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舊制度」與議會改革運動

  「光榮革命」以後出現的英國政治制度被稱作「舊制度」（Old Regime）。在這個制度下，政權牢牢地控制在貴族手中，因此18世紀也被稱作是「貴族的世紀」。工業革命開始後，英國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兩個新興階級即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力量壯大，日益挑戰著不斷僵化的「舊制度」，一場打破「舊制度」的議會改革運動由此興起，並推動英國政治向民主化方向進展。

  「舊制度」是相對於19-20世紀逐步形成的民主制度而言的，它相對於「光榮革命」以前的專制王權而言，其實是一種「新制度」。可見「新」與「舊」並不絕對，也沒有哪一種制度永遠正確，或可以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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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榮革命」後王權衰落，議會逐漸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其中尤其以上院為主。上院又稱貴族院，主要由世襲貴族組成，是英國政體的重要支柱。18世紀的上院是事實上的國家權力核心，不僅因為一切議案在下院三讀通過後，必須由上院表決通過，送國王簽署才能成為法律；更因為上院實際上控制和操縱著下院，貴族的影響力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地表現出來。

  「光榮革命」後上院貴族約160名。此後，經歷了一些變化，到1714年上升到180名；加上新進入的16名蘇格蘭貴族、2名大主教和24名主教，上院共有222名貴族議員。18世紀末，為改變輝格黨在上院的優勢，在托利黨推動下加快了貴族冊封的步伐，到1800年上院貴族增加到267名。1801年英愛合併後，又有32名愛爾蘭貴族進入上院。這樣，到19世紀初，上院貴族達到300名左右。上院與王權的關係一直密切，據史學家對1714年安妮女王時期上院貴族的統計，有50名貴族接受王室的薪金，19名貴族接受國王封賜的官職；1762年，上院接受王室薪金及官職的貴族有90名之多。不過，隨著喬治三世個人統治的結束，上院的獨立性則逐步增強。

  議會下院由選舉產生，因此從理論上說它代表民意；隨著內閣制、政黨制的發展，下院中政治力量的消長開始決定內閣沉浮——誰掌握下院多數，誰就能上台組閣，而政府也須與下院保持一致。但下院的這種「中心」地位在「光榮革命」後的一百多年中事實上是虛假的，因為下院受上院控制。正因為如此，這一百多年的英國政治制度被稱為「舊制度」，以示其與「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因為如此，從17世紀末一直延伸到19世紀初的「舊制度」跨越了18世紀，把18世紀變成了「漫長的18世紀」。

  「舊制度」的實質是貴族寡頭制，其運作機制是貴族操控下院議員的選舉。18世紀，議會下院有500多名議員，他們是全國各選區通過選舉產生出來的。表面上看，選舉決定下院的組成，但事實上，可以參加選舉的人數（即選民）很少；議席分配不合理，基本上控制在各地貴族手裡；選舉過程中營私舞弊，賄賂公行；選舉程序不符合現代標準。所有這些都使表面上的選民選舉變成了事實上的貴族操縱，議會這種「民主」的外殼，變成了現實中貴族寡頭制的工具。

