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從英帝國到大英國協

  大英國協創建之初，英國只打算將它辦成一個白人自治領的俱樂部，並不想接納非白人殖民地，更不會想到用它來取代英帝國。但二戰結束後，英國實力大大下降，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日益高漲，在英帝國分崩離析之際，英國政府考慮以大英國協取代英帝國，以此維持英國對原來所轄地區的影響力。出於此種考慮，英國先將「大英國協」（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中的「英國」（British）一詞去掉，以示各成員國平等，同時又將大英國協的範圍擴大到帝國所有自治領和新獨立國家。接著，英國力爭新獨立的國家都留在聯邦內，即使這些國家不實行君主制也無妨，只要求它們承認英國君主是大英國協之首。印度是由此而進入大英國協的第一個共和制國家。隨後，英國又對帝國的職能機構和組織體制進行改造，使之適應大英國協的需要。1947年，英國的自治領事務部更名為聯邦關係部，帝國特惠制改稱聯邦特惠制，英鎊區予以保留，而原先的帝國會議已在1944年更名為大英國協總理會議。

  1951年大選保守黨獲勝，邱吉爾出任首相。與11年前第一次擔任此職時相比，邱吉爾不再感到那麼激動。10月31日，他在大選後首次向下院發表的演說中，以極為平淡的語氣說：「本月26日夜，我接到國王要我組織政府的御旨。按照上屆政府提出的計劃，議會於今日，31日開幕。」此時此刻，邱吉爾心中明白，他所面對的國內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他在二戰中竭力維護的大英帝國，在戰後的去殖民化浪潮衝擊下已面目全非，南亞各國已獲獨立，緬甸甚至不肯按英國的條件加入大英國協。在帝國其他殖民地，民族運動此起彼伏，勢不可擋。儘管邱吉爾在口頭上似乎要堅持原有的捍衛英帝國的立場，改變工黨政府的去殖民化政策，但他實際上知道形勢的變化，明白去殖民化政策的必要性，因此，保守黨在帝國和聯邦政策上並無選擇餘地，只能延續工黨的去殖民化政策，當然在具體措施上會有所不同。

  新任殖民大臣利特爾頓（Oliver Lyttelton）就任伊始，便接納了助理政務次官、非洲司司長科恩的建議：「儘早發表一項聲明，宣布聯合政府和工黨政府所制定的有關憲政演進的總體政策將延續下去。"11月7日，利特爾頓向邱吉爾呈交一份備忘錄，其中包括一項政策聲明，聲明說英國的殖民政策是超越政黨界限的，兩大黨都會接受和執行。聲明陳述了兩項基本原則：「第一，我們的全部目標是幫助殖民地在大英國協的框架內獲得自治。為此目的，當形勢需要時，我們尋求儘快在每個地方都建立自治制度。第二，我們決心推動殖民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與政治發展相同步。」

  但保守黨的政策只是對工黨政策的簡單延續嗎？答案是否定的。保守黨對帝國一往情深，絕非像工黨那樣對帝國的衰亡無動於衷。在政策表層下面，保守黨希望在對殖民地作出讓步的前提下，儘量維護英帝國的統治，保持宗主國-殖民地的傳統關係。它希望將內政權力移交給當地人，英國則繼續控制外交和國防。保守黨認為對地域較小、生存能力不足的殖民地（主要指非洲），英國尤其應當控制，不能輕易交權，原因是：一、防止殖民地獨立之後成為敵對勢力的同盟者；二、防止大英國協由於質量不好的成員大量湧入而發生蛻變，影響英國的國際地位。因此，邱吉爾政府在允許自治方面較為寬鬆，但對殖民地獨立則嚴加限制，為此不惜動用武力。

  作為這項政策的具體體現，英國在馬來亞、肯亞和賽普勒斯打了三場戰爭，延緩了這些殖民地的獨立進程。

  馬來亞共產黨自1848年發動武裝鬥爭，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工黨政府派重兵鎮壓，但直到1951年仍無明顯收效。1951年10月6日，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亨利·格尼（Henry Gurney）在吉隆坡以北110公里處遭馬共游擊隊伏擊，當場被擊斃。邱吉爾上台後極為關注馬來亞局勢，派出殖民大臣利特爾頓於12月急赴馬來亞，宣布將對馬來亞政策做重大調整。殖民部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便提交了「馬來亞局勢」的備忘錄，陳述和分析了這個殖民地的情況：首先，「敵方是馬來亞共產黨，幾乎全由華人組成」，其核心成員活躍在叢林中，只有數千之眾，從散居在政府控制地區之外的50萬華人那裡獲得支持。其次，旨在切斷馬共與其支持者的「布里格斯計劃」的第一階段行將結束，已有約35萬人被遷居到政府指定的地區，但對他們的安置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人心尚未安定。第三，馬共武裝仍很活躍，短時間內還無法將其制服，馬共不僅得到華人的支持，也得到一些馬來人的支持，因此要儘快切斷對馬共的支持。第四，戰事使當地經濟遭受不小的損失，「橡膠生產在過去的一年中大幅度下降，一些橡膠園因恐怖活動而未開工」，錫的生產也大受影響。備忘錄認為，爭取華人的合作是當務之急，「他們的幫助不僅對於更快地結束戰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對於避免嚴重的社會動亂也是至關重要的」。

