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羽翼漸豐

  亨利八世的宗教與內政改革，使英國確立了統一正常的社會秩序，並作為一個完整的主權國家出現於歐洲和世界的舞台。但是，都鐸前期的這一成果在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軟弱甚至錯誤的統治中，幾乎喪失殆盡，這表明英國民族國家形成之初不穩固，專制王權尚未強大。

  愛德華六世時期，幼主統治，王權旁落。當時，一系列錯誤的內外政策的推行，導緻社會穩定遭到破壞。對外關係方面，法國不但插手蘇格蘭事務，而且和蘇格蘭聯合向英國發動戰爭。英國陷入長期戰爭後，愛德華六世時期國家海上力量的發展被忽視，海軍發展滯後，甚至連皇家海軍的給養都得不到保證。英國還實施戰略收縮，撤回駐守蘇格蘭的軍隊，同意法國贖回布洛涅，不向加萊港提供援兵。而這一切退讓的結果，緻使英軍受到嚴重削弱，大大降低了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瑪麗一世時期，英國的情況更糟。瑪麗缺乏政治遠見和魄力，她為了加強統治，不是注重加強英國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而是採取親近羅馬的政策，全面地在英國恢復天主教，放棄了英王作為本國教會最高首腦的地位，重新承認教皇的宗教權威。她還不顧國人的反對，極力投靠西班牙，竟然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結婚，將英國置於西班牙的附屬地位，並把英國拖入了一場無意義的西班牙對法國的戰爭，結果使英國丟掉了在大陸歐洲的最後堡壘加萊。在完全喪失了先王開創的獨立自主的政治局面後，英國的宗教矛盾與民族矛盾日漸加深，國內政局不穩，諾福克郡和西部地區先後發生騷亂，中央權威難以發揮作用。由於連年應付歐戰，王室財政陷入捉襟見肘的境地，到瑪麗去世時，王室債務已高達20萬鎊。

  能否再度排除羅馬教皇的權威，以及能否重建專制主義的政府體制，關係到英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能否真正確立與鞏固、英國在對外關係中能否恢復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這一歷史的使命落到了瑪麗的妹妹身上。1558年伊莉莎白繼位後，面對內戰分裂、外戰嚴峻的形勢，勵精圖治，承繼父業。她首先實施「宗教決定」，其實質是恢復被瑪麗中斷的宗教改革，在英國重建至尊王權。1559年加冕後不久，她命令議會重新通過《至尊法》，在法律上再次確認君主在宗教與世俗事務上的最高權威。根據伊莉莎白時期的《至尊法》，英王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都是英王國唯一至尊領袖，在英國境內，「任何外國君主、個人、主教、國家或統治者在教會或宗教方面均不得享有、也不應當享有管理權、統治權、領導權等。」《至尊法》規定，「女王陛下及後裔和繼承人，即英國未來的君主和女王們，也將擁有全權和最高權威」。1559年，女王又令議會通過《信仰劃一法》，統一全國的宗教事務。1563年，她指令召集神學家會議，依據先前的《四十二信條》，制定出《三十九信條》，作為英國國教的教義與教規。至此，她完成了從亨利八世開始的都鐸宗教改革，英國的國家體制恢復到亨利八世時期的狀態。針對有人對宗教改革不滿的狀況，女王採取嚴厲措施予以鎮壓，比如她強令英國的天主教徒一律改宗英國國教，違者驅逐出境或處死。對於那些不願意承認她的英國教會最高首腦地位的人，也一概加以驅逐或處死，甚至對庇護上述人員者也以死罪論處。據不完全統計，伊莉莎白統治時期，英國先後約有123名教士和60名俗人因宗教問題被處死，另有約200餘人死於獄中。那麼人們不禁要問，伊莉莎白為什麼沒有像瑪麗那樣在歷史上留下罵名呢？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解釋：伊莉莎白之所以積極主動地推進宗教改革，是因為她把宗教這種精神力量視為對內確立絕對王權、對外維護國家主權的重要工具，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從根本上維護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在她看來，作為外來強權代表的羅馬天主教的存在，不僅嚴重削弱了英國人在思想上對本國君主的崇拜和忠誠，而且直接威脅到英國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她通過採取立法和鎮壓並用的手段，堅決廢除羅馬天主教在英國的特權地位，代之以具有獨立性和英吉利民族特色的安立甘宗，同時確立英王作為英國國教之首的至尊地位，最終確立和鞏固了對內的專制體制和對外的獨立主權地位。

