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資本、銀行與貿易
2024-10-09 04:07:58
作者： 錢乘旦
18世紀英國的經濟發展不僅體現在各工業部門的技術變革與生產增長上，而且還體現在資本市場的形成、銀行業的興起以及對外貿易的擴張上，資本、銀行與貿易是18世紀英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
保爾·芒圖（Paul Mantoux）指出：18世紀，「資本或者是單純積蓄的產物，或者是剝削土地以及直接與間接交換的產物。那時僅有地產資本、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據經濟史學家雪梨·波拉德（Sidney Pollard）的估算，1770年，英國固定資本總額為720萬鎊，其中農業資本為270萬鎊，交通運輸業資本為130萬鎊，建築業資本為230萬鎊，製造業、貿易等資本僅為90萬鎊；1790-1793年間，固定資本總額為1330萬鎊，其中農業資本為360萬鎊，交通運輸業資本為240萬鎊，建築業資本為510萬鎊，製造業、貿易等資本為220萬鎊；1815年，固定資本總額為2190萬鎊，其中農業資本為530萬鎊，交通運輸業資本為390萬鎊，建築業資本為850萬鎊，製造業、貿易等資本為420萬鎊。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製造業、貿易等資本占固定總資本的比例，在1770年約為12.5%,在1790-1793年約為16.5%,在1815年約為19.2%。在固定資本的基本構成中，製造業、貿易等所占比例最低。如果剔除其中的貿易資本，純粹的工業資本所占比例當然更小。這也意味著，即便到18世紀末，英國工業資本依然未占主導地位。從波拉德所提供的數據可看出，農業資本在18世紀後半葉占社會總資本的1/4左右。但更多學者認為，與土地相關的資本所占比例實際上要高得多。據派屈克·柯克洪（Patrick Colquhoun）估算，1812年，英國土地資本所占比例約為54%。菲利斯·迪恩認為，17世紀末投入農業的資本所占比例為64%,到19世紀初仍有54%-55%左右。不同學者的估算雖然有所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即便工業革命開始後，土地或農業資本依然占重要地位，這也說明18世紀英國依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土地社會。
各類資本集中在哪些人手裡？總體來看，當時資本擁有者主要分四類：第一類是世俗的或教會的土地所有者，他們分布在英國鄉村，既包括各類大小土地貴族及鄉紳，也包括少數公薄持有農及富裕佃農。土地所有者是當時國內勢力最大、人數眾多的階級，其經濟實力由於世代積累的特權而不斷鞏固，在18世紀中葉以前，他們的「富裕程度超過商人和中等階級中的其他人」。第二類為商業及金融業寡頭，他們依靠工商業及貿易而致富，主要居住在倫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托等地。第三類被統稱為企業主，其範圍較廣泛，既包括鐵匠、馬具製造匠、裁縫、磨坊主、釀酒商等普通小作坊主，也包括工業化時期出現的工廠主或礦主等。第四類為城市中的各類專業人士，如教士、律師、醫生等，他們有著穩定而豐厚的收入。不過，作為資本的主要擁有者，以上四類群體在18世紀總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其收入的多寡也存在較大差異。但相對於其他社會階層而言，這些群體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除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的基本開銷外，還會出現程度不等的收入盈餘，而這些盈餘往往會投入各類市場，以實現資本的增值。
