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王陽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廣西戡亂 萬人齊捧王陽明

  1527年，王陽明重出江湖到廣西剿匪。能有再次展現他軍事光芒的機會，是各種合力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王陽明的影響力催生的眾人齊捧。

  1524年，「大禮議」塵埃落定。御史王木迫不及待地向朱厚熜舉薦王陽明和賦閒在家的楊一清。王木在舉薦信中指出，想要天下大治，非此兩人不可。遺憾的是，王木的舉薦信如同投入墓道，毫無聲息。1525年農曆二月，席書也上書舉薦王陽明和楊一清，席書把二人推崇到了極致：「生在我前者有一人，曰楊一清；生在我後有一人，曰王陽明，我只敬佩這二人，所以應該要他們來中央政府擔當重任。」但這封舉薦信又如泥牛入海。四個月後，並未死心的席書再上書舉薦王陽明和楊一清。這一次，朱厚熜給了回覆：楊一清可來，至於王陽明，稍等。

  席書很快就明白了為什麼楊一清能來，而王陽明要稍等。因為張璁和桂萼兩人對王陽明的心學始終抱有成見，他們「以言廢人」，自然就對王陽明不待見。

  但他們努力遏制王陽明的行動終歸會成為泡影。因為王陽明多年播撒的心學種子開始生根發芽，心學門徒們要他出山的呼聲已震動朝野。

  1525年農曆七月，應天巡撫吳廷在他的治所蘇州向中央政府遞交一份舉薦王陽明的信。吳廷曾到王陽明的課堂上多次聽講，很快就迷上心學。王陽明用人格魅力打動了他，讓他瘋狂地迷戀上了心學。在蘇州辦公時，他想到王陽明的思想和其創建的不世之功，確定王陽明是帝國最需要的偉大人物，於是向朱厚熜舉薦王陽明。吳廷比較幸運，他等到了答覆：朱厚熜告訴他會認真考慮王陽明。不過，這只是個書面答覆，吳廷等了很久，也沒有等到朱厚熜的行動。

  九月，退休司法部部長（刑部尚書）林俊通過他的老部下們向朱厚熜談到王陽明，林俊也是王陽明的門徒，在活了一大把年紀後突然認識到程朱理學的弊端，感覺到了王陽明心學對心靈的衝擊。林俊知道幾年來舉薦王陽明的人都以沮喪而結束，所以他沒有向朱厚熜舉薦王陽明當官，而是希望朱厚熜能讓德高望重的王陽明到皇帝身邊當秘書。朱厚熜身邊的秘書已經多如牛毛，況且，朱厚熜身邊最讓他歡喜的秘書是道士們，而不可能是德高望重之人。所以，林俊也只能收穫失望。

  十月，監察御史熊爵向中央政府推薦王陽明擔任兵部尚書。熊爵喜歡辦學，自從和王陽明相識後，到處主持辦學事宜，傳播王陽明心學思想。他尤其對王陽明用兵感興趣，但王陽明很少和他提用兵韜略。這是王陽明的苦衷，他不希望別人學他在戰場上的詐術，詐術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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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爵的舉薦被朱厚熜狠狠駁回，朱厚熜還訓斥熊爵，身為監察御史，不好好監督百官，反而夜以繼日地搞學校、設講座，真讓我這個做皇帝的寒心。熊爵立即發現自己要官職不保，馬上敬業起來。

  在眾人費盡心機地齊捧王陽明時，王陽明倒是很自在。他在浙江餘姚守孝期間唯一的事就是講學，對於別人詆毀他的學說，他無動於衷。

  他在餘姚老家講學的這幾年，抨擊他學說的風浪此起彼伏。1522年末，中央政府的兩個御史突然向朱厚熜提出禁止王陽明講學，他們認為王陽明心學會讓聖學（朱熹理學）蒙塵。王陽明的弟子陸澄馬上反擊，提出王陽明心學才是聖學。王陽明得知這件事後，給陸澄寫信說，從來沒有靠辯論制止誹謗的事，天下學問豈止是程朱理學一門，如果有人說你的學問是邪道，你就去辯駁，那會活活把你累死。況且，學問的好壞豈是辯出來的？你認為哪門學問好，就專心地去學習實踐，只要它能帶給你心靈上的安寧，它就是好學問。

  這封信表面上是讓陸澄專心於學問而不是去辯駁，實際上是王陽明暗示弟子陸澄：千萬不要把你自己和你的老師我卷進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因為一旦你辯駁就證明你出手，你出手肯定就有人接招，然後還手。王陽明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學說能普及天下，他渴望學術上的成就，而不希望被卷進政治的漩渦。

  1523年進士考試，出題者顯然是個朱熹門徒，所以《策問》的內容是這樣的：朱熹和陸九淵的學說是涇渭分明的，但現在有學者卻認為二者殊途同歸，這就是抬高了陸九淵貶低了朱熹。這種險惡用心和南宋時期的何澹、陳賈有什麼區別（何澹、陳賈都是攻擊朱熹理學的學問家）？這個學者現在到處蠱惑人心，以售賣他那低級的思想，是不是應該把他的書燒掉，把他的思想扼殺？

  顯然，「這個學者」指的是王陽明，這是一道赤裸裸攻擊王陽明的考題。王陽明弟子徐珊在考場中看到這道考題時，嘆息說：「我怎麼可以不顧良知而迎合錯誤的言論！」於是放下筆，走出考場，主動落榜。和徐珊不同，王陽明的弟子歐陽德、魏良弼則用王老師的心學主旨回答了這個問題。讓人疑惑的是，這二人居然高中進士，王陽明的得意弟子錢德洪也用王老師的心學主旨答了問卷，卻落了榜。錢德洪見到王陽明後，惱恨時事之乖。王陽明卻大喜過望道：「聖學可以從此明也。」錢德洪認為王老師糊塗了，問：「連考題都反對您的學說，怎麼能說聖學可以明了呢？」

  王陽明說：「你反過來想，連進士的考題都質問我的學說，那不就是說我的學說現在已被天下士子們了解了嗎？它以為它在攻擊我，實際上是在變相地宣傳我啊。如果我的學說是錯的，那經過這樣的宣傳，肯定有人會找出對的學說；如果我的學說是對的，那必將被有識之士認可，咱們應該大肆慶祝一番。」

  錢德洪對王陽明這種樂觀態度表示欽佩，並自愧不如。大概也正是這次進士考試的考題，讓王陽明心學風靡整個中國，連朱厚熜請來的煉丹道士都對王陽明心學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在朱厚熜面前時不時地提到幾句。朱厚熜當時有個疑惑，王陽明的心學應該是自我修煉的學說吧，那他的弟子們應該找個在深山老林里隱居，鍛造道德和智慧才對，為什麼要跑出來參加科舉考試？

  王陽明早就說過：聖學無妨舉業。

  這句話起源於王陽明的弟子和自己老爹的談話。這位弟子的老爹曾問去拜訪王陽明多日的兒子：「去學習心學，可曾溫習理學？你可是要科舉的啊。」這個兒子神秘地說：「雖然沒有溫習朱子學，但時刻都不曾荒廢。」老爹說：「我知道王陽明心學可以觸類旁通，可它和朱子學到底還是有差別的。」這個兒子嚴肅地告訴老爹：「用我的良知去讀朱熹，就如同打蛇打到了七寸上，每擊每中。」老爹認為這是兒子走火入魔，請教王陽明。