  

  要確保對外的獨立主權地位，強化王權在國內的權威是必要的。為此，伊莉莎白在政治上繼續實施改革和調整，並獲得巨大成功。在中央一級，她廣泛吸收新興的精英人物為其效勞，逐步拋棄舊貴族，整頓樞密院和議會。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女王政府擴大各地治安法官的人數和權力，建立郡守制並賦予其實權，發揮其在抗擊外敵中的作用。與其他國家相比，此時的英國雖然沒有龐大的常備軍和嚴密的官僚機構，但女王憑藉手中控制的議會、樞密院、地方治安法官和皇室法庭等權力機構，順利地實現了在立法、行政、司法諸方面的專制統治，使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和集權。至此，英國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地位最終得到鞏固。

  當然，現代主權國家的鞏固和王權的加強，離不開雄厚的國家實力。為此，伊莉莎白一世採取一系列措施，使都鐸國家的整體經濟與軍事實力得到了明顯的增強。歸納起來，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奉行重商主義政策，大力發展國內經濟與對外貿易，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重商主義強調金銀貨幣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財富的標誌，而財富的積累主要依賴於對外貿易，少買多賣是進行對外貿易的基本原則。要實現這一點，加強國內生產和拓展外部市場是最基本的途徑。為此，伊莉莎白特別重視發展工業，培育和提升英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了進一步促進傳統毛紡織業的發展，她採取措施嚴格限制國內生產所需的原材料或初級產品的出口並鼓勵羊毛、大麻、亞麻等工業原料的進口；同時利用優惠待遇等辦法，大力引進國外特別是尼德蘭和法國的擁有先進技術的工匠，以改進英國的生產工藝。據估計，在西班牙實施宗教迫害之前，約有三萬名佛蘭德斯織工進入英格蘭，「他們受到伊莉莎白的竭誠歡迎。伊莉莎白允許他們在桑威奇（Sandwich）和諾威奇定居，並由法律規定每個佛蘭德斯人都有義務僱傭至少一名英格蘭學徒。這樣，英格蘭人就學得了製造呢絨、製造絲織品和染色的精湛技藝，不再輸出為佛蘭德斯製造呢絨所需要的羊毛。」在發展新呢絨業的同時，伊莉莎白還積極扶持絲織業、皮革業、金屬業等新興行業的發展。呢絨等工業的發展，不僅增加了王室財政收入，而且進一步推動了農牧業的發展與變革，有利於提高英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伊莉莎白限制外國商人的特權，積極支持和推動本國商人向外拓展。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英國的貿易一直受到外國人特別是漢薩商人的控制，封建割據、王權軟弱以及本國經濟特別是商業的相對落後，無不使以北德城市為主組建起來的漢薩同盟商人有可乘之機。為了促進英國商業的發展，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Richard I of England,1157-1199）在1157-1194年間先後頒令，授予漢薩商人在倫敦極其優惠的經營特權。在英國王室的支持下，漢薩商人於1320年在泰晤士河畔設立了漢薩同盟四大貿易商站之一的倫敦商站，即著名的斯蒂爾亞德（Steelyard）。它成為漢薩商人在倫敦及英國從事商業活動的大本營，並享有較大的自治權。此後，漢薩商人在英國的影響不斷擴大。根據1474年愛德華四世與漢薩商人簽訂的《烏得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漢薩商人在英國除了繼續享受愛德華四世及前輩英王所授予的各種特權外，還不受英國海事法庭和其他法庭的司法管轄，他們在英國若發生涉及民事、刑事糾紛時，由英王任命兩個以上的法官單獨予以處理。該條約還使他們在英國享受比英國商人更為優惠的出口關稅。因此，漢薩商人控制了英國相當大份額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的商船隊在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和波羅的海以及斯堪地那維亞地區來回穿梭，生意十分繁忙。

