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

  「光榮革命」以後君主的權力日漸衰落，尤其是漢諾瓦王朝早期君主幾乎不理朝政，王權更加旁落。但1760年喬治三世（GeorgeⅢ,1760-1820年在位）繼位後，衰落的王權迴光返照，君主利用封官晉爵的手段以及王室恩寵，組建「國王之友」（King's Friends）政府，希圖實行君主的個人統治。喬治三世的做法逆轉了「光榮革命」以來的政治發展潮流，而在北美獨立戰爭爆發後，戰場上的失敗引發了國內危機，「國王之友」政府垮台，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也宣告結束。

  喬治三世在英國本土出生，親眼目睹了王權的旁落。在他看來，祖父喬治二世麾下的大臣都是「毫不領情的、背信棄義的、腐敗透頂的」，因此，在1751年被確定為法定的王位繼承人後，他便決心將「淨化政治作為自己的特殊使命」。喬治三世的母親是來自德意志小邦薩克斯戈薩（Saxe-Gotha）的奧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她對輝格黨把持政務表示不滿，希望兒子長大後改變現狀，恢復君主的權威。她曾說：「喬治，做一個真正的國王！」然而喬治三世的私人教師、蘇格蘭貴族約翰·布特（John Bute）對他的影響更大，喬治三世視其為「最親密的朋友」、「行為的楷模」及「鍾愛的導師」。在布特的教導及薰陶下，喬治三世認為祖父喬治二世「遇事推諉」、「不配做一位英國君主」，對日益腐化的輝格黨寡頭非常痛恨，而將如日中天的威廉·皮特視作「心腸最黑的人」及「草叢中真正的毒蛇」。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後來喬治三世對輝格黨的清洗。同時，布特還不斷向喬治三世灌輸這樣的理念，即他是英國人，應以英國本土利益為重。喬治三世聲稱：「我在這個國家出生並長大成人，我為自己的不列顛人名分而感到自豪。」不像前兩個喬治國王，喬治三世認為自己是英國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因此他關注英國政治、涉足英國國務就成為必然。

  為了強化王權，超越政黨政治，首先就要有根據自己意願任命大臣的權力，喬治三世認為：「首相不應該成為權力的源泉，而僅僅是一個下屬集團的領頭者；首相應成為君主的代言人，而非像沃爾波爾和皮特那樣成為國家政策的獨裁者。」正因為有這種想法，喬治三世繼位後迅速摧毀輝格黨力量，試圖建立個人的統治。18世紀上半葉的王政復興思潮也為喬治三世復興王權提供了話語基礎。當時，一些失勢的保王黨和托利黨貴族發表言論或著書立說，對輝格黨專權表示不滿，希望藉助君主的力量來改變這種局面。比如在40年代，大衛·休謨（David Hume）就為「光榮革命」後君權的旁落表示擔憂，認為議會權力的上升會造成英國憲政的失衡，他認為必須限制議會權力：「議會下院不要去擴張自己的權力，因為這種權力的篡奪與大多數人的利益背道而馳。君主手中掌握著任命官職的大權，而在忠誠的、對此無興趣的議會兩院的支持下，君主可以從總體上發號施令，這樣至少能夠避免古老憲政處於危險之中。」托利黨貴族博林布魯克的「愛國君主論」與休謨遙相呼應，在博林布魯克看來，「不依賴任何黨派、而是作為萬民之父來進行統治」，是「愛國君主」的重要特徵；他說「黨派是一種政治罪惡，派系鬥爭是所有黨派最壞的特徵」。因此，「為捍衛憲政，君主不應該組建或扶持政黨」，「君主不能為了統治臣民而使得自己成為某一黨派的首領，而是應該為了統治，更確切地說為了征服所有黨派，而成為所有臣民的首腦」。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則從「憲政平衡」角度闡述王權的重要性，他強調：「君主是議會的一部分，這也是其正當地享有立法權的理由。我國憲法所賦予君主的『否決權』絕不能遭到侵蝕，而應得到充分尊重」；他還指出：「『享有部分立法權的君主』,在議會兩院間充當著『唯一的行政執法者』角色，這有利於維護英國憲政的穩定，推動英國憲政朝促進英國公眾自由和福祉的正確路徑邁進」。這些言論顯然為喬治三世復興王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法理依據。

