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思想文化 第一章 文學

  18世紀早期，英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擴展到中等階級與女性。如果說，16-17世紀英國文學建立在貴族庇護的基礎上，現在則讓位於出版商對文學的培育，這是現代文學的真正開始。通過圖書貿易、期刊、沙龍、圖書館等手段，文學消費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雖然此時多數人尚不能閱讀，但文學不再僅僅是教會、專家和鄉紳的事。18世紀是新古典主義時期，這個世紀中期以後，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喬納森·斯威夫特（Johnathan Swift）、塞繆爾·詹森等人作品中的「理智」主題，開始受到托馬斯·格雷、約翰·沃爾波爾等人作品中「情感」因素的補充，浪漫主義因素開始出現。18世紀是小說興起的世紀，從世紀中期開始，塞繆爾·理查遜、亨利·菲爾丁和勞倫斯·斯特恩帶來了小說的繁榮。不過在這個世紀後期，英國文學中的非小說體裁仍舊繁榮，散文被塞繆爾·詹森、愛德華·吉本、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推向新的高度，戲劇在理察·布林斯萊·謝立丹那裡得到發展，詩歌的特點是回到個人生活。

  與17世紀的衝突和動盪相比，18世紀的英國文學充滿樂觀，表現出相信進步和相信人的完善的特色，這與啟蒙運動的總趨勢相一致。許多人覺得他們生活在類似羅馬帝國奧古斯都時期的黃金時代，因而在英國文學史上，18世紀前期又稱奧古斯都文學時期，古希臘、羅馬作品是文學家們模仿的榜樣。這個時期也稱為新古典主義時期，因為在歐洲大陸，溫克爾曼等人的古典文化研究再次形成了熱潮。

  18世紀是一個閱讀的世紀，至少從世紀中期起，各個階層的讀者和各種讀物都很豐富。男人和女人，鄉紳和商賈，專業人士和城市文員都在閱讀各式讀物。從科學論文、歷史書籍到旅遊指南，從笑話、戲劇、GG到小說和詩集，人們為知識、消遣、獲利，同時也為道德的進步而閱讀，閱讀成為美德。「在18世紀，印刷商、出版商、書商、作家、讀者和批評家們一道將文學從符合精英階層和賦閒鄉紳口味的享受，變成無所不在的消費產品。」在世紀之初，文學是一種風格與技巧，到了世紀之末，文學成為生產品，是文化人的活動或職業。在16-17世紀，藝術家是一群被庇護的人，除了創作屬於通俗文學的戲劇，藝術家是為庇護者服務的。18世紀，文學家第一次成為靠「賣文」為生的人，笛福和蒲柏是兩個例子。笛福一生寫作560本書（其中260本是政論），為20多家雜誌撰稿。蒲柏是《荷馬史詩》的譯者，30歲以後，他光憑兩部詩的稿酬便可衣食無憂。

  與宮廷文化的衰落同步而行的，是俱樂部、咖啡館、尤其是報刊的興起。商業社會的出現、書報審查的取消、對社會問題的興趣和出版業的繁榮都推動了報刊文學的發展。《旁觀者》（The Spectator）每期有6萬讀者，文章許多出自虛構的作者「旁觀者先生」，他的文章優雅而充滿常識，對政治、道德、文化、禮儀、金融、國際事務等等都有涉及。這份報刊的宗旨是提升公眾的文明程度，用創辦人艾狄生的話來說，就是「要使教育有趣，消遣有用」，「用才智活躍道德，用道德陶冶才智」。其他主要的報刊，有1692年創辦的《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倫敦雜誌》（The London Magazine),1703年笛福創辦的《評論》（Review),1710年斯威夫特創辦的《考察者》（The Examiner),1739-1740年期間菲爾丁的《戰士》（The Guard),1756-1763年斯摩萊特的《批評》（The Critical Review),1750-1752年詹森的《漫遊者》（The Rambler）以及未名作者1658-1760年的《環球紀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18世紀的許多報刊深深捲入社會與文化辯論中，許多作家把雜誌當作表達思想的工具，報刊本身也帶上強烈的黨派特性，不少作家為此還官司纏身，如笛福在成為小說家之前做過幾家雜誌的編輯，不止一次因為誹謗罪入獄。

  

  18世紀文學的關鍵詞是啟蒙、諷刺及新古典主義。從哲學傾向看，英國啟蒙運動只屬於懷疑論而非無神論，但以理性為指導改善人類的生活，這種理性仍舊存在於英國文化中。在18世紀的英國，「理智」作為理性的對等物概括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它包括實用理性、辨識好壞的能力與常識感。從托馬斯·理德的《常識》，到奧斯丁的《理智與情感》，再到休謨的《自然宗教對話錄》等，對理性的讚頌貫穿於不同種類的作品中。

  啟蒙運動的工具是寫作，散文是其核心的表現方式。馬修·阿諾德稱18世紀為「散文的時代」：「小說家比詩人的風頭更盛，中世紀的作家裡面沒人能比理查遜和菲爾丁更受歡迎和愛戴。」笛福描繪了18世紀初的英國社會，為現實主義小說提供了既務實又充滿張力的散文語言。笛福之後，敘事散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亨利·菲爾丁力求語言準確並加強對修辭的使用。到18世紀後半葉，散文體裁變得多種多樣，除報刊文學之外，日常作品，像書信、日記或遊記等，以親切熟稔的口吻博得讀者青睞。也有思想性極強的論文，涉及經濟、政治和美學等領域，休謨和貝克萊是哲學類的代表，亞當·斯密則代表著政治經濟學的成熟。其他的散文樣式包括人物傳記（包括自傳）和歷史著作，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和博斯韋爾的《詹森傳》都是代表性作品。詹森的《英國詩人傳》以熟練運用對仗句和圓周句把英國散文推至一個新的高峰。雖然18世紀末期這種風格變得生硬、刻板、充滿書卷氣，但英國散文的發展趨勢說明，「整個社會日漸文明化，……人們學會了坐下來講道理，用理性的精神來對待不同的意見」。