  王陽明欣喜地說：「這是對的啊。良知無所不能，學習良知學，正如治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就是良知，欲請客，這就是要參加科舉考試，而你就有了請客的資本。當送客後，這些產業、第宅等物還在，還能自己享受，這就是終生之用。可今天的讀書人，就如平時不積累家財（他的心學），到了請客（科舉考試）時，到處借物件，雖然僥倖混過關，可客人走後，這些物件還要還給別人，家裡仍然空空如也。學我的心學不但不妨礙舉業，而且還是舉業成績的源泉，科舉考試的人怎麼能不學我的良知學呢？」

  這段話至少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是入世創建功業的學問，想要入世找到一個大平台，就必須進行科舉考試，因為天下最大的平台是國家設置的平台。沒有這個平台，能力再強大也無用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的心學思想所以在短時間內受萬人矚目，一方面是其學說的靈動，另一方面是王陽明頗具靈氣的教育方法。1524年正月，浙江紹興府知府南大吉來向王陽明請教政事。南大吉曾是程朱理學忠實門徒，但其天賦靈性總讓他在一本正經的朱熹理學殿堂中受到煎熬。自聽聞王陽明心學精髓後，南大吉就如飛蛾撲火般奮不顧身地喜歡上了王陽明心學。

  那一天，南大吉向王陽明發問：「我為政總有過失，先生為何沒有說法？」王陽明反問：「你有什麼過失？」南大吉就把自己為政的過失一一說給王陽明聽。王陽明聽完說：「你這些過失，我都指點過你。」

  南大吉愣住了：「您說過什麼？」

  王陽明接口道：「如果我沒有說過，你是怎麼知道這些過失的。」

  南大吉恍然：「良知。」

  王陽明點頭微笑，南大吉也笑了。

  幾天後，南大吉又來見王陽明，嘆息說：「如果身邊有個能人經常提醒我，我犯的過失可能會少點。」

  王陽明回答：「別人的提醒不如你自己良知的提醒。」

  南大吉的心靈又受到一次洗禮。

  又幾天後，南大吉來問王陽明：「行為上有了過失可以改變，心上有了過失可如何是好？」

  王陽明看了他一眼，說：「你現在良知已現，心上不可能有過失，心上沒有過失，行為上也就不可能有過失，當然這是從理論上來講，實踐中，還需要刻苦修行。」

  南大吉的心靈被洗得稀里嘩啦。

  然而，王陽明當時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給那些相信他心學的人，或者說是良知未泯的人的心靈給予洗禮。有弟子說：「如果皇帝和他的親信張璁、桂萼認可您的心學該多好啊。」

  王陽明反問：「有什麼好？」

  弟子瞪著眼睛回答：「那您就可以入朝為官，造福天下百姓了。」

  王陽明笑笑：「心學無非是讓人認可自己的良知，你怎麼知道他們不認可自己的良知呢？況且，聖人行事如明鏡，物來則照而已，世間任何事都不要強求。」

  「物」很快就來了。

  1528年農曆二月王陽明重新出山，除了舉薦他出山的震耳欲聾的呼聲外，還有個重要原因：中央權力的再分配和桂萼的用人不當。

  楊一清能被重新起用，是張璁和桂萼以及王陽明弟子方獻夫等「大禮議」勝利派共同努力的結果。楊一清一進入內閣，就聯合張、桂二人排擠了首輔費宏，這是痛打落水狗的前奏，目的是要把楊廷和的勢力連根拔除。1526年農曆五月，楊一清繼費宏之後擔任首輔。張璁和桂萼都得到了高額回報：兩人仍然在內閣任職，張璁被推薦為都察院院長，桂萼被推薦為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兼尚書，這已是官場中的頂級榮譽。與此同時，王陽明的弟子方獻夫也到大理寺擔任首長。眾人都占據了重要部門，張璁認為清洗楊廷和勢力的時機已到。

  雙方開戰的時機是到了，但楊廷和勢力卻搶先一步發動了進攻。1526年農曆六月，一名御史揭發武定侯郭勛有叛逆行為，證據是他府中一個叫李福達的人曾是兩年前大同軍區叛亂的軍官，郭勛和這位失勢的軍官關係密切，而且這名軍官的身份被發現後，郭勛居然還要求御史把這件事暗暗抹去。李福達的人生經歷很豐富，年輕時從江湖術士那裡學過巫術，後來到大同軍區服役，由於太辛苦就開了小差重入江湖，在一群流氓地痞煽動下，李福達發動了叛亂，失敗後就跑到京城，改名換姓以巫師的身份進了武定侯郭勛府中，並且很快得到郭勛的信任。

  李福達被人告發做過反政府的事時，審訊官正是楊廷和勢力的人，他們馬上把李福達和郭勛聯繫到一起。楊廷和勢力中的一名御史上書朱厚熜，聲稱郭勛有謀反的嫌疑。看一下郭勛的關係網就可知道他們這樣做的原因，郭勛是張璁與桂萼的堅定支持者，張、桂二人能在「大禮議」中大獲全勝，郭勛功不可沒。

  張、桂二人一得到李福達案的消息，馬上反擊。首先張璁以都察院院長的身份要求他管理的御史們上書指控那名御史誹謗郭勛，桂萼則以吏部尚書的身份開除那名御史，方獻夫則以大理寺首長的身份要求案件由他們大理寺重新審理。

  案件很快就有了結果：李福達從來沒有參加過反政府武裝，他的罪名只有一個——在武定侯府上施行巫術。郭勛馬上出來作證說，有一段時間他腰酸背痛腿抽筋，大概就是這個巫師搞的鬼。

  案件結果一公布，楊廷和的勢力根基翰林院像開了鍋一樣，他們急吼吼地上書要求朱厚熜下令重新審理此案，並且認定，此案在審理中被人動了手腳，有的上書已經指名道姓說是張璁和桂萼。他們沒有指責楊一清，大概是向楊一清示好，想把楊拉到自己這一方來。

  楊一清此時的態度突然曖昧起來，或許他是不想卷進這個無聊透頂的政治事件中，或許是他認為案件的確受到了張璁等人的影響。楊一清模稜兩可的態度給了楊廷和勢力極大鼓勵，政府中潛伏的楊廷和勢力成員紛紛跳出，指控張璁、桂萼踐踏法律，擾亂司法公正。

  張璁和桂萼又驚又喜。驚的是，楊廷和勢力居然如此強大；喜的是，被楊廷和勢力利用來攻擊他們的李福達案居然成就了他們的一招計謀：引蛇出洞。

  二人馬上向朱厚熜匯報他們的分析結果：楊廷和人走茶未涼，朝中勢力還很大，如果不把他們消滅，「大禮議」將重新啟動。朱厚熜下令楊一清徹查此案，當然，其實就是想讓楊一清消滅楊廷和勢力。楊一清突然遲疑起來，張璁和桂萼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朱厚熜說，楊一清不肯行使皇上您的意旨，此人的立場有問題。朱厚熜立即下令：楊一清滾開，首輔由張璁接任。

  張璁大權在握，對掃滅楊廷和勢力不遺餘力。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裡，就把五十餘官員卷了進來，這五十餘人結局悲慘：十餘人被廷杖致死，四十餘人被發配邊疆。在各位官員家屬悽慘的哭聲中，張璁把都察院和六部的楊廷和勢力一掃而空。