  繼位之初，年輕的喬治三世雄心勃勃，在淨化政治、復興王權思想的驅使下，他一心想摧毀輝格黨的統治，在超越黨派的基礎上組建一個效忠於君主的「國王之友」政府。此時，喬治所面臨的是輝格黨兩大派——皮特派與紐卡斯爾派聯合控制的內閣，當時英國正捲入與法國爭霸的七年戰爭，政局穩定尤為重要。喬治三世為此並沒有貿然換閣，而是採取步步為營、各個擊破的政策來摧毀輝格黨的優勢局面。1761年3月，喬治三世任命布特為國務大臣，與皮特在內閣中共同處理外交事務。此時，內閣中的輝格黨在戰爭政策上出現了分裂：財政大臣紐卡斯爾繼承沃爾波爾的衣缽，主張推行和平外交；國務大臣皮特則致力於通過戰爭來開拓英國的海外市場。布特入閣後，明確宣布自己的反戰立場，認為戰爭是「血腥的、靡費的」，應該儘快結束戰爭。這樣，由於在反戰問題上布特與紐卡斯爾聯合，致使皮特的戰爭政策在內閣中失敗，孤立無援的皮特最終於10月5日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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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特勢力急劇增強，紐卡斯爾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儘管二人都主張結束戰爭，但在結束戰爭的時機問題上兩人分歧明顯。喬治三世站在布特一邊，內閣中多數成員為討好君主於是也支持布特。1762年5月，受到排擠的紐卡斯爾辭去財政大臣之職，布特接替他成為內閣首相。這標誌著輝格黨的優勢開始終結，從表面上看，「皮特與紐卡斯爾的辭職並非因君主解除其職務，而是因為他們與內閣同僚之間的分歧所致」，但事實上，喬治三世對於布特的支持以及對內閣事務的干預是輝格黨兩巨頭政治命運隕落的原因。

  布特內閣的建立是喬治三世確立個人統治的第一步，隨後，喬治三世和布特利用權勢大力清洗政府中的輝格黨人，同時用冊封貴族、任命官職等手段來控制議會。皮特、紐卡斯爾辭職後，內閣中的輝格黨貴族羅金漢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格拉夫頓公爵（Duke of Grafton）不久後也被解除了職務。內閣中僅存的少數輝格黨人多屬見風使舵者，他們「在思想上朝著『國王之友』派轉化」。改組後的內閣中多為忠於君主且無黨派身份的貴族，還有一些是主張強化王權的托利黨貴族。由此，輝格黨控制內閣的局面宣告結束，喬治三世對輝格黨勢力的打擊被後人譏諷為「對佩勒姆派無辜者的屠殺」（Massacre of Pelhamite Innocents）。通過改變內閣大臣，喬治三世成功地控制了內閣事務。

  為了控制議會兩院，喬治三世將貴族冊封權和官職任命權用至極致。1760年時英國上院有174名貴族，喬治三世繼位後不斷將自己的親信冊封為貴族，在60年代冊封42名貴族，70年代又冊封33名貴族。這些貴族進入上院後造成上院人數劇增，輝格黨控制上院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官職任命是君主的特權之一，在輝格黨占優勢的年代，這一特權實際上被首相所利用，君主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喬治三世則將官職任命權收歸己有，根據個人喜好來任命官員，並以此收買議員，在下院培植忠君勢力。這樣，通過對政府及議會兩院的控制，喬治三世成功地復興了王權，初步確立起個人統治。

  在與法國的停戰談判及和約簽訂的過程中，布特展現出一定的外交才能，但在內政問題上則明顯缺乏政治才幹。長期的戰爭使國家不堪重負，為彌補財政虧空，布特不斷開徵新稅，由此引發各界不滿。當布特開徵「蘋果酒稅」（Cider Tax）時，全國性抗議浪潮達到頂峰，不滿的群眾「攻擊他的馬車，將其雕像送上絞架，砸碎其府邸窗戶，並將其編入色情歌曲四處吟唱」。議會中的輝格黨也開始反擊，抨擊政府的稅收政策。1763年4月布特被迫辭去首相職務，但仍在幕後發揮作用。