在18世紀，與資本來源的多樣化相對應，資本市場也呈現出多元化特徵。政府為緩解財政危機而發行的國債，為社會閒散資本提供了一種穩定的投資渠道。為緩解對外戰爭造成的財政危機，英國政府以發行國債的方式從民間籌集資本。據統計，1738年政府籌集資本0.46億鎊，到1793年增加到2.44億鎊；反法戰爭爆發後，1793-1815年間，政府通過徵稅及發行國債方式從民間獲得資本約10億鎊。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民間資本的支撐，政府財政可能陷入崩潰。七年戰爭、北美獨立戰爭、反法戰爭期間國債的發行都出現高潮，大批社會資本進入國債市場。1783年，英國國債達到空前的2.73億鎊。1793-1815年反法戰爭期間，政府開支急劇增長，戰爭初財政支出為0.21億鎊，1796-1804年間平均為0.55億鎊，1806-1809年間平均0.75億鎊，1815年戰爭結束時達到1.15億鎊，這也使得當年國債總額驟然攀升至9.02億鎊，其中需要償付的短期國債竟達到0.86億鎊。如此嚴重的財政收支失衡及國債壓力卻沒有壓垮英國政府，這是因為龐大的民間資本通過制度化的運作得以進入國債市場，從而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危機。
圈地運動是吸納民間資本的又一渠道。有材料顯示，1760年，英國投入農業的總資本高達6億鎊，占資本總量的74%,這表明在前工業化時代資本最主要的投資領域依然與土地相關。在農業社會中，地產是富翁或有錢人進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投資的最有利場所。除非發生內亂，土地是一種安全的投資，能獲得較高的利益回報。18世紀中葉以後人口增長造成糧食需求的增長，地產投資的獲益也水漲船高，這使貴族地主發起新一輪圈地運動的高潮。據估算，在整個18世紀及19世紀初，英國共有200萬英畝土地被圈圍，其中以18世紀60-70年代以及1793-1815年這兩個時段最集中。為圈地，地主付出高昂的代價。據統計，18世紀60年代圈地的單位成本是每英畝0.66鎊，70年代為0.96鎊，80年代為0.96鎊，90年代為1.55鎊，19世紀頭十年漲到了2.27鎊。圈地成本雖然較高，但回報也很豐厚。北安普敦郡及亨廷頓的菲茲威廉（Fitzwilliam）在1790-1815年間圈圍土地12塊，一共投入37658鎊，作為回報，他在7塊地產上的平均收益率達到了16%。另有材料表明，18世紀貴族用於圈地的投資回報率高達15%-20%。正因為有如此高額的利益回報，所以直到18世紀末，投入土地和農業的資本依然占絕對主導地位。
18世紀中葉以後運河開鑿和公路修建使大量社會資本進入到交通運輸業。運河開鑿經歷過兩個高潮，18世紀50-60年代為第一個高潮，18世紀最後十年則是狂潮。1789-1797年議會共授權開鑿55條運河，授權資本額（即運河發行股票的額度）總計約為788萬鎊。1755-1815年間，英國用於運河建設及河流改善方面的投資總額共約1700萬鎊。在收費公路方面，從18世紀初開始英國就推行收費公路信託制度，但高潮的來臨始於18世紀中葉。1748-1770年間，英國收費公路信託項目從150項增加到530項，到19世紀30年代鐵路時代來臨時，議會批准的收費公路信託項目共計1110多項，里程達到2.2萬英里。收費公路投資者一般都是當地的地主、貴族和富農，他們希望藉此改善交通狀況，便於農礦產品的流通。此外還有當地的企業主，他們希望緩解商品流通中的運輸困難。據統計，截至1809年，全國用於收費公路信託的資本約為200萬鎊。
18世紀後半葉，紡織、煤炭、鋼鐵等部門的發展刺激了資本需求，從而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市場。不過，在18世紀，工業部門吸納的資本在社會資本構成中所占比例仍較小。如1760年左右，英國投入工商業的資本為6000萬鎊，約占農業投資的1/10，僅占資本總量的7%。又如，1783-1802年間，棉紡織業的固定資本投入僅為800萬鎊；1806年，投入鋼鐵業的固定資本為1100萬鎊。與投入國債、土地及交通運輸業的資本相比，工業部門的投資比重明顯偏低。這是因為，「英國工業革命初期，工業部門對資本的需求並不大」，工業資本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而增加的，它主要是靠自身的積累來實現的」。
工業資本構成大體上分為兩類：一是用於廠房、機器等方面的長期資本或固定資本，二是用於原料、工資等方面的短期資本或流動資本。在18世紀，固定資本在總資本構成中所占比例較小，流動資本則一直占很大比例。有學者估算，在工業化早期，各工業部門中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之比平均為6∶1，但具體到各行業又有所不同。在鋼鐵、煤炭行業，固定資本占總資本比例高達一半以上，但這種資本密集型行業在18世紀畢竟只是少數，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在18世紀處於主流，其中用於支付工資、原料的流動資本處於主導地位。以倫敦杜魯門、漢伯里和巴克斯敦聯合釀酒廠為例，1760年工廠總資產達13萬鎊，但固定資本只有3萬鎊，其比例不到1/4.