  這還沒有完，張璁和桂萼抱著「除惡務盡」的人生信條，開始清整翰林院。翰林院一直以來是出產皇帝秘書和內閣成員的人才庫，張璁絕不能容許這裡有楊廷和的勢力。清整的方式是：對翰林院官員進行考核，考官自然是他。幾天後，二十多名翰林院官員沒有通過考核，按規定被清出翰林院。一批人離開翰林院後，又一批張璁指定的人進入翰林院。如果一切順利，將來的年代裡，內閣將全是張璁的人馬。

  張璁和桂萼的凌厲發展讓朱厚熜警覺起來，他絕不允許有第二個楊廷和出現。張璁很快接到通知：交出首輔的位子給費宏。

  費宏是老大不願意，但在朱厚熜的淫威下只好硬著頭皮上。結果可想而知，幾個月前的故事重演：他再被張璁和桂萼聯合楊一清排擠出內閣。1527年農曆二月，楊一清再度成為首輔。張璁和桂萼當面笑臉相迎楊一清，背後卻舉起了刀子。然而，他們的刀子才舉了一半，注意力就被另一件事吸引過去了。這就是「姚鏌事件」。

  姚鏌是1493年的進士，曾在廣西做官，成績斐然。1522年「大禮議」進入高潮時，身為工部侍郎的他傾向於張璁和桂萼。這次站隊給桂萼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他就成了張璁、桂萼的鷹犬。1525年，廣西地區局勢不穩，朱厚熜要人去巡撫，桂萼馬上就想到了姚鏌。因為看上去，姚鏌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他有在廣西的行政經驗，了解當地情況。所以，姚鏌很快被任命為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並擔任兩廣巡撫。

  廣西局勢不穩，全因為田州的領導人岑猛。廣西是個諸多少數民族聚居之地，而且遠離明帝國的權力中心北京，在這種少數民族的地區，明帝國執行的是歷代王朝的「土官」政策。「土官」是相對於「流官」而言，是中央政府封賜的獨霸一方的能世襲的官員或統治者。

  在廣西諸土著民族中，岑氏勢力最大，堪稱是當地土著的王中王。岑氏自稱是東漢建立者劉秀的後代。朱元璋建明後，岑家當家人岑伯顏主動獻出他的地盤田州向朱元璋表示效忠。朱元璋為了嘉獎他的熱情，設置田州府，岑伯顏則為知府。岑家不但有家族衛隊，還對表面上效忠明帝國的田州軍隊有唯一的指揮權。所以說，岑氏家族就是個隱蔽的割據軍閥。一百多年後，岑氏傳到第五代岑猛這一代。岑猛本是他老爹的第二子，沒有繼承權，但他用謀殺父親的手段取得了繼承權。朱厚照統治的初年，岑猛用重金賄賂劉瑾取得成效，於是，他被任命為田州知府，成為田州貨真價實的領導人。

  和他的祖輩不同，岑猛野心勃勃，他想擴展自己的勢力統治整個廣西。在大肆賄賂北京的特派員後，他幾乎吞併了周邊所有土著居民的地盤。北京政府對這種情況一無所知，因為那些特派員封鎖了消息。江西匪患嚴重時，岑猛發現這是擴充軍隊的好機會，他聲稱要去剿匪而大肆擴招士兵。當地政府對岑猛的行為表示讚賞，但岑猛也提出條件，那就是剿匪過後，他需要更大的官職來增強他的權威。可剿匪結束後，明帝國的官員沒有兌現承諾。岑猛大失所望時，心懷怨恨。他把他控制的行政邊界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推移，有些警覺的官員立即出面制止，岑猛卻毫無收斂，但這還不是他驚動北京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岑猛拒絕再向明帝國到廣西的特派員們行賄，這些官員怒了，紛紛上書指控岑猛正在謀反。朱厚熜得到消息後和張璁等人商議，張璁理性地指出，從來沒有聽過岑猛要謀反，怎麼突然之間就能謀反，難道他有橫空出世的能力？

  桂萼卻認為這是他作為吏部尚書出政績的機會，立即推薦了姚鏌。於是，姚鏌奔赴廣西戰場。姚鏌巡撫廣西和王陽明巡撫江西南部時截然不同。王陽明是先到江西後才調集部隊，而姚鏌從北京出發前就已經調動了部隊，他帶著一批年輕氣盛的指揮官，率領八萬士兵分道進入廣西，進逼岑猛。

  岑猛想不到中央政府的反應如此迅疾，他本以為中央政府會先派人和他談判，慌亂之下，他組織部隊抵抗。姚鏌完全用鐵腕手段，絕不給岑猛任何申訴和投降的機會。兩個月後，姚鏌部隊攻陷了岑猛的基地田州，並掃蕩了岑猛辛苦多年取得的其他地盤。岑猛英雄氣短，逃到老岳父那裡，祈求老岳父向中央政府求情保他一條命。他的老岳父拍著他的肩膀要他放心，大設酒宴為女婿以及他的殘兵接風。宴會達到高潮時，岳父偷偷地對女婿說：「你的士兵都被我的士兵灌多了。」岑猛頓時酒醒，看到岳父一張笑裡藏刀的臉，聽到老岳父在說：「中央軍正全力追捕你，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庇護你，你自己應該有個打算。」說完，岳父指了指一杯新端上來的酒向岑猛推薦：「這裡有毒酒一杯，可免你我二人兵戎相見，多溫馨啊。」岑猛發出末路窮途的長嘆，飲下毒酒，痛苦而死。他老岳父未等岑猛屍骨變冷，就割了他的首級送給了姚鏌。

  姚鏌成了英雄。他把報捷書送到中央的同時已開始在廣西樹立不必要的權威。他下令處決一切投降的造反者，禁止少數民族五人以上的聚會，按他自己的意志制定地方法規，要人嚴格遵守，他把廣西田州變成了南中國執法最嚴厲的地區。早就有清醒的人提醒過他，在這個地方不適合用這種高壓的辦法，不然會適得其反。姚鏌認為這種論調是消極的，仍然堅持他的恐怖統治。1527年農曆五月，廣西田州風雲再起。

  掀起風暴的是岑猛當初的兩個將軍盧蘇和王受。岑猛敗亡後，兩人逃進了安南國。他們本以為會孤獨地老死在安南，想不到的是姚鏌的政策幫了他們。當他們聽說姚鏌去了廣西桂林後，就偷偷潛回田州這個一觸即發的火藥庫，只是扔了一點星星之火，馬上就形成燎原之勢。當姚鏌在桂林得到田州又起暴亂的消息時，盧蘇和王受的部隊已達五萬人，聲勢浩大，所向披靡。

  姚鏌絲毫不認為這是自己的過錯，他請求中央政府再調集部隊入廣西，由他再來一次轟轟烈烈的剿匪。

  這就是桂萼當時遇到的麻煩。按許多御史們的指控，姚鏌上次剿岑猛就靡費了大筆軍費，這次肯定還要用錢，中央政府哪裡有那麼多錢夠他花！

  還有御史攻擊姚鏌是個愚不可及的行政官，他以毫無用處的高壓手段統治廣西田州，現在不但田州沒有了，思恩也被叛亂武裝奪去，損失相當慘重，應該將他正法。但姚鏌能展示他的愚蠢，是桂萼給的機會，所以桂萼應該負「薦人不當」的責任。

