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社會 第一章 人、職業和階級

  1901年英國全國人口大約是4150萬（包括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全部愛爾蘭）。在此之前，英國經歷了150年的人口快速增長，19世紀一百年中人口翻了4倍。但從1870年開始，人口增長率就逐漸下降，到20世紀，人口只呈現緩慢增長的趨勢，在1911年，人口是4520萬，1921年達到4710萬，1931年4600萬（由於愛爾蘭南部獨立，人口減少，此後數字不包括南愛爾蘭），1941年是4820萬，1951年5020萬，1961年5271萬，1971年5550萬。在這70年中，英國人口只增長了大約三分之一，比起其他一些國家來說，增長率是比較小的。有趣的是，在70年代下半葉，人口絕對數字也開始下降，從1974年的5592萬下降到1978年的5582萬，在有人口記載的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此後人口回升，到1990年英國的人口大約是5740萬，1998年大約是5924萬。

  20世紀人口增長速度減緩甚至成負數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1900年人口出生率曾高達28.2‰,1950年降為16.2‰,1977年只有11.8‰,剛好比死亡率（11.7‰)高一點點。過去曾認為，出生率下降主要是由婦女婚齡提高造成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避孕措施普及是出生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從人口性別結構來看，女性一直超過男性，據統計，在1851年，英格蘭和威爾斯每1000個女子只對應960個男子，到1911年下降為936個，1951年更降為924個，但1981年又回升到948個。值得注意的是，從60年代起，性別的比例開始出現逆轉，據1971年人口統計，15-29歲及30-44歲兩個重要年齡段上的男子都超過女子。而在1988年，16-35歲年齡段上的男子比女子多出21.2萬人。特別在婚姻高峰期的20-24歲年齡段上，男子比女子多5.9萬人。專家們說，性別比例逆轉是由男孩的存活率提高造成的，從生育統計數字看，男嬰的出生數從來就比女嬰高。

  在年齡結構上，20世紀的變化情況如表17.

  表17 20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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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中可看出，青壯年人口比例在20世紀呈拱形變化，世紀初比例相對小，30-50年代上升至高峰，然後又下跌。未成年者比例基本呈下滑狀，反映了出生率方面的微妙變化。老年人比例穩步上升，到80年代已經超過20%(1991年的統計數字是21.1%），幾乎是100年前的3倍。由此可見平均年齡上升是20世紀人口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老齡化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這就意味著：社會必須撥出更多的資源，來供養更多的老年人。

  在人口的分布與流動方面，19世紀的趨勢是：人口大量向工業區流動，農業區人口驟減，大城市人口膨脹，倫敦作為金融、商業與服務中心，集中了全國的大量人口。除倫敦外又形成六大城市工業帶，這六個工業帶基本上是在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區，所以如果把國家分成西北、東南兩個區，那麼西北部是工業區，東南部是農業區（倫敦除外），而人口在西北部增長快，在東南部增長慢，並且從農業區向工業區流動。這是一種典型的工業化人口分布：工業區與農業區差異明顯，工業區繁榮，農業區凋敝。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全國8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一半集中在倫敦與六大工業帶。

  但從20世紀初開始，情況便趨向複雜，儘管19世紀的那種模式仍在繼續，一些老的工業中心卻開始衰落，人口從這些地區流出，向新的經濟中心流動，而這些新中心則不一定是工業區，比如從二三十年代起，蘭開郡、約克郡西區、諾丁漢、德比這些工業革命的老中心就在丟失人口，新出現的休閒、度假中心則明顯得到發展，這些中心過去曾經是邊遠冷僻的地區。同時，隨著交通工具的改進，越來越多的人逃離喧鬧的大城市，向城市邊緣地帶轉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遠離城市地區，住進了僻靜偏遠的小城鎮或純粹的農村地區。大城市越來越不受歡迎，僅1974-1984十年間倫敦就丟失50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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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社會狀況導致20世紀下半葉出現兩個明顯的趨勢，一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動，二是由城市向農村移動。如果我們仍然以原來的東南與西北劃線，那麼在1971-1974年間，東南地區每1000人口每年淨增3.0人，西北地區只增加1.0人；到1984-1987年間，東南地區每1000人口平均淨增5.8人，西北地區則丟失0.4人，呈負增長。同時，在1971-1981年間，倫敦及其他大都市人口減少8%,次大城市減少1%,中等城市人口反而增加2%,小城鎮增加6%,農村地區則增加9%,人口「倒流」的趨勢是顯著的。從這一點上說，工業化的人口分布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出現了「後工業化」跡象。