18世紀工業資本來源呈現多元化特徵，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種形式：首先是企業主的自有資金，早期企業大多為兩三個人合辦，每個人湊出一部分資金，這些資金或者是來自家庭的遺產或繼承，或者是個人收入，或者是企業生產的利潤，它們直接以投資形式投入擴大再生產中。18世紀中葉羅瑟漢姆的塞繆爾·沃克（Samuel Walker）兄弟創辦的煉鐵廠就是將利潤轉化為資本，再投入擴大再生產中的成功案例。18世紀40年代，沃克兄弟投資500鎊創辦一家煉鐵廠，1757年企業資產達到7500鎊，沃克兄弟也僅從中拿出140鎊作為分紅，而絕大部分利潤作為回流資本投入生產中。1774年企業資產為62500鎊，1782年為128000鎊，到1812年達到299015鎊。儘管如此，企業主的分紅依然相對較低，利潤作為儲備資本投入擴大再生產。此外，工業化之初，擁有財富的貴族地主自己投資辦廠的情況也較為多見，當地主獨資或合資經營企業時，土地資本很自然地實現了向工業資本的轉變。
其次是從遍布各地的地方銀行獲得短期或長期貸款。18世紀，英國有大大小小几百家銀行，它們發揮著資金集散中心的作用，各行業的人將閒散資金存入銀行以獲取利息，銀行又以短期貸款形式提供資金給需要的企業主，從而一方面獲取利潤差價，同時也解決了工業化之初企業家的融資問題。在18世紀末，班傑明·哥特（Benjamin Gott）製造廠在籌建過程中，除了自身的2萬鎊資本外，向親戚友朋借款17.4萬鎊，又向銀行貸款17.2萬鎊；到1796年，該企業仍欠私人貸款14.6萬鎊，欠銀行貸款12萬鎊。有學者指出：「銀行家們為18世紀的經濟生活填平了許多鴻溝。他們緩和了正在發展工業的地區歷來出現的資金短缺問題。銀行家們也終於成為向工農業提供短期貸款的主要貸方。」
第三是民間借貸。如南威爾斯煉鐵業發展初期，就有倫敦、布里斯托以及格拉斯哥等地的商業資本湧入。企業主為獲得借款，往往以自己的財產或企業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如歐德諾（Oldknow）為了擴建工廠，就以自己的地產作為抵押，從阿克萊特那裡貸款1.2萬鎊，年利率為5%。這種民間的非正式資本市場使企業主能更加便捷地獲取資本，從而促進了資本的流通與工業的發展。
17世紀末18世紀初，為應對戰爭所帶來的財政危機，同時也為滿足經濟部門的資本需求，以提供信貸、促進資本流轉為宗旨的銀行業在英國迅速興起，並在18世紀英國經濟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是英國最早創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它的創建與17世紀末政府財政赤字直接相關。「光榮革命」後英國捲入一系列對外戰爭，至1693年已使政府欠下約600萬鎊債務，整個財政幾乎癱瘓。為解決這個問題，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為首的一批倫敦金融家與政府達成協議，根據協議，這些金融家承諾向政府提供120萬鎊貸款，年利率為8%;作為回報，貸款人成立一家銀行，該銀行從政府那裡獲得授權，發行銀行券，但發行總額不得超過其總資本，即120萬鎊。這樣，英格蘭銀行於1694年宣告成立。
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本來只是政府為應對債務危機的臨時之舉，很少有人想到它會發展成為一個常設性機構。但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英國持續捲入對外戰爭，巨大的軍事開支促使政府不斷從民間借款，而作為向社會籌款者的英格蘭銀行，也就演變成一個永久性機構。從1715年起英格蘭銀行接管政府國債，從而進一步密切了它與國家的財政關係：一方面，「英格蘭銀行在倫敦市場上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確保了它發行的鈔票，一步一步穩定地支配了倫敦的市場」；另一方面，國債利率的降低以及國債的常態化，為英國打贏一場又一場戰爭提供了保障。