  漢薩商人對英國進出口貿易的控制，以及對英國商人利益的損害，激起了英國人的不滿和反抗，結果漢薩商人的特權在都鐸王朝前期受到了某些限制，但問題並未解決。伊莉莎白執政後，當權的威廉·塞西爾力主廢除漢薩特權。1559年7月，女王專門寫信給呂貝克（Lübeck）的議會，宣稱漢薩特權因諸多弊端而在愛德華六世時期已被廢除。不過，女王此時因地位未穩，並沒有立即將漢薩商人全部趕走，而是採取了一定的妥協態度。1560年，英國與漢薩商人簽訂條約，允許他們重返倫敦，但他們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他們在北海和尼德蘭貿易中的傳統優勢地位也開始被打破。1579年，英國採取進一步措施，消除漢薩特權。1598年，漢薩同盟在倫敦的斯蒂爾亞德（Steelyard）的使命徹底完結，漢薩商人最後被逐出英國，從而充分保障了英商對國內市場的占領。伊莉莎白政府還通過外交談判、簽訂商約等方式，確保英商在國外活動的有利條件；同時還授權英國駐外使節向駐在國政府提出英商訴求，制止外國商人和外國政府對英商的排斥、迫害。1579、1580和1581年，伊莉莎白分别緻函丹麥國王、波蘭國王及土耳其蘇丹（Sultan），要求對方為英國公司和商人在當地的活動提供方便，並給予優惠待遇。在女王的支持下，英國商人在波羅的海、地中海等地區貿易的拓展獲得了有利條件。

  此外，伊莉莎白還大力支持本國商人的貿易特許公司開拓海外市場。鑑於英國的對外貿易曾經長期主要依賴安特衛普，而商路單一、市場狹小，以及貿易特許公司能有效地增加英國商人商業資本在國際貿易中的力量和地位，女王通過投資或授予特許權等方式，把支持貿易公司作為促進英國海外貿易發展的最好方式。1579年8月，她批準成立「東方公司」（Eastl and Company），並向公司頒發特許狀，該公司獲得了英國對北歐及波蘭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壟斷權；經過她的授權特許，1581年組建的「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壟斷了對土耳其的貿易；1583年特許組建的「威尼斯公司」（Venice Company），旨在恢復和發展英國在地中海的貿易。1592年該公司與土耳其公司合併後，發展成為了規模和影響更大的「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此外，女王還通過頒發特許狀等方式，鼓勵與支持探險家和商人組建開拓非洲及遠東市場的各類公司。

  同時，伊莉莎白支持海外探險和殖民活動，拓展英國對外貿易的空間，這典型地體現在女王及其政府對開闢西北航線的大力支持上。王室積極鼓勵英商闖入西班牙、葡萄牙所壟斷的航路和殖民地去從事貿易活動。對於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從事的葡屬非洲與西屬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之間的奴隸貿易、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盜活動及環球航行，女王更是以入股等方式加以贊助。因此，霍金斯和德雷克的行為，並不是單純個人的冒險、尋求黃金的活動，而是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打擊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貿易霸權，爭取分享世界市場份額的一種特殊方式。英國早期的殖民探險活動，儘管在建立殖民地方面成果甚少，但它畢竟拉開了英國海外殖民擴張和創建大英帝國的序幕。