  在18世紀早期的農業社會中，這種制度未必就不合理，因為貴族是國家財富的體現，他們手中有無數的土地，而土地就是那個時代的財產，依據財產來分配權力，也是一種分配的方法。貴族對權力的壟斷來源於他們對財富的壟斷，正如同到19世紀末資產階級對財富的壟斷決定了他們對權力的壟斷一樣。但由於工業革命倏然爆發並徹底改變了英國社會，「舊制度」就變得越來越不合理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議席分配不合理。1801年英愛合併前下院共有558個議席，由314個選區選舉產生，其中489個屬於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各有24和45個。英格蘭議席分為三類，一是郡選區，即農村選區，40個郡中，除約克郡產生4名議員外，其餘39個各選舉2名議員，共82席。第二是大學選區，牛津、劍橋各選出2名議員，兩校一共擁有4個議席。第三是選邑，即城鎮選區，英格蘭共有202個選邑，其中195個選邑可各選舉2名議員，倫敦和韋茅思（Weymouth）各有4個議席，另有5個選邑只能各自產生1名議員，因此202個選邑共選舉產生403名議員。地理位置上的分布不均是顯而易見的，如蘇格蘭、威爾斯的議席偏少，農村議席偏少；就英格蘭一地而言，西南部議席集中，倫敦和東北部議席偏少：西南部五郡占下院總議席的1/4，康沃爾（Cornwall）一郡就擁有44個議席。比這種明顯的不合理更嚴重的是：議席分布是幾百年前形成的，世事滄桑，形勢早已變化了，選區分布卻一直不變，因此完全不能適應新的情況。城鎮選區即選邑在成為選邑之時，可能是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市鎮，但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可能已經衰敗了，不僅人口稀少，而且經濟蕭條，毫無重要性可言，尤其當工業革命爆發後，一些新興工業城市成為人口集中地，經濟地位不斷上升，政治上卻毫無權利，它們被看作是所屬郡的一部分，只能參加農村選舉，它們不是「選邑」，也就是說：在法律上不是城市，此類工業中心包括設菲爾德、伯明罕、曼徹斯特等，相比之下，幾百年前被確定為「選邑」的地方大部分已經衰落了，比如英格蘭的202個選邑中，選民人數在50人以下的有56個，51-100人的有21個，101-300人的36個，三者相加占選邑總數一半以上，占據著英格蘭議席總數的約1/2.認真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如果有人能夠控制這些議席，那就幾乎能控制英國的整個議會，因為按照英國議會運行的規則，過半數的議員就可以決定國家的政策走向；而在「舊制度」時期，確實有人能夠控制「選邑」的選舉，那就是貴族：選邑由於其人口少，經濟上處於依附地位，一般都處在當地貴族的勢力影響下，聽命於貴族，一批貴族聯合起來，就能夠控制住相當一批選邑的選舉，從而在議會下院糾集起足夠的力量，掌控國家政權。所以，議席分配不公是貴族寡頭制賴以生存的基本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選舉權的極度狹小。18世紀英國的選民資格十分混亂，就農村而言，選舉權的標準相對統一：根據1429年的法令，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農就享有選舉權，當初亨利六世（Henry VI）確立這一標準之時，旨在將選舉權賦予土地貴族。但隨著經濟發展及貨幣貶值，符合條件的人越來越多，到18世紀已達到10多萬；由於40先令到這個時候已經微不足道，所以從財產方面說不算什麼，困難在於「自由持有農」，這是一個身份標準，農民中很少有人符合這項標準。

  選邑的選舉權紛繁複雜，沒有統一標準，但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自由民選舉權，即具有「自由民」身份、不對他人盡封建義務的人有該城鎮選舉權，倫敦就是這種類型的選邑，1761年其選民約6000人；二是市鎮團選舉權，這種選舉權只給予在市鎮管理機構中任職的成員，即城鎮自治官員，因此人數很少；三是濟貧稅（scot and lot）選舉權，即繳納濟貧稅的戶主享有選舉權，這類選邑有大有小，最大的是威斯敏斯特，1761年有選民9000人，最小的則可能只有10-20人；四是自立戶選舉權，這種標準很難確定，通常是在該選邑居住一定時期、單獨成家立戶的人具有選舉權，這類選邑在英格蘭數量不多，規模也不會太大；五是房地產選舉權，即將選舉權附著於某個地產或房產上，擁有者獲選舉權，這種選舉權往往很狹小，一個選邑也許只有幾個附著選舉權的房地產。

  在英格蘭的202個選邑中，很難找到完全相同的選舉權規定，儘管如此它們卻有共同的特點，即「選舉權既不以財產也不以人為基礎，而是根據人的身份，只要具有某種身份，一個人就具備了選民的資格。這與中世紀的等級結構十分相稱，卻完全不符合工業化形成的社會結構」。其中最為荒謬的莫過於房地產選舉權，誰擁有一個或數個附著選舉權的房地產，他就有一票或數票選舉權，薩里郡的加頓（Gatton）在被確定為選邑時曾經很繁華，但19世紀初加頓只剩下135個居民、6處附著選舉權的房地產，卻可以向下院選派1名議員。荒唐的選舉權資格造成選民比例極低，1715年，英國選民尚占總人口的4.7%,到1813年就只剩下2.5%。1793年一份報告指出，英格蘭總共400多個下院議席中，256個議席是由11075個選民選舉出來的，已超過英國議會下院總席位的半數。因此，只要能控制這一萬多個選民，就能控制英國議會下院，而對貴族來說，這並非難事。

