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經濟 第一章 經濟理論的演變

  1689-1815年是廣義的18世紀，此間英國在經濟領域內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初步完成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英國在經濟方面的轉型，從根本上說，受到一定時期經濟理論的影響。從主流經濟理論的演變來看，18世紀的英國經歷了從晚期重商主義向古典自由主義轉變的過程，理論的轉變為經濟的轉軌提供了前提。

  18世紀前期英國主流經濟思想表現為晚期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晚期重商主義誕生於17世紀中葉，其影響力一直延續到18世紀中葉。為理解18世紀英國經濟思想轉變的過程，首先要從托馬斯·孟（Thomas Mun）的學說談起。

  17世紀開始後，「隨著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各國進入競爭的關係，展開了商業鬥爭，這種鬥爭是通過戰爭、保護關稅和各種禁令來進行的」。17世紀的英國，商業和貿易迅速擴張，母國與殖民地的貿易尤為活躍，早期重商主義所推崇的貨幣至上的理論不利於英國在國際市場上的擴張，因此突破這一理論的束縛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621年，東印度公司董事托馬斯·孟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A Discoured of Trade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一書，首次突破了貨幣至上理論，標誌著「重商主義體系對於自己原來體系的自覺地自我脫離」。經過不斷改寫和完善，1664年，這部書稿以《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Englands Treasureby Foreign Trade）為名正式出版，成為英國晚期重商主義思想的代表作，並對此後一個多世紀中英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重要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這一著作……對立法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出版後「一百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跨時代的著作，作為『某種入門牌號』,那末這就是托馬斯·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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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部後人給予高度評價的書中，托馬斯·孟不僅在批判早期重商主義的貨幣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貿易均衡思想，而且在實際政策層面上提出英國擴展海外貿易的具體方法，為制定18世紀的英國經濟政策提供了指導思想。托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義思想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批駁早期重商主義的貨幣至上理論，指出對外貿易是增加社會財富的手段，因此要求取消貨幣輸出的禁令，發展對外貿易。

  早期重商主義將貨幣視為財富的唯一形態，把貨幣的多寡作為衡量國家富裕程度的標準，因此提倡貨幣積累，反對貨幣輸出。但東印度公司的對外貿易卻造成貨幣外流，因此遭到早期重商主義者們的嚴厲批評。托馬斯·孟對此做出回應，他不反對將金銀（即貨幣）視為財富的唯一形態，但他同時指出：「輸出我們的貨幣藉以換回商品乃是增加我們財富的一種手段。」他認為貨幣過多會使本國商品價格上漲，主張讓國內貨幣存量保持在適度規模上，減少國內貨幣，將多餘的貨幣輸出國外換回商品。在他看來，增加財富即貨幣的手段有兩種：一是保持貿易的出超地位，通過貿易盈餘來增加本國貨幣儲備；二是輸出商品同時也輸出貨幣，即先輸出貨幣購買商品，等到時機成熟時，再將這些商品加價賣出，轉口貿易因此就成為增加貨幣財富的重要手段。

  在此基礎上，托馬斯·孟要求國家取消貨幣輸出禁令，倡導將貨幣投入貿易之中。由此看來，他已經認識到貨幣與貿易之間的關係，即「貨幣產生貿易，貿易增加貨幣」。托馬斯·孟極力反對早期重商主義抵制進口、反對輸出金銀的主張，認為這樣會大大限制國家致富的能力。在他看來，國家應鼓勵進出口貿易並允許貨幣出口，只有發揮貨幣的流動功能，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國家才能富強。因此，在關於貨幣和貿易的作用方面，托馬斯·孟的思想比早期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

  第二，指出對外貿易是國家致富之道，在此基礎上創立貿易平衡論。

  托馬斯·孟認為：「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記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只有這樣，對外貿易中的出超才會帶來本國貨幣儲備的增加。可見，托馬斯·孟也和早期重商主義者一樣，提倡少買多賣。但在具體操作中，他又提出不同的主張。在他看來，對外貿易不一定要追求同每一個國家的貿易出超，在一個年度中，只要實現總體上的貿易出超即可。在發展貿易的手段上，托馬斯·孟強調貨幣流通能增加財富，要求國家允許將貨幣輸往國外，尤其是投入轉運貿易，目的依然是實現貿易出超。由於這些分歧，早期重商主義因強調貨幣積累被稱為貨幣平衡論，而托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義因強調貿易致富而被稱為貿易平衡論。