  布特政府的垮台是喬治三世確立個人統治的一次挫敗，其垮台的根本原因在於遭遇來自議會內外的輝格黨集團的強大壓力。這使喬治三世認識到，內閣首相必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要得到議會的支持，因此，必須到輝格黨各派中去尋找盟友。在首相人選問題上，喬治三世表示將拋棄黨派偏見，支持那些願意根據君主意願行事的人出任首相。在1763-1766年間，喬治三世先後遴選輝格黨貴族喬治·格倫維爾（George Grenville）和羅金漢擔任首相。格倫維爾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曾在布特內閣中擔任國務大臣，並支持布特的稅收政策，儘管被皮特冠之以「溫柔的牧羊人」（Gentle shepherd）的綽號，卻贏得了喬治三世的信任。格倫維爾組閣後也向喬治三世表示忠誠：「為捍衛我國的憲法，為使王權免遭任何不適當的、不被認可的力量之侵襲」，他將衷心履行「陛下所賦予的使命」。不過，格倫維爾內閣同樣面臨內外交困局面。內政方面，1763年，激進派議員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藉助《蘇格蘭人報》（North Briton）攻擊王權及「國王之友」政府，其後有輝格黨人推波助瀾，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外交方面，為應對戰爭帶來的財政虧空及國債增長，政府準備向北美殖民地徵稅，先後出台1763年的《糖稅法》（Sugar Act）與1764年的《印花稅法》（Stamp Act），由此引發了殖民地的抗議浪潮。議會中的皮特、紐卡斯爾、羅金漢等反對派迅速活躍起來，最終促成了格倫維爾政府垮台。1765年7月，輝格黨內最大派別——紐卡斯爾派的新領導人羅金漢奉命組閣。

  為擴大政權基礎，羅金漢邀請皮特入閣，但皮特因不願在內閣中處於從屬地位而拒絕入閣。羅金漢對北美殖民地採取懷柔政策，廢除了《印花稅法》，但這一舉措引起政府分裂：國務大臣格拉夫頓等辭職，下院有超過50名議員投反對票。喬治三世意識到羅金漢派力量薄弱，「無法建立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政府」，於是被迫與皮特派進行「組建新一屆政府的談判」。1766年7月，他與皮特達成組閣協議，隨即解散羅金漢政府。

  激烈的黨派紛爭造成內閣的頻繁更替，人們開始對國家的政治前景表示憂慮，許多人希望看到一個強有力的穩定政府。議會中的后座議員以及政府中的低級官員對政局進行熱烈討論，認為組建穩定而有效政府的關鍵，在於君主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君主應該享有自由選擇內閣成員的權力，並且不應將國務的處理權無條件交到某一黨派領導人手中」。顯然，與喬治三世一樣，他們對黨派充滿厭惡，認為黨派將集團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是製造分裂或混亂的源泉。因此，他們支持任何能夠帶來持久性和穩定性的政府。由於這些人反對政黨政治、擁護君主權威，以「忠君」作為投票或處事的原則，因此被歷史學家稱為「國王之友」。

  「國王之友」包括議會下院的一些后座議員，他們是「彼此獨立、互無關聯」的地方鄉紳，他們不依附於某一領袖或集團。用20世紀歷史學家納米爾（Namier）的話來說：「他們所持有的關於議會責任的概念與我們截然不同：這些人並不認為組建政府是議會的職責——對他們而言，政府是屬於君主的。」「國王之友」還包括政府中一些低級事務性官員，他們在政治取向上往往不偏向任何政黨，希望藉助王權的支持確保自己的穩定職位。「喬治三世也非常欣賞這些勤懇而忠誠的官員，因為在黨派領導者進行激烈爭辯時，恰恰是這些下層官吏在實實在在地操持政府事務。」

  客觀而言，「國王之友」派無疑被後來的史學家誇大了，事實上，「國王之友」只是一批與「黨人」相對的「忠君愛國者」或「非黨派人士」，他們從來就未能組織成一股政治勢力，更沒有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認領導人。因此，儘管在喬治三世統治前期的歷屆政府中都不乏「國王之友」的身影，但單純的「國王之友」政府卻一直到18世紀70年代才建立。

  喬治三世請皮特組閣，想結束內閣分裂的局面。皮特的黨派觀念比較淡薄，他希望建立一個「『超黨』政府，以拯救國家於內部潰爛引起的危難之中」。在組閣時，皮特不依據政治原則，不考慮黨派背景，而僅看個人能力以及是否忠於君主。這樣，皮特內閣事實上變成了涵蓋不同政治觀點者的奇怪的混合體，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將其描述為「一個大拼盤，就像一條用不同花色石塊鑲嵌而又未黏合起來的路——愛國者和溜須拍馬者，國王之友和共和主義，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什麼人都有」。這種大雜燴的內部分裂可想而知。由於無法彌合分裂，加之健康狀況惡化，皮特從1767年3月起就回到巴斯的寓所休養，很少參加內閣會議，幾乎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時，國庫大臣查爾斯·湯森德（Charles Townsend）未與皮特及內閣同僚協商，就向議會提出《進口稅法》（Import Duties Act），要對進入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徵收進口稅，導致了內閣的公開分裂。約翰·羅素·貝德福德（John Russell Bedford）派堅決支持法案，認為對殖民地徵稅合情合理；格拉夫頓派及謝爾本（Shelburne）派同情殖民地，堅決反對徵稅。政府內部的分裂促使皮特於1768年10月辭職，格拉夫頓奉命上台組閣。