  奧秘就在於選舉過程中的營私舞弊、賄賂公行。18世紀議會下院選舉採用公開投票制，這使選民的投票在光天化日下進行，誰都知道誰選了誰。選舉時買賣選票是正常現象，而且就在投票站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選舉期間競爭各方大擺筵席，招徠選民，杯盤狼藉、醜態百出。能夠收買選票的當然是控制選邑的地方豪紳，對他們來說，花錢收買幾張不多的選票並非難事，特別是當選民中有不少家境不寬裕的窮人時情況更是如此。這樣，選民人數少就很重要了，因為選民人數越少、人越窮，就越容易收買；相反，在選民人數多、經濟獨立程度較高的選區，就不容易被收買。

  在很多情況下，貴族甚至不需要收買就能控制選舉，因為一個選邑有可能是某貴族家族的私產，該貴族只需要下達旨意，就可以把某個中意的人選出來成為議員，在下院為其代言。以皮特家族為例：1735年，老皮特的祖父於1691年買下老薩勒姆（Old Sarum）的地產，因而控制了兩個議席，老皮特和小皮特都是從這個選邑「當選」為議員的。但老薩勒姆是英格蘭最衰敗的選邑之一，因為它很久以來根本就沒有人居住，它的選舉權附著於地產之上。許多選區的選舉經常不出現競爭，甚至像郡這樣的選區，由於受當地大貴族操控，都可以不經選舉而產生議員，比如1722-1832年的諾丁漢郡、1727-1806年的多塞特郡、1734-1832年的柴郡、1747-1820年的蘭開郡、1747-1832年的斯特拉福德郡等等，都是貴族指定的候選人在毫無對手的情況下順利當選。市鎮選邑的情況也大抵類似，比如丹威奇（Dunwich）在整個18世紀，除1708-1727年之外，都沒有出現過競爭選舉。在有可能出現競爭的地方，也可以形成這樣的局面：兩位貴族各指定一個候選人，雙方講定不作競選，就雙雙當選。由此可見，在「舊制度」的制度安排下，貴族操縱議會下院選舉、進而控制下院，是何等容易。

  不合理的議會選舉制度造成的結果是，貴族實現了對議會下院的控制。史學家傑弗雷·霍爾姆斯（Geoffrey Holmes）曾對18世紀初的下院議員情況進行統計：1702年，英格蘭20個選邑的31名議員處於貴族控制下；到1713年，貴族控制的選邑增加到28個，產生45名議員，顯示出貴族在下院影響力的增強。約翰·坎農（John Cannon）對1715-1790年間下院議員的情況進行研究：1715年，英格蘭48個選邑處於貴族控制下，產生68名議員，與霍爾姆斯的統計作對比，增長幅度驚人；18世紀上半葉，貴族完全控制的下院席位為105個，相當於下院總議席的1/5以上，到1747年增加到167個，1784年207個，1785年210個。因此1715-1785年間貴族控制的議席翻了一倍，與18世紀初相比則翻了兩番。另據統計，1796年，下院有120名議員為貴族或貴族子裔，占下院總數的21%,另有數百人與貴族有親戚關係，或是在貴族庇護下當選的，二者加在一起超過下院總席位的70%。對此，18世紀末議會改革派亨利·弗德勒痛斥道：「下院不是一個大眾代議機構，而是一個二流的貴族機構。」可見，在18世紀，土地貴族藉助不合理的選舉制度，依靠手中的政治、經濟權力，牢牢地控制議會，從而長期把持政權，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國家官僚機構中，貴族的優勢也非常明顯。以1744年底的佩勒姆內閣為例，內閣15名成員中有7人是公爵，再加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內閣榮譽成員，公爵的比例就占到一半以上。繼任者紐卡斯爾內閣中，「小內閣」6名成員中有5名是貴族，「大內閣」14名成員中12名是貴族。18世紀60年代格倫維爾任首相時，內閣9名成員中只有他自己沒有貴族頭銜。這些數據都表明18世紀的中央政府由貴族牢牢控制，到工業革命開始後，這種局面依然沒有改變。據約翰·坎農的統計：1782-1820年間65名內閣成員中43名是貴族，剩下的22人中14人是貴族之子，其他8人也與貴族有親戚關係。以內閣首相為例，1721-1832年的22位首相中，13人是上院貴族，6人是貴族之子，1人為貴族之孫。