  桂萼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將功補過，舉薦一個並不愚蠢的人代替姚鏌。

  桂萼和張璁不得不討論代替姚鏌的人選，商量了一天，也沒有答案。兩人又找方獻夫，方獻夫拍掌叫道：「還用商量嗎，我老師王陽明啊！」

  張璁和桂萼互相看了一眼。方獻夫沒有死皮賴臉地向二人推銷王陽明，只是說：「如果你們心中還有合適的人選，那就當我沒說。」兩人當然沒有，桂萼咬了咬嘴唇，堅定地說：「就用王陽明吧。」

  但是，張璁對方獻夫說：「你可要提前給你老師通風，這次剿匪沒有多少錢，因為剿匪資金都被姚鏌用光了。」方獻夫說：「有一點就成。我老師當初在江西南部剿匪，也沒用多少錢啊。」

  桂萼小心翼翼地試探方獻夫：「你老師如果能馬到功成，我們是不是要保舉他來中央？」

  方獻夫一眼就看穿了兩人的疑慮，縱聲大笑：「你二人不必多慮。我老師是淡泊名利的人，他只會專注於軍事，並不關心政治。」

  兩人放下心來，去找首輔楊一清商議。楊一清聽了二人舉薦王陽明的建議，立即冷笑起來，他說：「朝廷難道只有一個王陽明是剿匪人才？」

  桂萼本來對王陽明出山的想法並不堅定，但聽楊一清這麼一說，火氣就上來了。而且，他急於想將功補過，所以馬上質問楊一清：「你說還有什麼人才？」

  楊一清不緊不慢地說：「姚鏌平定岑猛的成績天下人有目共睹，廣西又起叛亂，就是因為姚鏌急功近利，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派軍事人才去廣西，而是要派個行政專家。只要再給姚鏌一個機會平定叛亂，讓行政專家來治理廣西，就萬事大吉。」

  楊一清的說法很有道理，充分展現了出色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但張璁卻說：「姚鏌現在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皇上根本不可能再給他上戰場的機會，除非你能說服皇上。問題是，你能嗎？」

  楊一清被問住了。他的確不能，但要王陽明出山，一旦王陽明立下大功，肯定會挑戰他的地位。一個政治家絕不能給自己培養敵人。他沉默起來，大概是他的良知最後打敗了他的私意，他終於同意了要王陽明出山的建議。

  朱厚熜也同意，他此時唯一的想法就是，儘快讓廣西恢復秩序。1527年農曆五月末，中央政府任命南京兵部尚書王陽明兼都御史，征討思恩、田州。

  張璁和桂萼竭力淡化王陽明的重要性，所以在讓王陽明出山的同時，也讓在邊疆做苦工的王瓊出山，提督三邊（從延綏到寧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關外）軍務。王陽明和王瓊，同時在明帝國的南北締造輝煌。

  王陽明在1527年農曆六月初收到中央政府的新任命時，也收到了他弟子方獻夫和陸澄的信。兩位弟子向王陽明祝賀，王陽明回信告誡他們：「你們啊，以後不要如此積極地推薦我，這會給別人造成不必要的壓力。而這種壓力會讓我無論做出多麼大的事都會被他們抹去。我倒不是爭那點功勞，可我不想身在政治之外，卻總被無緣無故地卷進政治之中。」

  這正是王陽明的老到之處，或許也是他多年來致良知產生的超人智慧。他那些弟子們對他越是百般吹捧，他越會受到權勢人物警惕的關注。別人對他越是關注，他就越容易被卷進當時複雜的政治中來。他不是沒有能力玩政治，只是沒有這個興趣。

  而對於那份新任命，王陽明給出了真心實意的回答：「我不想去。理由有三：第一，我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根本無法承受廣西的惡劣氣候，如果我真的病倒在廣西，豈不是耽誤大事；第二，廣西形勢還沒有到最危急時刻。盧蘇和王受只是當地居民，他們和土匪不同，因為有家有業，所以只要採用和緩的行政措施，他們必會放下武器；第三，如果非要讓人去廣西，我有兩個人選，一個是胡世寧，另外一個是李承勛。他們都比我強，保證能完成任務。」

  胡世寧自朱宸濠垮台後就被朱厚照重新起用。1525年，胡世寧在兵部做副部長（侍郎），他的才能王陽明最了解。李承勛是個出色的行政專家和軍事天才，一直在南京任職，曾多次參與地方上的剿匪，練就了一身本領，後來做到南京刑部尚書，和王陽明是最親密的好朋友之一，王陽明對他的能力也心中有數。

  楊一清、張璁和桂萼收到王陽明的辭信後，不知是真是假。他們大概都模糊地認為，幾年來王陽明可能暗示他的弟子在中央政府掀起要他出山的巨大呼聲，只是因為他們的百般阻撓才未得逞。可有機會到他面前時，他居然不屑一顧，而且還自作聰明地推薦起人來。

  張璁說：「王陽明這是在玩欲迎還拒。」桂萼說：「如果我們用了他推薦的人，那我們的價值何在？」楊一清不說話。

  桂萼說：「必須要王陽明去廣西。」張璁表示贊同。楊一清看著桂萼，意味深長地笑了笑。桂萼被笑得心神不寧，連忙問楊一清：「你這笑是怎麼回事？」

  楊一清說：「王陽明說得沒錯，他舉薦的兩個人在我看來也的確能勝任。我只是不明白你為什麼非要王陽明去不可。難道，還有其他事？」

  桂萼突然發現楊一清的眼神具有某種洞察力，驚慌起來：「還能有什麼事，廣西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桂萼很可能是說謊了。

  現在已沒有證據證明桂萼是否親自和王陽明本人有過書信往來，或許有，那就是桂萼通過王陽明弟子方獻夫或其他王陽明弟子明示過王陽明：你去廣西還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解決安南問題。

  安南國就是交趾國（越南北部），秦朝時稱為象郡。秦末，這裡宣布獨立。直到漢朝雄才大略的皇帝劉徹（漢武帝）時，它才被中央政府平定，並設置交趾、九日、日南三個郡。東漢初年，這裡出了悍婦級的兩姐妹造反，王陽明最崇拜的偶像之一馬援率軍平定，並且和越南南部劃清國界。北宋初期，開國皇帝趙匡胤對交趾總是鬧事頭疼得很，於是索性承認它為王國，安南國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元朝時，忽必烈要安南國國王來俯首稱臣，安南國王置之不理。忽必烈一怒之下命令遠征軍進入安南國，雖然屢戰屢勝，但因為補給線問題只能撤軍，默認了它的存在。朱元璋建明帝國後，安南國國王來朝貢，宣稱效忠朱元璋，朱元璋很高興，也承認世界上有安南國這回事兒。

  不過，安南國本身並不牢固，不停的血腥爭鬥始終損耗著它的國力。1403年，國王陳日煒被他的女婿、丞相黎季犛（lí）所殺。黎季犛再接再厲，把陳姓王族斬草除根。然後宣稱自己是大舜後裔胡公滿的子孫，於是改名為胡一元，讓他的兒子胡蒼當皇帝，他自己則當太上皇和攝政王。他上奏章給中國皇帝朱棣說，陳氏王族不知什麼原因已全部滅絕，而他兒子胡蒼是公主之子，請中國政府允許他當安南國王。