  英國防務協調委員會（遠東地區）亦於1951年11月15日發回專電，指出「儘管布里格斯計劃基本上是個不錯的計劃，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共產黨對馬來亞的控制如果不比以往更穩固的話，至少沒有減弱」。該委員會提出的對策是：重組和加強警察部隊，爭取華人對英國的信任，擴大華人的遷居行動，對華人的參政權作出某些讓步，提高英國在馬來亞的軍事能力，充實軍官隊伍。當時，英國在馬來亞的兵力達12萬人，1951年用於馬來亞的軍事開支為5690萬英鎊，其中正常開支4850萬英鎊，其餘840萬英鎊為額外開支。

  1952年初英國政府推出兩大舉措：第一，對馬來亞殖民官員進行調整，任命傑拉德·坦普爾（Gerald Templer）將軍為駐馬來亞高級專員，統掌軍政大權；約翰·尼科爾（John F.Nicoll）調往新加坡任總督。坦普爾在繼續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推行與華人緩解的措施，他的目標很明確：在軍事上消滅馬共，同時確保馬來亞向大英國協內的自治領過渡。第二，實施新的兩手抓政策，首先是增派軍隊，把兵力對比進一步拉開，到5月份，英方有25萬名正規軍、15萬名警察和17萬名保安隊，而游擊隊只有1萬人。英國控制下的馬來亞聯邦立法會（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還在7月3日通過一部新的《徵兵法》，徵召所有18-55歲的男子入伍，組建馬來亞國民軍（National Army）。同時，強制推行隔離游擊隊的「重新安置計劃」（resettlement program），在1951年，約有42.5萬名華人被遷入410個由村警守衛的新村。其次是採取懷柔政策，試圖在政策上籠絡人心，其主要做法是：（1）擴大馬來亞公民權範圍，將其擴大到部分華人和印度人，由此有100萬以上的華人（約占總數的50%)和18萬印度人（約占總數的30%)獲得馬來亞公民權。（2）資助橡膠樹種植，對10月15日之前種植橡膠樹的農民，每公頃補助40元。（3）對低收入者實行社會保障，當局設立「僱主供款基金」（Employers Provident Fund），於1952年7月開始實施，60萬名低收入者獲基金提供的社會保障。（4）扶持不受馬共控制的「獨立」工會，削弱馬共在工人中的影響，在1952年，當局批准成立了210個工會，下設400個分會，約有12.2萬名會員。

  坦普爾對形勢的判斷是，馬來亞的各個族裔並沒有要求獨立的「真實願望」，民族主義運動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人，而民族主義政黨也沒有提出建立議會制的訴求，因此英國應當掌握去殖民化的主動權，不讓馬共占領先機。同時，法國在印度支那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也給英國帶來壓力，擔心多米諾效應會波及馬來亞。於是，坦普爾於1952年12月在殖民部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馬來亞自治進程的路線圖：1953年實現市鎮、地方立法會議的選舉，1954-1955年進行州一級的立法會議的選舉，1956-1958年間舉行聯邦立法會議的選舉，1960年成立自治政府，完成自治進程。坦普爾的建議得到殖民部的首肯，同意在8-10年內完成馬來亞自治，並在必要時縮短這個進程。

  

  1953年馬共調整戰略，將重點由武裝襲擊轉為爭取民心，戰事頻度大幅下降，月平均戰鬥數由1951年的194起降為1952年的117起，而在1952年的前4個月總共只發生了18起。同時，馬來亞的政治發展也有新的起色，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和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結成聯盟。1954年春，聯盟提出要與英國殖民大臣利特爾頓舉行談判，將立法會成員由當局任命改為主要由選舉產生，並提出選舉產生的比例應當是3/5.利特爾頓拒絕談判，但聯盟仍派出代表團到倫敦，並最終見到了殖民大臣。利特爾頓堅持不讓步，談判未獲成果，聯盟隨即於6月14日宣布從行政機構中撤出其成員，並抵制任何立法會議選舉。但是在與也主張立法會改革的新任高級專員唐納德·麥吉利夫雷（Donald Mac Gillivray）會談之後聯盟改變了立場，同意與當局繼續合作，並參加定於次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1955年，殖民當局與馬共的交戰基本結束，當局控制了局勢，幾年武裝衝突共造成約1.1萬人喪生。7月27日舉行立法會選舉，結果，由東古·拉赫曼（Tengku Abdul Rahman）領導的聯盟大勝，馬來亞印度人國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此時也加入了聯盟。選舉之後，英國讓拉赫曼出任首席部長。由於取得出乎意料的大勝，拉赫曼決定將馬來亞獨立的時間提前，要求「在未來的一兩年內，（建立）完全民主的自治政府」。他在8月31日新的立法會議開幕式上說：對於馬來亞而言，獨立是除了共產主義以外的唯一選擇，「我們的要求是絕對和清晰的：要麼取得獨立，要麼（英國）撤走」。8月，新任殖民大臣艾倫·倫諾克斯博伊德（Alan T.Lennox-Boyd）出訪馬來亞，同意次年與馬來亞方面在倫敦舉行進一步會談。

  拉赫曼也與馬共就結束武裝衝突舉行了談判。本來，馬共在6月就以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的名義主動建議與英國政府就實現馬來亞和平、民主與獨立問題舉行談判，也表示願與聯盟和其他主張以談判方式結束戰爭的政黨會商和平問題。於是，在1955年12月28-29日，拉赫曼和陳禎祿等人便在北部小鎮貝嶺（Baling）與馬共領導人陳平舉行談判。但這次談判在兩個關鍵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第一，承認馬來亞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第二，赦免馬共成員。拉赫曼不同意自動赦免，堅持要對放下武器的馬共成員進行忠誠審查，馬共於是也就不同意停止游擊戰，談判由此破裂。拉赫曼在12月30日宣布：他將強化對馬共的軍事行動，藉以為他的倫敦之行造勢。