  加強海上力量，積極準備與歐洲強敵爭霸並進軍世界海洋，這是伊莉莎白時期政府支持海外探險和殖民活動的重要手段。亨利八世時期初步建立了英國海軍，奠定了英國海上正規武裝力量未來發展的基礎。伊莉莎白繼位後，立即將制定海上政策的工作提上議事日程，如國務大臣塞西爾在女王加冕典禮的備忘錄中就明確將「謀劃海上事務」作為新政權必須「立即實行」的一大要務。從此，海上政策在女王政府的決策中占有突出地位。1569年，她邀請霍金斯爵士出任海上事務委員會顧問，霍金斯則根據自己豐富的航海經驗，大力新建適合遠洋運輸和作戰的艦船，並為這些船隻配備了發射快、射程遠、反衝力小的新型火炮，使海軍獲得了突破性發展。1570-1587年間，英國共建成這種類型的戰艦25艘。英國皇家海軍總噸位到1588年已達12590噸，1603年為17050噸，有42艘軍艦，配備水手和作戰人員8346名；同時，艦船的質量、遠航能力和武器性能等方面均比原來有較大的提高。霍金斯還對海軍的戰略戰術進行一系列改革。在戰術的運用上，他推行以遠距離炮戰為主的新型打法，改變了長期沿用的登船交戰的傳統戰術，大大提升了戰鬥力。塞西爾聲稱，英國海上實力「現在無論在數量上、實力上，還是在船長、水手的能力上，都比人們記憶所及的任何時候強大。」王室政府還積極鼓勵民間造船。英國的商船總噸位在1572年大約是5萬噸，1582年則為6.7萬噸。大量用於遠洋貿易的商船，實際上成為英國海軍的重要預備力量。在1588年英西大海戰中，英國艦隊中的私人船隻占到四分之三，成為英國最終取勝的主要力量。強大的海上力量，不僅有利於推動海外貿易的發展，而且為以後英國海軍稱霸海洋奠定了基礎。

  伊莉莎白強固民族國家的政策和努力，為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與列強的爭奪創造了必要條件，也為英國實施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礎。女王即位時，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際地緣政治局勢。當時，西班牙和法國都對英國虎視眈眈，英國甚至成為「兩條狗爭奪的一塊骨頭」。因此，如何處理與西、法兩國的關係，就成為擺在伊莉莎白面前首要的、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她一改亨利八世和瑪麗一世時期把宗教信仰是否一緻作為英國外交基點的做法，而是承襲亨利七世的辦法，將維持歐洲國際政治中的均勢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希望西班牙和法國有任何一方變得過分強大。這種均勢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是，使弱小的英國儘量避免過多捲入歐洲大陸列強的軍事紛爭，創設和維護英國的和平環境，為其政治經濟發展服務。

