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帝國與聯邦 第一章 鞏固帝國的努力

  19世紀下半葉，英國逐漸喪失了工業霸主的地位，美國和德國等後起的工業強國迅速趕了上來。面對這一局勢，英國國內對大英帝國的態度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19世紀40-60年代時，許多人將殖民地視作英國的負擔，主張與殖民地分離。而到了70年代，原先持這種立場的政治家，如自由黨領袖威廉·格拉斯頓和保守黨領袖班傑明·迪斯雷利，轉而積極維護和增強帝國。著名的「維多利亞帝國熱潮」在國內掀起，出現了兩個主要趨勢：其一是主張在英國與自治殖民地之間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確保帝國基礎的穩固；其二是向尚未被西方列強征服的地區擴張，奪取新的領土，增強帝國的實力。1887年，在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50周年之際，第一次殖民地會議召開，討論帝國內部事務。英國和各自治領、自治殖民地的政府首腦參加了會議。此後殖民地會議又數度召開，到1902年共開了四次。1907年，該會議改稱「帝國會議」。在此期間，英國積極參與瓜分非洲，獲得大片新殖民地，還在亞洲吞併緬甸、俾路支和賽普勒斯，擴大了勢力範圍。英國殖民地已遍及全球，成了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

  1898年10月11日，南非的布爾人率先向不可一世的英國軍隊發起進攻，引發英布戰爭（1899-1902年），使得英帝國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02年5月，英國人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布爾人被迫在《弗里尼金和約》（Treaty of Vereeniging）上簽字，布爾人的兩個共和國均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但是，「對許多人來說，它似乎已耗盡了人民、甚至政府對於帝國的熱情」。英帝國的領土擴張階段到此結束，英國對於帝國的政策亦轉而以鞏固帝國為核心。

  在英國殖民地中，那些擁有一定自治權利的殖民地，其居民以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移民占多數，因此又稱為移民型殖民地，其中除1867年獲自治領地位的加拿大之外，還有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南非的種族成分不同，但統治制度與它們相似。英國政府在加強與自治領聯繫的前提下，對其擴大自治權的要求採取了寬容和支持的態度，其目的仍是維持帝國的存在，避免美國式的獨立戰爭在這些殖民地重演。

  從1788年英國在澳洲大陸建立第——個殖民地——新南威爾斯之後，英國開始向這裡運送大批流放犯人，不久自由移民也移居該地。隨著居民的增加和開發的深入，其後又分化、產生了維多利亞、塔斯馬尼亞、南澳大利亞、昆士蘭和西澳大利亞殖民地。它們相對獨立，互不隸屬，19世紀中葉前後相繼建立起各自的責任制政府。這些殖民地對維多利亞女王陛下忠心耿耿，絲毫未受1867年加拿大事件的影響，甚至在1871年英國軍隊撤出澳洲之後，局勢也沒有發生變化。

  但從80年代初起，各殖民地要求建立統一的聯邦制國家和獲得更大自治權的呼聲逐漸高漲。其原因在於：在防務方面，英國把重點放在非洲和歐洲，不願在澳洲承擔義務，以至於昆士蘭於1883年兼併紐幾內亞島的行動受挫，反而讓德國人乘虛而入，於次年占據了該島的東北部地區，對澳洲大陸形成威脅。在移民政策方面，澳洲各殖民地自19世紀中葉相繼實施排斥有色種族的「白澳政策」，但各殖民地政策不一，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加以協調。在經濟方面，各殖民地經濟模式相類似。以農牧礦業為主，尤其是19世紀80年代末經濟衰退，給各殖民地帶來巨大衝擊，罷工行動也衝破各殖民地的邊界限制，表明各殖民地具有相當多的共同經濟聯繫。其他諸如關稅、交通等問題也使各殖民地進一步聯結在一起。特別是在經濟衰退時期，英國投資人、債權人向澳洲討債，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英情緒。要求建立聯邦的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蓬勃展開。

  1880年，新南威爾斯殖民地總理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s）提議設立一個聯邦會議，他認為「某種聯邦權力機構也許能比各殖民地更有效地處理」那些涉及殖民地之間事務的問題。該會議於1885年設立，次年在塔斯馬尼亞首府霍巴特召開首屆會議，其全稱為澳大拉西亞聯邦會議。由於該會議沒有立法、行政方面的實權，新南威爾斯沒有加入，所以作用十分有限。