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政府出台一系列法案，鞏固英格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地位。除了賦予英格蘭銀行經營國債的財政功能外，18世紀初的英格蘭銀行還被授予買賣金銀和匯票、借款、發行可流通期票的權利。1697年，政府頒發新特許狀，允許英格蘭銀行發行不須背書即可流通的銀行券，並給予獨占的特權。1708年、1742年、1764年、1781年經過多次確認，英格蘭銀行的特許權不斷得到強化，並發展成英格蘭唯一的股份制銀行。在英格蘭銀行所獲得的特許權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發行銀行券的壟斷權，銀行券實際上就是人們俗稱的錢、鈔票。英格蘭銀行最早發行的銀行券是20鎊面額，1759年開始發行10鎊面額，1793年發行5鎊面額，1797年才開始發行1鎊和2鎊小面額銀行券。
由於實行金本位制，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可隨時兌換成黃金。由此，在商業與貿易中，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紙幣實際上就等同於市場上流通的金幣，這就滿足了「商人或船東對紙幣的需要，他們可以利用紙幣結帳，而不需支出或收進過多的金幣。倫敦或其他地方的銀行家在與客戶進行業務交往的時候也使用英格蘭銀行的鈔票或支票；他們不再發行本行的鈔票」。英格蘭銀行的紙幣及支票得到金融業的廣泛認同，「英格蘭銀行的紙幣和支票——用支票作巨額支付在18世紀的倫敦就已經成為通例——已足敷他們的一切需要」。由於有政府作後盾，英格蘭銀行的信譽很高，它所發行的「鈔票在全國成了金幣的代用品」。到18世紀中葉，英格蘭銀行完成了從私人性質的股份制銀行向英格蘭中央銀行的轉變，開始發揮政府銀行的職能，這包括：在民間籌集資金以向政府貸款，發行政府債券，發售短期國債，兌現政府的債券，收購金銀貨幣並行使鑄幣權，為海外商業貿易提供結算等。在向中央銀行轉變的過程中，其資產總額由最初的120萬鎊，發展到1742年的1078萬鎊，1797年的1759萬鎊。英格蘭銀行成為全國實力最強的銀行。
除英格蘭銀行之外，各地也湧現出一批地方銀行（Country Bank），地方銀行的興起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產物。
18世紀初，英國一些城鎮中有些商人也開始從事金融業務，主要是為顧客提供存貸款業務和貼現票據，漸漸地，由商人開辦的地方銀行也就出現了。1716年，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呢絨商兼服裝商詹姆士·伍德（James Wood）創辦第一家地方銀行。但至1750年，倫敦以外的地方銀行還寥寥無幾，大概只有12家左右。18世紀後半葉，隨著地方經濟發展，地方銀行紛紛建立，1784年為120家，1797年為290家，1800年為370家，1810年至少有650家。在農村地區，一些穀物商和農場主也開始涉足銀行業務，如威爾斯的畜牧商就建立起「黑公牛銀行」「黑綿羊銀行」等。工業化開始後，一批企業家，如阿克萊特、威爾金森、沃克斯、瓦特等也建立自己的銀行。這些企業家之所以熱衷金融業，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他們可通過自己的銀行獲取現金，以發放工資及從事支票兌現業務；另一方面，為其日益增長的資本找到投資渠道。
地方銀行還在促進資本的跨區域流轉方面發揮作用。例如，在東盎格利亞及西部農村地區，每年秋冬季節，這裡的地主和農民手上富餘的錢很多，儲蓄額較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英格蘭中部幾個郡、蘭開郡以及約克郡西區等工業區，這裡的企業家在年底因支付工資或擴大再生產而急需用錢，他們願意為貸款而支付利息。這樣一來，地方銀行就充當起橋樑，它們把農業區的儲蓄吸收過來，再通過倫敦的中間媒介，「以銀行托收的形式把錢隨時借給另一個需要錢的地區」。歷史學家艾什頓（T.S.Ashton）指出：「銀行業對於工業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匯集短期資本，並將其從資本需求很少的地區轉移到急需資本的其他地區。」這句話是對地方銀行在促進資本地區性流通方面所起作用的高度概括。