  朱棣當時正全力對付北方的蒙古人，沒有精力對此事的真偽進行調查，就冊封胡蒼為安南國王。胡一元和兒子胡蒼正在慶賀勝利時，陳氏王族一個漏網的王子陳天平跋山涉水跑到南京（當時明帝國的首都是南京）向朱棣控訴胡一元的惡行。朱棣不想捲入安南政治中，於是拒絕相信陳天平的身份。可巧的是，當時正好有胡一元的使節到南京，他們見了陳天平後，愕然下拜，陳天平的王子身份已毫無疑問。朱棣出於宗主國的立場，只好扛起這份責任。

  1405年，朱棣命令胡一元迎接陳天平回國繼位。胡一元滿口答應，中國政府派遣一支軍隊護送陳天平回國。第二年，中國政府軍和陳天平進入安南國境，沿途歡迎人員表現得既熱情又恭順，這讓中國部隊指揮官放鬆了警惕，所以走到山路險峻、樹林茂盛的芹站（富良江北岸）時，他們中了胡一元的埋伏，陳天平被殺，中國部隊損失慘重。

  朱棣大怒，他發現如果不給這個小國一點血的教訓，他們就不明白世界上還有宗主國這回事。三個月後，中國遠征軍在軍事天才張輔的率領下強行進入安南境，胡一元擺出象陣抵抗，張輔大破他的象陣，活捉了胡一元和他兒子胡蒼。

  朱棣對勝利大喜過望，宣布取消安南國把其領土併入大明版圖，設置交趾省。但是，中央政府派遣到交趾省的官員都是貪鄙之人。幾年後，這些官員靠貪贓枉法、欺壓當地百姓，意料之中地激起了土著的造反，其中一支由黎利領導的造反隊伍脫穎而出。1427年，中央政府派出的遠征軍在倒馬坡（越南同登）遭到黎利的埋伏，全軍覆沒。黎利現在有了談判的資本，於是向明帝國第五任皇帝朱瞻基（明宣宗）請求冊封陳氏王族的陳皓為安南國王。這無疑是要明帝國把二十多年前吞下的交趾再吐出來。

  中央政府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有人主張堅決不能喪失祖宗留下的國土，有人則堅信中央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控制交趾，朱瞻基審時度勢，同意後一種主張。於是，明政府冊封了那個不知是否確有其人的陳皓為安南國國王，明帝國勢力退出交趾。

  幾月後，黎利寫信給朱瞻基說，陳皓突然死亡，要求他來繼承安南國國王的位置。朱瞻基明知黎利在耍花招，可已經沒有能力再發動戰爭，只好同意了黎利的請求。黎利獨立後，並沒有和中國對抗，而是採取了侍奉大國政策，兩國邦交更為敦睦。

  兩國的友誼持續到1522年，安南國的權臣莫登庸控制了黎氏王族，1527年，也就是姚鏌重新把廣西變成叛亂者樂土時，莫登庸羽翼已豐，他殺掉了五年前就已控制在手的黎氏國王，自己稱帝。但黎氏王族在安南經營多年，擁有軍隊的成員多如牛毛。莫登庸必須要經過一場大的內戰才能站穩腳跟，也就是說，安南國現在處於大亂狀態。

  桂萼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派王陽明到廣西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趁安南國局勢大亂時把安南重新併入明帝國版圖。

  實際上，早在1480年黎氏王族窩裡鬥得最凶時，明帝國第七任帝朱見深（明憲宗）的西廠領導人汪直就慫恿朱見深收服安南。全體政府官員都強烈反對，他們的論調是朱棣的頂級大學士解縉早就說過的：「交趾就是個不安分的惡棍，和他保持關係的最佳方式是承認它作為國家的存在，讓它按時進貢即可。它那地方的地理情況沒有設置郡縣的條件，把它納入版圖只是平添煩惱。」

  朱見深不是雄圖大略的君主，所以他唯一一次拒絕了汪直的請求。此後明帝國對安南的態度，解縉的那番話始終是基調。但對有些雄心壯志，並了解帝國歷史的人來說，安南始終是他們心上的一個痛點。

  桂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桂萼不但有這樣的雄心壯志，而且還有犀利的政治眼光。他認為莫登庸打內戰至少要打上三五年。這三五年間，中國軍隊完全可以先幫黎氏打垮莫登庸，最後再消滅黎氏。

  桂萼大概和朱厚熜提過這個計劃，但朱厚熜一口就否決了。打仗需要錢，而現在中央政府沒錢。這從王陽明在江西南部剿匪時，官員們競相上奏章盛讚王陽明就能看出，很多奏章都重點指出，王陽明的功績不僅僅剿滅了多年的匪患，還因為他只花了很少的錢。

  桂萼雖然遇到挫折，卻沒有放棄這一想法。他後來強烈建議起用王陽明，無非是想讓王陽明平定廣西匪患後乘追擊殘匪之機南下，收服安南。楊一清看透了桂萼的想法，同時也確信王陽明不可能執行桂萼的計劃。很簡單，王陽明是個極能審時度勢的人，絕不會打沒有把握的仗。一旦真的進入安南戰場，王陽明沒有必贏的把握，到那時，本來就受到多人非難的王陽明，肯定成為眾人的靶子。王陽明不會做這種蠢事。

  桂萼認為自己的權威會對王陽明產生影響，所以他讓朱厚熜在1527年農曆六月下旬再向王陽明發出旨意：必須立即啟程去廣西！

  王陽明接到聖旨後，無可奈何地嘆氣。他轉身對弟子們說：「看來廣西是非去不可了，不過你們看我的身體，還有活著回來的機會嗎？」

  弟子們的鼻子一酸。王陽明開始劇烈地咳嗽，整個伯爵府的一草一木都能感受到那來自他肺中的疼痛。

  王陽明在1527年農曆七月初接到中央政府要他去廣西的聖旨，直到十一月二十才到達廣西梧州，險些走了五個月。從浙江餘姚到廣西梧州在有路可走的情況下，距離大概是1600公里，一天即使走二十公里，三個月也足夠了。王陽明走得這樣慢，大概有三個原因：第一，他的身體狀況不允許，當他離開浙江餘姚時隨身帶著一位醫生，他當時已不能騎馬，只能坐轎，他在這段時期給弟子們的信中經常提到他患了可怕的痢疾，廁所成了他待的時間最長的場所之一；第二，他在沿途各地都做了停留，和他的弟子們聚會講學；第三，多年對他不公正的風風雨雨消磨了他的鬥志，他已不可能擁有當年去江西南部剿匪時的朝氣，急如星火地上路。

  他離開餘姚前，發生了王陽明心學史上最光彩奪目也是最後的一幕：四句教的解析。「四句教」全文如下：「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的兩位弟子各持己見，王陽明詳細地向他們做了解析。

  很多王陽明心學研究者都認為「四句教」是王陽明心學繼「致良知」後的又一次升華，不過我們不必看王陽明的解析，只在這二十八個字上望文生義，就可以發現，它可能僅僅是王陽明致良知的一個程式，也就是面對一件事時如何「致良知」。用一種不客氣的話來說，「四句教」被後來王陽明心學的服膺者們極不明智地誇大了。