  16世紀60年代末以前，都鐸政府對外政策的基調是利用西法矛盾，聯合西班牙對抗法國。這樣做的基本原因，就在於兩個方面：其一，此時的法國對英國的威脅最大。自諾曼征服以來，英法兩國大多處於敵對、爭鬥的狀態。法國收復加萊以後，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峽南側的交通要道，這不僅擠壓了英國在大陸的活動空間，而且直接威脅到英國本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法國還利用與蘇格蘭的盟友關係，插手蘇格蘭事務，並利用蘇格蘭反對英格蘭，支持蘇格蘭瑪麗與伊莉莎白爭奪英國王位。其二，為了實現聯西抗法的目標，伊莉莎白利用宗教外交，以緩和和修補與西班牙的關係。英西之間曾經保持著友好關係，雙方在經濟上結成親密的貿易夥伴；在國際政治鬥爭中，西班牙曾是英國的國際支柱，也是在歐洲大陸與法國抗衡的重要力量。對此，塞西爾在1565年底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沒有任何一位英國君主在沒有得到勃艮第家族的友好的情況下得以存在，沒有任何一位君主比英國女王的盟友更少，沒有任何一位君主比女王更需要朋友和強國的支持。」女王即位時，出於國家統一和團結的考慮，她必須面對宗教改革問題，而宗教問題在英國不僅是內政，而且直接牽涉到英國與其他歐洲大國以及羅馬教皇的關係。她深知，維持並鞏固英西聯盟的重要前提是與教皇改善關係，而改善與後者的關係又需要獲得西班牙的支持，因為菲利普二世保持著與教皇非同尋常的關係，所以通過菲利普就可以對教皇施加影響。為此，伊莉莎白採取了溫和折中的宗教政策，避免任何過激的行為，以防止來自大陸天主教勢力的威脅。一方面，她故意掩飾與模糊自己的新教立場，以緻一些天主教徒在呈送給教皇的報告中普遍存在這樣的錯覺：英國人勢不可擋地忠於他們的古老信仰，宗教改革隻不過是少數貪婪貴族、叛徒神父和冒險家的所為，是這些人把他們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了國家，而伊莉莎白本人並不仇恨教會，如果能夠讓她擺脫顧問們的邪惡勸諫，也許可以引導她在英國恢復天主教。另一方面，伊莉莎白在其頒布的重要法令和公告中，儘量使用體現「宗教決定」的語言，竭力避免天主教世界的反感。「在她統治前期所發布的第一個官方文件裏，在她的一些稱號的末尾，她用『等等』字眼代替她的父王和兄弟統治時期曾採用的『教會至尊領袖』這個稱號」。1563年教士會議通過的《三十九信條》，實際上是愛德華六世頒布的《四十二信條》的修訂本，其中修正了最激進的新教規定。即使這樣的教規，伊莉莎白也是直到1571年被羅馬教皇開除教籍後才予以批準的。在女王頒布的文告中，她仍然宣布禁止任意改動羅馬天主教的祈禱儀式。伊莉莎白的宗教政策，不僅維護了國內的教派團結，也保持了英國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維護了英國的政治利益。正是由於西班牙的支持，英國才在結束對法戰爭的談判中獲得有利地位，並迅速於1559年4月與法、西等國簽訂《卡托——康布雷奇和約》（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從而使英國擺脫戰爭的纏繞，也使新教女王得到兩大天主教國家的承認。菲利普二世還多次阻止了教廷試圖在英國恢復天主教的行動，並一再力勸教皇不要急於開除伊莉莎白的教籍。

  伊莉莎白的大陸均勢政策，在其婚姻外交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緻。女王即位時隻有25歲，其婚姻問題備受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許多國家的王公貴族都期望通過「征服」年輕的女王而征服這個海島國家。這不免使女王意識到，其婚姻問題絕非是個人的私事，而與王室的安危，乃至與歐洲的國際關係，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假如「同歐洲的某個國王結婚將會使她捲入這個國家的歐洲政策，也會使她被丈夫的敵人所仇恨。」為了國家利益，伊莉莎白遂將其婚姻問題作為英國實現對外戰略的重要手段，因而她施展婚姻外交，巧妙地利用法西之間的矛盾。這兩國都有與伊莉莎白聯姻的願望，早在女王即位之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即派使臣前往英國，提出與女王聯姻的問題。不過，此時的女王心裡非常清楚，她與菲利普的婚姻談判註定是不可能的，正是女王的姐姐瑪麗一世與菲利普的婚姻把英國拖入了對法戰爭，並導緻英國丟掉了戰略要地加萊，況且，女王和菲利普在宗教信仰上也難以調和。但是面對菲利普的求婚，她並未立即予以拒絕，而是採取拖延戰略，使他一直存有希望，以便保持與英國的友好關係。起初，她對菲利普的求婚持歡迎態度，還盛情款待西班牙使臣，可是總找各種藉口，對西班牙的聯姻提議遲遲不予答覆。當實在無法搪塞時，她就乾脆表示不想結婚。在伊莉莎白看來，「兩國君主聯姻中得到的好處，也同樣可以從他們之間保持的良好友誼中得到。她用一種惡作劇幽默的口吻問菲利普二世，她怎麼可能和她的姐姐的丈夫結婚而不使她的父親蒙受恥辱呢？」此外，為了謀求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她從1562年起就積極主動地與神聖羅馬帝國就其與查理大公（Charles II,Archduke of Austria,1540-1590）的婚姻問題進行談判，談判雖然同樣以失敗告終，但女王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通過與西班牙的密切關係來發展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關係。總體上，伊莉莎白的婚姻外交是成功的，女王在當政的前十年，英西間基本保持了友好關係，為聯西抗法奠定了基礎。