  格拉夫頓內閣只是一個過渡政府。此時威爾克斯事件持續發酵，在1768年大選中威爾克斯又活躍起來，他多次當選議員，但因其反君主及反政府的言論而多次被逐出下院，並被判處罰款和監禁。公眾大力聲援威爾克斯，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席捲全國。在如何處理威爾克斯的問題上政府陷於嚴重的內部分裂，並由於皮特的插手而加劇了分裂。皮特在上院的演說中大力支持威爾克斯，指責政府濫用權力，侵害公民自由。皮特指出：「根據大憲章及權利法案，任何公民的自由權都不得被隨意剝奪」，「無限制的權力易於腐蝕當權者」，「法律終止之處，亦即專制開始之時」。不願身背惡名的格拉夫頓於1770年1月辭職。

  這樣，在喬治三世統治的前十年間，他雖然一直追求建立穩定而持久的忠君政府，但其目標無從實現，每一屆政府都是「短命政府」，直到18世紀70年代初，才最終建立了以諾斯勳爵（Lord North）為首的「國王之友」政府。

  諾斯勳爵出身於貴族世家，1759年起進入政府。他有很強的個人親和力，有處理經濟事務的才能，並且有傑出的辯駁能力，其政治對手埃德蒙·伯克都稱他是「一個令人欽佩的人，知識淵博，領悟能力強，善於處理各種政務」。儘管諾斯在政治上傾向於托利黨，但他事實上是「國王之友」派。諾斯脾性溫和，尊重王權，強調王權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因此得到「國王之友」的支持。正是因為這一點使諾斯贏得了喬治三世的信任，並奉命組閣。有史家指出：「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始於諾斯勳爵被任命為首相」，而諾斯內閣也被看作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王之友」政府。

  喬治三世給予諾斯政府以最大支持，他甚至將君主的官職任命權交給諾斯支配，官員的任命多數是他與諾斯商議的結果。諾斯也清楚其政權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君主才是真正的首相」。於是，在諾斯當政的十餘年間，喬治三世與諾斯結成了堅實的同盟，其中，君主利用個人影響力和王室特權力挺首相，而首相及其領導的內閣也以貫徹君主意志為己任。1771年的《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 Act）就體現了這一點。當時，王室成員格拉斯特公爵（Duke of Glouster）和坎伯蘭公爵與平民通婚，引起君主震怒。喬治遂授意諾斯向下院提交一份議案，強調王室成員的婚姻必須得到君主的同意。儘管議案在下院及內閣遭到激烈反對，但諾斯仍利用其影響力而操縱議會通過了該議案。這一事件成為反對派打擊內閣的活靶子。

  諾斯領導的「國王之友」政府維持了12年之久，在最初的五年中它推行緩和政策，因此地位比較穩固。在政治方面，政府釋放監禁中的威爾克斯；1774年威爾克斯再次當選議員進入下院，平息了一些激進派的不滿。在經濟方面，政府推行財政平衡政策，貴族鄉紳所關心的土地稅保持不變，而對奢侈品開徵新稅，以逐步縮減高額的國債。在外交方面，執行對歐洲的不干涉政策，並緩和與北美殖民地的關係，廢除《進口稅法》，僅保留象徵性的茶稅，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北美局勢。於是，一直到1774年，「無論在內閣還是在議會下院，諾斯勳爵都確立起無可動搖的地位」。

  但18世紀70年代中後期，北美獨立浪潮洶湧澎湃，其引發的戰爭造成國內政治危機，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諾斯勳爵無力應對這種困局，「他甚至懶於自己做決斷，而是一味依據君主的旨意行事，結果釀成了悲劇」。諾斯政府的垮台標誌著喬治三世個人統治的終結，事實上，喬治三世加強君權、控制政府和削弱議會的做法違背了「光榮革命」以後英國的歷史潮流，因此遭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質疑和反對，各種力量最終匯合起來，借美國獨立之助，在18世紀80年代摧毀了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