  我們以一個例子來說明下。假設我們坐在天空下，只是沒有目的地望著天空，這個時候，我們的心就是「無善無惡」的。但當天空一顆隕石正墜向一個熟睡的人時，我們的心馬上就會動起來，這是「意之動」。我們的心動起來會產生兩種「意」，一種是善意，一種是惡意，所以這時就有了「善惡」，善意是，及時提醒那個即將被砸的人，惡意是，看熱鬧。這兩種「意」，是善是惡，我們是如何區分的呢？我們憑什麼說看熱鬧那個意就是惡的，提醒那個意就是善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良知能知善知惡。那麼，我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為善去惡」，如果只是知道善意和惡意，卻不去行動，那也不是致良知。所以，我們必須提醒那個睡覺的倒霉鬼，有石頭要砸你，趕緊起來。這就是「格物」，也就是王陽明說的「煉心」，它煉的就是我們那顆慈悲的心。我們要經常實踐自己的善意來煉心，把自己的心煉成仁者的心。長此以往，我們就會成為偉大的人，因為孟子說了，仁者無敵。

  「四句教」解析在王陽明心學史上被稱為「天泉證道」。王陽明一生中共證了三次道：一次是貴州龍場證出了格物致知的靈動之道——心即理；第二次是在江西南昌證出了「致良知」；第三次就是這次在浙江餘姚證出了「四句教」。實際上，三次證道都是在加強它心學的「良知」宗旨，異曲同工，根本談不上是飛躍或者是變道，尤其是「四句教」只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可有可無的補充。

  王陽明這次去廣西可以看成是他對自己心學的一次檢閱和對往事的回首。1527年農曆九月中旬，他抵達錢塘江，拖著病體遊覽了吳山、月岩、嚴灘。在遊覽浙江桐廬縣南十五公里的釣台時，他感慨萬千。釣台位於富春江畔，東漢初期，大能人嚴子陵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關係密切。劉秀請他輔佐自己，但嚴子陵婉言謝絕，隱居富春江畔以釣魚為樂，這就是釣台的來歷。

  七年前，王陽明押解朱宸濠和他的餘黨路過釣台時，非常想遊覽此地，可當時的局勢緊張，他沒有時間。七年後他如願以償來到釣台，想到嚴子陵的高士之風，又想到劉秀對嚴子陵的體諒，於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當今聖上對他這個病夫的態度。他寫詩道：「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己。」

  不過我們感到奇怪的是，據王陽明自己說他當時患有嚴重的肺病、痢疾，還有足疾，可他還到處遊玩。他年輕時求仙訪道，甚至還設想通過導引術使自己長生不老。可他不但沒有長生不老，反而大半輩子都處在病患之中。在他遊覽當時以道士聞名的浙江常山時，對道家的強身健體思想表現出了極大的質疑。他在《長生》中寫道：「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我們一定要特別關注這首詩，因為他是王陽明在人間的最後時刻對道家養生術的體驗式總結，同時他還暗示了我們很多事情。

  王陽明大半生都信奉道家思想和養生術，他後來和道家只是在思想層面劃清界線，王陽明一生中有很多道家朋友，而占絕大多數的是鍛鍊外丹的道教術士。據史料記載，王陽明在發配龍場之前就已經在服用這群道士給他的丹藥和謹遵他們給的藥方。比如有一個藥方就是少量的砒霜，王陽明一直在服用，目的是治療他的肺病。

  肺病是王陽明一生中最大的心理和生理疾患，他千方百計想要祛除它，可我們都知道，在沒有青黴素的時代，肺病就是不治之症。為了消除痛苦，王陽明選擇服用術士們鍛造的所謂仙丹。眾所周知，道士的仙丹里含有大量劇毒化學成分「汞」和「鉛」。偶爾服用不會有問題，可長時間服用就會積累毒性。明帝國中期的皇帝大都沒有活過四十歲（朱瞻基三十七歲、朱見深四十歲、朱祐樘三十五歲、朱厚照三十歲），和他們長期服用這種化學藥劑有直接關係。

  也許王陽明服用仙丹是迫不得已，他有病在身。不過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他終於發現靠道教的養生術達到長生不老，甚至是最基本的強身健體也是痴心妄想。所以他才寫了這樣一首詩。

  他說，「九轉還丹」根本不在道士的手中，而是在我們的心中，它就是「良知」：「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1527年農曆十月初，王陽明抵達江西廣信。三十多年前，他在這裡拜見理學大師婁諒，由此步入理學之門。三十多年後，對婁諒而言，創建自己心學多年的王陽明已是他的逆徒。遠在天上的婁諒可能永不會想到，正是這個逆徒才讓他婁諒的大名傳播得更廣。沒有王陽明，婁諒充其量不過是個理學研究者而已，因為他指點了王陽明，才一躍而成為理學泰斗。師傅靠弟子成大名，婁諒是個典型。

  王陽明一進入江西，他的心學光輝史來臨了。不但他在廣信的弟子蜂擁而至，就連遠在貴州的信仰者也跑來向他請教。王陽明早就聽說廣信的弟子們已為他設下接風宴，他不想太高調，所以就在船上陸續接見他的弟子們。由於弟子太多，他發現在船上接見他們有危險性，所以就傳話說，等他從廣西回來再和他們長談。弟子們抱著希望，戀戀不捨而散。不過他後來失約了，回到廣信的是他的肉體，他的靈魂登上了天堂。

  對廣信當地的弟子，他可以呼喚散去，可對從遙遠的貴州來的弟子，他就不忍心了。

  一個叫徐樾的弟子在岸邊如信徒朝聖一樣虔敬地希望和王陽明見面，王陽明答應了。徐樾還處於王陽明心學的初級階段——靜坐，他確信在靜坐中理解了王陽明心學，得到了真諦。王陽明就讓他舉例子說明，徐樾就興奮地舉起例子來，他舉一個，王陽明否定一個，舉了十幾個，已無例可舉，相當沮喪。王陽明指點他道：「你太執著於事物。」徐樾不理解。王陽明就指著船里蠟燭的光說：「這是光。」在空中畫了個圈說，「這也是光。」又指向船外被燭光照耀的湖面說，「這也是光。」再指向目力所及處，「這還是光。」徐樾先是茫然，但很快就興奮起來，說：「老師我懂了。」王陽明說：「不要執著，光不僅在燭上，記住這點。」徐樾拜謝而去。

  王陽明連夜出發，第二天抵達了南浦。南浦沸騰了。南浦是王陽明當年和朱宸濠決戰的戰場之一，南浦百姓為王陽明能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已感恩戴德多年。王陽明在南浦受到的歡迎和廣信不同。廣信歡迎他的大都是弟子，而在南浦，歡迎他的更多是老百姓。老百姓歡迎王陽明的理由不僅是王陽明給他們帶來了穩固的秩序和新生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對王陽明心學很感興趣。

  王陽明心學本來就是簡易靈動的學說，只要有心，販夫走卒也很容易就能成為王陽明心學門徒。南浦的百姓把王陽明請到岸上，把他扶進轎子裡，你爭我奪地去抬王陽明的轎子，一直抬進了衙門。當時街道上已出現了嚴重的交通擁堵，百姓們紛紛想近前看一眼他們人生中的導師王陽明。王陽明讓他的弟子們妥善安排，他自己坐在大廳正中，開了東西兩個門，大家排好隊，從東門入再從西門出。這些人和徐樾一樣成了虔誠的朝聖者，次第朝拜王陽明。

  當時一個叫唐堯臣的人對這一場面萬分驚愕。唐堯臣幾年前曾聽過王陽明的課，但他無法理解王陽明心學，所以半路退學。不過自我修行後，漸漸感悟出王陽明心學的真諦，於是又跑來向王陽明學習。他看到南浦的壯觀而神聖的場面時，不僅發出感嘆：「孔孟之後從來沒有這樣的氣象啊！」王陽明的其他弟子取笑這位迷途知返的羔羊：「逃兵又來投降了？」唐堯臣反唇相譏：「只有王老師這樣的人才能降服我，你等豈有這樣的能耐！」