  地方政府也在貴族的控制下。各郡最高長官是郡守，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該職位基本上被貴族把持。有學者對18世紀英格蘭和威爾斯294名郡守的身份做了統計，其中255人為貴族之子，其餘的39人中，2人為主教，25人來自貴族勢力弱小的威爾斯和蒙默思（Monmouth），剩下的12人中有5人後來成為貴族，7人是貴族的親戚。貴族在地方上的權勢由此可見一斑。

  總之，在18世紀，貴族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權力，其基礎是龐大的土地財產。但這種局面自工業革命開始後就越來越不合理了：工業革命造就了新的財富即工業財富，工業資本家階級隨之崛起；工業革命也創造了新的工人階級，他們在工業社會中失去立身之所，而在人數上又占絕對優勢。這兩個新階級的出現改變了英國的力量對比，貴族控制國家政權的局面不可能再繼續維持，一場轟轟烈烈的以議會改革為核心的政治運動勃然而起，標誌著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到來。

  早在17世紀革命時，就有人倡導窮人選舉權。1640年，議員西蒙茲·迪尤斯（Sim monds D'Ewes）在下院指出：「最窮困者也應有自己的聲音，這是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18世紀，貴族中有人提出改革。1711年，輝格黨貴族莫爾斯沃思（Molesworth）在一本小冊子中提出：議會召開要更加頻繁，最好每年一次；從王室那裡獲取頭銜、年金和商業合同的人應該被清除出議會下院；議席應分配給擁有物質財富、尤其是有地產者，而不能僅給有錢人。漢諾瓦王朝建立之初，倫敦城部分輝格黨人成立「漢諾瓦社」（Hanover Society），該組織要求將選舉權賦予那些有財產的非自由民。1734年，沃特金斯·維恩爵士（Sir Watkins Wynn）提出每年舉行議會選舉，認為這樣能有效避免通過賄賂來控制選民的現象。18世紀30年代各地出現了一些倡導改革的政治組織，如布里斯托（Bristol）的「堅定者協會」（Steadfast Society）和「聯合會」（Union Society）、科切斯特的「憲章俱樂部」（Charter Club）、威斯敏斯特與考文垂（Coventry）的「獨立選民協會」（Independent Electors Society）等。不過，貴族倡導的議會改革只是為消除議會選舉中的弊端，不是真正的議會改革。

  18世紀60年代爆發了威爾克斯事件，威爾克斯多次被推選為議員，但又多次被君主控制的下院剝奪議員資格。這件事讓中等階級的某些人意識到：現存議會制度是被歪曲的，並不體現民意，王權之所以能夠用種種方法控制住議會，就在於新興社會力量缺乏代表權，因此，改革議會，讓真正的人民代表進入議會，是糾正時弊的唯一出路。於是，1769年，倫敦改革派在約翰·霍恩·圖克（John Horne Tooke）的領導下成立了「權利法案支持者協會」（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這是中等階級的首個政治組織，成立之初僅為聲援威爾克斯，但很快就將目標轉向議會改革，協會綱領明確提出要「尋求更加公正與平等的人民代表權」，也就是爭取新興集團尤其是商業、製造業階層的議會代表權。協會的要求包括：進行議會改革，通過立法手段將官吏清除出下院；提倡無記名投票，縮短議會任期，杜絕選舉舞弊。為宣傳其綱領主張，協會大量印製小冊子、傳單和宣傳海報。1769年，協會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請願運動。就威爾克斯在米德爾塞克斯當選議員而又被剝奪資格一事，協會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聯絡和動員，全國有18個郡、8個激進組織、10多個選邑向議會提交請願書，共6萬多人簽名。可見，在啟發民眾意識、發動民眾參與方面，協會起了引領作用。