  早在18世紀60年代，以威爾克斯事件為標誌，一場反對布特政府、挑戰專制王權、倡導人民自由的群眾運動就拉開了序幕。1763年4月，喬治三世在議會開幕演說中稱頌布特政府簽署的結束七年戰爭的和平條約是「王室的榮耀，人民的福音」。議員威爾克斯則在《蘇格蘭人報》第45期上發表文章，批評喬治三世的演講，其中說：「君主一貫具有誠信、榮耀及清白之美德，一位如此偉大且和藹可親的君主，居然以其神聖莊嚴的名譽，認可這最令人厭惡的政策以及最不合理的公共宣言，我們國家每個人都會為此感到悲痛。」威爾克斯進一步說，這篇演講是違心的「謊言」，是「厚顏無恥的內閣最為寡廉鮮恥的實例」。喬治三世大為震怒，指使國務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直接簽發不標姓名的「通用逮捕令」，查封《蘇格蘭人報》，拘捕相關人員，並將威爾克斯囚禁於倫敦塔。

  威爾克斯得到輝格黨的支持，激進主義者將其奉為「自由的捍衛者」，發動遊行加以聲援。在法庭審判時，主審法官查爾斯·普拉特（Charles Pratt）強調議員的豁免權，認定逮捕令「違憲、非法和絕對無效」，監禁威爾克斯是對「自由的侵犯」，並宣布立即釋放威爾克斯。這一判決令激進派歡欣鼓舞，他們打出「威爾克斯與自由」的旗號，反對喬治三世的專權統治。

  喬治三世並未善罷甘休，他說「威爾克斯的放肆無禮依然持續，這令人詫異」。喬治三世向政府及議會施加壓力，要求嚴懲威爾克斯。11月底，議會下院認為《蘇格蘭人報》第45期「是對國王陛下前所未有的傲慢無禮和侮辱謾罵，是對議會兩院最為嚴重的誹謗中傷，是對整個立法機構極為放肆的蔑視」。因此，議會通過議案，認定威爾克斯事件是一起「虛假的、煽動性的誹謗案件」，而議員豁免權「並不適用於撰寫和發表煽動性的言論」。議案要求立即焚毀《蘇格蘭人報》，逮捕並重審威爾克斯。威爾克斯迅速逃往法國，但仍被缺席判處1000鎊罰金以及22個月的監禁。

  威爾克斯事件暴露了君主對國家政務的個人影響，是王權復興的重要標誌。喬治三世操縱議會、逮捕議員並剝奪其資格的做法顯然違背1689年的《權利法案》，為在野的輝格黨反對派攻擊王權提供了契機。以紐卡斯爾、皮特等為首的反對派借威爾克斯事件掀起一股反對喬治三世個人統治的運動。他們指出，在英國這樣一個自由傳統深厚的國家，王權向議會及政府施壓迫其就範的行為很不正常，必須予以改變。

  1768年，由於北美局勢惡化，英國國內改革運動蓬勃高漲，格拉夫頓和皮特等輝格黨人先後組閣，威爾克斯感到條件有利，遂在流亡四年後選擇回國。隨即，作為反抗專制、追求自由的象徵的威爾克斯在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當選為議員，倫敦民眾為此舉行為期兩天的慶祝活動，很多建築物上都寫下「威爾克斯與自由」、「第45期」等聲援性標語。惱羞成怒的喬治三世再次下達指令：「把威爾克斯趕出議會非常重要，必須實現。」在王權的強大壓力下，威爾克斯的議員資格再次被取消，其本人也被判刑入獄，受監禁達兩年之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入獄後威爾克斯的聲望反而大增，1769年米德爾塞克斯舉行下院議員補選，身陷囹圄的威爾克斯竟第三次當選，但喬治三世操縱下的議會第三次將威爾克斯拒之門外，這顯示王權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力達到了頂峰。

  但事件促使許多人對英國憲政進行反思，即君主所控制的議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事件中，儘管君主通過政府暫時剝奪了威爾克斯的議員資格，並將其投入監獄，但這種「勝利」無法壓制在社會各界、尤其政治家中蔓延的不滿情緒。英國駐印度殖民官員沃倫·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毫不客氣地指出：在威爾克斯事件中，喬治三世及其大臣的做法是在與人民作對，他還警告喬治三世：「當他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鳴得意時，他應該記得，這頂王冠取之於一場革命，但也會失之於一場革命。」皮特也在上院發表演說，認為「國王的專制權力」不斷膨脹，這與「我們的祖輩」留下來的慣例背道而馳。威爾克斯事件充分暴露了王權對政治機制的滲透，也引發了人民的反抗，群眾性集會示威和激進主義的質疑聲討都動搖了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並且開始了激進主義運動的新時代。