除從事簡單的存貸業務外，地方銀行還發行紙幣。由於「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紙幣並不是到處受歡迎的。在更北的各郡，人們但有辦法，就不願接受一張英格蘭銀行紙幣」。這就為地方銀行發行紙幣提供了空間。但由於地域限制，地方銀行發行的紙幣，一般只可本銀行兌換金幣，其流通範圍僅限於本地，超出本地域範圍，其接受程度就大大降低。
根據1708年議會頒布的法律，除英格蘭銀行外，任何銀行的合伙人不得超過6個。這一規定大大限制了地方銀行的資本規模，也決定了地方銀行在業務方面無法同英格蘭銀行展開競爭。地方銀行從事的借貸業務中，短期借貸成為主流，以確保其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提現要求。當遇上地方性的經濟不景氣或擠兌風潮時，地方銀行只好向英格蘭銀行或倫敦的私人銀行尋求幫助；一旦遇到全國性經濟危機，地方銀行則難免倒閉。例如，在1772年、1783年、1793年、1814-1816年和1825年經濟危機中，「大多數地方銀行倒閉了，由此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通常的情況是，一家銀行倒閉，帶動若干家其他銀行倒閉，即便在經濟繁榮的年份，也會有地方銀行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的情況。
在倫敦金融市場上還活躍著一批私人銀行（Private Bank），私人銀行的歷史比英格蘭銀行還更悠久。17世紀中葉在倫敦倫巴德大街上，一些金匠、珠寶店就經營資金託管業務，商人或市民將資金存入金匠店鋪，既得到安全保障，也可以獲得一定利息。比如在查理二世時代，一些金匠店鋪給出的利息甚至高達6%。18世紀，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資本流轉的加速，一些金匠店鋪開始向私人銀行轉變，金匠搖身一變成為私人銀行家。"1700年之後，私人銀行發展迅速。"1725年，私人銀行數目為24家，1750年為30家，1770年為50家，1800年達到了70家。
私人銀行一般聚集於倫敦，依據地理位置及業務範圍，可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倫敦西區的銀行，這些銀行靠近議會，也就是靠近紳士和貴族的住宅區，如17世紀創辦的「霍爾與切爾德聯合銀行」就是這樣。這類銀行幾乎不同商人打交道，甚至認為與商業掛鉤有損於其地位，因此不涉足商業匯票的貼現，也不充當地方銀行的代理人。這類銀行的主要客戶是貴族、鄉紳及富裕的紳士，為他們從事抵押或透支放款。在每年5月和11月季節交替時，銀行將租金從鄉下匯到倫敦西區的貴族住宅區，為貴族提供在歐洲旅遊的旅行支票。有些土地所有者在銀行貸款，用於修建鄉村宅邸、圈圍土地、開挖溝渠、修築公路和水渠。還有許多人借款是為了消費，包括為即將婚配的子女準備彩禮或嫁妝。
另一類在倫敦城，位於倫敦金融中心。這類銀行在私人銀行中占主導地位，其主要業務包括經營政府債券和英格蘭銀行、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票，為工業家及商人的匯票或支票貼現，向股票經紀人提供短期貸款，以及向各類工業家及商人提供短期貸款，最長時限不超過一年。由於不涉及長期貸款，私人銀行一直保持著較好的金幣儲備以及較高的清償能力，這有利於應對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工業革命開始後，倫敦城的私人銀行迅速擴張了一項業務，就是為地方銀行充當代理人，主要的是進行地方銀行之間的票據結算以及貼現，這使得私人銀行與地方銀行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繫。正因為如此，當地方銀行因地方經濟衰退而面臨擠兌危機時，倫敦城的私人銀行往往及時提供現金支持，使地方銀行不致倒閉。私人銀行與「諸多地方銀行建立起聯繫，形成一個覆蓋全國的銀行網絡」。