  北美獨立運動時英國的議會改革運動開始高漲，北美提出的「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使英國改革派認為：既然所有英國人都納稅，那麼所有人也應該有選舉權。約翰·卡特賴特在小冊子《抉擇》（Take Your Choice）中首次提出成年男子選舉權，這是當時最激進的改革目標，五十多年後憲章派還在為之奮鬥。激進派並且用自然權利說來挑戰「舊制度」，詹姆士·伯格（James Burgh）在《政治研究》（Political Disquisitions）中指出：國家最高權力並不在於政府，而在於人民，人民僅次於也僅對上帝負責。伯格主張將選舉權賦予所有納稅人，還號召一切有產者、自由之友和軍官聯合起來，建立「恢復憲政全國大聯合會」（Grand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tore the Constitution），以推動議會改革。

  1779-1880年間北美危機日益加劇，中等階級改革組織相繼建立。1779年，克里斯多福·懷威爾（Christopher Wyvill）領導的「約克郡聯合會」（Yorkshire Association）宣告成立。這是一個以鄉紳為主體的激進組織，致力於經濟改革與溫和的議會改革。此後不到一年時間內，全國至少有16個郡及多個城市成立了類似的聯合會，其中「威斯敏斯特聯合會」（Westminster Association）甚至提出更激進的改革目標，即成年男子選舉權、年度選舉議會、平均劃分選區、無記名投票、廢除議員財產資格、議員領取薪酬等。1780年，各地聯合會代表在倫敦舉行大會，大會提出：對公共財政實施監督，下院至少增加100名郡議員，實行年度議會，通過立法手段削減選舉費用，並杜絕賄選行為。聯合會運動的目標雖然未能實現，但其倡導的議會改革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1780年，約翰·卡特賴特等人在倫敦成立了「憲法知識會」，這是一個以城市中等階級為主體的激進組織，該組織的主要活動是在民眾中普及憲政知識，以此來推動議會改革。該組織的鬥爭綱領比較激進，提出了平等代表權問題。卡特賴特指出：「窮人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在議會下院，窮人也應該享有與富人一樣的代表權。」為宣傳民眾，1780-1783年，憲法知識會共出版33種不同的小冊子，累計印數8.8萬份，希望把這些小冊子「傳播到整個聯合王國的每一個村落」。18世紀80年代中期，憲法知識會在全國27個城市建立起分支機構，成為法國大革命前最有影響的民眾組織。正是在聯合會運動以及憲法知識會的衝擊下，小皮特政府曾兩度提出溫和的改革方案，尤其是在1785年方案中提出用100萬鎊重金「贖買」36個衰敗選區的代表權，而將這些代表權移交給倫敦等大城市。但以諾斯為首的保守派勢力強烈反對，該議案在下院以248∶174票被否決，議會改革運動一時沉寂下去。

  1788年是「光榮革命」一百周年紀念，1789年爆發法國大革命，這些都給英國的改革運動帶來新的動力。潘恩的激進思想迅速傳播，議會改革運動進入第一個高潮期。

  1788年11月4日，為紀念「光榮革命」一百周年，各地激進分子舉行紀念活動，理察·普萊斯在倫敦紀念會上指出：「光榮革命」宣布了人民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卻未能將其保住，人民應該重新爭取這些權利，為此他要求對造成「政府腐敗」的議會選舉制度進行改革。普萊斯領導的「革命協會」（Revolution Society）對議會改革舊事重提，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民改革運動提供了先導。