  局勢變化使英國殖民當局不得不採取更加現實的態度。首先，馬來亞民族主義運動愈加高漲，不僅馬來亞共產黨的游擊戰爭會繼續進行，而且馬來亞民族運動的新一代領導人正在嶄露頭角，影響力日漸強大。殖民大臣倫諾克斯博伊德在1957年1月7日的一份致內閣殖民政策委員會的備忘錄中建議儘快解決馬來亞問題。儘管有樞密院長索爾茲伯里的反對，內閣大部分成員都贊成殖民大臣的建議，同意就馬來亞的權力移交問題儘快舉行談判，而不對談判設置條件。馬來亞聯盟要求在1957年8月31日之前移交權力，英國政府表示同意。雙方將儘快任命一個制憲委員會起草憲法，馬來亞在獨立後將留在大英國協和英鎊區之內。馬方同意在國防、安全、財政和公務員任免等方面確保英國的利益，英方承諾提供援助並幫助馬來亞組建軍隊。7月11日，馬來亞立法會通過了新的憲法；7月19日，英國下院批准這部憲法。8月3日，拉赫曼由9名土著領袖（蘇丹）選為國家元首，任期5年。8月31日，英國移交統治權，馬來亞聯合邦正式成立，拉赫曼成為首位總理。

  在非洲的肯亞發生了第二場殖民戰爭。19世紀英國勢力侵入東非，起先由1888年建立的英屬東非帝國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進行統治，1895年因財政困難，英國政府接管該地，成立東非保護國（East Africa Protectorate），1920年改名為肯亞。在非洲殖民地中，肯亞是除南非和南羅得西亞之外英國移民最多的殖民地，按照英國政府的計劃，肯亞應發展成一個「白人國家」。白人移民在這裡侵占大片土地，與非洲人的關係相當緊張，約3000名白人移民占據了1.67萬平方英里的肥沃高原，550萬非洲人卻住在5200平方英里的「保留地」內，生活極為貧困。但英國的移民計劃並不成功，移民數量一直上不去，因此不僅沒有成為計劃中的「白人國家」，也沒有像南羅得西亞那樣變為自治殖民地。殖民地除由英國委任的總督進行統治之外，還成立了有諮詢權的立法會議，立法會成員開始時全部是白人，20世紀20年代開始引入亞裔人和阿拉伯裔人。非洲人進入立法會是40年代中期的事，在此之前，非洲人沒有任何政治權利。

  非洲人的反抗鬥爭始於一戰結束之後，肯亞成立了民族主義的東非協會（East African Association），1922年被查禁。1924年，基庫尤人成立中央協會（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其初衷是收回被歐洲人占據的土地，發揚基庫尤人的文化傳統。協會的領導人之一是著名的非洲民族主義領袖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肯雅塔年幼時接受過長老會的教育，30年代初居住英國，曾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他的研究課題以《面向肯亞山》（Facing Mount Kenya）為名出版，書中指出殖民化以前的非洲和諧有序，正是殖民主義的到來中斷和破壞了原有的秩序。這本書使肯雅塔名聲大震。

  肯雅塔於1929年和1931年兩度代表基庫尤人中央協會前往倫敦進行交涉，要求英國歸還被侵占的土地，改善殖民統治，給非洲人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機會，但英國政府不予理睬。1944年，一個更激進的民族主義政黨——肯亞非洲同盟（Kenya African Union）成立了，其目標是肯亞自治和獨立，1947年，肯雅塔成為該黨領袖。1948年，肯亞非洲同盟向聯合國提出申訴，要求聯合國關注肯亞非洲人被剝奪土地的情況，但毫無結果。1949年，肯亞最大的部族基庫尤人建立了秘密的反抗組織——「茅茅」（Mau Mau），提出的口號是：把白人奪去的土地收回來。1951年，肯亞出現暴力反抗的苗頭。

  1952年，白人移民與非洲居民在土地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引起了倫敦的注意，當時，肯亞各主要族群中，歐洲裔4萬人，印度裔10萬人，非洲裔550萬人，其中基庫尤人最多，占1/5.利特爾頓在內閣備忘錄中寫道：「東非地區非洲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一些非洲人居住地區造成嚴重的人口過密的局面，非洲人要求歐洲農牧場主，尤其是那些在肯亞高原地區的白人農牧場主放棄土地，讓給他們。」他提議「必須採取措施來應付非洲人實在的和嚴峻的困難」。利特爾頓所說的措施並不包括將白人移民占據的土地歸還給非洲人，而是提高生產率、開發尚未利用的荒地和派遣調查團前往調查等。內閣在5月20日的會議上同意派遣調查團；調查團遲至1955年才提交報告，對緩解緊張局勢並未起作用。

  1952年9月，政府收到另一份有關肯亞局勢的重要報告，提交報告的是殖民部國務大臣霍普金斯（H.L.Hopkins）的私人秘書彼得·史密瑟斯（Peter Smithers），他剛從東非和中非巡視歸來，發現肯亞等地的「民族主義迅速高漲」，有可能給整個地區造成「災難性影響」，因此建議英國政府作出讓步，給殖民地某種程度的自治。英國殖民部不接受他的建議，殖民大臣說他「不相信出現了非洲民族主義跨邊界傳播的局面。……茅茅在更多的意義上只是尋釁滋擾的烏合之眾，而不是帶來一場深刻的政治動盪的組織」。顯然，殖民部對肯亞的局勢估計不足，大大低估了茅茅的力量，因此，當10月初肯亞總督巴林發來有關局勢惡化的兩封急電時，殖民部大為震驚。