  為實現貿易平衡論，托馬斯·孟強調貨幣的穩定性：「貨幣不但是衡量國內其他一切東西的準確的尺度，而且也是我們與其他各國的人在國際貿易上所用的尺度，所以應該保持它的公正和穩定，以免發生必定隨著它的變化而來的那種混亂現象。」保持貨幣穩定由此成為貿易平衡論的重要內容。

  第三，闡述貿易致富的具體手段，為晚期重商主義理論演變為實踐層面的政府政策奠定基礎。

  貿易致富論的核心是減少對外國商品的消費，增加對外國的商品輸出。如何減少對外國商品的消費呢？托馬斯·孟只簡單提到兩條：一是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藉以生產以前需要從外國進口的苧麻、亞麻、繩索、菸葉等；二是厲行節約，實施嚴厲的法律來制止奢侈浪費。對於如何增加對外國的商品輸出，托馬斯·孟則詳盡地論證了兩種手段：首先，擴大商品生產，大力發展手工業或製造業。在托馬斯·孟看來，為了擴大貿易出口，必須擴大國內的商品生產，而生產必須為對外貿易服務。在出口商品的構成上，不僅應包括國內富餘的產品，還應該考慮鄰國所需要的物品。托馬斯·孟還提出用關稅保護政策來發展製造業，免除用外國原料製作的商品的出口稅，藉以發展生產、增加就業。托馬斯·孟已經把發展生產看作促進貿易的必要條件，因此他特別強調手工業或製造業的重要性，因此可見他的思想已經從重金轉到重工了，比早期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大步。正因為如此，晚期重商主義又被稱為「重工主義」，它對17、18世紀英國工場手工業及製造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其次，大力發展轉口貿易，增加國家的財富積累。托馬斯·孟認為，國家應該取消貨幣輸出的禁令，尤其要將貨幣投入轉口貿易中。具體方法是：國家輸出貨幣，從亞洲國家購買貨物，然後在合適的時機以高價賣給歐洲國家，由此獲得的貨幣差額就是增加的財富。扶植轉口貿易的具體表現是：一、「專為來自外國的穀物、靛藍、香料、生絲、棉花或一切其他商品設立一種貿易場所或貨棧，使這些貨物由此再行出口到需要它們的地方去，便可以增加航運、貿易、現金和國王的關稅收入。」二、對以再出口為目標的轉口貨物採取關稅減免政策：「尤其是輸入的外國貨物，凡是又要再運出去的，就應該予以照顧，否則這樣的貿易，非但不能繁榮起來，而且還難以立足。」所謂「照顧」主要就是指減免關稅，但如果這些貨物是在本國消費的，那麼就應該「征課得重一些」。通過提倡轉口貿易，托馬斯·孟大大豐富了晚期重商主義的貿易致富理論。

  第四，重視與發展航運業，為推行「航海條例」提供理論依據。

  早期重商主義雖然也強調對外貿易，但對與貿易直接相關的航運業卻幾乎未提及。托馬斯·孟從增加國家貨幣財富的視角出發，不但提出貨幣流通致富、貿易致富的理論，而且還強調發展航運業。在他看來，從英國出口的貨物，如果是用英國自己的船運送，可以大大提高其價值，因為英國人不但會得到貨物的售價，還可以加上商人的利潤、保險費以及將貨物運往海外的費用。通過發展航運業來擴大對外貿易，進而增加國家財富，這在英國可說是首創。這個結論是根據英國島國的獨特地理位置得出的。事實上，斯圖亞特王朝及漢諾瓦王朝基本上都採取了發展航運業的措施，用國家的力量扶植和投資造船業，英國在18世紀成為世界上商船總噸位最大的國家，其工商業霸權由此推及整個世界。

  《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問世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初的英國，晚期重商主義經歷了從理論到實踐的轉型，歷任君主及政治家都自覺採用重商主義經濟政策，放鬆對貨幣的控制，實行保護關稅，推進對外貿易，由此實現英國國力的增長。但是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下半葉，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及製造業中資本的擴張，社會關注點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開始了從晚期重商主義向古典自由主義過渡的過程。