18世紀不僅是資本市場和銀行業興起的時期，也是對外貿易迅速擴張的階段。「光榮革命」後英國海外貿易發展勢頭迅猛，又捲入多場對外殖民爭霸戰爭。短期來看，戰爭對英國的海外貿易，尤其是對歐洲的貿易造成負面影響，但總體而言，英國海外貿易依然呈現平穩發展的勢頭。殖民帝國的擴大以及工業革命的興起，推動了英國的貿易轉型，即從重商主義貿易向自由貿易轉變。不過，儘管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18世紀下半葉就推出了，但其影響並未立刻表現出來，因此，18世紀英國對外貿易基本上是在重商主義體制下進行的，18世紀可看作是重商主義貿易的極盛期。
18世紀的英國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義，主要的表現就是保護國內工業發展。工業革命發生前，毛紡織業是英國最主要的工業部門，出口也主要以毛紡織品為主。為保護毛紡織業，政府出台相關法令，禁止羊毛出口，1719-1825年間又禁止工匠和技術工人移居國外，甚至直到1843年，都一直禁止紡織機械及其他設備出口。為了避免外來競爭，1700年政府頒布法令，禁止絲綢及印染棉布進口，這對於東印度公司的東方貿易造成重大打擊，但卻促進了國內絲綢業和棉紡織業的發展。重商主義還體現為一系列關稅保護法令，1692年法令規定，對法國進口商品徵收25%的關稅。從1723年起又對茶葉、咖啡、可可等徵收消費稅，以限制這些物品在國內的銷售，促進貿易平衡。與進口商品的高關稅相對應，英國政府又實施出口補貼政策，以推動對外出口。1722年，英國對絲綢商品實施出口補貼，1732年對帆布出口實施補貼，1742年對輸往外國和殖民地的亞麻布實施補貼。關稅保護政策是重商主義在國家政策層面的反映，它的實施推動了英國工商業的發展和繁榮，使英國在進出口貿易中處於出超地位。
重商主義還體現為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力圖將殖民地變成原料來源地和商品銷售市場，有可能形成與宗主國競爭的產業，都被禁止發展。18世紀初英國就阻止殖民地發展毛紡織業，限制愛爾蘭羊毛製品進入英國，同時還禁止殖民地之間的毛織品貿易。1750年英國頒布法令，禁止北美殖民地發展冶鐵業、煉鋼業，更不允許其生產鋼鐵製成品。與此同時，英國卻採取關稅減免政策，鼓勵北美殖民地開採鐵礦，並將生鐵輸往宗主國。在重商主義政策引導下，殖民地成為英國的原料產地，蔗糖、菸草、大米、原棉、生絲、茶葉、木材等大量出口到英國，解決了工業化時期英國的原料供給問題。
在貿易政策方面最能體現重商主義的是《航海條例》。為對抗荷蘭的貿易優勢，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政府於1651年頒布《航海條例》，規定所有運往英國本土、愛爾蘭或殖民地的貨物，都必須由英國或殖民地的船隻運送；殖民地用於出口的產品，如蔗糖、菸草、棉布、靛藍、生薑、木材等，只能出口到英國本土。這個條例以後經過多次修改，其核心內容卻並無改變。條例的實施使英國成功地排擠了荷蘭、法國等貿易競爭對手，實現了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與控制權。
但18世紀末重商主義受到挑戰，英國政府開始嘗試自由貿易方針。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後，對重商主義批判或質疑的聲音開始高漲，重商主義所構築的貿易壁壘受到衝擊。18世紀80年代，在小皮特推動下，英國與宿敵法國簽訂了一份自由主義的商業協定，即《艾登條約》（Eden Treaty）。該條約有40餘項條款，賦予兩國在歐洲商業和貿易中的完全自由。根據協定，英國進口法國葡萄酒以不高於其優惠國葡萄牙的進口稅為準，雙方同意下降多種商品的關稅；金屬製品徵稅10%,棉花、羊毛、細布、麻紗、瓷器、玻璃等不高於12%。該協定在1793年反法戰爭爆發後被廢除，但表明英國對外貿易的根基——重商主義已被動搖。1815年反法戰爭結束後，重商主義所倡導的貿易保護政策被逐漸拋棄，英國開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
18世紀的英國海外貿易總體上保持平穩發展勢頭，可見下圖：
18世紀英國對外貿易走勢
註：純進口貿易與國內出口貿易，以每三年平均數計算。
從圖中可以看出，1700-1740年間，英國進出口貿易緩慢增長，年增幅約為0.8%;1740-1770年間進出口貿易則明顯增速，增幅達到1.7%;1770-1800年間進出口貿易出現井噴狀態，年增長率約為2.6%。1780年以後的20年進出口貿易幾乎呈直線上升態勢，這反映出工業化對於外貿的重大影響。