  1889年10月2日，帕克斯發表「滕特菲爾德演說」，建議設立有實權的聯邦機構來取代澳大拉西亞聯邦會議，提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命運」的口號。1891年3月，各殖民地總理來到雪梨，出席第一屆聯邦大會，著手起草憲法。此後又召開兩次聯邦大會，審議憲法草案。1898年6月，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塔斯馬尼亞和南澳大利亞就憲法草案舉行公民投票。除新南威爾斯的贊成票未達到規定票數外，憲法草案在另外三個殖民地獲批准。為了使澳洲所有殖民地部接受聯邦憲法，各殖民地總理於1899年初在墨爾本再次修改憲法草案，同年舉行第二次公民投票，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昆士蘭、南澳大利亞和塔斯馬尼亞均批准該草案。次年7月西澳大利亞也舉行公民投票，批准聯邦憲法草案。

  英國議會甚至在西澳大利亞舉行公民投票前就爽快地批准了澳大利亞聯邦憲法草案，並於1900年7月由維多利亞女王正式簽署。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亞聯邦誕生，成為大英帝國內又一個自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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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也是英國的移民型殖民地：它與澳大利亞是近鄰，英國政府曾將澳新兩地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統治，紐西蘭代表在19世紀下半葉也多次出席在澳大利亞舉行的聯邦會議。不過，紐西蘭殖民地的發展過程與澳洲其他殖民地並不一樣。遲至1840年1月29日，英國駐紐西蘭第一位代理總督威廉·霍布森（William Hobson）才由雪梨來到紐西蘭上任，開始英國的殖民統治。1853年，紐西蘭實施本殖民地的憲法：1856年5月第一屆責任制內閣建立。60年代，英國移民與土著居民毛利人之間爆發了戰爭。毛利人被打敗，所擁有的土地也被沒收，人口急劇減少。1850年前後毛利人仍有8萬——10萬人，1896年下降到4萬餘人。紐西蘭雖在19世紀下半葉參與了澳洲殖民地的聯邦運動，但由於經濟上相互依賴性很小，而且都爭取在英國農牧產品市場上獲取更大的份額，所以紐西蘭最終沒有加入澳大利亞聯邦，而是在1907年獲得了獨立的自治領地位。

  南非的非白人居民人數一直多於白人移民人數，所以它不是移民型殖民地，而是二元型殖民地。但白人移民自建立殖民地後，一直控制著統治權。早在1806年，英國軍隊就攻占了隸屬於法國的開普殖民地。1843年又在東面的納塔爾海口一帶建立納塔爾殖民地。原居住在這兩個殖民地的荷蘭裔居民（即布爾人）憤然北遷，建立起奧蘭冶自由邦和德蘭士瓦共和國。其後英國人與布爾人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布爾戰爭後，布爾人的領地被英國人兼併。1908年，負責起草南非聯邦憲法的國民會議在德班舉行。到次年6月，憲法草案獲各殖民地議會的批准。9月20日，英王批准成立南非聯邦。1910年南非聯邦正式建立，成為英帝國中又一個自治領。

  愛爾蘭一直是英國的心頭之患。英國勢力在諾曼時期侵入這個鄰島。伊莉莎白一世首次向愛爾蘭派駐大臣，開始確立英國的統治，並派軍隊鎮壓當地的反英暴動。1601年，蒂龍伯爵（Tyrone,Earl of）率領的愛爾蘭軍隊向英國投降。1649年，克倫威爾率軍征服、平定愛爾蘭。英國實行嚴厲的懲罰制度，剝奪愛爾蘭人擁有的土地，在政治經濟上實施全面的壓迫政策，導致民眾的普遍不滿。19世紀初英國正式合併愛爾蘭之後，愛爾蘭人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此起彼伏，激烈程度達到空前。1860年代起，芬尼亞運動發動武裝反抗。帕內爾（Charles S.Parnell）則在80年代領導了議會中愛爾蘭民族主義黨團的鬥爭。英國首相格拉斯頓先後兩次在議會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Irish Home Rule Bill），試圖以授予愛爾蘭某些自治權的方式來解決危機，但未能成功。直到1913年，第三個《愛爾蘭自治法》才獲得通過，成為法律。但是，北愛爾蘭的新教徒反對愛爾蘭自治，要求留在英國統治下，並組建準軍事組織——厄爾斯特志願軍。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亦組建了自己的武裝——愛爾蘭志願軍，與之對抗。愛爾蘭內戰呈一觸即發之勢。但不久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暫時緩解了緊張局勢，愛爾蘭自治進程被拖延。