  20世紀人口變化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即非白種人口數量大增。非白種人口主要是從原英國殖民地遷徙來的入籍移民，他們中包括西印度群島人、南亞次大陸人、非洲亞裔人以及非洲人等等。1951年，非白種人口只有20萬，20年後就已經翻了6倍，而80年代中期更達到240萬。許多年來，非白種人口的增加是英國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1971-1986年，非白種人口增長120萬，同時期英國總人口只增長67.2萬，這表明白種人口事實上還減少了50多萬。非白種人口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由三大種族集團組成的，他們是印度人、西印度群島人和巴基斯坦人，在80年代中期分別有76萬、53.4萬和39.7萬。非白種少數民族的大量增加在英國引起許多社會問題，這在20世紀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人口的職業分布方面，19世紀的變化比較小，多數變動都是在同一個職業等級內部進行的，比如說，一個技術工種衰落、人數減少，另一個地位相當的技術工種則興旺、人數增加。不同職業等級之間的流動相當少，所以在整個世紀，職業分布狀況基本穩定，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20世紀的變化則相當大，總的趨勢是：非技術職業比例縮小，技術職業比例擴大；體力勞動人數減少，非體力勞動人數增加。見表18.

  表18 20歲以上男子職業分布表（1881-1961）

  單位：%

  1971年開始，「技術職業」分為兩欄，一欄是非體力勞動的技術職業，另一欄是體力勞動的技術職業。根據這樣的劃分，職業分布情況見表19.

  表19 15歲以上男子職業分布表（1971-1981）

  單位：%

  很明顯，非技術和半技術職業人員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減少了很多，這些都是原先從事重體力勞動、完全靠出賣體力為生的人；技術職業在20世紀增長很快，而且在後三分之一世紀中出現很明顯的增長趨向，同時非體力勞動性質的職業大幅度增加——七八十年代已超過職業總量的三分之一。這種情況反映了20世紀技術與社會的重大變化，在20世紀，以機械、動力為中心的傳統工業結構逐漸過時了，以信息與服務為支柱的新的經濟結構逐步形成。表現在職業上，就是大量非技術職業消失，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非體力勞動部門，換句話說，社會對「腦」的依賴大大超出了對「手」的依賴，這是20世紀社會的重大變化之一。

  按生產部門分類的職業分布同樣也顯示著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化，見圖4.

  圖4 按部門分類的職業結構圖（1850-1988）

  圖4清楚地表明：20世紀在服務部門（第三產業）工作的人員總數急劇增加，從60年代起就達到2200萬人左右（男女總數）；農業部門就業人員繼續減少；工業部門工作人員在上半世紀雖說比例減少，但總數仍維持在一個高峰上（大約1000萬人），到下半世紀，其絕對數字也開始劇減，呈現「後工業化」特徵。據統計，1911年在第一產業（農業）就業的人員占全國就業總量的9%,第二產業（工業）占55%,第三產業（服務）占36%;到1931年變化已經很明顯，當時在這三個產業就業的人員比例分別是6%、45%和49%。這樣一種比例基本上維持到60年代（1961年是4%、48%和48%），這以後發生重大變化，到1987年，農業部門只占就業總量的2.4%,工業部門占29.8%,服務部門卻占了67.8%,超過了就業總量的三分之二，這表明：「消費社會」正在英國形成。