  巴林的第一份急電於10月10日發出，稱在基庫尤，針對白人移民的襲擊事件急劇增加，襲擊者茅茅運動是一個有組織的陰謀集團，其策劃者是以肯雅塔為首的肯亞非洲同盟。他認為「避免流血的穩妥方法是宣布緊急狀態，並根據《緊急狀態法》以行政手段追捕肯雅塔和他的追隨者」。10月13日，巴林再次發出急電，希望英國政府能在10月23日批准實施緊急狀態法，要求動用一個營的兵力進行鎮壓。

  10月14日邱吉爾召集內閣會議，未經周折便批准巴林的請求，邱吉爾還向國防大臣提議，為了表現英國的軍威，英軍可在騷亂地區附近舉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空降演習。在緊急狀態宣布後的10月21日，肯雅塔與其他186人被捕。肯雅塔隨後被判7年徒刑，罪名是策動茅茅起義。次年，肯亞非洲同盟被查禁。

  但茅茅運動未被壓服，在其領袖德丹·基馬提（Dedan Kimathi）的領導下發動了武裝反抗，起義由奈洛比擴散到基庫尤全境，後又蔓延到與烏干達和坦噶尼喀接壤的地區。茅茅運動在其控制的地區建立了政府，實行徵兵制，徵收稅務，建立後勤補給系統。參加茅茅運動的主要是基庫尤族下層民眾，而基庫尤人上層則站在英國一方。茅茅運動還攻擊與殖民當局合作的基庫尤人，1953年3月27日，茅茅一個突擊隊襲擊了基庫尤人的一個村莊，殺死150名村民，其中有婦女和兒童。在戰爭中，英國不斷增派軍隊，最多時達3萬餘人。1953年6月，英軍在肯亞山和阿伯代爾山（Aberdare mountains）向茅茅運動游擊隊發起全面進攻，警察在城市抓捕了數百名茅茅運動的支持者。法院進行頻繁的審判，許多人被認定犯有殺人、放火和非法持有武器等「罪行」，被判絞死。

  戰爭也給英國帶來沉重的負擔，每月開支高達300萬美元，儘管殖民當局向參加起義的基庫尤人、恩布人（Embu）和麥魯人（Meru）徵收了特別稅，但肯亞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如在1953年，肯亞的財政赤字是560萬英鎊，而在1955-1956財政年度，財政赤字達到1560萬英鎊。

  在鎮壓的同時，殖民當局也試圖以憲政改革的方法爭取一部分非洲人的支持，孤立和分化茅茅運動。巴林在致利特爾頓的信中分析說：「肯亞的歐洲人口數目很少，又十分孤立，完全有可能被趕走。在這一點上，肯亞與南非和兩個羅得西亞都明顯不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行政部門中增加非官守議員的比例，減少文官的比例；非官守議員要包括歐洲籍人士和非歐洲籍人士，其中非歐洲籍人士應該不僅限於亞洲籍。他認為，不改革也能打敗茅茅運動，但改革對肯亞的「重建」極有幫助。此外，英國還加大了對肯亞的經濟援助，在1952-1955年期間，英國提供給肯亞的撥款為5040萬美元，無息貸款為1960萬美元。

  不過從效果上看，英國的這些措施並未對平息茅茅運動產生直接作用。1954年英國加強了對茅茅運動的作戰，茅茅運動的大部分領導人仍然繼續戰鬥。該年戰爭發生轉折，殖民當局開展「霸王行動「（「Operation Overlord」），並在奈洛比進行大規模逮捕，共抓捕2.8萬名茅茅運動「嫌疑人」。英國又採取分化、利誘的手段，至1955年底，戰事逐漸平息，1956年7月，英軍撤出肯亞。該年10月，基馬提被俘，次年2月，被絞死。據《因卡塔百科全書》提供的資料，這場戰爭中共有1.1萬名茅茅運動成員戰死，8萬名基庫尤人被關入隔離營，約100名歐洲人和2000名站在英國一方的非洲人喪生。儘管如此，戰爭卻沒有能阻擋肯亞的民族獨立運動，1963年12月，肯亞宣布獨立，肯雅塔成為肯亞第一位總統。

  保守黨執政期間發生第三場殖民戰爭，地點是在地中海的賽普勒斯島。賽普勒斯起初並不是英國的殖民地，但由英國進行統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該島原屬奧斯曼帝國，1878年英國以援奧抗俄為由，與奧斯曼帝國簽署秘密的《防衛聯盟公約》（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其中規定奧斯曼保持對賽普勒斯島的宗主權，英國則占領和管理該島，每年向奧斯曼帝國支付相當於50萬美元的租金。這樣，英軍進駐賽普勒斯，1879年開始行使管理權。島上的希臘族居民隨即向英國提出與希臘合併的請願書，但遭到拒絕。