  諷刺文學興盛，與啟蒙運動的理想有關聯，也與賀拉斯、尤文納里斯等古羅馬文學家的作品被廣泛閱讀有關。「新古典主義認為詩人是人類行為和整個世界各種代表性意象的製造者，而他製造生命意象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讀者。為了有效地教育，他必須以他技藝所達的一切語言、韻律和修辭來修飾文章以饗讀者。這個對詩人本質的認識決定了新古典主義的說教性、諷刺性、仿效性和有序性。"18世紀的主要作家都是諷刺大師，政治現實、日常生活和人類本性中的邪惡、愚蠢和弱點等等，都是諷刺的對象。在諷刺文學中，反語、挖苦是主要工具，誇張、取笑、對比、雙關也是常用的工具。18世紀前半期又是新古典主義在歐洲興盛的時期，它與托馬斯·莫爾那一代的古典主義有區別。按照新古典主義，希臘和羅馬的技巧與精神是文學的最高理想，荷馬、維吉爾、奧維德和賀拉斯的作品因此重新流行，而同時期法國的經典作品也被認為是模仿的範本。藝術家崇尚秩序、理性、邏輯與精確，避免情緒；文學是提升人性、改善社會生活的工具。文學家為文學創作設立了規矩，比如散文要追求準確、直接、平實，詩歌要追求抑揚格五音步、押韻、史詩風格與教化，戲劇要遵守三一律，即時間、地點、行為，要符合英雄體，努力發展悅人耳目的表現形式，並藉此教育和規範讀者。

  18世紀英國文學的主流是新古典主義，它是與蒲柏、斯威夫特、艾狄生、詹森聯繫在一起的，這四個人幾乎跨越整個18世紀，是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在文化領域影響很大，屬於文壇領袖。

  亞歷山大·蒲柏是18世紀前期最知名的詩人，也是那個時代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他的天主教背景和身體殘疾影響了他的學習機會，他便通過自學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學術成就。蒲柏與同時代作家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他不捲入政治派別，與輝格黨和托利黨作家都有聯繫。1714年他與朋友創立一個文學俱樂部，著力推廣真誠靈活的文字風格。蒲柏的作品繼承了古典傳統，他早期受彌爾頓和德萊頓的影響，追求崇高的意境、詩的意象、語言的純潔及詞句優美。他憑藉英雄雙行體（heroic couplet）、荷馬史詩翻譯以及諷刺散文，成為18世紀前期最知名的英國作家。他通過自己的詩作和文學批評來建立英語的詩歌規範，提倡精確，強調格律。《溫莎森林》（Windsor Forest,1713），將英國的過去與未來、風景與貿易寫在詩歌中；長詩《論批評》（An Essay on Criticism,1711匿名發表）用英雄雙行體寫成，強調常識與文雅，是對那個時代關於詩歌的討論的一個回應。在這部說教性質的詩作中，詩人概括了文學評論的完整歷史，批評當時學界的文風，呼籲作家學習古希臘、羅馬的經典作品，以簡樸的文字表達深刻的思想。艾狄生稱這部作品「集合了關於文學和批評主題最深刻和最受肯定的觀察」，「蒲柏在此詩中沒有刻意求新，而只希望以最為讀者喜聞樂見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達方式給現代詩人揭示被普遍認可的道理」。蒲柏的結論是：古典作家的詩歌規則是符合詩歌本性的，詩的規則和宗教道德規則一樣，是自然規律的反映，他認為理想的批評家因其作品中的道德意味，而成為理想本身。在闡述作者道德理想的《論人》（An Essay on Man,1733-1734）中，他仍然用英雄雙行體寫作，其核心內容是18世紀的天意觀念。蒲柏辯稱：不管宇宙看起來多麼不完善、不可預測，但它按照自然法起作用，因為有自然法存在，宇宙成為上帝的作品；自然中充滿偶然因素，但它是被事先安排好的，上帝是這些安排的創造者；在自然中，人不可能是中心，上帝才是，人通過信仰體會宇宙秩序，也滿足於這種秩序，這就是得救。

  《奪發記》（The Rape of the Lock,1712年初版）是採用英雄體寫成的滑稽劇，蒲柏用史詩的筆法敘述兩個家庭因為偷剪頭髮而展開大戰，閨房、梳妝檯、咖啡桌之間的戰鬥被寫得像伊利亞特的戰場。這部詩體現了詩人的諷刺技巧。他的後期作品《致奧古斯都》（To Augustus,1737）模仿賀拉斯的筆法，對喬叟以後直到他那個時代的英國詩人特別是當代文人逐一評點，再次表現了他的諷刺天賦。在《群愚史詩》中（The Dunciad,1728-1743），他對各種人物的譏諷、攻擊發揮到淋漓盡致，他對世風，對壓迫與自大，對市儈和自己的競爭對手，都極盡諷刺之能事。

  在19世紀，蒲柏的作品受到了不少批評，有些評論家認為他是散文家而不是詩人，因為他的詩歌飽含智慧，結構規範，是一板一眼的散文體，唯獨缺少想像力。布萊克用「典雅的形式主義」來概括他。不過蒲柏的文壇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在他筆下，英雄雙行體被發揮到極致。到20世紀，由於反浪漫主義興起，不少評論家把蒲柏譽為地位僅次於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作家，18世紀初被稱為「蒲柏時代」。

  18世紀早期的第二位諷刺大師是斯威夫特。他出生於都柏林，父母是來自英格蘭的移民，在愛爾蘭接受教育。他對英國的統治不滿，嚮往愛爾蘭的獨立。生活的坎坷和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所處國家和社會洞察入微。他對個人與民族的挫折都很敏感，「他的著作具有模稜兩可的特徵，對於對抗懷有苦澀的喜愛，對不同觀點、形象和前景給予調侃，而且緊扣著當時不列顛和愛爾蘭極富爭議的政治、宗教和民族問題」。觀念的衝突在他身上反映強烈。這似乎是典型的現代問題——更多體現的是問題而不是答案；沒有答案的感受使他對所有的答案都持有距離且抱有適當的諷刺態度。例如，他既是「光榮革命」的自由原則的倡導者，又贊成國教會的至上地位；既受那個時代啟蒙思想的影響，也對愛爾蘭的獨立持民族主義的立場。他對於人性的理解很透徹，承認人性中無可避免的瑕疵。由於與許多著名的政治家結交，斯威夫特批判政治界的陰謀、罪惡和腐敗，而在愛爾蘭的牧師工作又幫助他了解了學術界的腐敗。他甚至號召愛爾蘭人民抵制英國新幣的發行，因為這一政策導致愛爾蘭急劇的貨幣貶值。