  潘恩的《人權論》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潘恩指出："1688年或任何別的時期的人民議會無權處置今天的人民，或者以任何形式約束和控制他們，正如今天的議會或人民無權處置、約束或控制百年或千年以後的人民一樣。每一代人都符合而且必須符合那個時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在潘恩看來，「光榮革命」後的政治制度並非完美，當今時代的人完全有理由根據時代變遷對其進行改變。《人權論》給低迷的議會改革運動注入了活力，使其進入一個高潮。

  在這種形勢下，「憲法知識會」恢復活動，它大量出版宣傳小冊子，協助並鼓勵各地建立類似的組織，並同「英格蘭、蘇格蘭甚至法國的所有通訊憲法協會保持聯繫」。在知識會的影響下，18世紀90年代初，英國全國各地成立了多個中等階級激進組織，包括：托馬斯·沃克（Thomas Walker）組建的「曼徹斯特憲法會」（Manchester Constitutional Society），約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組建的「沃里克憲法會」（Warwick Constitutional Society），約翰·奧德利（John Audley）組建的「劍橋憲法會」（Cambridge Constitutional Society）等。

  中等階級在喚醒民眾政治意識、推動議會改革運動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他們利用手中資源大量發行改革宣傳品，普萊斯的《對公民自由性質的認識》（Observation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共出版14版，發行了6萬冊；潘恩的《人權論》發行量達到20萬冊，讀者可能超過40萬。改革派還以舉辦辯論會、發表政治演說等方式宣傳改革主張，從而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熱情。改革派還發起各種請願運動，以各地憲法知識會的請願活動為例，設菲爾德的請願書獲得8000人簽名，倫敦的請願書獲得6000人簽名，諾里奇的請願書獲得3700人簽名。儘管這些請願活動基本上無果而終，但其在動員民眾方面確實發揮了極大作用。

  就在中等階級宣傳改革思想、組織改革活動時，工人階級也開始行動起來，他們不僅成立了自己的組織，而且掀起更為激進的議會改革運動。潘恩在發動工人捲入改革運動方面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潘恩在《人權論》中極力倡導天賦人權，他說：「所有的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並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潘恩特別強調，對於勞動人民來說，「選舉議會代表的權利是其他一切權利得以保障的基本權利，取消這個權利就相當於把人變為奴隸」。潘恩還把議會改革與改變勞動人民的經濟地位聯繫起來，他說只要能夠改變議會的組成，把勞動人民的代表選進議會，議會就會為勞動人民說話，通過立法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實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勞動人民成為選民的多數，從而選出勞動人民自己的代表。潘恩的理論為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組織指出了方向，後來「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Sheffield Constitutional Society）就宣稱：「我們從托馬斯·潘恩先生的著作中所汲取的知識，比起其他任何作者或任何領域的都要多。」

  正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及國內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倫敦、設菲爾德（Sheffield）、諾里奇、愛丁堡等城市，在手工工人中形成了一些以議會改革為目標的政治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和「倫敦通訊會」。

  「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在約瑟夫·蓋爾斯（Joseph Gales）的領導下於1791年年底成立，以機械工及其他手工工人為主體。由於會費低廉，它很快就吸引到大批下層民眾參加，成立後第一個月就從20多人猛增到200人，第二個月增加到600人，1792年3月增加到2000人，該年夏季達到2500人。隨著會員的增長，該會開始建立分會，1792年1月就建立8個分會，2月份達到13個。「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是英國最早的工人階級激進組織，為開啟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做出了貢獻。

  「倫敦通訊會」是更重要的工人組織，1792年初以托馬斯·哈迪為首在倫敦商業區建立，起初只包括9名工匠。為廣泛吸納會員，哈迪提出了「讓我們成員無數」的口號，並確定每周一便士的低廉會費。通訊會定期在報刊上做GG，讓更多的人了解該組織的目標。1795年夏通訊會的規模達到頂峰，在全國有70個分會，每周有2000人實際上出席例會。歷史學家迪金森的研究進一步表明：1795年夏季，通訊會活動高峰時期，積極會員達到3576人；後來在政府的高壓下，1797年積極會員的數量縮減到600人，1798年更減少到400人左右。從成員的職業構成上看，通訊會以手工工匠為主體，在知道其職業的347個會員中，鞋匠有43人，手織工有27人，裁縫和皮褲工有24人，這三個行業占了347個會員的1/4以上。