  一戰中奧斯曼帝國加入中歐同盟國參戰，與英國為敵，英國便宣布1878年條約無效，並於1914年11月兼併賽普勒斯。戰後，土耳其承認了英國對賽普勒斯的所有權，1925年，該島成為英王直轄殖民地，由英國政府直接統治。1931年，賽普勒斯發生暴動，遭嚴厲鎮壓。二戰後，希臘族的合併運動再度興起，工黨政府試圖用擴大自治權的方法來緩和與賽普勒斯人的關係，便宣布進行憲政改革，在未來建立賽普勒斯的自治政府。

  賽普勒斯本來沒有重要資源，也不具備戰略意義，但1948年英國撤出巴勒斯坦後，該島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英國軍方開始加強控制，並著重打擊希族人的合併運動（enosis）。正是在同一年，主教米哈伊爾·穆斯科斯（bishop Mihail Mouskos）公開表示支持與希臘的合併，並要求舉行全民公決。1950年1月，英國拒絕該要求，引起希族人的強烈不滿。10月，穆斯科斯當選為賽普勒斯東正教會的大主教，稱馬卡里奧斯三世（MakariosⅢ），成為合併運動的領導人。

  英國政府以強硬態度應對，聲明它不允許改變賽普勒斯的政治地位。駐賽普勒斯總督安德魯·賴特（Andrew Wright）聽說希族人企圖改變利馬索爾市一些街道的名稱，就下令將該市所有的希族市政委員逮捕入獄。當時在任的工黨政府殖民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指示賴特不要採取過激行動，但賴特不為所動。後來，總督得到了新聞檢查、打擊「犯罪」等權力，使該島等同於進入緊急狀態。

  1954年，希臘政府介入該島事務，要求與英國政府就賽普勒斯的前途問題進行談判。英國認為希方的意圖是在賽普勒斯先建立代議制政府，經過幾年過渡之後與希臘合併，於是就拒絕了希臘的要求。希臘隨即於4月29日向西方盟國遞交備忘錄，要求盟國協助彌合希臘與英國之間的分歧，否則就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以爭取賽普勒斯的「民族自決權」為由，爭取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英國極為憤怒，兩國關係惡化。另一方面，對賽普勒斯事務同樣關注的土耳其則希望維持該島現狀，支持島上的土族居民要求，這樣，賽普勒斯問題就複雜化了。

  7月21日，邱吉爾政府宣布了對塞島問題的政策綱領，主要內容是：（1）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英國維持對賽普勒斯的主權；（2）但不反對該島在未來走向有限的自治；（3）同意根據新總督羅伯特·阿米塔奇（Robert Armitage）的改革提議，設立塞島立法院，並規定立法院的組成結構；（4）總督有權採取一切步驟和措施，以確保現行法律的實施；（5）反對將賽普勒斯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或總務委員會的議程，聯合國無權干涉賽普勒斯內部事務。

  五天後，內閣會議確認了以上政策。28日，殖民部國務大臣霍普金斯代表政府在議會發言，他的講話中有一句話引起極大反響，他說：「基於其特定的情況，大英國協中的某些地區永遠不能取得完全的獨立。」許多工黨議員當場表示反對，而賽普勒斯的希族人則無法忍受，他們加緊了武裝反抗的準備。

  以馬卡里奧斯（Makarios）為首的賽普勒斯希族拒絕了英國的制憲建議，他們強烈要求賽普勒斯自治，並與希臘合併。其軍事組織「賽普勒斯戰鬥者全國組織」（即「埃奧卡」，EOKA）於1955年4月1日開始武裝鬥爭，對英軍開展游擊戰。島上的土族人不同意與希臘合併，於是組織「土耳其抵抗組織」（即「特姆特」，TMT），對希族開戰。8月底，在英國倡議下，英、希、土三國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結束衝突及賽普勒斯前途問題。但由於希臘與英、土的分歧過大，未能達成協議。9月25日，英國指派英軍總參謀長約翰·哈定（John Harding）出任賽普勒斯總督和英軍總司令，加強對希族武裝力量的鎮壓。1956年3月，英國逮捕馬卡里奧斯並將他流放到塞席爾群島。賽普勒斯戰爭一直打到1959年才結束，有關各方都感到打不下去了，英國也意識到無法維持在賽普勒斯的統治。這一年，英國與希、土兩國簽訂了一系列關於賽普勒斯獨立的協議。1960年8月18日，賽普勒斯正式獨立。

  如果說在馬來亞和肯亞的戰爭中英國至少取得了軍事勝利，那麼在賽普勒斯連這一點都沒能做到，雖說英國保住了在賽普勒斯島上的兩個軍事基地。英國為殖民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僅用於馬來亞和肯亞的作戰費用就達到1億英鎊。英國已意識到，要麼為帝國的防務承受巨大的財政負擔，要麼大規模撤出殖民地。在舉棋不定之中，一場新的戰爭終於使英國痛下決心。

  這場戰爭發生在埃及，起因是爭奪蘇伊士運河。1952年，埃及發生「七月革命」，國王被推翻，「自由軍官組織」組建了新政府。1954年10月，埃及與英國簽訂《關於蘇伊士運河基地的協定》（Agreement Regarding the Suez Canal Base），規定英軍在協定簽字後的20個月內撤離埃及。1956年6月，英軍撤出運河區，完全結束了對埃及的軍事占領。但協定中卻有一些隱患，為英國日後干涉留下了空間。其中一項條款規定：此後7年英國保留對運河區軍事建築的監督權，一旦阿拉伯國家或土耳其遭到進攻，英軍有權重返運河區，維護其安全。後來，英國就是利用這項規定，與法國、以色列共同策劃了運河危機，再順勢捲入以、埃戰爭，派軍隊重新占領蘇伊士運河。