  按職業分布，可以把社會分成三層，即上、中、下三個層次。這種分法，不僅可以大略地表現出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的區別，到20世紀中期為止，還可以大體上把工人階級和社會其他階級分開：凡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基本上都屬於「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不從事體力勞動的，則分屬中等階級（middle class,middle classes）和上等階級（upperclass）。這三個階級由於其從事經濟活動的方式不同，其收入及收入的來源也不同，在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社會身份也不同。

  按職業性質劃分，表18中3、4、5三個職業集團大體上屬於工人階級，並且還把工人階級分成了上、中、下三個階層。以職業集團作為劃分的標準可以看出，一直到20世紀中期，社會的階級結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上、中階級的整體比例略有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很小，80%的人屬於體力勞動階層，他們是社會的絕大多數。較大的變化發生在工人階級內部，技術與非技術職業的界線日益模糊，技術工人職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這反映了20世紀快速發展的技術水平，也反映了工人階級內部的結構變化：以技術為生的工人職業集團逐漸擴大，工人階級的整體收入也隨之得到改善。

  20世紀下半葉，整個社會的階級結構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反映在職業分布上（見表19），就是把「技術職業」劃分成「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兩塊。「體力勞動技術職業」屬於工人階級，這在英國人看來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但「非體力勞動技術職業」到底屬於哪一個階級——是屬於「工人階級」還是屬於「中等階級」？這一點卻不那麼明確了。從收入來說，他們已很接近「中等階級」甚至在個別場合還高出中等階級下層。但在工作方式、勞動性質和社會地位上他們又和其他工人階級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這是個介於「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集團，它形成從「工人階級」到「中等階級」之間的過渡。

  中等階級和上等階級之間的界線也日趨模糊。在18世紀和19世紀，貴族（aristocracy）一直是占優勢的階級，他們是社會的上層，不僅在政治上壟斷權力，而且在經濟上也最有實力，他們占有大量地產，是全國最富裕的人。這種情況到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才開始改變，而到20世紀初，變化則相當激烈。1909年的「人民預算」已對貴族地主形成重大打擊，它規定對增值的地產徵收20%的轉手稅，又對收入最高的人徵收高額所得稅。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貴族地主的打擊更大，在戰爭中，貴族與鄉紳（gentry）子弟大批上前線，擔任各級指揮官，結果在英國社會各階層中，他們的傷亡率最大。這種情況造成大量地產失去繼承人，許多莊園因無人繼承不得不出售，據估計到1921年年底為止，英格蘭有25%的土地轉手，僅在1918-1921年就出售600萬——800萬英畝土地，是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土地轉手運動。買進土地的大多是社會中層，比如在1914年，只有11%的農用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到1927年，這個數字已增加到36%,說明中等富裕的農場主大大增加了土地控制量。

  第一次世界大戰沉重地打擊了傳統的社會上層，它使鄉紳貴族衰落，同時使中等階級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了，擠入上層圈子的不僅有工商業巨頭，還有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員，如高等律師，資深法律顧問，企業高級經理，銀行高級主管，科學、學術權威，文化、藝術名流等等，由政界或高級文武官員途徑進入上層的則更是俯拾皆是。

  20世紀的社會變動使人們很難像19世紀那樣以謀取財富的手段來區分上、中階層——在19世紀，大土地所有者可說都屬於上層，工商業則大多數屬於中層。20世紀的變化則很大，收入的方式和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分離，「上層」這個概念與土地乃至資本都不一定有直接聯繫；收入最高的人中，可以有體育與藝術界的超級明星——當然他們不一定因為收入高就一定躋身於「上層」之中。

  在一個階級界線日益模糊的社會裡，要清楚地勾畫出階級的結構是相當困難的。1984年，社會學家戴維·羅斯（David Rose）和卡羅琳·沃格勒（Carolyn Vogler）做了一次問卷調查，有1000多個被詢問者對自己的階級屬性作了回答，其中，