  當國內統治地位基本鞏固、英西友好關係基本確立後，伊莉莎白便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法國，它是英國的主要威脅。她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蘇格蘭問題，打擊和削弱法國的勢力和影響。蘇格蘭地處英格蘭北鄰，對英國的利益與安全至關重要。長時期的兵戎相見，不僅使兩國人民互相為敵，而且使蘇格蘭落入法國的勢力範圍。蘇格蘭女王瑪麗當政期間，法國在蘇格蘭的勢力迅速發展，蘇格蘭儼然成為法國的一個省。1559年7月，法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France,1519-1559）去世，瑪麗的丈夫弗朗西斯二世繼承王位，當時他隻有16歲，年幼無知，法國的統治權實為篤信天主教的吉斯（Guise）家族所操縱。無論是從宗教立場上，還是從幫助瑪麗爭奪英格蘭王位的角度，法國都會利用蘇格蘭威脅英國。兩年以後，弗朗西斯因病夭折，瑪麗不得已回國，但她的宗教壓迫政策卻激起了國內新教徒起義。伊莉莎白深知，若蘇格蘭起義被鎮壓，法國軍隊將會全面控制蘇格蘭，隨後而來的將是入侵英國，把自己趕下王位，最終建立一個強大的法、蘇、英三邊聯盟。因此，伊莉莎白決定介入蘇格蘭內戰，希望藉助蘇格蘭新教力量驅趕法國勢力。

  起初，英國隻是暗中資助蘇格蘭義軍。1560年2月，面對蘇格蘭人在戰場上的糟糕表現，女王授權與蘇格蘭簽訂《貝裏克條約》（Tready of Berwick）。該條約規定，蘇格蘭保證在將來的英法衝突中支持英國，英國則接受蘇格蘭人的請求，答應保護蘇格蘭的自由、獨立，使其免遭法國征服。與此同時，英國一方面通過外交策略利用法西矛盾，阻止西班牙對蘇格蘭進行武裝幹涉的打算；另一方面又積極備戰，不惜與法國一戰。同年3月，英國直接出兵蘇格蘭，英蘇聯合圍困法軍，迫使內憂外患的法國進行和談。7月6日，法、蘇、英簽訂《愛丁堡條約》（Treaty of Edinburgh），規定英格蘭與法國均從蘇格蘭撤軍，蘇格蘭由貴族議會統治，各方均承認伊莉莎白繼承英格蘭王位的權利。這樣，《愛丁堡條約》基本解決了蘇格蘭問題，消除了法蘇同盟對英國構成的威脅，據此英格蘭則與蘇格蘭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更為重要的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從此發生重大轉變，它放棄了爭奪大陸歐洲領土的傳統，轉而專注於維持不列顛島內和平，進而謀求對外的經濟擴張。

  伊莉莎白在其執政的前十年，通過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建立並維持了與西班牙的友好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並不能持久，雙方始終存在的矛盾與衝突必然會損害彼此間的關係。16世紀70年代以後，女王的外交政策發生重大調整，聯法抗西成為英國大陸均勢政策的基本主線。她對外政策的調整源於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