  從17世紀後半葉開始，英國工場手工業進入高潮期，「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再表現為單純的貨幣積累，而主要表現為生產的增長，表現為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社會物質財富的不斷擴大」；而「紡織手工業和基於紡織業的貿易在經濟史中一直占有中心地位」。人們對財富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1737年一位主教寫道：「我們所有的措施應該鼓勵我們的毛紡織業，這該視作是我們財富的基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貿易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將資本投入工業、農業或者其他產業，同樣能夠發財致富。一些人於是開始從理論上闡述生產如何增加財富，以貿易為中心的重商主義理論就被逐漸突破並修正了，由此形成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其開創者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配第是17世紀末的科學家、哲學家及經濟學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配第生活的年代是家庭手工業及工場手工業迅速發展的時代，資本流向也開始發生變化，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與此相對應，經濟學家也開始把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商業與對外貿易不再是經濟學家們唯一關注的目標，而與生產相關的稅收、財政、貨幣、人口等問題成為新的研究對象。在17世紀後半葉，配第先後發表了《賦稅論》（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2）、《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1690）、《獻給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1691）、《愛爾蘭的政治解剖》（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 and)(1691）、《貨幣略論》（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95）等著作，其中對政治經濟學的幾乎一切領域都作了最初的探討。他是在馬克思之前最早從生產角度觀察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規律並提出勞動價值論等許多重要觀點的經濟學家，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因此，馬克思稱之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是「英國政治經濟學之父」。

  配第論及的問題很多，但他的經濟學理論有這樣幾個核心內容：

  第一，提出勞動創造了價值，這是經濟學中的第一次。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稱他為「政治經濟學之父」。

  在《賦稅論》一書中配第指出：「假如一個人在能夠生產一蒲式耳穀物的時間內，將一盎司從秘魯的銀礦采出來的白銀運到倫敦來，那麼，後者便是前者的自然價格。」這裡的「自然價格」指的就是商品的價值。既然穀物能與銀作比較，二者間必定有相同的質，這一相同的質，配第認為就是勞動時間。配第進一步指出，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這種商品所花費的勞動，價值量的大小取決於勞動時間的長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能減少生產單位產品的勞動量，因而造成商品價格的相應變化。配第的這個觀點是對重商主義的重大修改，重商主義認為貴金屬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貨幣的價值是絕對的。配第的天才發現是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馬克思因此說：「配第在他的《賦稅論》中，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和正確的分析。」

  在配第眼中，財富形態是多元化的，即人類創造的一切東西都可視作財富；關於財富的源泉，配第說：「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意思是所有財富都是由土地以及投身於土地上的勞動創造出來的，離開了土地和勞動，就沒有財富。既然土地和勞動是財富的源泉，那麼，所有商品的價值都可以用土地和勞動去衡量，這就使得土地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等價和等式的關係，因此「單獨用土地或單獨用勞動即可表示任何一種東西的價值」。配第的論斷說明勞動和自然物質都是形成財富的源泉，闡明了勞動在形成物質財富的各種要素中是一種能動的要素。

  第二，在地租、利息、工資等問題上提出新的主張。

  在地租理論方面，他提出關於級差地租的概念，並對造成地租變化的因素做了深入探討。配第指出，地租的高低既取決於土地上產品的價格，也取決於土地投入的變化。對土地連續追加投資會提高土地的產出，進而提高租金水平。地租是依據土地所有權而獲得的利潤，而地租的價格大致等同於祖、父、孫三代可同時生存的年數，即21年的地租量。由此可知，配第已認識到土地價格就是資本化的地租，是一定年數的年租總額。

  關於利息，配第常稱之為「貨幣的租金」，是依附於貨幣而產生的剩餘價值，這顯然是從「土地的租金」中引申而來的。配第將利息看成是在一定期限內放棄貨幣使用權而產生的收益，但他沒有看出貨幣是資本的表現形態，因而也未能指出利息是資本這種特殊商品的使用價值的報酬。

  配第的工資理論是從勞動價值論引申出來的，既然勞動能創造價值、增進財富，就意味著勞動本身具有價值，「勞動的價值」表現為工資。在配第看來，工資是由工人「為了生存、勞動和傳種接代」而需要的生活資料決定的，工人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必須提供剩餘勞動，創造剩餘價值。在工資即「勞動的價值」的計算及統計方面，配第強調這樣兩點：一、必要的生活資料因人而異，但這裡是指其平均數，是「一百個各種各樣的、體格不同的人為了生存、勞動和傳種接代而吃的東西的一百分之一」。二、必要的生活資料不包括消費品，只包括「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最容易得到的食物」。配第支持政府授權治安法官來厘定工資，認為這樣有利於保障社會穩定。