  由於各自治殖民地相繼以和平的方式成為自治領，自治領與英國的感情、文化紐帶未受傷害，政治和經濟聯繫依舊。在布爾戰爭中、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均派兵參戰，體現了它們與大英帝國共命運的立場。另一方面，殖民地會議（帝國會議）和一些帝國機構也對鞏固帝國起了積極的作用。1902年的殖民地會議是20世紀召開的第一次殖民地會議，也是殖民大臣、著名的帝國主義者約瑟夫·張伯倫所主持的最後一次殖民地會議。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成果是歷次會議所難以比擬的。

  會上，張伯倫熱情稱讚各自治領在英布戰爭中的作用：「在整個這段期間，我們一直受到我們本血統和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加強、鼓勵和幫助。自戰鬥開始的第一天起直到投降條件簽訂之日為止，我們一直獲有英王的所有領地和附屬地的同胞們的誠摯關注和讚許，我們一直獲有他們的積極的幫助，我們一直獲有他們道義上的支持。」由於大英帝國正在發生種種變化，所以張伯倫希望這次會議能取得實質性的結果，為鞏固帝國作出貢獻。

  張伯倫的要求得到積極的響應，會議決定將殖民地會議變成帝國的一個常設機構，每3年開一次會，討論有關帝國的一切問題，並增強帝國內部的聯繫。會議還討論了防務問題，英國建議各自治領和殖民地共同承擔防務開支；大洋洲各殖民地同意將每年的海軍捐款增加到20萬英鎊，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殖民地每年各撥出海軍軍費5萬英鎊和3.5萬英鎊，紐芬蘭同意每年出3000英鎊。加拿大以損害其自治權為由拒絕承擔軍費，但同意考慮加強自身海上防務。在帝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方面，英國承諾在可能的範圍內徵求各有關自治領和殖民地的意見，使它們能夠參與帝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不過，張伯倫提出的關稅改革和帝國特惠制的主張，卻遭到來自英國國內的反對。英國國內主張自由貿易的勢力反對在帝國內外實行不同的關稅，認為此舉會造成物價上漲、出口減少，並對造船業和銀行業產生不利影響。各自治領和殖民地意見不一，加拿大尤其不願降低英國貨的進口稅。最後，與會各方同意向特惠制方向努力，暫時不作決定。不久，張伯倫因在帝國政策上與其他內閣成員意見不合而辭去殖民大臣的職務。

  在埃及和印度這樣的非移民型殖民地，鑑於當地社會結構比較穩固，土著統治者尚有一定的威信和權力，因此英國人在保持其最高統治權的前提下，進行一些改革，作出某些妥協，增加當地人的參政權利，在地方事務及一些次要事務方面與土著統治者及當地知識階層進行合作，藉助其力量進行統治。

  1882年英國用武力占領埃及，儘管此時埃及在名義上仍隸屬於奧斯曼帝國，其君主立憲制也得到保留，但它事實上已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駐埃及總領事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後被封為克羅默[Cromer]勳爵）成為埃及政府顧問，是埃及事實上的統治者。埃及本是種植多種農作物的國家，出產棉花和穀物。英國統治者發現當地產棉花質量好，便停止種糧，推行棉花單一種植制，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進而，英國在兩件事上嚴重傷害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1906年，敦沙韋的村民舉行暴動，遭到英國當局殘酷鎮壓，事件過程中英國統治者玩弄「分而治之」手段，偏袒科普特基督徒，打擊穆斯林；1909年，英國提出將歸還蘇伊士運河的時間延長40年。埃及民族主義者感到無法容忍，決定採取行動以表達意向。克羅默勳爵反應遲鈍，而另一個英國高級官員在1907年就發現：埃及的民族主義「十分活躍，危害極大」。不過，克羅默在離任前還是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分化民族主義者，對其中的溫和派作了一些讓步：他任命一名溫和派成員擔任教育部長，並號召溫和派組建一個政黨，希望這個黨「可以用來對抗極端派」。

  克羅默的繼任者是埃爾登·戈斯特（Eldon Gorst），他於1907年來到埃及後繼續推行前任的政策。戈斯特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官員中增加埃及人的比例，另一方面扶持埃及的原統治集團。然而，這些措施無法平息埃及民族主義者的不滿，因此不久之後，英國統治者就改用鎮壓手段，宣布實行新聞檢查，頒布《放逐法》，規定未經審判便可囚禁任何人。

  1911年戈斯特因病離任，基欽涅勳爵（Lord Kitchener）繼任，他仍運用「大棒加胡蘿蔔」手段來對付埃及人民。他加強埃及立法會議的權力，擴大埃及人在該機構中的比例，同時又加強鎮壓。埃及民族主義者通過立法會議陳述其主張，使英國統治者感到頭痛。因此，英國那些主張加強和擴大英帝國的人士認為埃及是英國妥協政策失敗的典型，在他們看來：對當地人的讓步只會降低「統治種族」的威望，給未來製造麻煩。