  王陽明在南浦引起的轟動還未降溫，南昌城再掀高潮。1527年農曆十月中旬，王陽明抵達南昌，南昌百姓近乎瘋狂。據王陽明的弟子們說，南昌城百姓在得知王陽明到來前，不經當地政府同意，就自發地帶著水果和新出爐的主食，出城分列迎接王陽明。

  王陽明受到的接待是帝王般的規格。這並不奇怪，南昌百姓在朱宸濠的統治時期沒有過過好日子。同時，南昌城中的王陽明心學門徒遍布大街小巷，王老師重返南昌，他們想不瘋狂都不能。

  據說，南昌城百姓超規格迎接王陽明一事傳到北京時，張璁和桂萼愕然驚嘆，他們對王陽明又是佩服又是嫉妒。楊一清以超級政治家的素質讓二人不必大驚小怪。楊一清說，普通百姓哪裡有這樣自發的能力，這肯定是在南昌城中的王陽明弟子們組織的。老百姓是群最健忘的人，對一個人的記憶不會超過三年。你對他壞和對他好，都是如此。

  無論楊一清是在玩「阿Q精神」，還是他真是就這樣認為的，王陽明在南昌城中受到熱烈的歡迎和頂禮膜拜卻是事實。

  雖然南昌城百姓苦苦挽留，但王陽明還是婉言謝絕了大家的好意，帶著病體南下。當他到達當年平定寧王的指揮基地吉安時，吉安百姓的歡迎同樣如海洋般將他淹沒。他在吉安大會諸友和弟子，指導他們說，煉心一定要刻苦努力持之以恆，堯舜是生而知之的聖人，還不忘困知勉行的功夫，你們比堯舜差得很遠，必須要頑強地學習做聖人。

  而對于吉安的普通百姓們，他則留下這樣一段話：致良知的功夫就是簡易真切，越真切就越簡易，越簡易就越真切。

  這段話無非是告訴那些人：你們在生活中只要簡易地按良知去真切地為人處世，那就是聖人氣象。真心實意地對待自己的父母，安分守己地工作，這是多麼簡易的事，你把這些簡易的事真切地做明白了，每天都會感到心是充實的。我的心學也不過是讓你們內心充實，沒有煩惱。

  這次講學大概是王陽明的最後一次講學，也許是他的良知在警告他，時日無多，也許是老天的安排，這次講學，可看作是他對其心學最透徹、最直接的一次論述。他拋棄了那些思辨的理論，單刀直入告訴世人，要學會王陽明心學非常簡單：只要按良知的指引去真切地為人處世，並持之以恆，聖賢的境界就在眼前。

  1527年農曆十一月十八，王陽明抵達肇慶，這裡離廣西的梧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他的足疾開始發作，幾乎不能站立，當地潮濕、瘴癘肆虐的氣候也讓他的肺病加重。跟隨他的弟子們已能清晰地聽到王老師呼吸時發出的只有蜥蜴才有的「噝噝」聲。在肇慶過夜時，他有一種很不好的感覺，我們說這是預感，王陽明說這是良知正在發揮作用。

  王陽明感覺自己時日無多，他眼前突然出現廣西梧州的辦公衙門變成了閻王殿，在噩夢的持續侵襲中，他總是大汗淋漓地驚醒。在給浙江餘姚的弟子的信中，他叮囑弟子們要幫他的家人謹慎處理他的家事。幾年以後，他的弟子錢德洪回憶說，1527年遠在肇慶的王陽明給他寫信，他在積極樂觀的字裡行間隱約能感覺到老師的內心不安。他當時還在想，經過千錘百鍊的王老師的心怎會如此大動，他認為這是自己的錯覺。可事實是，王陽明在肇慶已半夢半醒地感覺到了自己的歸宿就在不遠的將來。

  兩天後，王陽明終於抵達他在人間創建事功的目的地：廣西梧州。梧州是當時兩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在南中國，它是萬眾矚目的重鎮。王陽明的到來讓梧州的身價猛增，直到近代，梧州在訴說它的歷史時，總會大肆渲染王陽明曾來過這裡，而且建下赫赫功勳。

  1527年農曆十一月二十，王陽明到達廣西梧州正式辦公。和當初他到贛州一樣，開始了實地調查。這一調查是全面的，不僅僅包括盧蘇、王受的詳細履歷，還有他們作亂的情況，更有這個地區的歷史沿革，他想知道發展到今天這樣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在進行這樣的全面調查後，王陽明向皇上朱厚熜呈上了《謝恩疏》，他要謝謝朱厚熜能委他以重任，這只是一筆帶過，他最想告訴朱厚熜的是他在田州叛亂上的態度以及方法。

  王陽明承認，田州、思恩（今南寧以北及武鳴縣西北，百色市及田陽、田東）的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因為它是防禦安南國的最後一道屏障。如果帝國無法控制田州、思恩，就等於向安南國主動打開了大門。有些書生看著地圖認為，這裡是蠻荒區，可有可無。王陽明卻認為，田州在帝國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並不比北方抵禦蒙古人的軍事重鎮宣府、大同差。如果不是安南國正在自相殘殺，他們完全可以利用田州的叛亂而兵不血刃地進入中國本土。可為什麼這樣一個重地，卻成了今天這副模樣？

  王陽明考察了岑猛的造反史後總結說，岑猛本人固然有狼子野心，可那是被活生生逼出來的。我曾查閱廣西部隊遠征南贛的記錄，岑猛多次帶領他的部隊參與政府軍的軍事行動，但事後卻沒有得到任何獎賞。岑猛本就心懷不平，地方政府官員又向他索賄，這自然激起了他的反意。

  其實，地方政府官員，甚至是來廣西巡撫的中央政府官員都沒有注意到，廣西的政府部隊作戰能力極弱，岑猛一起，即成摧枯拉朽之勢。姚鏌耗費巨資，帶數萬部隊來對付岑猛，全憑一腔熱血，雖然消滅了岑猛，卻在後期治理上陷入錯誤的泥潭，導致形勢更加惡化，王受、盧蘇就是這一錯誤的產物。

  王陽明說，中央政府讓流官來統治廣西的效果遠沒有讓土官治理好。廣西田州本是荒蠻，沒有人願意來這裡做官，大多數官員都是抱著怨氣來，指望他們負起執政的責任，顯然不可能。他們這些人來到廣西田州只有一個目的：儘快離開。毫不負責之外，他們還貪贓枉法，欺壓當地少數民族。這種行為註定將引起暴亂。

  王陽明有份數據，自廣西行政取消土官使用流官以來，少數民族（瑤族）造反超過八次，而土官管理廣西時，造反次數只有兩次。這份數據一目了然地證明：流官不適合廣西。雖然中央政府想把田州直接納入帝國行政區劃內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實不允許。靠一廂情願去行動，就不是知行合一，自然就不是致良知。