  斯威夫特的作品機智而幽默，滑稽是其主調。《書之戰》（Battle of the Books,1704）全名是《關於上星期五發生在聖詹姆士圖書館中古代書與現代書之間戰鬥的真實記述》（A Full and True Account of the Battle Fought Last Friday,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Books in St James's Library），以嘲笑的口吻再現當時沙龍和學院派關於古典文學與本國文學的爭論。各派混戰產生了喜劇效果：亞里士多德瞄準培根，卻射中了笛卡兒，這種帶有荒誕特徵的諷刺文學體現了拉伯雷的影響。《關於使愛爾蘭的窮人孩子如何避免成為父母或國家的負擔並使他們對公眾有益的一個小小建議》（A Modest Proposal,1729）中，這個「小小的建議」就是把愛爾蘭孩子做成食品吃掉，而整個作品是對這個建議的類似於實驗報告的論證，不時運用邏輯論證和數學公式。當時的愛爾蘭已經成為英國的屬國，政治上受控制，經濟上受盤剝，在此背景下斯威夫特寫出此文，表面上是冷靜獻策，還要引用科學分析和數字考證，但字裡行間滲透著尖刻的譏諷，文中許多詞句令人毛骨悚然，而語氣卻異常平靜。比如他說：「一個孩子夠做兩個菜，用來招待朋友。當家人自己吃飯時，前腿或後臀就夠吃一頓了。如果抹了點胡椒和鹽，第四天煮了吃，是冬天的美味。」

  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格利佛遊記》（Guliver's Travels,1726），將諷刺與敘述結合在一起。主人公格利佛受過良好的教育，先後做過醫生和船長，他平庸但自我感覺良好。小說在形式上繼承遊歷小說的特徵，分四卷敘述主人公的所見所聞。通過小人國，他想體現「小人」們的卑微與歐洲人相似；在巨人國，他借國王之口抨擊英國現狀。在第三卷，格利佛目睹了斯特人的痛苦，隨後便對永生失去了興趣，這一卷敘述的是精神變態，正如前兩卷敘述的是身體變態。第四卷講述人形動物的賢馬國，賢馬人是有理性、有道德的生物，像18世紀的英國人那樣文雅但沒有激情；格利佛想做一個名譽賢馬人，但沒有成功，結果回到英格蘭後就神經錯亂了——他喜歡呆在馬廄里，只覺得馬能理解他。這部小說揭露了當時英國制度的種種弊端，是斯威夫特對英國政界腐敗、學界虛無荒謬的控訴和攻擊。作品更通過格列佛這個人物直接諷刺了人性本身，「這本書在18世紀初期的英國文壇上，上至學者下至學生，風靡一時。不誇張的說，一個人在接受教育時沒有讀過這本書，那將是一個重大的缺憾」。

  斯威夫特是諷刺大師，但他的諷刺隱藏在平靜嚴肅的面具下。18世紀是理性主義時代，蒲柏說「存在即合理」，但斯威夫特也看到不合理的存在，並對這種不合理深表憤慨。他的語言簡練無華，沒有複雜的句式，永遠能用準確的字詞來表達思想。他自己說：他能「在合適的地方用合適的詞」，難得的是，他的散文「一方面誰也不能比他寫得更文雅；另一方面，字裡行間又有一份道德感……文雅是他同時的許多散文作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但是熾熱的感情和奔放的想像力卻是他獨有的，正是這一點使他更加靠近我們後來人」。

  艾狄生（Joseph Addison）是英國18世紀前期第三個重要作家，他是報刊小品文（periodical journalism）的寫作大師。艾狄生的父親是一位博學的牧師，他本人曾在著名的私立中學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School）就讀，後進入牛津大學。從牛津大學畢業後他遊歷歐洲，於1704年發表詩歌《陣營》（The Campaign），歌頌英國在布倫海姆的勝利。這首詩風靡全國，從那時開始艾狄生就在政界站穩了腳跟，一度擔任國務大臣。艾狄生與斯威夫特、斯梯爾等作家都有交往，1709-1711年他主持發行《閒談者》，1711-1712年他與斯梯爾合作出版了《旁觀者》。

  報刊文學始於英國內戰前後，復辟時期一度因出版審查法而陷於停頓，1695年隨出版審查制度被取消而再度復興，並成為18世紀最重要的文體之一。蒲柏和斯威夫特都是上述兩個雜誌的長期撰稿人，兩份雜誌都以揭露生活中的醜惡、虛偽為己任，提倡文雅、真誠與簡潔的文風，主要作者是化名為「閒談者」和「旁觀者俱樂部」的人，內容是敘述見聞、評論時事。「旁觀者俱樂部」包括假想中的商人、軍人、市民、鄉紳等等，其敘述和評論的事大多發生在想像中的咖啡館。《旁觀者》刊登的文章包括社論和作品評論，受到中等階級的歡迎，它不僅在倫敦流行，名聲甚至遠播至蘇格蘭和美洲殖民地。艾狄生在《旁觀者》第10期中寫道：「據說是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堂帶到人間；如果以後人們說是我把哲學從學院圖書館帶到俱樂部和集會場，帶到茶桌上和咖啡館，我就滿足了。」報刊文學作家用日常談話的語氣表達他們對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將道理寓於日常評論中，對現代散文的發展有巨大影響。自復辟以來，文字風格多為簡樸凝練，艾狄生的散文也推動了這種風氣的傳播，他的《加圖》（Cato,1713）是古典派悲劇作品，刻畫加圖的高貴品質和對共和原則的支持。作為藝術批評家，他發表於《旁觀者》的18篇論《失樂園》的文章從人物、情節、風格、結構等多方面對這部作品進行了分析。

  如果說18世紀上半葉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蒲柏，那麼下半葉最重要的人物則是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詹森生於里奇菲爾德一個書商之家，自幼身體多病，養成了敏感、憂鬱的氣質。1728年他進牛津大學學習，因家道中衰輟學，年輕時做過一些不成功的家教工作。1737年他到倫敦，在《紳士雜誌》中找到一份工作，開始了以文為生的生活。懷才不遇與生活艱苦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形成了諷刺文風，英雄雙行體詩《倫敦》（London:a Poem in Imitation of the Third Satire of Juvenal,1738）使他首次斬獲文壇名聲，詩中描寫了倫敦的犯罪、腐敗與貧困。《徒勞的願望》（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1749）表達了他對人生、道德與宗教的看法，宣揚禁慾、忍耐、勇氣與堅韌等道德品質。