  印度是英國最大的殖民地，受英國統治的時間也比較長。在1899-1905年任印度總督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在談到印度對英國的意義時說：「沒有印度就沒有大英帝國。」進入20世紀，英國對印度的投資有了較大的增長，同時從印度獲得的各種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也比以往多得多。寇松樂觀地認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將永遠延續下去。

  當寇松於1899年到任時，印度的局勢較為平靜，政治活動處於低潮。儘管他在發展印度教育、興修水利和削減鹽稅方面有所作為，但他的高壓統治卻引起印度人民的強烈不滿，尤其是分裂孟加拉的行為，使印度掀起又一個民族主義高潮。

  1905年10月16日，寇松頒布分裂孟加拉省的法令，決定將該省分為東、西兩省，其中東孟加拉的居民以穆斯林為主，西孟加拉則以印度教徒為主。印度各界對此反應強烈，認為這是——個分化瓦解印度的陰謀，於是紛紛起來表示抗議。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對反英運動的方式有不同的主張，以戈克海爾（Gopal K.Gokhale）為首的溫和派堅持採用和平請願、示威的方式，而以提拉克（Bal G.Tilak）為首的激進派則傾向於走暴力反抗的道路。由於國大黨是印度民族運動的領導者，這種意見分歧削弱和分化了運動本身。因此，寇松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不屑一顧，他說這場運動「僅僅是水面上的漂浮物，我毫不懷疑……下面流動的是深邃而平靜的水流」。

  顯然，寇松低估了這場運動的意義和巨大的潛能。在他心中，獨立的印度民族是不容存在的，任何此類運動或思想均須查禁。同時，為保持英國對印度的永久統治，寇松主張在印度建立一個類似於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的政體，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就是使印度成為「帝國的最偉大的夥伴」，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新的民族——英印民族。為使他的這個主張深入人心，寇松大力保護和發揚印度的傳統文化，1903年在德里舉行規模宏大的朝覲活動，以顯示印度的「團結和愛國主義」，並大力使印度在經濟上減少對外界的依賴性。寇松對自己的政策充滿信心，認為其政策已在印度大獲成功，他得意洋洋地宣稱：「我以為全印度人民……此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忠誠可靠。」

  另外，寇松不顧英國政府在帝國政策上的調整，執意向中國西藏擴張。但是，他與新任英軍駐印總司令基欽涅不和，最終於1905年辭去總督一職。

  同年底接任印度總督一職的是明托勳爵（Lord Minto）。當時的印度局勢與寇松的描述相去甚遠，用戈帕爾（S.Gopal）的話來說，就是「印度的不滿從未如此強烈和廣泛」。明托抱怨寇松「留下的強烈不滿的遺產」，明托夫人則說寇松「耗盡了他的臣民們的忍耐，達到了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英國新任印度事務大臣約翰·莫萊（John Morley）遲至1917年還心有餘悸地回憶：「部分由於表面的、部分由於本質的不同原因所造成的政治動盪緩慢地橫掃印度的那副場景。」

  為了應付這一困難的局面，明托感到高壓手段只是權宜之計，必須對英國的統治進行較大的改革才能實現較長期的穩定。通過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明托感到國大黨的作用不可低估，應當盡力將其拉到英國統治者一邊。為此，他專門去見莫萊，陳述自己的主張：

  國大黨究竟會成為帶來益處還是製造罪惡的力量，其關鍵主要在於我們自己，而不論我們是否對該黨抱有好感（從個人的角度說，我不喜歡它）。也許，與國大黨有聯繫的可疑者人數不少……因而，我們更有理由在與他們打交道時避免採用粗暴和僵硬的手段。

  顯然，明托試圖用較溫和的方式來籠絡國大黨。而要做到這一點，一味的高壓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而他改變策略，推出以改革為主導的政策。此舉與英國人在埃及的做法頗為相似。

  國大黨內部對明托的新政策產生分歧。以戈克海爾為首的溫和派將建立「大英帝國之內的自治政府」作為目標，主張與英國統治者合作。而極端派堅持與英國當局進行鬥爭，尤其對明托維持孟加拉分裂局面的做法感到憤怒。1907年4-5月，東孟加拉、旁遮普等地人民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在如何對待罷工示威的問題上，兩派關係惡化。極端派主張使用暴力驅逐英國統治者，溫和派則認為暴力的道路十分危險，有損於國大黨本身的利益。結果，溫和派在這一年的本黨年會上將提拉克等極端派驅逐出黨。此後極端派在各地引爆炸彈、進行暗殺行動，招致英國統治者的鎮壓。提拉克被捕入獄，公共集會被明令禁止。此外，英國人還進行新聞檢查，並鎮壓了1908年7月的孟買大罷工。