  工人激進組織對中等階級保持著明顯的獨立性，這可從其鬥爭綱領中看出來。在1793年發表的宣言中，通訊會提出了議會改革的目標：「我們認為，有必要將公眾視線轉移到我們不幸的根源上來，喚醒國民沉睡的理性，尋求唯一的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補救方式，即徹底的議會改革，通過年度議會和普選權的方式，實現平等代表權。……沒有什麼能比公平的、充分的以及每年推選議會代表能確保這個國家的自由。我們完全相信，徹底的議會改革將消除所有的苦難，我們絕不會放棄這種議會改革的追求。」通訊會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改革，1792年4月的一份宣言中明確寫道：「本協會堅決反對動亂和暴力，本會目的是改革而不是無政府狀態，在反抗政府的時候，理智、堅定和團結就是本會採取的唯一手段，也是本會希望我國同胞採取的唯一行動方法。」確實，和平鬥爭一直是通訊會的主流，只是到18世紀末，當通訊會人數驟減並受到暴力派控制的時候，它才走上密謀與暴力的道路。

  工人激進組織成立後開展各種政治活動，主要是通過宣傳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並將其組織到議會改革的鬥爭中來。倫敦通訊會有1400多名會員訂購潘恩的《人權論》，他們在「許多工場裡如饑似渴地讀」；根據通訊會後期領導人普雷斯回憶：在每周一次固定的政治學習日上，「主席從書中讀一章或一章中的一段，然後，凡是認得字的人就把書帶回家去傳著看」，下次開會時「請在座的發表評論，想發言的都可以談」，「然後大家自由討論」。

  工人組織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8世紀末，除了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以及倫敦通訊會外，英國還出現一批類似組織，如「曼徹斯特愛國社」（Manchester Patriotic Society）、「曼徹斯特憲法與改革協會」（Manchester Constitution and Reformation Society）、諾里奇的「革命協會」等。這些組織通過書信來往、互派代表等方式，逐步建立起日常的聯繫，而倫敦通訊會由於地處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在同類組織中有崇高的聲望，對各地組織起著指導與引領作用。各地組織紛紛寫信向倫敦通訊會求教，要求指導，希望得到支持和幫助，倫敦通訊會也總是給予熱情答覆，並根據需要派出代表，協助各地方開展活動。在倫敦通訊會生存的六年間，它與全國各地的組織交換了成千上萬封信件，在全國工人組織的信息交流中起到了樞紐作用。

  1793年初，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致信全國激進組織，建議採取三項行動，一是向國王請願，二是向議會請願，三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建議受到廣泛響應：1793年各地共提交36份請願書，其中24份來自蘇格蘭，設菲爾德的請願書徵集到近1萬人簽名，倫敦通訊會徵集到6000人，諾里奇徵集到3700人。從結果來看，有些請願書被下院「收下，宣讀，然後備案待議」，有些則因為「語言粗鄙，不合議會體例」或者「以印刷本形式呈送，不合要求」等原因而被下院拒收。在這樣強大的請願壓力下，下院討論並表決格雷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立即被否決。

  18世紀90年代初，托馬斯·潘恩及倫敦通訊會領導人之一約瑟夫·傑拉爾德（Joseph Gerrald）建議召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制定統一的議會改革方案，呈交給議會。提議未能在英格蘭實行，但蘇格蘭改革派受到鼓舞，向前邁出了這一步。

  1792年12月，蘇格蘭260多名代表在愛丁堡舉行第一次「國民大會」，大會同意制定一項溫和的議會改革方案。在「聯合愛爾蘭人」代表托馬斯·米爾的倡議下，代表們模仿法國國民公會的方式，做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宣誓。1793年4月30日「國民大會」再度召開，大會提出召開一個更大規模的會議，並邀請英格蘭代表共同參加。