  歷史學家阿瑟·馬威克（Arthur Marwick）對這些數字做了技術上的處理，然後他認為：在80年代，英國大約有58%的人屬於工人階級，39%的人屬於中等階級，3%的人屬於上等階級；而在40年前（1945年），工人階級大概占60%多，中等階級大概占30%多，上等階級大約是2%。根據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提供的數字，在20世紀初，工人階級占人口的75%,上層和中層合在一起占25%,上層當然不會超過2%。如果這些數字可靠，那麼在20世紀，階級結構變化的總趨勢是：工人階級逐漸縮小，中等階級正在擴大，上等階級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十分小。如果我們把這個結論和財富分配的變化相對照，就會發現它們幾乎是吻合的。

  如果我們用文字來描述各階級的特徵，那麼，作為「工人階級」，體力勞動是他最本質的特點。他受僱於其他人，靠勞動為生，在勞動中聽命於他人，不能有自己的獨創性。他會讀書寫字，但只限於普通的運用，他很早就離開學校，受教育不多。他個頭矮小，看起來挺結實，但實際上卻不那麼健康，工人的嬰兒死亡率和平均壽命都不如其他階級。最能表現他的階級屬性的外部標誌是他的穿著和語言，他可以有相當不錯的衣服，但他的日常裝束卻總是和其他階級不同，工作時必須穿工裝，如果穿襯衣打領帶，那就表明他已爬進了更高的社會階層。20世紀中期以後，由於出現了「藍領」和「白領」之分，工人階級上層和中等階級下層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了，但多數工人對自己的地位還是很清楚的。1972年做的一次社會調查中，大約有70%的體力勞動者說自己屬於「工人階級」，其他10%說自己是「下層階級」或「窮人」，只有19.3%的人說自己已經是「中等階級」了，而工人階級上層和中等階級下層之間的模糊界線，卻正反映在這個19.3%上。

  除體力勞動之外，語言是另一個明顯的標誌。工人階級說話總帶有很濃的鄉土口音，語彙也比較粗魯；受過教育的人從小就講「牛津英語」，這使他們長大了能從語音中找到自己的同類。在英國，說話的口音很能表現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一個新上任的部門主管第一次召集自己的下屬說話，只要他一開口，就能讓人知道他的階級背景：他出身於哪一個階級，接受過什麼教育，幾乎都可從口音中聽出來。

  對中等階級來說，工資、職位、家庭擺設、文化趣味等等都是社會地位的表現。20世紀初，擁有家庭女僕是中等階級的顯著標誌，一個中等階級家庭可能不如一個有手藝的技術工人收入高，但他不可以從事體力勞動，不可以沒有女僕。據一位中等階級家庭主婦回憶：直到30年代，女孩子還「根據各自家庭所擁有的女僕數字來判別貧富，有時候……還故意多說一個女僕來加深同伴們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家用電器開始取代女僕成了中等階級家庭的標誌，但這也同樣表明中等階級不必動手做家務勞動。60年代開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種家庭用具也進入普通工人家庭，因此從消費角度看，工人與大多數「中等階級」的差距已經不大了，但一個中等階級成員仍可以把自己和工人區分得很清楚。70年代有一位倫敦中等階級婦女曾這樣說：「人總是不一樣的，即使有同樣的房子、同樣的錢，還是不一樣。我們的心靈要比工人階級充實，因為我們讀書。」而早在1949年，一位政府女職員就這樣說：「收入有一點關係，但現在已不是決定性因素，因為很多工人階級成員比中等階級下層工資還要高，而很多上層階級的『新窮人』拿的錢還不如他們。」但她說中等階級有這樣一些特點：在一個小型私立學校念過書，有一個「中等階級職業」，「住在中等階級街區」，由於有這些特點，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區別就很明顯。應該強調，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中等階級的一個重要特徵，60年代，一位剛剛爬進中等階級行列的年輕化學家曾這樣說，「我知道我要幹什麼」，假如「我能夠再往上爬幾級，我就能把孩子們送進寄宿學校了」。