  在威爾克斯事件接近尾聲時，輝格黨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聲音尤為值得關注。作為輝格黨新秀羅金漢的私人秘書，伯克曾兩度進入政府任職。伯克親眼目睹了喬治三世時期的王權復興，也見證了內閣和議會受到王權操控。身懷抱負的伯克對此深為不滿，並在各種場合袒露其對政治時局的反感。

  1770年，在威爾克斯事件引發的民眾騷動中，伯克撰文做出解讀。在伯克看來，騷動的根本原因是國王權力過度擴張，議會主權遭到侵蝕：「國王的權力，作為幾乎已經死亡和腐爛的君主的特權，已經以影響力的名義重新生長……這種影響力將十足的反對者變成了權力的工具，……它使國家的不幸和繁榮同時日益增長；這種影響力是君主特權奇妙的替代物，而這個特權，由於不過是陳舊過時的偏見的產物，已經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敗和瓦解的因素。」伯克認為，王權擴張嚴重侵蝕到議會主權，損害了議會的獨立性，破壞了英國的憲政平衡，這是極其危險的。

  如何抵禦王權擴張以及維護議會的獨立性？伯克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一方面推行「節儉改革」，主張由議會控制王室費用與開支，防止君主用金錢賄賂議員，裁減冗官閒職，削弱君主對官員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清除「國王之友」，依靠政黨管理國家。在伯克看來，「國王之友」是為私利而聚集起來的小群體或小集團，「目的只是以更高的價格兜售他們相互串通好的邪惡」，「與人民的情感和意願毫無關係」；一個穩定的政府必須努力謀取「公共福利」，而政府之形成不能來自宗派，必須來源於「政黨」，因為「政黨是聯合組織的團體，旨在根據每個成員都同意的特定原則，通過共同努力來促進國家的利益」。因此，伯克希望通過強化政黨的作用來抵制王權的擴張，這一觀點得到溫斯坦萊（Winstanley）的贊同：「如果沒有政黨制度所帶來的組織化，未經改革的議會下院就會處於君主的操控之下。」伯克的思想主張促進了政黨政治的發展，同時也衝擊了王權及國王個人的影響力。

  不過，最終導致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走向結束的還是北美獨立及由此引發的國內政治危機。從1764年起，為緩解財政危機，英國政府在北美先後開徵糖稅和印花稅，殖民地則宣稱「無代表，不納稅」，並以暴力手段相對抗。在英國，皮特、羅金漢、查爾斯·福克斯（Charles Fox）、伯克等輝格黨政治家也反對向北美徵稅，最終促使議會於1766年廢除了針對北美的徵稅法案。但1767年後，英國政府又通過《湯森德法》（Townshend Act），對北美的玻璃、茶葉、紙張、顏料等徵稅，引發北美新一輪的抗議浪潮，英軍在波士頓附近遭遇襲擊。喬治三世主張採取強硬政策，認為北美「這些人都是反叛的臣民，對於他們的思想決不能簡單聽從，而必須徹底摧毀」。但由於政府和議會內部都存在嚴重的分歧，諾斯只好採取懷柔政策，廢除了《湯森德法》，僅保留茶稅一項，以此作為「英國權威的象徵」。北美的抗議風暴暫時平息下來，但更大的風暴卻在醞釀中。

  1773年底發生波士頓傾茶案（The Boston Tea Party），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即激化。喬治三世力促諾斯政府採取強硬措施，認為「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於我們或者戰勝我們。對於我們來說，或者是征服他們，或者是完全放任他們，把他們當外國人看待」。最終，諾斯政府不顧輝格黨的反對，對北美採取高壓政策，派出軍隊鎮壓「茶黨」，由此引發了面對面的武裝衝突。隨著大陸會議的召開及《獨立宣言》的發布，北美走向了與母國對抗並謀求獨立的道路。