  戰爭打響後，英國指望大英國協國家會挺身而出，像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那樣鼎力相助。但除澳大利亞、紐西蘭口頭上表示站在英國一邊外，加拿大主張派聯合國部隊去維護運河區和平，言外之意是不支持英、法干預，錫蘭表示反對英國的侵略政策，印度和巴基斯坦則對英國的入侵予以譴責。

  但最嚴重的打擊來自美國，美國不僅沒有如英國所願那樣支持英、法，反而在英國背後捅了一刀，它和蘇聯一道在聯合國安理會向英、法提出撤軍要求，並最終迫使英、法撤出。這次戰爭嚴重打擊了英國的國際聲譽，英國的行徑與卑鄙小人並無二致。戰爭表明英國已淪為二流國家，無力主宰國際事務。這迫使英國重新評估自己的實力，進而調整其外交、國防和帝國政策。

  在帝國事務方面，英國認識到它已不再具備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能力，這樣，第二次去殖民化浪潮在50年代後半期興起，其中黃金海岸的獨立，為撒哈拉以南地區樹立了榜樣。黃金海岸是英國比較富庶的非洲殖民地，二戰後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早在1951年英國就批准該殖民地進行自治，著名的民族主義者、黃金海岸人民大會黨主席克瓦米·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獲勝，他隨即出任行政委員會領導人，1952年3月改稱總理。到1957年，英國認為黃金海岸經濟基礎穩固，本地官員已積累了數年的行政管理經驗，符合獨立國家的必備條件，因而同意它獨立。同年3月6日，黃金海岸宣布獨立，並更名為加納。加納是撒哈拉以南第一個擺脫了殖民統治的國家，加納獨立使非洲其他殖民地深受鼓舞，人們普遍相信，既然加納能自己管理自己，那麼其他非洲國家也能做到，於是，撒哈拉以南的民族獨立運動很快進入高潮。

  英國隨即調整殖民政策，它放棄了原先緩慢撤出殖民地的做法，而力求儘快擺脫帝國這個包袱。1959年10月起任英國殖民大臣的伊恩·麥克勞德（Iain N.Macleod）在談到這個變化時說：「我們無法用武力保住我們在非洲的領地，我們甚至在動用大批部隊的情況下連賽普勒斯這個小島都保不住。戴高樂將軍無法制服阿爾及利亞，人們邁向自由的步伐可以加以引導，但無法加以阻止。當然，步子邁得快就有風險。但是，步子慢的風險要大得多。」哈羅德·麥克米倫首相持有相同觀點，他於1960年2月在南非開普敦發表演說，那就是著名的「變革之風」演說，他說：「變革之風正吹遍這個大陸，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民族意識的增長是一個政治現實，我們都必須接受。」

  這樣，第三次去殖民化高潮席捲而來，大英帝國在接二連三的殖民地獨立浪潮的衝擊下崩潰了。但獨立還是要通過殖民地人民的鬥爭才能實現，為避免出現類似印度獨立前後那樣的劇烈動盪，英國在具體操作中儘量採用非暴力方式。通常的程序是：舉行選舉，選出立法機構；殖民當局向當地領導人移交權力；接著便是獨立慶典。

  在獨立過程中，外部影響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社會主義陣營給殖民地人民以精神和物質支持，為他們培訓民族主義領導人和軍事指揮員，提供軍火，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其次，二戰後美、蘇取代英、法等老牌西方列強，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法等老殖民帝國的崩潰是這種權力中心轉變的必然結果，是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第三，法國殖民地的鬥爭與英國殖民地的鬥爭相互影響，其作用十分明顯。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和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戰爭給英屬殖民地的人民鬥爭以巨大鼓舞，加納的獨立又使從西非到非洲其他地方的民族獨立運動深受鼓舞。第四，西方的殖民統治無意中起到了「社會動員」的作用，通過「開發」殖民地，宗主國創造了一種促使殖民地人民起來對宗主國的統治提出挑戰的條件。殖民地的經濟發展、與外部的聯繫、都市化的出現，使眾多殖民地人民脫離原先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非洲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大多在西方的學校中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殖民主義造就了它自己的掘墓人。

  與以上情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種所謂「二元型殖民地」的地區基本上未受此次去殖民化的波及，在這種殖民地，白人移民人數較多，形成一定的規模，並且形成了白人社區和文化圈，但仍然在總人口中居少數地位。土著居民雖然處於被統治的地位，但土著首領的傳統權力得到保留，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在土著居住區內也得到延續，土著人口也占明顯的多數。因此，這種殖民地在文化和社會上呈二元性質，相互之間的差異涇渭分明。英屬殖民地中，南非和南羅得西亞就屬這種類型。

  二戰結束後，英國為加強對南羅得西亞及周圍地區的控制，維護南非的穩定，設立了中非理事會，其主要任務是協調和控制南羅得西亞、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三個殖民地的經濟活動。這三個殖民地的白人統治者不願受到英國過多的干涉和束縛，便商議組建一個聯邦，維護自身的利益，此舉遭到英國工黨政府的反對。1951年，保守黨政府上台後轉而表示支持。1953年7月，三個殖民地組成中非聯邦，其版圖達120餘萬平方公里。