  明托決心依靠國大黨溫和派和文官階層的支持實行改革，在徵得英國政府的同意後，與莫萊一道推出了所謂「莫萊明托改革」，即1909年英國議會通過的《印度立法會法案》（Indian Councils Act），規定在各級立法、行政機構中增加印度人的比例，擴大印度人名義上的參政權。英國政府任命一名印度人為總督行政委員會委員，任命另外兩名印度人為設在倫敦的印度委員會委員。全印立法會的印度議員比例得到提高，地方立法會的民選印度議員比例也有較大增長，穆斯林須在各級立法會中擁有數目固定的席位。各級立法會首次被授予辯論預算案、動議和通過決議的權力。但實際上，上述措施均未能動搖英國的統治，莫萊曾在1908年對明托說，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弱英國統治，而是促使印度人甘心接受這種統治，「使政府能夠更好地了解被統治者的需求、利益和情感。另一方面，在機會到來時給予被統治者更好的理解政府立場的機會，以避免誤傳那些無知而具有惡意的見解」。

  經過這次改革，印度的局勢逐漸恢復平靜，民族主義運動陷於低潮。英國人在印度又恢復了信心，以至於新任總督哈丁勳爵（Lord Hardinge）到任不久就取消了分裂孟加拉的法令。此後幾年的事態發展表明，莫萊明托改革的確在手段上比寇松的大棒政策更有效，基本上收到了預期效果。

  在剛占領不久的非洲殖民地，英國面臨著全新的處境，因此只向這裡派遣為數不多的官員、專業人員和軍人，自願移民人數很少。有一個被派往東非的英國殖民官員寫道：

  在非洲的這個中心地帶，只有我們3個白人，外加20個黑人士兵和50個黑人警察，卻要治理一個居住著50萬裝備良好的野蠻人的地區，並維持該地區的治安，離這裡最近的醫生和增援部隊駐紮在68英里之外……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殖民者無論採用何種統治方式，均訴諸拉攏利誘和威嚇屠殺的手段。在那些間接統治的地區，英國人給予土著統治者某些權力：在行政上，土著統治者負責維持社會秩序，徵收賦稅，傳達和執行殖民當局的命令和政策，同時接受殖民官員的監督；在稅款分配上，土著政權可保留一部分稅款用於日常開支及土著官員薪俸；在司法上，土著統治者可按土著法對土著居民實行審判。以此為條件，英國殖民官員在「合作」的旗幟下，將一些地區的土著統治者變為其統治工具，如北奈及利亞的酋長、烏干達的干達族貴族、蘇丹的反馬赫迪派等等。

  另一方面，英國殖民者嚴厲鎮壓反抗者，用武力手段維護其統治，連溫斯頓·邱吉爾在得知英國人在肯亞的暴行時，亦感嘆那「就像一場屠宰」。據英國方面的資料，在1905-1908年中，共有1700餘名肯亞人被殺。1906年在奈及利亞西北部的索科托發生反抗殖民統治的起義，英軍屠殺了2000餘名起義者才恢復了秩序。在1906-1908年的南非祖魯人起義中，英軍屠殺了3500餘名起義者，並囚禁了約7000人。英國承認在大部分殖民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抗行為。

  在20世紀開頭的十餘年中，無論保守黨還是自由黨，都在帝國及殖民地政策上以布爾戰爭為鑑，不再熱衷於帝國擴張，而是將重點移到鞏固帝國上來。這一政策調整除了英國實力地位的變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歐洲事務，如何應付德、奧、意威脅，牽制了英國政府的大部分精力。如果說保守黨政府中還有約瑟夫·張伯倫這樣的人希望建立更強大的帝國的計劃，那麼自由黨政府則採取近乎「無為而治」的政策，除了維持現狀，就再無「奢望」。

  這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作為第一殖民大國的大英帝國，其地位仍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戰。除了愛爾蘭等少數地區外，各殖民地給英國帶來的是財富和榮耀，而不是煩惱和負擔。按英國政府的想法，這種局面最好能長期維持下去，當然可以作一些調整和改革。不過，資本主義國家中後起的德國等卻不甘心在殖民擴張中的落後地位，它們要用武力來改變這種局面。於是，在各種矛盾的綜合作用下，以歐洲為主戰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