  北美時局在議會內部引起分歧，多數人與喬治三世一致，認為一旦英國訴諸武力，北美殖民地的反抗運動很快就會土崩瓦解。但羅金漢、皮特等輝格黨人反對對北美的高壓政策，認為征服行動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功。1775年，面對議會內外的戰爭傾向，羅金漢批判道：「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正在極力促成自身的毀滅，在我看來，除了一定程度的不幸經歷以外，恐怕沒有什麼能讓公眾普遍地做出正確判斷了。」正因為如此，當1777年英軍在薩拉托加遭遇慘敗後，羅金漢有點幸災樂禍，他說：「這下我可以放心了。」伯克則堅決捍衛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權，並大力抨擊政治生活中權力的壟斷及濫用。伯克指出：「為什麼國家陷入目前的危機之中？因為我們沒有權力。為什麼我們沒有權力？因為過於強大的行政當局已經腐化了憲政中自我調節的力量。」皮特也是戰爭政策的堅決反對者。1777年戰火紛飛的年代，皮特在下院宣稱：「我是一個英國人，但如果我是一個美國人的話，當外國軍隊踏上國土之時，我絕不會放下手中的武器——絕不會，絕不會，絕不會！」輝格黨政治家攻擊政府、反對戰爭的言論極大地侵蝕了諾斯政府的根基，隨著北美戰局失利，國內政治危機更為加劇。

  1777年10月英軍在薩拉托加（Saratoga）遭遇慘敗，內閣及議會下院中反政府的力量開始抬頭，不少獨立派議員放棄了對政府的支持，諾斯於是在1778年提出辭職，但被喬治三世拒絕。此時，除了讓諾斯留任以外，很難再找到合適的人選可以繼續推行戰爭政策；而讓輝格黨組閣，又是喬治三世絕不能接受的。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喬治三世的政治行動更加強化了反對派的意識，即他正在將個人統治強加於這個國家之上。」於是，在君主的支持下，儘管遭遇各方挑戰，但諾斯政權仍搖搖欲墜地延續了幾年時間。

  北美戰爭的失利造成英國國內一系列政治危機，首當其衝的是18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反對喬治三世及「國王之友」政府的鄉紳請願運動。1779年年底，約克郡鄉紳、地主、教士、自由持有農等各階層向議會提交一份請願書，有9000多人簽名。請願書要求限制王權，反對王權過度擴張，「清除國王身邊無用的冗官閒職，而正是他們應為戰局惡化負責」。請願書反對苛捐雜稅，要求限制政府開支，要求在議會增加100名鄉紳議員，支持「能夠導致恢復議會自由的任何值得稱頌的改革以及類似的其他舉措」，使議會擺脫對王權及政府的依附。可見請願運動的目標依然是抵制王權擴張、消除王權對於政府及議會的影響力。約克郡的請願運動在1780年波及全國，另有24個郡舉行了類似的請願運動。這場以鄉紳為主體的請願運動表明國家的政治危機已非常嚴重，以至於鄉紳這支傳統上支持王權的力量，此時也加入了反對派的行列，從而大大地動搖了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

  議會外的鄉紳請願運動在議會內得到政府反對派的響應，以羅金漢、謝爾本、福克斯為首的新一代輝格黨政治家開始聯合起來向王權和政府發難。他們指責諾斯政府的錯誤決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獨立，同時又抨擊強大的王權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從表面上看，反對派是在攻擊政府，但背後隱藏的意思是，喬治三世應該對北美危機負責，這就顛覆了英國長期以來「國王不犯錯」的定見，王權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機。

  1780年，伯克在下院提出五項議案，「以確保議會的獨立性，推動王室及其他機構的節儉改革」。這些議案包括：裁撤商務部等冗餘機構；清除如第三國務大臣、宮廷財政總管等冗官閒職；推行政府財政改革，壓縮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對各種經費開支確立一項固定的分類制度」；對王室薪俸及王權加以限制，避免君主利用特權及恩惠來控制政府和議會。伯克的議案體現了輝格黨的改革主張，得到很多獨立議員的支持，結果在下院以微弱差距被否決。

  北美戰爭一再扭轉國內政局，反政府力量空前壯大。1780年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國王之友」以外，幾乎所有政治勢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對立面。4月6日議會下院在緊張氣氛中討論各地呈交的請願書，輝格黨議員約翰·唐寧（John Dunning）趁機提出一項動議，其中說：「王權的影響已經增長，並正在增長，必須予以限制。」該動議在下院引發激烈辯論，最終以233∶215票獲得通過。唐寧接著又提出一項動議：政府應公布其成員從王室處獲取津貼的數目，宮廷低級官員不能擔任下院議員；這項動議以215∶213的微弱多數也獲得通過。唐寧的動議獲得通過，鄉紳議員功不可沒，這些人多為托利黨人或獨立議員，曾經是喬治三世及「國王之友」政府的堅定支持者，如今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開始倒戈，與輝格黨聯手反對政府，這成為喬治三世個人統治瓦解的轉折點。