  在50和60年代的去殖民化高潮中，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受影響較大，南羅得西亞出現了非洲人的反抗，到60年代初，中非聯邦已經風雨飄搖了。白人當局嚴厲打擊非洲人民族主義運動，1961年，查禁了南羅得西亞民族民主黨（前身為1919年成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隨後又解散了喬舒亞·恩科莫（Joshua Nkomo）創建的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和西托萊創建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暫時穩定了白人的統治權。1963年，尼亞薩蘭和北羅得西亞先後退出聯邦，中非聯邦於是解體。尼亞薩蘭（即馬拉威）和北羅得西亞（即尚比亞）宣布獨立，實現了黑人多數的統治，南羅得西亞則走上與之相反的道路。

  白人極端派組織——羅得西亞陣線在1963年12月舉行的主要由白人參加的大選中獲勝，不久，該陣線領導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出任政府總理。英國在得知史密斯政權想要獨立的意圖時明確表示反對，威爾遜首相指示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在1964年10月底宣讀他本人的一份聲明，稱英國政府贊成南羅得西亞過渡到多數人統治。但史密斯政權一意孤行，於1964年11月4日舉行「公民投票」，並在1965年11月11日宣布「獨立」。國際社會對這種違背大多數人民意願的「獨立」不予承認，英國在強大的壓力下也表示了相同的立場，並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一起對它實行經濟封鎖和其他制裁。南羅得西亞民族主義者發動了曠日持久的游擊戰爭，尚比亞等新獨立的「前線國家」也給予巨大支持，向游擊隊提供了大量物質援助。在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和武裝鬥爭的強勁衝擊下，史密斯政權在15年之後才同意交出權力。1980年4月18日，辛巴威正式獨立。

  南非與南羅得西亞同屬二元型殖民地，但白人移民到此定居、開發和統治的時間要長得多，因此其發展道路又呈現不同的特色。南非在1910年成為自治領，在當時那個時代背景下，並未像南羅得西亞那樣受到國際社會的拒絕。二戰後白人種族主義的統治反而加強了，尤其是南非國民黨於1948年上台，隨後就大力推行種族隔離政策，剝奪了黑人的一切權利。國際社會對此嚴加斥責，1961年，在亞非國家和部分歐美國家的壓力下，南非退出大英國協。憑藉它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套完整制度，南非白人政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了少數白人的統治權，直到1989年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任總統後，才實現政治改革，釋放了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黑人領袖，宣布非洲人國民大會等黑人組織為合法組織，並在1994年4月舉行多種族大選，實現了和平轉移政權。

  在帝國走向解體的過程中，英國考慮以大英國協取代英帝國。1953年，前殖民大臣艾默里對大英國協的前景作了樂觀的描繪估計：「其他的非大英國協國家很有可能最終會決定加入大英國協。……天曉得大英國協會不會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核心呢？」的確，隨著新獨立國家紛紛留在大英國協內，擁護英帝國的人士感到得到了某種補償。英國當權者將帝國原先的一套機構、制度、慣例搬入大英國協內加以實施：英國君主由英帝國的元首變為大英國協的元首，帝國會議改為大英國協總理會議，取消了總督，改為高級專員（白人自治領仍保留總督），英國的自治領部更名為聯邦關係部，在1964年還增設了大英國協秘書處；保留英鎊區，帝國特惠制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一些大英國協的新成員國；承認大英國協所有公民享受「英國國籍」，有權自由出入英國。

  但大英國協畢竟與英帝國有很大不同，大英國協由獨立主權國家組成，內部關係是平等的，而英國實力已大大下降，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不再具備控制的能力。此外，英國時時受到美國的牽制，而美國顯然不允許大英國協成為另一個英帝國。最後，大英國協成員國之間不具備共同的利益基礎，甚至在原來的白人自治領之間也是如此，因此向心力相當小。

  這樣，大英國協內各種矛盾就不斷出現，亞非拉成員國將該組織當成一個表達意願的講壇，比如在60年代初，它們強烈反對南非推行種族隔離政策，主張將南非趕出大英國協，並且在1961年5月迫使南非撤回留在大英國協內的申請。這件事使英國感到難堪，它甚至覺得大英國協對於英國在世界上施加影響力幾乎毫無幫助，失望之中，英國對外交政策和英國政府機構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在對外關係上，英國開始轉向歐洲經濟共同體，儘管1962年大英國協總理會議的公報表達了對「英國加入（共同體）所可能產生影響的不安」，但英國仍提出了加入共同體的申請。在大英國協公民的國籍管理上，英國於1962年實施《大英國協移民法案》，限制大英國協國家公民進入英國。在政府機構方面，英國於1968年將殖民部和聯邦關係部併入外交部，1970年又將海外發展部撤銷。英國對大英國協總理會議的態度也變得不那麼重視和熱心了，1966-1971年間僅開過一次會，而且從1971年開始，會議地點也不限於倫敦。1972年6月，英鎊區在西方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壽終正寢，聯邦特惠制亦於1977年宣告結束。最後，作為去殖民化的尾聲，又有一些英屬殖民地在70-80年代獲得獨立，香港於1997年歸還中國。

  在防務方面，英國使之與帝國向聯邦的過渡相適應。在二戰結束後的20年中，英國防務政策仍以其傳統的安全觀為核心，即英國本土安全與海外屬地的安全緊密相關。但這個觀念與戰後英國防務的兩大目標有衝突，一是支持盟國對抗蘇聯，二是減少海外防務義務，減輕英國的財政負擔。此外，美國的勢力滲入英帝國，1951年9月，帝國內與英國關係最緊密、最融洽的兩個國家——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竟背著英國與美國簽署了《澳新美安全條約》（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y），對此英國感到痛心。1956年英國出兵蘇伊士運河的原因之一，就是表明其防務的獨立性，但美國略施小計，英國就栽了個大跟頭。隨後，英國調整了帝國的防務政策，在第二次、第三次去殖民化浪潮中，英國海外駐軍大幅減少。