  18世紀50年代詹森開始撰寫議會演說辭和辯論報導，閒暇時寫作雜文、隨筆和人物傳記。1755年，兩卷本的《英語辭典》（Dictionary）問世，為編寫這部詞典他花費了七年時間。辭典以規範語言、提升英語品味為己任，從名著中選出大量例句校訂單詞讀音、細心撰寫其釋義。這是一項啟蒙工作，使人聯想起同時代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詹森為諷刺切斯特菲爾德伯爵而創作的散文《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Leterto Lord Chesterfield,1755）成為英文散文的經典，其中除了它的文學價值外，還映射出英國文化人反抗貴族的意圖，這與上個世紀文人尋求貴族的庇護大不相同。1750-1752年詹森編輯《漫遊者》（The Rambler），意在與《旁觀者》抗衡，培養高品位的文學語言，探討人生與社會。詹森堅持好作品須提倡美德，比如在《漫遊者》第185期（1751年12月24日），詹森深思了「我們的救贖者這個話題，藉此指出寬容是最大的美德」。1758-1760年間，他在《環球紀事》中開了一個名為《閒人》（The Idler）的專欄，主要是人物記述，也體現了詹森的勵志目的。《閒人》的文章不作刻意加工，所以語言更為明白通暢。

  1756年詹森開始編寫《莎士比亞全集》，因為健康狀況和其他事情牽扯，這部全集直到1765年才完工。他為該書撰寫的前言「《莎士比亞劇集》序言」（The Preface to The Plays of Wiliam Shakespeare）是英國文學評論的經典之作，其中文情並茂地讚揚莎士比亞：「……突來的奇妙感會迅速消失，只有真理的穩固才能讓思想滿足。莎士比亞與別的作家相比，至少與現代作家相比是一個自然詩人，這個詩人為他的讀者描寫真實的生活。"779-1781年，詹森為英國詩人的一些選集所做的序言被整理出版，名為《英國最重要的詩人的傳記和評論性序言》（Prefaces,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to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English Poets），後來簡稱《英國詩人評傳》（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這是他的才華與文學理想的再度表達，也是英國文學史中的重要資料。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比前四位作家都年長，但不屬於他們的圈子。他出生於倫敦的中等階級之家，其父是屠戶和蠟燭商人，屬於長老派，反對國教。早年，笛福因宗教問題無法進大學，後來繼承其父的政治與宗教見解，擁護威廉三世和瑪麗女王，參加過威廉三世的軍隊並受到嘉獎。隨後他經商，失敗後就靠辦雜誌寫文章謀生。作為18世紀的知識人而不是學者的典型，笛福自學成才，博覽群書，遊歷過歐洲，而他觀察的對象和寫作的題材包括製造業、生活習慣、旅遊、道德、宗教等等。從《貿易通史》、《商紳大全》和《英國商業方略》、《彼得大帝》、《環球遊記》、《騎馬走英倫》、《家庭指南》這些書名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興趣有多廣泛。

  1704年起笛福創辦《評論》，歷時十年。從政治上看該雜誌屬於溫和派，把傳播知識與生活文明作為宗旨。但笛福的政治見解頗為奇特，他既為托利黨辯護，也為輝格黨辯護。笛福未像艾狄生、斯梯爾那樣自覺地促進英國散文和培養時代趣味，但通過大量平實、樸素的寫作在形成英國散文風格方面還是起到了作用。他的作品表達普通中等階級的心愿，闡述他們的倫理觀念，也代表他們的思想。他的作品表明小商販也可以營造體面生活，他對日常瑣事的描寫，使文學的貴族氣少了許多。笛福是商業時代暢銷書作家的先驅，蒲柏、詹森的古典理想在他的身上顯現無幾，但他的作品卻開風氣之先，這就是小說的誕生。

  《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1719）是笛福的第一部小說，加上同年和次年發表的《續集》（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和《魯濱遜深思集》（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一共三部。小說描述漂流到荒島上的魯濱遜·克洛索的經歷，重在顯示商人的道德情感。克洛索出身良家，受過良好教育，但未得一技之長，他於是去當海員。他的航海生活是探險，也是贖罪，他在荒島上開發土地、建造房屋以及改造星期五，對荒島實行「絕對統治」，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再現了歐洲殖民占領的歷程。《摩爾·弗蘭德斯》（Mol Fl anders,1722）和《羅克薩娜》[The Fortunate Mistress(Roxana),1724]都以女性為主人公，前者敘述摩爾從墮落、盜竊、入獄、流放到靈魂淨化的過程，雖然作者聲稱寫作是為道德教化服務的，但書中充斥著諸如私通、引誘等不道德細節的描寫；後者以回憶錄的形式探索對自我的刻畫。

  《瘟疫年紀事》（The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以第一人稱描述1655年（那年笛福5歲）倫敦瘟疫發生時的慘狀，逼真地描繪了鼠疫橫行的情況和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眾生百態，其中將恐怖場面描寫得繪聲繪色。這部小說的細節多數采自別人的口述或記載，瘟疫期間主人公沒有逃離倫敦，而是幾次穿行於倫敦街頭，成為劫難的見證人。小說中的「我」富有同情心，見到來自己商鋪偷東西的人沒有多加責罵，見到不幸者也多施以援手。《騎馬走英倫》（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1724-1726）是遊記，書中介紹了英格蘭各地的名勝古蹟、實業物產、風土人情，是那個時代英國社會的百科全書，頗具史料價值，其中對商業繁榮作了直觀的描述：劍橋郡商號繁忙，漢普敦森林毀壞，倫敦大都會興起，富人們的豪華宅第相繼落成。笛福沒有說過自己描寫的內容都準確無誤，但這本書對了解伊莉莎白時期至工業革命開始這段時間的英國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小說是笛福的主要成就，他試圖通過小說和其他作品表達人性本善，但會受到社會的影響，社會是罪惡之源。笛福把虛構作為藝術理想，認為虛構更能反映社會真實，他希望讀者把小說看成真實的故事。他使用第一人稱、撰寫回憶錄、描寫歷史，這些都使人產生真實感。

  從18世紀40年代起，小說突破了笛福式的自傳形式，向新型散文虛構體轉變，這種新小說「用簡單的方法表現自然事件，引人入勝卻不依賴奇蹟」。在這個方面，塞繆爾·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和亨利·菲爾丁進行了很好的嘗試，他們在私人關係和藝術理想上恰好對立，但在創作方法上又相互補充。