  第三，對貨幣的概念、本質、職能等提出了新觀點。

  在配第看來，「貨幣被認為是衡量所有商品價值的一致的尺度」。這是因為，充當貨幣的貴金屬與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價值，而價值的多少完全取決於生產貴金屬所耗費的勞動量。作為「一般的財富」的貨幣，具有不易損壞、不易變質的屬性，因而可以成為衡量其他財富價值的重要尺度，「凡是貨幣都是一切商品的同一的、不變的、一致的、正當的尺度」。貨幣還具有流通職能，在配第看來，一國中流通的貨幣總量應當與商品總量保持一致。在貨幣與財富的關係上，配第的看法是，人為地提高或貶低貨幣的價值，並不能改變一國的財富量，反而會造成經濟混亂，「是一種對人民很壞而且很不公平的課稅方法；它也是國家趨於衰弱的象徵」。一國持有貨幣的標準應當這樣來衡量，即能夠「應付產業周轉和流通的需要」，「足以應付管理完善的國家執行各種任務的需要」。顯然，配第的貨幣理論已基本擺脫重商主義的影響，其對於貨幣本質、職能等問題的認識，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提供了先導。

  第四，在解決國家財政和經濟問題方面提出了合理的主張。

  17世紀中後期，英國政府為應對財政危機而不斷徵稅，配第認為徵稅「符合自然的正義」，但又強調徵稅額度必須合理。配第尤其強調徵稅的公平原則，按人們的能力、地位、收入不同，納稅額也應該不同。政府應以合理比例對每個人徵稅，避免出現「越窮的人，課稅越重」。配第將政府財政支出分為六類，即國防、行政與司法、宗教、教育、社會經濟和公共事業開支。配第主張削減前四項、加強後兩項開支，這反映了新興資產者的利益和訴求，代表了當時的社會潮流。

  關於國家的經濟職能，配第也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其中包括：重視商業與對外貿易，尤其發展海外運輸；解除對愛爾蘭的貿易限制，通過提高進口商品稅等措施促進愛爾蘭的工商業發展。這表明配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重商主義影響，支持國家的經濟干預，反對削減關稅及開闢自由港；但另一方面，配第又強調經濟運行是「自然的運動」，具有「自然的規律」，由此反對「政府用猛烈藥方來反抗自然的運動」。在配第看來，經濟運動有其自身規律，這種自然規律並非人力所能違反，因此，國家的經濟政策必須順其自然，「違反了自然的規律」的法律註定行不通。配第提出的「自然的規律」，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規律，他反對國家對經濟領域的過多干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擺脫了重商主義的束縛。

  總之，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配第的思想體現出過渡時期的模糊性：一方面，他的貨幣理論、財富理論、國家經濟職能理論中依然保留重商主義的痕跡，比如把貴金屬看作財富的一般形態，重視國家的適度干預；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由主義理論邁出了一大步，例如反對施行禁止貨幣出口和禁止商品進口的法令，要求國家干預不能違背「自然的規律」等，從而體現了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萌芽。

  在從晚期重商主義向古典自由主義的過渡中，馬修·德克爾（Matthew Decker）是另一個重要人物。德克爾出生於商人家庭，曾擔任東印度公司負責人，並作為托利黨議員進入下院，1749年去世時留下約10萬鎊的財產。德克爾也是一名經濟學家。17世紀上半葉，在荷蘭、法國等國的競爭和擠壓下，英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勢頭受到遏制，引發了國內的各種經濟問題，比如：毛紡織業衰落，貧困率上升和下層生活狀況惡化，貨幣尤其是銀幣流通量減少，土地貶值導致大量地產被拋售，政府的高稅收政策引發民眾的不滿。針對上述狀況，德克爾先後發表《關於英國外貿衰落、土地貶值的原因及其恢復手段的分析》（Essqyon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Foreign Trade,Consequently of the Value of the Landsin Britain,and on the Means to Restore Both）、《對國家普遍徵收的幾種重稅的慎重考慮》（Serious Considerations on the Several High Duties which the Nation in General）兩本小冊子，對英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做了分析與思考。