再看進出口貿易額的變化情況：
18世紀英國進出口貿易額
（年平均數，單位：萬鎊）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18世紀英國的進口貿易增長387%,出口貿易增長615%,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377%。18世紀前60年，英國進口貿易增長85.85%,出口貿易增長174.36%,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122.3%,這段時間中出口貿易的增長幅度超過進口貿易一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期重商主義對貿易的影響。但此後約40年時間中，英國進口貿易增長136.7%,出口貿易增長118.4%,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123.6%,可見進口貿易增幅已超過出口貿易，原因是大量原材料從海外進口，供工業發展之用。
從以上數據還可看出，在18世紀的一百多年間，除了40-60年代，英國每年的進口貿易額始終超過出口貿易額，這意味著英國在貿易上的入超。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英國的進口貿易中有不少屬轉口貿易，許多商品進入英國之後再出口到第三方；其次是因為工業發展增大了對原料的需求量，原棉、生鐵等原料的進口量大大增加，從而造成英國長期的貿易入超，直至19世紀上半葉為止。
18世紀是英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社會轉型同樣可以從進出口貿易的商品構成中得以體現。請看下表：
18世紀英格蘭與威爾斯進出口商品構成
（單位：%)
從進口商品來看，食品在18世紀排行第一，所占比重居高不下，從1700年的16.9%增長到1800年的34.9%,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長刺激了糧食需求，當國內農業部門無法滿足這個需求時，只能加大對糧食的進口。不過，糧食只是食品的一個構成部分，屬於食品類的商品還有蔗糖、菸草、香料、茶葉等，這些進口食品並非全都用於滿足國內市場，其中相當一部分用於再出口。僅次於食品，與紡織業相關的各種原料據主導地位，如原棉、亞麻、生絲、羊毛、紗線等，其中原棉進口在18世紀增長約十倍，到1800年達到商品進口總量的6%;亞麻製品的進口在18世紀持續下跌，到1800年下跌到原來的大約1/3，原因是工業化發展了英國國內亞麻業，削減了對國外亞麻製品的需求。
在出口商品方面，各類紡織品在出口商品中占絕對主導地位。毛紡織品的出口始終位居第一，這是因為「幾個世紀以來，英國出口貿易幾乎全由羊毛或毛紡織品所構成，直到19世紀初，毛紡織品依然是英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但18世紀毛紡織品的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百年降幅超過一半，這是棉紡織業興起造成的直接後果。18世紀70年代後棉紡織業迅速發展，原棉進口及棉紡織品的出口驟然增加。1772年棉紡織品出口所占比例僅為2.3%,1800年已擴大10倍，達到24.2%,約占外貿總出口的1/4.其他紡織品的出口比例變化不大，在18世紀前半葉呈增長趨勢，後半葉呈下降趨勢。穀物出口的變化反映了英國從糧食出口國向進口國的轉變：1750年以前穀物出口持續上升，1750年後則逐年下滑，到18世紀末，英國已不再出口穀物，成為糧食進口國。至於鋼鐵出口，1772年以前英國的鋼鐵出口逐年上升，以後則逐年下降。這是因為，動力機器及蒸汽機刺激了國內市場對鋼鐵的需求，英國鋼鐵更主要地用於滿足國內需要，因此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態勢。
在考察了英國對外貿易的商品構成後，不妨再看看18世紀英國商品貿易的地理分布狀況。請見下表：