  「帝國」防務政策的重大轉折發生在1968年7月，當時英國宣布到1971年底將所有英國軍事力量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這個轉折與英國在帝國政策上的重大調整相比整整晚了9年時間，其原因在於：第一，英國根據各種條約在中東和亞太地區承擔義務，其中包括《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ce Treaty）和《巴格達條約》（Baghdad Pact），也包括與許多國家和地區簽署的雙邊條約，如馬爾他、利比亞、南阿拉伯聯邦、巴林、卡達、阿曼、科威特等。第二，英國為保住其世界軍事強國的角色，十分重視軍事基地的戰略價值，在英國的戰略應急計劃中，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是保衛澳大利亞、紐西蘭和馬來西亞的「前衛防線」，波斯灣則確保英國的石油供應，亞丁和西蒙斯敦的基地承擔著保護印度洋和好望角航線的任務。第三，英國決策過程中的「官僚主義惰性」起了作用，其表現為：直到毫無退路之時，決策者避免做實質性的決定，撤出蘇伊士以東地區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鑑於1965年英國在蘇伊士以東駐軍55000人，每年軍費支出達3.17億英鎊，英國財政部指出無力承擔這筆巨大開支，要求削減軍費。1966年，政府發表的《防務評論》指出英國軍事力量「分布過廣」，而且英國向動亂地區派遣應急部隊次數過頻，使英國難以承受。同時，英國認為對自己的安全直接相關的不再是「帝國」，而是北約，為此必須將戰略防務重點轉移到西歐和北大西洋。

  根據撤出方案，1967年12月，英軍撤出亞丁。1971年10月，關閉英國遠東總司令部，大部分駐新、馬英軍撤出該地。同年12月，撤銷英國海灣司令部，僅在阿曼留下一支很小的駐軍。1972年4月，在倫敦五國防務會議上，英國表明不再向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派軍，其保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任務改由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承擔，同時，又減少在地中海地區的駐軍。1970年，利比亞新政府解除了1953年《英利聯盟條約》（British-Libyan Alliance Treaty），英軍被迫撤出。1972年，馬爾他政府作出類似決定，英軍隨即撤出該島。這樣，到1974年，英國已不再充當世界軍事強國的角色了。

  此後英國採取的重大軍事行動只有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戰爭。馬爾維納斯群島是英國在南大西洋中的一個殖民地，阿根廷一直聲稱對它的主權。1981年11月，英國海軍撤回了部署在該群島斯坦利港的唯一一艘護衛艦，阿根廷認為這是英海軍實力下降的表現，遂決定用武力收復該群島。1982年4月2日，阿軍在群島登陸，時任首相的柴契爾夫人立即作出強烈反應，派出一支占其海軍力量三分之二的特混艦隊，共2.7萬人，去奪回群島。英國這次行動得到了美國的幫助，經過幾個月的戰爭，到10月份，英國恢復了對群島的控制權。

  戰爭使柴契爾夫人的個人聲譽大震，但不意味著英帝國恢復昔日的輝煌。從英國的實力出發，它已無力這樣做，它用於福克蘭群島的防務開支就高達每年2.5億英鎊。作為交戰的對手來說，阿根廷的軍事力量亦不強，且又是孤軍作戰。當時的國際環境對英國有利，第三世界和蘇聯都譴責英國，但未給阿根廷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和歐洲國家支持英國，這與英、法干預蘇伊士運河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柴契爾夫人的個人因素也不可低估。要想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重現以上所有這些條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說到底，這場戰爭只是英帝國在大撤退中的一次迴光返照。

  時至今日，昔日的大英帝國已不復存在，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地寥寥可數。前帝國的殖民地如今大多成了大英國協的成員國，目前大英國協擁有54個成員國，是世界上較大的國際性組織之一。與1926年大英國協初創時期相比，該組織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由英國及白人自治領組成的排他性俱樂部，變成了英國及原自治領、殖民地組成的包容性國際組織。大英國協的官方新定義如下：

  大英國協是各政府的聯繫體，其組建的目的是使成員國得以為國際目標而相互支持和共同工作。大英國協也是最初由大英帝國聯繫在一起的國家「家庭」，其現實的基礎是語言、文化、法律和教育構成的共同傳統。正是這一共同傳統使得成員國能夠在超過其他國家的相互信任和了解的情況下同舟共濟。

  關於大英國協對於英國的價值，梅傑時期的外交大臣馬爾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曾說，大英國協是英國施展影響力的平台：「我認為英帝國發展成大英國協絕對是一種天賜。……大英國協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去影響世界上許多政府政策……去擴展我們的文化、社會和政治聯繫……其結果是，我們能夠影響事件的走向。」說可以這麼說，但大英國協對英國而言事實上已不起什麼作用了，它充其量只是一個政策發布的平台。英國外交政策的重點已轉向歐洲，轉向與美國的緊密結盟。雖說英國人的帝國情結尚未完全泯滅，但大英國協不是英帝國，這一點卻是毫無疑問的。歷史好像和英國人開了一個玩笑，他們今天的領土範圍與他們的祖輩們幾個世紀之前開始向海外擴張時的差不多，顯赫一時的「日不落帝國」似乎只是南柯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