  關於外貿衰落的原因，德克爾認為有四點：（1）政府稅收種類太多，關稅率太高，致使英國不能成為貿易中轉站，從而阻礙了航海業的發展，削減了商人的資本，危害了製造業尤其是毛紡織業的正常運作，造成國內金銀貨幣外流。（2）商業與貿易中的壟斷及特許狀制度。這是一種為少數人謀利而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德克爾對此極力反對，認為「推行壟斷制的任何國家必然導致貿易的衰落」。（3）一些有欠考慮的法律。在德克爾看來，政府頒布的諸多關於穀物、魚類、肉類出口的法律，削弱了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導致貿易的衰退。（4）大量發行國債。國債的發行雖然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但同時對商業貿易構成危害，即鼓勵了遊手好閒和奢侈品消費。可以看出，德克爾在分析對外貿易衰落的原因時，並沒有從貿易本身出發，而是從與貿易相關的國內因素入手，分析因此更加深刻。

  關於對外貿易的衰落與國內土地價值貶值之間的關係，德克爾認為體現在四個方面：（1）國內市場的萎縮對於土地上出產的農產品價格打擊很大，土地經營的獲利相對減少，於是，越來越多的土地被推向市場出售，由此導致土地貶值。（2）對外貿易的衰落增加了窮人的數量，土地階層的負擔由此加重，經營土地的利潤越來越少。（3）就業機會的削減促使一些勞動力逃到其他國家謀生，由此造成土地富餘而租金下降，從而導致地價下滑。（4）在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能出口的商品數量減少，製造業因此衰落，外國商品進口增加，由此造成貨幣流失。通過以上四方面的分析，德克爾將土地價值與貿易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他由此指出：「如果地產鄉紳有意提高或降低土地的價值，鼓勵或抑制對外貿易是唯一的方式，這樣土地與貿易就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德克爾從具體政策層面對如何重振英國對外貿易、提升土地價值做了分析。他認為，英國具有多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只要政府採取適當的舉措，完全可以解決目前貿易衰減、土地貶值的問題，而這些措施包括：（1）取消所有不公平稅種及壓榨性的消費稅，只對奢侈品的消費者徵稅。（2）取消關稅，讓所有的港口成為自由港。（3）廢除貿易壟斷制度，鼓勵所有的個人和公司用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來從事各種貿易；兼併愛爾蘭，實現三個王國之間商品貿易的一體化。（4）取消國家對於穀物出口的補貼，在每個郡建立一個穀物公司，由該公司來自由經營穀物的進出口貿易。（5）由政府出面對窮人實施統一管理，通過法律嚴懲來消除遊手好閒和不務正業。（6）讓白銀成為國家唯一的法定貨幣，實行固定利率，讓黃金回歸其本來價值。（7）在主要城市設立專門的商業法庭，為商人提供快捷、迅速、低價的服務。（8）發行國債以償付政府所欠債務，減輕國家債務負擔。（9）鼓勵種植園經濟，允許殖民地的農產品直接出口到歐洲各國。（10）盡最大努力改善河流航運條件，由此降低原料及商品的運輸費用，刺激農業的發展。

  從以上十種措施看，德克爾已接近自由主義理論了。德克爾特別強調說：「如果我們的貿易非常自由，如果我們正在『沉睡』的資金以國債形式運轉起來，我們將會建立起世界上最廣泛的貿易以及為我們提供保護的航運業，增加我國的人口，為所有的窮人提供就業，年復一年地增加財富；而所有這些，如果沒有土地的增值就將無從實現。」德克爾堅信：只要英國像他所建議的那樣，放鬆貿易限制、鼓勵貿易發展，那麼英國的自然優勢就會充分發揮出來，國家的財富及權勢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從德克爾的思想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晚期重商主義的影子，又可以看到自由主義思想的萌芽。一方面，同晚期重商主義者一樣，德克爾關注英國的對外貿易，把對外貿易與國內的生產、尤其是農業生產聯繫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晚期重商主義者所推崇的貿易壟斷或專賣制度卻遭到德克爾的嚴厲批判，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在德克爾這裡萌生。德克爾思想的雙重性恰恰源於其生活的時代，此時，重商主義政策廣為推行，但其弊端也日益凸現，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成為學者面對的難題。德克爾在分析了問題的根源後，提出了背離重商主義、發展自由貿易的解決方案，從而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亞當·斯密於1723年出生於蘇格蘭，曾在格拉斯哥大學和牛津大學接受教育，後在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任教。斯密一生埋頭書齋，著述豐富，但出版的很少，其代表作，一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二是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稱《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國富論》的出版標誌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誕生，馬克思曾說：「在亞當·斯密那裡，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也曾說：「《國富論》一書不僅是最為成功的經濟學著作，而且也是或許除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為成功的科學著作。」