  還在1949年，一位自稱屬「中等階級下層」的工廠管理人員的妻子把她和工人階級做了清楚的劃分。儘管她的話長了一點，但內容卻十分精彩，充分表達了當代英國人對階級屬性的看法，因此轉錄如下，以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當代英國「階級」的內涵。她說：

  ……我們的教育水平比大多數工人階級要高，這造成與工人階級群眾不同的音樂、藝術與文學鑑賞水平。……在這個地區，我們的語言和工人階級的多數不同，我們有特別的語調，有一個大得多的詞彙量。我們的朋友圈子中主要是和我們自己一樣的人，只有兩三個例外，他們和工人階級的熟人不大合得來。別以為我是勢利眼，我很能和工人群眾混在一起，在教堂或家長聯誼會的活動中尤能如此。但要交朋友，我就覺得他們不理想，而且在談話的時候雙方缺乏共同話題。

  在「中等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就這樣存在著一道無形的溝壑。

  「上等階級」在20世紀初就已經不完全是指土地貴族，一些靠工商業起家的人也開始擠進「上層」的行列。1886-1914年取得貴族頭銜的200人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新富」，即工業革命所創造的財富；三分之一來自他們對國家所作的貢獻，如高級文官、高級軍官、殖民地官員、高等法官等等；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出身於古老的貴族世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人靠個人奮鬥擠進「上層」的圈子，土地不再是財富的主要來源，爵號也不再是「上層」的唯一標誌。有人說：上等階級現在分為三層：「首先是公認的貴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占有土地、財富、頭銜和地位；其次是較小的地主，即『鄉紳』,他們有時與貴族聯姻；第三是上等階級的下層，其組成者……由適當的教育、對國家的服務或婚姻而升進了上等階級的行列。」有人給上等階級下過這樣一個定義：上等階級控制和消耗「國家資源的精華——它的資金、它的職位、它的津貼、它的血氣，它只要張口打一個呵欠，就能保證全國上下洗耳恭聽」。上等階級在20世紀有廣泛的社會來源，就連工會活動都能把一個普通工人從社會底層推進「上層」的行列，其典型的例子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麥克唐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貝文等。

  上層還有一個普遍的特點，就是多數畢業於私立學校，特別是幾所最好的公學（public school），如伊頓（Eton）、哈羅（Harrow）、拉格比（Rugby）等等。舉例來說，1920-1940年間，保守黨議員中至少有68%的人畢業於私立學校，而伊頓一個學校就占27.5%。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所做的統計，內政部所屬年收入在1000英鎊以上的271名高級文官中，三分之二以上（190人）畢業於私立學校，其中43人畢業於伊頓等5所最好的學校。1929年通過公開考試進入高級文官隊伍的人，有四分之一畢業於12所著名的私立學校；10年後，其比例仍為五分之一，此外還有大約七分之一的人畢業於其他各種公學。私立學校畢業生的背景在國教高級教士、高等法官、高級軍官甚至大企業家、大銀行家、高級記者、社會名流等等的隊伍中都相當明顯，英國上流社會是通過「公學」這種特殊的教育機構結成一張社會精英之網的，幼年的同學到成年後分布在社會各界，儘管其出身、經歷可以不盡相同，但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志趣，卻保證國家永遠掌握在少數具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價值觀念的人手中，這就是英國的「上等階級」。

  總之，在20世紀，人們對階級的意識仍舊非常強，但階級間的界線卻日漸模糊，財產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階級的明顯標誌，人們越來越強調一些非經濟的因素。階級在英國社會中仍起著很大的作用，但階級（以及階層）以什麼為劃分標準，則是不同英國人爭執不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