它隨時在變化。你不是看不到一個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變化。

  西漢武帝時代的竇嬰和田蚡都推崇儒術，並且受到竇太后的貶斥，兩人可謂是患難之交，應該心心相印才對，兩人開始時的確心心相印，田蚡就經常跑到竇嬰家裡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來報答竇嬰對他的照顧。可後來他掌了大權，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居然把竇嬰活活害死了。

  但此時的劉伯溫有情緒是真，可仍然像個初生牛犢一樣，在現實中不懼任何人。他向來是個孤傲到骨子裡的人，做事僅憑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沒有朋友就沒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沒有理解就沒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聖人不是說，天地萬物和我心是一體的嗎？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萬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幾個如塵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麼關係？

  這種對良心的堅守，使劉伯溫獲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時也讓他感到納悶的是，胖墩子達魯花赤從來沒有找過他的麻煩。這讓劉伯溫從烏雲中看到陽光，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人間自有正氣在，憑良心為民辦事，就得了他們的心，得了他們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實，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為專制時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因為專制國家的官不是百姓選出來的，而是被當權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樣伺候好長官就穩居其位了。

  唐朝武則天的寵臣兼「小老婆」張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應該是這樣的：高高在上時，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敗失勢時，上萬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來。」這句話的本質就是說：當領導寵幸我的時候，就算天下百姓都罵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檢舉我，啥用都沒有，我就是不倒；而當領導討厭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揚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舉我，啥用都沒有，我還是做不了大官。

  劉伯溫的直屬領導、高安縣縣長老爺看著孤傲的劉伯溫，說：「你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但你看我現在，還不是混吃等死。儒家總教我們要在官場中修行，官場越是烏煙瘴氣，就越認為是修行的最好場所。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腳、醬缸里洗菜，豈不是越洗越糟糕？」

  劉伯溫說：「理學的精神領袖周敦頤說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氣，就是進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縣長大人說：「哎喲，人怎麼能和蓮花比，人就是人，身處社會中，你必須要和別人交往，你現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劉伯溫說：「沒有啊，我也是個有朋友的人！」

  縣長大人冷哼，說：「你那些朋友對你的前途沒有任何幫助。」

  高安縣縣長大人說的好像沒有錯。劉伯溫在高安時結交的幾個好友都是一身正氣的文人。其中有個叫李爟的是個畫家，但他的畫作似乎是意識流，沒有人能看懂。至於黃伯善兩兄弟，詩歌寫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別好，可對劉伯溫身在官場，卻總報以「鄙夷」的眼光。幾個人在一起，唯一能談的就是辭章之學。劉伯溫有一次喝了點酒，感嘆說：「『滿懷荊棘無人掃』啊！」李畫家對劉伯溫翻著白眼說：「俗事，這都是俗事，來，喝酒！」

  其實，劉伯溫面對的是無以復加的官場腐敗，一個真有責任感的爺們兒就該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縮頭烏龜。做縮頭烏龜其實也不要緊，但不能洋洋得意於縮頭策略。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孔子那樣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另一種是莊子那樣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後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種人類的高級情操。

  劉伯溫當然屬於孔子那樣的人，不過，孔老夫子很慘，有時候連基本溫飽都解決不了。當時有一些如李爟那樣的所謂隱士就嘲笑孔子是喪家狗。可劉伯溫和孔子有個不同之處，劉伯溫不靠遊說，只靠做實事。孔子是玩嘴巴，劉伯溫是玩行動。

  他的行動也的確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縣長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兇手是蒙古人，案發後，兇手用大量金錢賄賂初審官，初審官本著「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古老中國式處世原則，就判為誤殺，案子草草了結。

  ——我們在這個案子上就可以發現，元王朝的民族歧視政策，並沒有堅持到底。至少到了劉伯溫在高安做官時，可能已經瓦解。不然，初審官不會判那個蒙古人是誤殺。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殺人，不過賠對方一頭毛驢的錢。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來是當地的豪族。於是整合各種資源，終於上訴到了上一級政府瑞州路。知府是個官場油條，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個愣頭青充當敢死隊，有人馬上不懷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劉伯溫。

  劉伯溫聽到天降大任於身，興奮異常，在他看來，這儼然是被重視的象徵。於是，風塵僕僕趕到瑞州路，雷厲風行，不出幾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兇手按照法律必須要償命。初審官只好抱著那筆受賄銀回老家養老去了。初審官走時，召集了被告家屬和許多蒙古朋友，把劉伯溫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提醒這些人，劉伯溫這人就是個瘟神，在這地方一日，你們就不能有自由，好自為之。

  蒙古人一聽，就要從腰裡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時代的蒙古刀和現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長一尺，插進人的肚子裡，向上一挑，再抽出來，大腸冒著熱氣就掛在上面了。腸子在肚外還保溫，但人卻不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大腸熱氣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騎兵所以所向披靡，他們的那種彎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敵人互相衝殺時，他們的彎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對方的馬肚子，然後一挑，馬肚子就開了，馬的五臟六腑全落入塵埃，自然，對手只能從馬上摔下來。

  關於蒙古人要把劉伯溫開膛破肚的事，劉伯溫那位頂頭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並不是個正義的人，只是良知還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薦信交給劉伯溫，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龍興路（今江西南昌）南昌縣去。因為在那裡有個他的朋友，對劉伯溫早有耳聞。

  劉伯溫面不改色地問：「如果不走呢？」

  縣長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橫切了一下，說：「剖腹的幹活。」

  劉伯溫說：「我不信。」

  縣長大人說：「我不管你信不信，總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這是命令，趕緊給我滾出高安！」

  劉伯溫感嘆了一句：「高安，難以高安啊！」感嘆完這句話，他骨子裡的傲氣突然噴湧上來，又憤恨地感嘆一句，「賢士無路可走啊！」

  關於這句感嘆，劉伯溫當時只是意氣用事，並無例子證明。多年以後，他在其著作《郁離子》中填補了這句感嘆的空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三個商人在集市上販賣藥材。商人A專賣好藥，根據進價定價，不賤賣，但也不漫天要價；商人B既收上等藥也收下等藥，有人要買上等藥，他就給上等藥，有人買下等藥，他就給下等藥；商人C從不收上等藥，只管多收下等藥，而且價格便宜，顧客要求添點他就添點，從不計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時間，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來。只有那個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藥鋪門口像墓道一樣安靜，結果很快破產了。

  劉伯溫在這個故事最後感嘆說：「現在做官的，就是這種情況。春秋時期楚國邊境上有三個縣的長官，其中一個很廉潔，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歡心，離任的時候窮得連頭毛驢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機會，能撈的時候就撈一點，人們非但不指責他，反而稱讚他能幹；第三位無所不貪，用聚斂的錢財巴結上司，對待部屬像親兒子般的關懷，對待富家大戶像對待賓客一樣的熱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還認為他非常好，這真是太陽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實，劉伯溫感嘆的無非是賢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惡人拔頭籌。

  這種感慨，其實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總覽歷史，許多英雄人物在未飛黃騰達、深處底層的時候，都有過這樣的感慨。注意一點，中國古人喜歡寫詩，而且特別喜歡用誇張修辭，所以我們總能看到一群怨婦般的人，站在高岡上，看著萬里長的綿綿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彎，對自己的失敗發出哀嘆。

  劉伯溫在二十多歲時會發出這樣的哀嘆，也在情理之中。但他發出的哀嘆並未在高安終結，還有高安續——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