  《國富論》敲響了重商主義的喪鐘，一種全新的經濟理論體系，即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從此誕生。斯密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系統提出了勞動分工、交換與貨幣的理論。《國富論》開篇就指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這就揭示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源泉：財富的性質並非如重商主義者所強調的那樣是金銀與貨幣，而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財富的源泉也並非如重商主義者所推崇的那樣是土地產出與貿易盈餘，而是國民每年所付出的勞動，換言之，勞動構成了國家財富的源泉。斯密關於財富的觀點，無疑是「對重商主義財富的觀點的一次革命」。

  在勞動是財富源泉的基礎上，斯密指出分工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總財富。斯密指出：「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裡，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分工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但分工是如何產生的呢？基於對該問題的思考，斯密提出了交換理論。在斯密看來，「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的「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相互交易」的傾向，決定了交換的產生。每個人為了得到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就必須生產別人所需要的產品，用以交換自己的必需品，分工由此產生了。斯密進一步提出，「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在這裡，斯密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市場的繁榮與交換及分工之間的內在聯繫。

  在分工已經確立、交換日益頻繁的情況下，交換的尺度如何確定？出於對該問題的思考，斯密提出了貨幣理論。重商主義者將貨幣看成是唯一的財富，斯密對此進行批駁，認為貨幣是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指出貨幣的數量並不能用來衡量一國財富的多寡，因為它只是交易的媒介和價值的尺度，我們「使用各種商品所能換得的貨幣量，來估計其他商品的價值」。關於流通中的貨幣量問題，斯密認為，每個國家的鑄幣數量，都要受到國內借鑄幣而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的支配，鑄幣數量的過多或過少，都會對國家經濟造成危害。顯然，斯密對於貨幣本質及其流通量的認識，是對重商主義的徹底顛覆，由此對工業化開始後英國的貨幣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第二，闡述了商品的價值理論與資本理論。價值理論是斯密經濟學說的基礎，也是其精華所在。在斯密看來，價值有兩方面涵義：一是「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稱為「使用價值」；二是「表示由於占有某物而取得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稱為「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比關係。在對商品的價值做了明確區分後，斯密認定：「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因為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這是斯密對勞動決定價值的經典論述。

  在對價值的涵義及其尺度做了分析之後，斯密進一步探討價值規律，即商品的價值與價格的關係。在斯密看來，商品的價格分為兩種，一是自然價格，即出售這些商品的人實際上所花費的費用，這相當於其本來的價值；二是市場價格，即在市場上出售時高於或低於自然價格的實際價格。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關係，取決於市場上的有效需求，如果市場上商品供應量與有效需求恰好相等，則商品的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就大致相同。由此可見，斯密已清晰地揭示出價值、價格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關係。

  斯密還首次提出了資本理論。他寫道：資本一旦在個別人手中積累起來，其中某些人就利用它去驅使別人勞動，向他們提供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並從其勞動所得中得到相應的利潤。從這裡可以看出，斯密已認識到資本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勞動與勞動條件相分離的產物，資本是勞動者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它以利潤的形式為資產者所占有。隨後，斯密從勞動分工的視角，分析了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斯密的看法是，分工能提高生產力，而影響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資本，資本越豐裕，分工就越細密，因此，產業的發展有賴於資本的充分積累。在資本構成方面，斯密將資本劃分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兩大類，這為後來的學者所繼承。如何實現資本積累？斯密認為，資本的增加，不是靠勤勞，而是靠節儉，「節儉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更大的勞動量可增加年產物的價值」。在資本用途方面，斯密特別強調：「一切資本，雖都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但等量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隨用途的不同而極不相同，從而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能增加的價值，亦極不相同。」由此斯密列出了資本應優先投入的行業，即農業、製造業、批發商業（國內外貿易）、零售商業；這種序列反映了斯密受重農學派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出工業化之初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以工資、利潤和地租為核心，提出了財富的階級分配理論。這個理論是建立在價值理論的基礎上的，斯密說：「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級，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在斯密看來，工資是勞動者所創造的產品及其價值的一部分，是扣除了利潤或地租之後的那部分。關於工資水平，斯密指出，勞動市場價格取決於勞資雙方所簽訂的契約，其最低標準是：「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不過，工資水平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從長遠來看，對工資水平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有：一、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狀況；二、勞資之間就工資問題而展開的鬥爭；三、資本的增加；四、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以上四個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一定時期的工資水平。