  兩個月後諾斯政府再次面臨新的考驗，倫敦發生了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領導的暴亂。1778年，議會通過《羅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規定天主教徒只須簡單向國王宣誓效忠即可參軍，意在解決北美戰爭中的兵源枯竭問題。這項法案引起新教徒的不滿，各地成立了多個以廢除該法為目標的「新教聯合會」（Protestant Association），戈登成為倫敦地區聯合會的領導人。1780年6月2日，戈登在倫敦發起一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約6萬名支持者在聖喬治廣場集結，浩浩蕩蕩地向威斯敏斯特宮挺進。議會在是否接受請願書的問題上拖延不決，於是請願很快演變成一場社會下層參加的暴亂。在一周時間內，倫敦被暴力襲擊所籠罩：一些教堂被搗毀，大臣的住宅受襲擊，許多富人的房屋及工廠被焚毀，幾座監獄的大門也被砸開，連英格蘭銀行也受到襲擊的威脅。暴亂使倫敦處於全面失控狀態，政府和議會暫時彌合了彼此的分歧，政府調遣軍隊進入倫敦平定了暴亂，恢復了正常秩序。據統計，這場暴亂造成458人死傷，其後有59名參與者被判死刑，而戈登也被關入倫敦塔。暴亂反映了倫敦下層民眾對於政府政策的不滿，民心的喪失促進了諾斯政府的垮台。

  北美戰爭的失敗給諾斯政府最後一擊。1781年11月英軍主力在約克鎮敗降的消息傳到國內，社會各階層極為震驚，連諾斯也驚呼：「啊，我的上帝，一切都完了。」事實也正是如此，諾斯的命運與北美戰爭聯繫在一起，北美戰敗必定引起內閣垮台。此時，儘管多派政治力量要求停止戰爭，但喬治三世仍拒絕和談，終致英軍全面潰敗。1782年3月，輝格黨在下院提出彈劾政府的動議，認為現政府繼續執政「將導致國家的毀滅」，要求諾斯立即下台。這項動議在表決時以10票之差被否決，不少托利黨人及鄉紳議員也投贊成票，「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失去了社會基礎，倒台之日屈指可數了」。

  3月18日，諾斯向喬治三世遞交辭職信，信中寫道：「本屆政府將難以為繼了」；下院「希望更換政府，這股激流太強大，無法抵禦。陛下完全清楚：在這個國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輕易反對下院深思熟慮的決定。……如果陛下能仿效您那些最有聲望和榮耀的前任君主們，最終順從下院的意見和願望，您將不會喪失任何名譽。」喬治三世從心底里不想接受諾斯的辭職，他很清楚，諾斯的辭職意味著北美戰爭政策的失敗，同時意味著他個人統治的終結。不過，形勢已使諾斯政府不可能留任，議會反對派力量的滋長，只會給諾斯內閣帶來被彈劾的命運。為避免這種不體面的結局，喬治三世不情願地接受了諾斯的辭職。在新首相的人選上，喬治三世仍希望扶植一個「國王之友」出面組閣，他向大法官瑟洛勳爵（Lord Thurlow）伸出橄欖枝，但瑟洛說：目前只有「羅金漢、謝爾本及其黨羽有能力並且願意組閣」。由於失去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喬治三世只能極不情願地任命羅金漢上台組閣。至此，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宣告結束。

  喬治三世的失敗說明了什麼？「光榮革命」後，英國確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議會共享權力，但在某種程度上君主仍是權力的中心，他「不僅是立法機構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的行政首腦」。但此後一系列變故卻使王權不斷削弱，議會力量不斷加強，終致議會主權逐步形成。這一變化體現出英國從君主政治向貴族政治即寡頭政治的轉變，而權力重心向下轉移，推動了英國政治的現代化進程。喬治三世試圖恢復君主的個人統治，逆轉了權力中心向下轉移的趨勢，從而也就違背了「光榮革命」後英國歷史發展的潮流。在輝格黨反對派、激進主義勢力以及下層民眾的聯合打擊下，以北美獨立戰爭為契機，喬治三世個人統治的圖謀終究不可避免地失敗了。由此，「光榮革命」的成果得到鞏固，君主立憲制又回到正常的軌道上。在經歷了喬治三世的迴光返照後，英國的王權不斷衰落，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以及責任內閣制的完善，君主「統而不治」的時代漸漸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