  一方面，國內政局相對穩定，經濟發展，這是英國對外政策調整的推動力。伊莉莎白統治前期，極力維護英國的穩定並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宗教改革、結束對法戰爭、解決蘇格蘭問題、囚禁並處死蘇格蘭女王瑪麗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英國的政治穩定；通過貨幣改革、扶植農業發展、規劃呢絨生產、獎勵造船業、鼓勵技術進口與外來移民、實行重商主義以擴大海外貿易等政策，促進了英國經濟的復興與對外貿易的發展。這一切努力，不僅直接強化了英國的獨立自主意識，而且為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奠定了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隨著英西矛盾的發展，西班牙已成為英國的首要敵人。就經濟利益而言，由於對外貿易迅速擴張，英國迫切需要擴大外貿市場和建立海外殖民地，這就勢必要與當時的殖民大國西班牙發生正面衝突。1494年劃定的「教皇子午線」（Papal Meridian）使西班牙獲得了壟斷該線以西發現非基督教土地的特權，對此英國一直不予承認。1561年，塞西爾曾直接告訴西班牙大使：「教皇無權瓜分世界，也無權把土地給予他所喜歡的任何人。"16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後，西班牙實際上獨占了全世界的海上貿易，大大增加了海外屬地，進一步增強其經濟與軍事勢力。同時，它對尼德蘭的政治控制、經濟掠奪與宗教迫害，也嚴重損害了英國與尼德蘭的傳統貿易關係。顯然，它越來越成為英國對外貿易擴張的主要障礙。

  就政治關係而言，英西之間的矛盾因蘇格蘭女王瑪麗而不可調和。1560年瑪麗親政後，曾圖謀在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下，藉助英國和歐洲的天主教勢力，推翻伊莉莎白的統治。1568年，當她在蘇格蘭內戰中失敗、逃到英格蘭又被軟禁後，教皇竟發布訓令，將伊莉莎白逐出教門、廢黜王位，並號召和籌劃天主教世界對英國採取行動。1586年，菲利普二世密謀勾結英國的天主教勢力謀殺伊莉莎白，意欲以瑪麗取代之。該計劃敗露後，伊莉莎白採取果斷措施，將瑪麗送上斷頭台，使西班牙藉助瑪麗插手甚至控制英國的圖謀完全破產。正在這個時候，法國由於內戰不斷而實力遭到削弱，與英國為敵的吉斯家族也不再執掌法國政權。此時，法國已不再是英國的主要敵人了，相反，法國出於對西班牙的擔心，也願意與英國聯合。

  為了實現聯法抗西的目標，伊莉莎白的婚姻問題再次成為女王可資利用的重要籌碼。1569年8月，她向法國大使明確表示願意商談與法國王位繼承人安茹公爵即後來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France,Duke of Anjou,1551-1589）的聯姻問題；次年，英法王室間的聯姻談判就開始了。對於伊莉莎白來說，她隻是企圖利用聯姻談判化解英法的敵對關係，根本沒有與安茹公爵結婚的打算，因此在隨後的談判中，女王態度強硬，在宗教分歧上大做文章。這場婚姻談判雖然註定不會有結果，但它推動了英法關係的改善。1572年4月，英法簽訂《布盧瓦條約》（Treaty of Blois），英法之間的聯盟關係由此確立。根據該條約，英法有一方受到他國進攻時，另一方有義務進行適當的軍事援助；法國為英國設立呢絨和羊毛貿易中心。同時，條約還就蘇格蘭問題達成共識，雙方同意聯合調解蘇格蘭衝突，並將全力阻止任何外國軍隊進入蘇格蘭。顯然，此條約主要是針對西班牙的。當然，出於維持大陸均勢的考慮，英國並沒有深陷在英法聯盟關係中，1575年3月，英西達成協議，恢復了雙方的友好關係。