  關於利潤，斯密的看法是：「勞動者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另一部分支付僱主的利潤，來報酬他墊付原材料和工資的那全部資本。」利潤是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超過工資的餘額，事實上也就是後來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為此，馬克思評述道：「斯密認識到了剩餘價值的真正起源。」這一評價非常中肯，因為斯密已認識到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是生產利潤即剩餘價值的前提，資本家正是憑藉對資本的占有權而獲得利潤。儘管利潤和工資一樣來源於勞動創造物，但其支配原則截然不同。斯密指出：利潤和工資「受著兩個完全不同的原則的支配，而且資本的利潤同所謂監督指揮這種勞動的數量、強度與技巧不成比例。利潤完全受所投資本的價值的支配，利潤的多少與資本的大小恰成比例」。

  關於地租，斯密指出：勞動者要使用土地，就「必須把他所生產或所採集的產物的一部分交給地主」，這就構成「土地的地租」。顯然，斯密也已認識到，地租也和利潤一樣，是地主對農民或農業工人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一種無償占有。不僅如此，斯密還研究了級差地租問題。在他看來，地租的高低，因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土地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斯密依據土地的產出對地租做出新的分類：第一類是經營畜牧業（分為未改良和改良這兩類牧場），第二類是經營一般生產物（糧食作物），第三類是經營特殊生產物（經濟作物），以上三類地租之間的關係是：前兩類土地的地租支配第三類土地的地租，第一類土地地租受第二類土地地租的支配，未改良牧場的地租受已改良牧場地租的支配。斯密的見解，得到馬克思的高度評價：「斯密的巨大功績在於：他說明了，用於生產其他農產品和經營獨立畜牧業等等的資本的地租，是怎樣由投在主要食物生產上的資本所提供的地租決定的。在斯密以後，這方面實際上並沒有任何進步。」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開創了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為英國工業化提供了理論指導。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斯密的學說則倡導自由主義。斯密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人的天性，也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本。利己之心在增加個人財富的同時，也相應增加了社會財富，二者都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在此基礎上斯密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理論，他說：將資本投入產業，「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因此，「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儘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這隻「看不見的手」實際上就是在自然狀態下所形成的市場經濟秩序，斯密對此極為推崇，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基於此，斯密堅決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在他看來，在自然的制度下，國家職能只限定在三個方面：抵制外來侵略，維護國內治安，興辦公共工程。國家因其性質而「不適宜於行使管理經濟的職能」，因此斯密主張一切聽其自然，允許資本家自由開展經濟活動，實現自由生產、自由競爭、自由經營，因為在哪些產業可以產生最大價值的問題上，資本家「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國家的盲目干預，往往會使經濟發展會受到阻礙。

  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是對重商主義的徹底否定，這可從他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中看出來。斯密認為金銀只是交易的媒介，「要一個國家輸入或保留多於它所需要的金銀，以增加國富，是荒謬的」，這「必然會減少用於衣食住和用於維持人民生計的財富」。針對重商主義所倡導的進口限制政策，斯密從人的利己主義本性、國際分工以及國內資源配置等方面進行批駁，他指出限制進口不可能真正使國家富裕，而只能有利於具有壟斷能力的少數商人。針對重商主義所倡導的出口鼓勵政策，斯密認為作用有限，因為它會「給國家收入加上了一個極大的耗費，給人民大眾加上了一個極大的賦稅，但他們自己的商品，卻沒因此顯著地增加其真實價值」。

  在分工理論的基礎上，斯密提出了自由貿易的原則。斯密指出：由於商品在各國的生產成本不同，每個國家都不必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一個國家應該出口本國生產效率最高的商品，進口別國生產效率最高的商品，交易的結果是使雙方都獲益，因此，應該解除國家對貿易的管制，廢除關稅，停止貿易補貼，倡導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為貿易各方帶來產業發展與經濟繁榮。

  自由貿易理論是斯密學說的核心，對英國、歐洲乃至全世界都產生巨大影響。斯密徹底突破了重商主義的束縛，在闡釋與商品生產相關的分工理論、價值理論、資本理論及分配理論的過程中，構建起一套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為工業資本主義在英國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