  理查遜是書信體小說的巨匠，他生活在宗教熱情比較平靜的世紀，但清教道德觀對他仍有很大影響，在這一點上他與斯威夫特和笛福很不同。理查遜是典型的清教徒，生活刻苦，工作勤奮，閒暇時嘗試寫作，而書信體小說在18世紀中葉興起，就與他有關。這種小說直接剖白人物的內心世界，是浪漫主義作家常用的方法。它將一封封書信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敘述，各封信件彼此補充情節，共同表達感情，這種敘述方式沒有第三人稱在場，可以滿足讀者的獵奇和窺視心理。

  1740年理查遜出版第一部小說《帕美勒，又名美德有報》（Pamela,or Virtue Rewarded）。這部小說講述品行端莊的姑娘帕美勒的故事，用她給父母寫信、寫日記的形式討論日常生活與婚姻道德。作者稱他的目的是教育年輕人，告誡他們要遠離當時的流行小說，不受小說中的不良影響。理查遜運用獨特的「寫至現時」（write to the moment）的方法，用書信在某個時間點上中斷的特點製造懸念，加強了作品的戲劇性。

  理查遜的第二部小說《克拉麗莎，又名一位年輕小姐的歷史》（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分八卷，包括537封信，但結構整齊精緻。四位主要寫信者（克拉麗莎、安娜·豪、洛夫萊斯和貝爾福德）分別對事件進行敘述與評價，但整體情節的發展和緊湊性卻不受影響。克拉麗莎出生在鄉村貴族哈洛家族，為了與倫敦上層建立聯繫，她被嫁給了暴發戶索姆斯。她自己反抗這樁婚事，但受到家庭的排擠和迫害，她耐心忍受這種狀況。不料她自己所心儀的洛夫萊斯卻是個花花公子，他用各種手段折磨克拉麗莎，而他的強暴又對她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克拉麗莎自殺。小說是一種道德勸誡，告誡家長不要在子女的婚姻方面濫用權力。克拉麗莎被強暴後寫的書信語無倫次，使用了大量的破折號、星號等等，體現出作者在情感描寫方面所做的重要探索。通過對主人公死亡過程的描述，其中夾帶許多不連貫和空白段落，小說烘託了緊張與焦慮的情緒。

  理查遜將書信體小說推向鼎盛，顯示出高超的技巧和豐富的內涵，他通過多元敘述和細緻勾勒成功塑造了令人難忘的文學形象。他的書信體小說影響了一批歐洲作家，「狄德羅竟把理查遜比作荷馬；盧梭（Rousseau）和歌德等歐洲文豪對《克拉麗莎》也作了很高的評價。他們接過了理查遜的傷感情調，並模仿他的書信體裁，創作了各自的不朽之作：盧梭於1761年發表《朱麗，又名新愛洛綺絲》，歌德則在1774年創作了《少年維特之煩惱》」。

  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是喜劇作家，他繼承了斯威夫特諷刺文學的傳統。菲爾丁出生於一個舊貴族家庭，在著名的伊頓公學接受過教育。1737年以前他編導過多部喜劇，還改編過莫里哀的《吝嗇鬼》。他的《1736年歷史紀事》（The Historical Register for1736）因尖銳的政治批評而導致戲劇審查制度恢復。菲爾丁被迫離職，但沒有放棄寫作，而且冷嘲熱諷的風格也保存下來。1741年他發表《莎美勒·安德魯斯生平的辯護》（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s.Shamela Andrews），聲明是用諷刺手段顛覆理查遜的《帕美勒》，通過假正經的女人莎美勒，取笑理查遜的道德說教。除了本職做律師之外，菲爾丁還創辦過《真愛國者》雜誌（The Ture Patriot）和《花園雜誌》（The Covent-Garden Journal），通過雜誌發表政論。菲爾丁是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把史詩與喜劇結合在一起，主張繼承史詩中的人物、事件、語言和典故，用以表現世界以及作者本人的看法；但他同時又主張用喜劇調侃的原則來改造這些材料，這不免會造成對古典主義和史詩的偏離。

  菲爾丁的《約瑟夫·安德魯與亞拉伯罕·亞當斯歷險記》（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and of His Friend Mr.Abraham Adams）又一次嘲諷《帕美勒》的道德感傷色彩。這部小說有兩個主要人物——天真純樸的約瑟夫和他的保護人——也同樣天真的亞當斯。亞當斯知識淵博，但像嬰兒那樣不諳世事。他們倆淪落為流浪漢，開始旅行世界，結果到處遇到自私、邪惡和腐敗，反而是下層人表現出的純樸善良，是他們旅途中的光明面。偉大和善良不是一回事，偉人可能是壞人，自己偷、又能抓住別人偷。菲爾丁在這部小說中創造了新的文體，稱為「喜劇散文敘事詩」（Comic Epicin Prose），他自己為它下了定義：「一部滑稽傳奇如今就是一部散文體的滑稽敘事詩，它和喜劇的差別就像是嚴肅史詩和悲劇的區別，它在情節上更廣泛更複雜，也包括了更大範圍的事件，牽涉進了更多不同的角色。它在情節和行動上……時而嚴肅莊重，時而輕鬆幽默；在角色的區別上，是通過描寫社會下層人物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實現的。」這種新的小說體裁用嘲諷甚至荒誕的手法來處理生活中的不合理現象，「菲爾丁強調，他的小說『不寫人，而寫言行舉止；不寫個人，而寫群類』」。

  菲爾丁最重要的作品是《湯姆·瓊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這部作品是典型的喜劇散文敘事詩。小說共18卷，每一卷第一章都是文論，交代作者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看法。前六卷敘述湯姆出生、受教育、被逐出家門的原因；中間六卷敘述湯姆發現心上人索菲出逃，便追隨她去了倫敦；最後六卷寫倫敦萬象，湯姆在城市裡接受了道德的考驗，不僅要克服生活困窘，更要提防外界的誘惑和自身的衝動。湯姆出生鄉紳家庭，本性善良，但要獲取幸福，還得學會謹慎和虔誠，讓善良的本性在現實中磨鍊——這就是小說的主題。只要本性善良，哪怕遭受不幸，美德仍將獲勝，所謂善有善報。小說中，隨著主人公的旅程，巨大的社會生活場景展開在讀者眼前，而作者又隨時穿插各種評論。從創作方式上看，它是對種種文學形式的滑稽模仿，也是對文學與哲學的刻意評論。這部小說為菲爾丁贏得了「散文荷馬」的稱號，但喜劇散文敘事詩「決不是菲爾丁為譁眾取寵才提出的重要主張，它的主要作用是表明一種文學成就的高級標準」。