  1793年11月19日，全英激進組織代表齊聚愛丁堡，召開新的「國民大會」。倫敦通訊會派莫里斯·馬格羅特（Maurice Margarot）和約瑟夫·傑拉爾德與會，並在會上提出改革方案，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違背基本的目標和原則，即用合理的合法的手段去爭取年度議會和普選權」。會議一致決定改名為「聯合起來爭取普選權和年度議會的全英國民代表大會」。大會召開過程中，在很多細節上都模仿法國國民公會的方式：將大會劃分為不同的「區」，草案和決議交各區討論，代表彼此以「公民」互稱，一些報告以「公民萬歲」開頭，有些地方還標明「全英國民代表大會」的日期等。12月初，當大會正在討論議會改革的請願書時，蘇格蘭當局出動軍警，強行驅散大會，並逮捕大會的主要領導人。威廉·斯克文（William Skirving）、莫里斯·馬格羅特和約瑟夫·傑拉爾德三人被控煽動叛亂罪，結果被定罪，然後流放澳大利亞。全英改革派聯合鬥爭的努力，在政府的嚴酷鎮壓下失敗了。

  在當局看來，蘇格蘭「國民大會」的召開，意味著無政府主義蔓延，王室寫信給下院說：「國民公會……旨在將法國蔓延的混亂與無政府狀態引入到我國。」從1794年開始，小皮特政府通過一系列立法，對改革運動嚴酷鎮壓，其中包括：暫停《人身保護法》，使政府可以隨時逮捕和審判改革派；頒布《叛逆行為法》和《煽動集會法》，取消民眾的活動自由。在這種高壓政策之下，中等階級改革運動迅速沉寂，工人階級改革運動儘管受到重創，但依然在艱難中奮戰。

  1794年4月，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在城堡山（Castle Hill）召開萬人群眾大會，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它開創了一種行之有效的群眾運動方式，一方面能鼓舞士氣、振奮人心，另一方面又能以浩大的聲勢給政府造成壓力。隨後，倫敦通訊會在白堊農場也舉行集會，參加者約兩三千人。大會嚴厲譴責蘇格蘭當局對馬格羅特等人的審判，並做出決議：任何破壞那些尚存法律的行為，都應被視為解除英吉利民族與統治者之間社會契約之舉，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權去追求永恆的正義。哈利法克斯、利茲、韋克菲爾德、哈德斯菲爾德、布拉德福德等地的改革派也舉行了規模不等的群眾集會，反對政府的高壓政策。

  由於政府的高壓政策，到1795年，運動大部分被壓制下去，只有倫敦通訊會仍在堅持。6月29日，通訊會在聖喬治草地（St.George's Field）召開數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實行成年男子普選權、每年選舉議會等。10月26日，通訊會又在哥本哈根大廈（Copenhagen House）附近召開萬人群眾大會，領導人之一約翰·瑟爾沃爾（John Thelwall）在會上對民眾說：「如果你們獲得在立法及代議機構中應有的地位，如果實現了年度議會及普選權」，所有的苦難都將消除。普選是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基本目標，工人希望通過行使普選權而把自己的代表選進議會，進而改善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

  面對倫敦通訊會等激進組織的集會活動，政府實施更嚴厲的鎮壓。1795年後，政府不僅襲擊倫敦通訊會及倫敦憲法知識會的總部，搜繳了大量的文件、書信，而且還將這兩個組織十餘名領導人逮捕入獄並提交審判。在政府的打壓下，中等階級的憲法知識會一蹶不振，倫敦通訊會等工人組織也遭受重創。1796年以後倫敦通訊會陷入分裂，其領導權漸漸落入主張採用革命暴力的人手中，這為政府進一步打擊通訊會提供了藉口。1799年，議會通過《結社法》，點名取締倫敦通訊會，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工人改革運動至此瓦解了。儘管如此，議會改革運動的激流並未中斷，工人運動的地下鬥爭一直延續到拿破崙戰爭結束，並為戰後改革運動的復興以及1832年改革的成功打下了基礎。工人激進運動最大的特點是要求實行普選權，希望通過普選而控制議會，讓議會制定符合工人利益的立法，進而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正是在這一點上，工人階級的改革運動與其他階級的改革運動存在著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