1700-1797年英國商品貿易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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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可見，歐洲大陸在整個18世紀都是英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作為一個島國，英國對歐洲大陸的貿易依存度最高。18世紀初，英國留存進口貿易的62%、出口貿易的82%以及轉口貿易的77%都是同歐洲國家進行的。到18世紀末，歐洲依然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英國留存進口貿易的29%、轉口貿易的78%依然同歐洲國家進行，這與其他地區相比仍處於第一位。不過，英國對歐洲的出口貿易則快速下降，從18世紀初的82%驟降至21%,排在了北美和西印度群島之後而居於第三位。轉口貿易格局在18世紀幾乎未有任何變化，歐洲大陸、愛爾蘭是英國轉口貿易的主要輸出地，對歐洲大陸的轉口貿易一直保持在3/4以上。
具體來說，18世紀初，英國每年從歐洲進口商品價值高達390萬鎊，這些商品包括亞麻、酒類、海軍補給品、條形鐵等，從歐洲的進口貿易占總量的2/3左右。與此同時，英國向歐洲的出口貿易額為380萬鎊，主要商品是毛紡織品及部分工業製成品；轉口貿易額為180萬鎊，這類商品主要來自英國殖民地，其中包括菸草、蔗糖、茶葉、絲綢、染料等。歐洲市場是英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支柱，但是到18世紀末，英國對歐洲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大大下降了，體現在：留存進口貿易所占比例從62%降至29%,下降幅度超過一半；國內出口貿易所占比例從82%降至21%,下降超過七成。隨著歐洲地位下降，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大西洋殖民地在英國進出口貿易中的比例不斷上升：1700年，英國與北美殖民地及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的貿易占英國進口貿易的20%、轉口貿易的11%及出口貿易的11%;經過一個世紀的擴張，英國與北美及西印度群島殖民地之間的進口貿易額所占比例上升到32%,出口貿易額上升到57%,顯示出到18世紀末，美國及西印度群島殖民地已經成為英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
在英國對外貿易中，轉口貿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英國的轉口貿易主要是從殖民地進口蔗糖、茶葉、菸草、咖啡、可可、香料、絲綢、亞麻等，經過一段時期的儲存或簡單加工，再以高價轉賣到歐洲及英帝國的亞非市場，由此讓英國商人獲利。這種轉口貿易有賴於英國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17世紀後半葉英國政府就出台法令，規定殖民地商品不能直接出口到第三國，而是要通過母國的轉口貿易來進行，比如《航海條例》就明確規定殖民地商品必須首先運到英格蘭或蘇格蘭港口，然後再轉運到歐洲市場予以出售。
由上表還可以看出轉口貿易在18世紀的發展狀況。18世紀初，轉口貿易占外貿總出口額的32.4%,到18世紀末這一比例上升到39.2%。有學者統計，18世紀英國轉口貿易額在1700年為109.6萬鎊，1720年為230萬鎊，1740年為308.6萬鎊，1760年為371.4萬鎊，1780年為456.4萬鎊，1800年為1884.8萬鎊。因此，18世紀前60年英國的轉口貿易增長3倍多，而18世紀後40年間轉口貿易額增長了4倍以上，可見工業化對轉口貿易有巨大推動作用。
18世紀的英國是工業化的領頭羊，而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貿易格局也處於形成之中。進入19世紀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以及英國商品競爭力的增強，英國在對外貿易中最終擺脫重商主義的影響，而逐漸走上了自由貿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