  菲爾丁還創作了《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這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影射英國兩黨鬥爭和議會政治。他還有一部《阿米麗亞》（Amelia），是菲爾丁嘗試以女主角為中心寫作的小說。按照一位中國學者的說法：「菲爾丁的小說……開創了全景小說（panoramic novel）傳統，……菲爾丁和理查遜的碰撞和結合奠定了英國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西方的現代小說的基礎。」

  托拜厄斯·斯摩萊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和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是18世紀50-70年代的小說家。斯摩萊特出生於蘇格蘭，後來進入海軍行醫，隨軍出海見識了不少外國的風土人情。1748-1752年間他創作了三部重要小說：《羅德里克·蘭登傳》（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佩瑞格林·皮克爾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和《法索姆伯爵費迪南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Ferdin and Count of Fathom）。此外他還進行過很多方面的寫作，比如編寫和校閱四卷本《英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和《世界各國現狀》（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等。斯摩萊特也是一位重要的小說理論家，他認為小說是現實的大圖景，所有事件和人物都圍繞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展開，顯示現代人所說的人物、情節與結構的統一。他認為他那個時代的新小說與以往源於「無知、自負與迷信」的傳奇之間存在著重要區別，從《蘭登傳》可以看出這種區別：主人公蘭登出生在蘇格蘭，從小受過良好教育，但因好鬥和貪色被剝奪繼承權，走上了流浪的道路，在經受了人間的自私、嫉妒、惡意和冷漠後，他靠個人奮鬥重新獲得地位與財富。從表面上看，這部小說只是傳奇的繼續，但它的不同之處在於：場景完全被放在當代生活、甚至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之中，而人物則具有道德的複雜性。

  《皮克爾歷險記》的主人公同樣魯莽好鬥、戲弄女人、冷酷傲慢，先後被囚禁於巴黎和倫敦的監獄。和蘭登一樣，他最後自我悔改，歸隱鄉村，過著遠離都市喧囂和誘惑的生活。斯摩萊特的小說多為寫實，但是諷刺尖刻，言辭激烈，作者通過對暴力和醜惡現象的描寫宣洩自己的感情，遭到評論家們的冷遇。斯摩萊特的作品長期被壓制，導致他後來心緒惡劣，更直白地揭露社會的虛偽，雖然勇氣可嘉，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小說在深度和藝術手法上的發展。真正把斯摩萊特推向寫作高峰的是書信體小說《漢弗萊·克林克》（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其中用82封書信描寫布蘭勃爾一家從威爾斯經英格蘭最終到達蘇格蘭的經歷。克林克是他們在旅行中收留的一位男僕，後來卻發現他是布蘭勃爾的私生子。創作這部小說時，作者的心緒平定，逐漸與世無爭，所以在喜劇里融入了更多的人情味，幽默色彩加重。他有意識地學習菲爾丁在組織情節和人物方面的優點，採用理查遜的書信體，多角度、多風格地敘述故事。

  詹姆士·湯姆遜（James Thomson）是18世紀最受歡迎的自然詩人。湯姆遜在蘇格蘭鄉間長大，在愛丁堡研習神學，1725年來到倫敦，寫出了他最早的無韻詩《冬》（Winter）。這首詩於次年出版，廣受好評。1727年他發表《夏》（Summer），1728年發表《春》（Spring）、《秋》（Autumn),1730年他出版第一部詩集《四季》（Seasons），在結尾加上了「四季頌」（Hymn to the Seasons）。之後的16年裡，由於不斷的修改和添加，「四季頌」變成了一首5541行的長詩。這首詩不僅表現季節變化，也表現包羅萬象的自然秩序，顯示詩人對不同傳統與理想的繼承。詩人將風光與教化結合在一起，也有對光學、地理和氣候的觀察：「物質優雅豐富，心情舒暢怡然/歸隱安謐鄉間，友情圖書為伴/休閒勞動兼顧，生活有益人間/還有文明美德，再加上蒼護佑。」四季之中，《夏》的篇幅最長，其中描寫了亞洲和俄國的惡劣環境，暗示上帝對西方的眷顧。「《四季》讓描寫自然的詩歌成為潮流。」湯姆遜對自然的觀察細緻入微，「將各種細節組成大塊繽紛的色彩，光和暗對比鮮明」。湯姆遜另一首重要詩歌是《懶散城堡》（The Castle of Indolence），其中分兩個詩章，以寓言手法描寫騎士「藝術和勤奮」如何打敗惡魔「懶散」並攻下其城堡的故事，詩中的浪漫情調付諸筆端。

  愛德華·揚（Edward Young）和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受宗教觀念影響，注重生活的另一面，他們是18世紀中期「墓園詩」的代表人物。揚的《夜思》（The Complaint,or Night Thoughts on Life,Death and Immortality）是一首萬行無韻詩，從標題就可以把握它的主題。「夜思」意在突出只有在黑暗中才顯現出來的信仰啟示之光，以區別啟蒙主義的理性「日光」。「當時的詩人們對新古典主義的造作和對思想的禁錮感到疲憊，他們力求思想和語言上的自然流露。在詩里，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和感傷成為主題。……對自然的興趣，對自然中人與人的關係的興趣再次被喚醒。」

  格雷生於倫敦一個股票商家庭，在伊頓公學讀書，結識了後來的哥德式小說家荷萊斯·沃爾波。1734年格雷進入劍橋大學，肄業後與沃爾波週遊歐洲，1768年被聘為劍橋大學歷史學及現代英語教授。格雷精通古希臘的文學作品和哲學理論，擅長詩歌創作，聞名歐洲。1757年格雷婉拒了授予他的桂冠詩人榮譽，終身淡泊寧靜。格雷生性內向，傷感憂鬱，但詩歌無論在體裁還是在風格上都很多樣化，顯示出對歷史與傳統的關注。《伊頓遠眺》（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ege）是優秀抒情詩，為失去的童心而惋惜，顯示情感的真摯。《詩歌的進程》（The Progress of Poesy）帶有敘事性質，追溯古希臘至他那個時代的英語詩歌。