  王陽明最後對朱厚熜說：「我要謝謝皇上您能信任我，要我擔負如此重任，雖然我身體狀況不佳，但我會竭盡全力讓田州乃至廣西恢復秩序，保境安民。」

  在呈上這道《謝恩疏》之前，王陽明提筆在一張白紙上沉思了很久，他要寫信給內閣的大學士們。王陽明必須要寫這樣一封信，他雖然是被內閣推薦來的，可內閣的諸位仍然謹慎地監視著他，因為他一旦建下功勳，就會對內閣產生壓力。要王陽明來內閣的呼聲振聾發聵，可不是一天兩天了。王陽明必須要讓內閣成員放心，讓他們同意自己在廣西自作主張、大施拳腳，只有這樣，他才能心無掛礙，行動無阻地付出。

  但這封信寫給誰，他必須慎重。本來，他的舉薦者是桂萼，可桂萼希望他能解決安南問題，如果主動給桂萼寫信，固然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可如果他不解決安南問題，那會被桂萼連根拔起。張璁在舉薦他的問題上意見不多，給他寫信是事倍功半，那麼只剩下一個人，就是首輔楊一清。

  王陽明從前對楊一清的印象不錯，這緣於楊一清不顧身家性命地剷除劉瑾的正義感，還有八年前向他推薦了太監張永，正是楊一清的幫助，才使王陽明擺脫了朱宸濠這顆定時炸彈，又在張永的維護下全身而退。不過自楊一清重回政壇後，據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們透露給他的，楊一清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功利性十足的政客。

  給人的感覺是，楊一清在想方設法地排擠他的同僚們，以使自己成為一言九鼎的人。據王陽明的弟子們說，王老師不被召入中央，楊一清的意見舉足輕重。這可能是王陽明弟子們認為的真相，可當我們站在楊一清的角度來看，這一真相甚為荒唐。

  楊一清始終對國家和政府懷抱熾熱的責任心。當他重返中央政府後，他發現這個皇帝和先皇朱厚照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朱厚照好動，喜歡扮演英雄，是有著不可遏制的表現欲的那類頑主。朱厚熜給人的感覺是很安靜，但在安靜的背後卻是他的頑梗，他對「大禮議」那麼上心，固然有孝道之心，更多的卻是他性格中的陰沉。他當上皇帝沒幾年，就安靜地躲在後宮中很少露面，原因是沉溺在道家的長生之術上。

  楊一清總想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目的是希望把朱厚熜拉回正軌。他對張璁和桂萼一味縱容朱厚熜的性格非常鄙視，身為前朝重臣，他不希望再出現另一個版本的朱厚照。大多數時候，人們的想法都是好的，但現實卻總讓人們失望。直到他被迫辭去首輔時，都沒有實現這個理想。

  楊一清的確在千方百計地阻止王陽明來中央政府，但絕不是世上所傳言的他嫉賢妒能，而是他恐懼王陽明的學術思想會把皇上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朱厚熜在宮廷中不但有技術上的道士，還有理論上的道士，這些道士向他不停傳授異端思想，但這些道士的異端思想和王陽明思想一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在楊一清看來，身為皇帝必須遵循理學規範，在這些規範的作用下，成為聖君。外在的規範作用相當重要，而王陽明恰好忽視外在的規範作用，認為所有的規範都在我心。朱厚熜本來就是個我行我素的人，如果王陽明再為他灌輸這種思想，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他必須阻遏王陽明。我們無從得知王陽明是否理解楊一清的苦衷，不過從他給楊一清的信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應該是把楊一清當成了世人傳言中的人物。

  他首先把自己能身負重任的功勞堆到了楊一清的頭上：合格的朝臣報效祖國的方式就是舉薦賢能，楊公你為朝廷舉薦了那麼多人才，我王陽明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如今您舉薦我，真讓我受寵若驚，我何德何能，不過我相信您的眼光。等我料理了廣西的事情後，希望楊公能向皇上推薦我做個閒差，我感激不盡。這是我最真實的想法，因為我身體狀況太差，不能再過度勞累。

  這封信情真意切，乃王陽明用良知寫成。楊一清非常感動，甚至還嘆息，如果王陽明不創建他的心學該多好！

  在自信內閣不會牽絆他後，王陽明又給當時的兵部尚書李承勛寫了封信。王陽明為什麼要給兵部尚書李承勛寫信，需要稍作補充明帝國的上層政治情況。

  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後，明帝國的政治領導層就由三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宦官，和漢唐的宦官不同，明帝國的宦官都有行政編制，派到各地的監軍在行政級別上就是當地的軍政二把手，宦官左右明帝國政局的事時常發生，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朱厚照時的「立皇帝」劉瑾就是典型。第二部分則是內閣大學士，注意，內閣嚴格意義上來講不屬於政府部門，它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團，所以他們和宦官構成了皇帝的內廷。第三部分則是外廷，代表部門就是大名鼎鼎的六部。

  明帝國的皇帝們始終是在用內廷控制外廷，所以內廷凌駕於外廷之上。但外廷也不是吃素的，尤其是明帝國中期，內部盜匪和外部蒙古人的軍事騷擾使得帝國的軍事成為政治主題，於是，兵部尚書的地位變得舉足輕重起來。明帝國的兵部有不需通過吏部任用將軍的權力，這個部門叫武選司，王陽明就曾在這個部門待過。

  不但如此，兵部尚書還有一項特權：如果某地有叛亂，在內閣或是吏部任命該處巡撫時，他有給這位巡撫提督軍務的權力。王陽明當初在江西南部剿匪，王瓊就通過這一權力讓王陽明提督軍務。也就是說，兵部尚書對去有軍警之地巡撫的人有監督權，兵部尚書和提督軍務的巡撫如果合作無間，那將是再好不過的事，當初王瓊和王陽明的合作就是例子。反之，那將是糟糕透頂。

  所以，王陽明必須給李承勛寫信，要他在中央政府支持自己。李承勛明大義，又是王陽明的朋友，他讓王陽明把心放在肚子裡。他說，雖然我沒有王瓊那樣的本事，但肯定竭盡全力支持你。

  王陽明還是不太放心，他又寫出第三封信，信的接收人是他的弟子黃綰。他提醒黃綰，也讓黃綰提醒他在中央政府的弟子和崇拜者們，不要再拼命地推薦自己，一定要把王陽明這個人淡化，最好是讓中央政府的官員們忘記有個王陽明在廣西剿匪的事。他對黃綰說：「我現在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廣西，你們如果在中央政府總是談到我，肯定會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們也會把注意力集中到廣西來，到那時，我就不好做事了。」

  他同時還叮囑黃綰，舉薦人一定要慎重，要多方考察。否則不但這個人會壞了事，你身為舉薦人也脫不了干係。

  他又談到了一件往事，就是平定寧王后的賞賜問題。他說：「這件事過去七八年了，很多當時立下功勞的人等賞賜等得已近絕望。我一直想向中央政府提這件事，可這個時候提，有些人會認為我在要挾政府。所以，你們如果有時間有精力，應該把這件事當成重中之重。」

  最後他要弟子們放心：「廣西的叛亂頭目不過是小疾病，比當年江西南部那些造反大佬們差遠了，所以你們不必為我擔心。你們要擔心的是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這才是心腹之患。」

  朝中高層的政治鬥爭不是黃綰和他的另一位身居高位的弟子方獻夫能解決的，即使預防，二人都不能勝任。所以王陽明的這番訓誡，不過是證明他深邃的眼光而已。

  1527年最後的一個多月，王陽明始終沒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原因只有一個：他之前調集的湖廣和福建、廣東的部隊沒有到達。三處的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們給出的藉口都是一樣的：正在集結軍隊，籌措軍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