  他最著名的詩歌是《墓園哀歌》（Elegy Wri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這首詩奠定了他作為感傷主義詩歌創始人的地位，他也成為「墓園派詩歌」的代表。詩歌分為32節，每一節由四行五步抑揚格構成，以abab為韻律。作品敘述一個孤獨的詩人在教堂面對無名者墓園時的感想：這些人並不乏漢普頓、克倫威爾式的才華，他們雖然沒有成功的機會，但遠離塵囂中不光彩的爭鬥，享受泥土下的寧靜與平安，因此與大人物一樣值得尊敬。格雷的作品量少但力求精美，他長於用典，風格細膩，被看作是英國詩壇上在蒲柏與華茲華斯之間承上啟下的人。

  18世紀也產生了許多劇作家。18世紀上半葉的戲劇反映那個時代中等階級的價值觀，呼籲藝術在改良社會風氣方面發揮作用。與文學其他門類一樣，戲劇發展有兩個傾向：第一個傾向是17世紀彌爾頓理想的繼續，作家借用歷史事件、英雄人物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抱負；第二個傾向是沉溺於日常生活，發現它的虛偽之處，用喜劇的手法對它進行嘲弄。兩種傾向形成兩個傳統：悲劇傳統與喜劇傳統，也可稱為彌爾頓傳統與斯威夫特傳統。約翰·蓋伊（John Gay）是18世紀上半葉英國最重要的劇作家，他的滑稽劇受斯威夫特影響，體現對社會風氣、傳統藝術形式和古典規則的諷刺態度。《乞丐的歌劇》（The Beggar's Opera）借用大量民歌曲調，在「監獄的田園詩」中把上流社會與下層人民的生活表現出來，審察它們的相似之處。

  這一時期其他重要的劇作家有：考利西伯（Colley Cibber），他認為戲劇可以推動道德的改善，而放蕩的戲劇會腐蝕民族的心靈。他發表了《愛情的最後一次轉移》（Love's Last Shift）、《她願意和不願意》（She Wou'd and She Wou'd Not）、《雙面豪俠》（The Double Gallant）、《拒絕》（The Refusal）等劇作。約瑟夫·艾狄生的偽古典主義劇作《加圖》描寫主人公加圖寧願冒險刺殺凱撒也不屈從於獨裁統治、為共和事業獻身的故事，這是18世紀社會教化旨趣的一個部分。理察·斯梯爾（Sir Richard Steel）將傷感喜劇發展為成熟劇種，他的四部喜劇分別為：《葬禮》（The Funeral）、《撒謊的情人》（The Lying Lover）、《溫柔的丈夫》（The Tender Husband）和《有良心的戀人》（The Conscious Lovers）。理察·坎伯蘭（Richard Cumberland）的《兄弟》（The Bro ther）和《猶太人》（The Jew）則是傷感喜劇發展的頂峰。

  英國18世紀中後期重要的劇作家是理察·謝里登（Richard Sheridan），他出生於愛爾蘭，童年時離開家鄉，以後一直沒有回去過。謝里登的祖父與斯威夫特相交甚密，其父是演員。11歲時謝里登進入哈羅公學，但畢業後就沒有再升學，而是隨父親到社會上發展，開始在報紙上發表諷刺性散文。1776年他成為特魯里街劇院股東和經理，其後的五年時間是他戲劇創作的頂峰。他的作品主要有1775年的《情敵》（The Rivals）和《少女監護人》（The Duenna），1777年的《造謠學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1779年的《批評家》（The Critic).《情敵》是喜劇，講述兩對戀人的故事。第一對戀人的女主角莉迪婭沉迷於當時的浪漫小說和傷感故事，寧願嫁給掌旗官也不嫁給貴族，甚至認為只有私奔才算浪漫。可是，如果私奔，她就要失去三分之二的財產；幾經周折，她才與愛他的傑克成婚。第二對戀人的男主角因猜忌自己的女友而不停對她進行考驗，表現得非常愚蠢，可是兩人最後還是成了眷屬。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新奇，它至多表現了作者對傷感文學的反感；其成就在於謝里登善於讓不同階層的人說不同風格的語言，其間大量的風趣對話反映著日常生活，對人物性格有很強的塑造力。

  三幕輕喜劇《少女監護人》講了三對戀人的故事，情節本身不複雜，主題也沒有什麼深度，它只是一種大眾時代的文化消費品，但它細緻的人物刻畫和音樂創作是它的成功之處；而《造謠學校》則表現了作者的諷刺才能。劇情也是從愛情開始的：斯尼威爾夫人愛上了查爾斯·塞菲斯，而查爾斯則愛上了瑪麗亞，瑪麗亞的監護人是彼得。查爾斯的哥哥約瑟夫因看上瑪麗亞的財產也想得到她，斯尼威爾夫人於是一方面促成約瑟夫與瑪麗亞的婚姻，一方面又阻止查爾斯與瑪麗亞發展關係。她用造謠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通過模仿筆跡等方式，散播查爾斯與彼得太太有曖昧關係。通過彼得太太之嘴，戲劇諷刺了上流社會的惡習：他們無所事事、無事生非、趕時髦、高消費；又通過偽君子約瑟夫的形象，諷刺了上流社會的虛偽、貪婪與吝嗇。作為喜劇，故事當然以造謠生事者的名聲掃地收場，但謝里登對約瑟夫和斯尼威爾夫人的刻畫，卻使他們在受人憎恨之餘也得到些許同情。桑德斯說，劇本「表現了他對複雜情節的把握，這是他語言最雋永、結構最嚴謹的劇作，劇情自然發展，全無雕琢痕跡」。

  18世紀後期傷感小說和哥德式小說流行，表現在注重秩序和理性的新古典主義向強調情感和想像的方向轉變。傷感（sentimental）是18世紀的一個流行詞，自18世紀70年代以後，浪漫主義就是18世紀文學的一道潛流。18世紀的倫理學是情感主義（sentimentalism）的，在那個時代，亞當·斯密作為道德學家，比他作為經濟學家更有名，因為他曾寫過《道德情操論》（Moral Sentiment）。傷感主義與浪漫主義有相同的起源，在宗教領域，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求助於信徒的情感噴發，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特色。

  傷感小說的第一位重要作者是勞倫斯·斯特恩，他出生在軍人家庭，自小隨軍遷移，生活很不安定。1759年他出版《商第傳》（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man）前兩卷，獲得好評。斯特恩的這部作品沒有英國18世紀前期文學作品中通常那種生硬的說教色彩，而表現出感染人的特徵。他的幽默和諷刺也不同於斯摩萊特的那種尖刻，而是帶有傷感情調。他對小說中的各種人物都抱有寬容憐憫的態度，「在斯特恩筆下感傷小說發展成熟並推向歐洲，形成了歐洲的感傷主義文學潮流」。《商第傳》分九卷，它「遠離線性敘述原則」，徹底擺脫了「史詩和史書建立的敘述模式」。商第的世界既不遵守傳統，也不是牛頓那種有規則的世界，它由一系列滑稽、偶然、出人意料的事件組成，小說中充滿離題話語、漏字、空白、破折號、星號、大理石花紋頁等等，突顯世界「文雅、荒謬和幽默」的特徵。他試圖體現斯多噶派格言：不是事情而是關於事情的看法折磨著人們。亨利·麥肯濟（Henry Mackzie）的《有情人》也是傷感小說的重要作品。主人公哈雷多愁善感，見到不幸事件，總要傷心落淚。傷感主義並不想與理性主義相對抗，它只是反對哲學理論中的功利成分，對人性中的善抱有希望。

  英國18世紀女性小說家中的重要人物有薩拉·菲爾丁（Sarah Fielding）和弗朗西絲·伯尼（Frances Burney）。薩拉·菲爾丁是亨利·菲爾丁的妹妹，被時人視為才女，她寫過文學評論，在她哥哥主辦的《花園雜誌》（The Covent-Garden Journal）上發表過文章。她精通希臘語，曾翻譯色諾芬的《蘇格拉底回憶錄》。除了創作八部小說外，她還是多家雜誌評論欄的作者。薩拉一生艱辛，她的小說《大衛辛普爾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David Simple）帶有自傳色彩，寄託著作者的道德理想，是流行的勸喻小說之一。主人公大衛心地善良，卻總是處於壞人的包圍之中，第一個壞人就是自己的弟弟丹尼爾，他偽造遺囑，將大衛應得的遺產占為己有；大衛愛上珠寶商的女兒南妮，後者對他施展嬌媚，想的卻是他的錢，當一個有錢人出現的時候，儘管那個人又老又丑，她就離他而去了。以後，這位天性率真的年輕人不斷遇到壞人，但大衛本性不改，一直尋找著自己的理想。小說女主角辛西婭同樣過著無依無靠的悲慘生活，她從小愛讀書，但父母不贊同，「因為讀書不能幫助她找到丈夫」，而她的婚事只是父親和一位老年紳士「談好的生意」。不肯就範的辛西婭被剝奪財產繼承權，無家可歸，有一位貴夫人收留了她，可是收留的理由不是同情，而是找一個人可以折磨。與大衛、辛西婭相同命運的還有卡米拉和瓦倫丁兄妹。最後大衛和辛西婭在卡米拉和瓦倫丁那裡既找到了愛情，又找到了善良。小說旨在表達這樣一個主題：在不幸的人和下層百姓中間可以找到美德，而在上等人和文人那裡只能見到虛偽——這在當時的浪漫主義思想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薩拉·菲爾丁後來又出版《大衛辛普爾歷險記》續集，繼續表達原有的主題，不過其基調更加暗淡。比起原作，續集的結構更為緊湊，人物形象也更為鮮明。

  弗朗西絲·伯尼出生在中等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是音樂家和音樂史專家，曾編著《音樂史》（The History of Music），與當時的文化名流有許多往來。得益於這樣的環境，伯尼很早就對寫作產生興趣，她出版過四部小說：《伊芙萊娜：少女涉世錄》（Evelina,or,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s Entranceinto the World),《塞西莉婭：女繼承人的回憶錄》（Cecilia,or,Memoirs of an Heiress),《卡米拉：青春畫像》（Camila,or,a Picture of Youth),《流浪者：女人的苦難》（The Wanderer,or,Female Dificulties），此外伯尼還創作過四部喜劇和四部素體詩悲劇。伯尼的小說都與少女進入社交界有關。以伊芙萊娜為例，她進入社交界後碰到種種困難，不僅緣於她涉世不深，沒有社交經驗，更因為在一個講究家世和出身的圈子裡，一個身份不被親生父親所承認的女孩是不會被人關注的。伊芙萊娜最終以她的高尚品格和智慧為自己贏得了美好婚姻。伊芙萊娜與那些被動的女人不同，她有獨立見解，代表著中等階級的道德標準。伯尼在這部小說中明確指出女性在父權社會裡身處邊緣位置，沒有獨立自由；她試圖探索女性如何尋找自己的出路。

  哥德式小說表達一種「令人快樂的驚恐」，它在18世紀中後期出現，以賀拉斯·沃爾波爾（Horace Walpole）的《奧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的《英格蘭老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威廉·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瓦特克》（Va thek）為代表。「哥德式」本意指中世紀的一種建築風格，其特徵是高聳的尖頂、狹窄的彩色窗戶、陰森神秘的內部設計等，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曾斥之為野蠻和落後。哥德式小說作為新的小說體裁，通常以黑暗的古堡或荒野為背景，講述中世紀的神秘故事，情節恐怖刺激，充滿了暴力、兇殺和復仇，以及強姦和亂倫等犯罪行為。這種小說氣氛陰森，懸念迭起，很有現代恐怖文學的特點。哥德式小說在18世紀出現有著種種原因：人們對中世紀的黑暗充滿好奇，對東方文化開始著迷，墓園派詩歌引起了對死亡和恐怖的想像，而傷感主義又推動作家去細心探討人的內心世界。它那種聳人聽聞的寫作方法和對恐怖氛圍的精心營造，一直到19世紀都在狄更斯、勃朗特這一類作家中得到迴響。

  這就是18世紀的英國文學：在大眾閱讀的社會裡，文學成為消費品；在啟蒙的時代里，文學承載著勸諭的功能。通過形象的塑造和對廣義的社會或人類現象的評論，作品表達著作者的道德關懷。因此小說和散文代替詩和戲劇，在18世紀最為興盛。總體而言，18世紀是一個文學體現「理智」的時代，與哲學對「理性」的追求相一致。但是在18世紀中期以後，被理智壓制的「情感」開始反叛，表達被壓抑的傷感與恐懼，並將文學乃至社會的整體思潮帶到現代世界的第二個時代即浪漫主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