  安茹公爵與伊莉莎白的婚姻談判破裂後，法國又推出另一位求婚者、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和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Fran?ois,Duke of Anjou and Alen?on）。1578年，女王與法國均表示願意進行聯姻談判。此時，弗朗索瓦正準備實施幹涉尼德蘭的計劃，女王的意圖是通過聯姻談判，利用弗朗索瓦在尼德蘭打擊西班牙勢力，甚至把法國拖入與西班牙的戰爭，並且在法國形成有利於英國的局面。這次婚姻談判歷時十年之久，其間女王利用各種手段顯示她的誠意，目的是使法國對英國心存希望，也使西班牙對英法聯盟心存畏懼而不敢輕舉妄動。對英國來說，維持英法聯盟關係，意在反對當時主要威脅的西班牙。為了增強對付西班牙的力量，女王甚至主動與奧斯曼帝國接觸，尋求外交結盟。1578年，她通過倫敦商人捎信給土耳其蘇丹，希望開拓英國在土耳其的貿易活動。不久，她又緻信蘇丹，陳說西班牙的威脅和英國的強大，表示願意與土耳其建立反西聯盟。儘管英國的願望沒有實現，但女王的外交目標十分明確。

  16世紀70-80年代，英西對抗主要圍繞著尼德蘭的獨立而全面展開。1566年，尼德蘭爆發了反對西班牙統治的起義；次年，西班牙派大軍前往鎮壓，並支持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反對英國統治。如果西班牙實現了對尼德蘭的完全控制，將對英國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英國一方面通過與法國的聯姻談判，試圖利用法國的力量在尼德蘭打擊西班牙的勢力；另一方面則直接幫助尼德蘭革命者反對西班牙。1572年4月，在英國的支持下，尼德蘭北方革命出現高潮。同年7月，英國的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率領一支志願部隊登陸尼德蘭的法拉盛。1585年8月，伊莉莎白與尼德蘭締結條約，約定尼德蘭將法拉盛和布裏爾轉讓給英國，作為償還軍事開支的抵押。由此女王向尼德蘭起義軍提供5000名步兵和1000名騎兵組成援軍，並負擔軍費，聯合省則幫助英國共同抵禦進入英吉利海峽的敵國艦隊。同年12月，伊莉莎白派萊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軍占據法拉盛，以防止尼德蘭被敵國占領，同時保護英荷之間的傳統貿易聯繫。英國對尼德蘭革命的支持，不僅消耗了西班牙的大量財力，而且使菲利普二世企圖在完全占領尼德蘭後進攻英國的計劃無法實現，英西矛盾進一步激化。

  「英國為了本國的利益出兵尼德蘭，實際上開始了對西班牙的戰爭。」面對英國的挑戰，不可一世的菲利普二世決心組織軍隊進攻英國，教訓一下伊莉莎白「這個老是邪裏邪氣的、哈哈大笑的、無法形容的女人」及其統治下的國家。一方面，在西班牙人看來，經過亨利八世和伊莉莎白的宗教改革，英國已成為一個新教國家，而西班牙作為歐洲天主教的重要堡壘，有責任為維護宗教的正統性而戰；另一方面，英國對尼德蘭的支持破壞了西班牙歐洲政策的實施，阻礙了西班牙在歐洲的勢力擴張，而伊莉莎白對大西洋海盜的支持與庇護，不僅給西班牙的經濟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而且直接挑戰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西班牙的殖民和海上霸權。1587年2月蘇格蘭女王瑪麗被處決後，菲利普立即提出對英國王位的要求。他宣稱，作為異教徒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無權繼承英國王位，他自己既是英王愛德華三世的後裔，又曾是英國女王瑪麗·都鐸的丈夫，因而有資格要求英國的王位繼承權。於是，他迅速在加的斯港集結艦隊，意圖派遣一支艦隊前往英吉利海峽，將西班牙駐尼德蘭總督帕爾馬公爵亞歷山大·法利思（Alex ander Farnese,Duke of Parma）的三萬士兵運往英國，共同發動對英作戰。針對西班牙的武裝舉動，英國方面則立即採取反制措施。1587年4月，德雷克爵士率領23艘戰艦突襲加的斯港，輕而易舉地摧毀了西班牙戰船約30艘。在隨後的近兩個月內，德雷克艦隊在西班牙沿海一帶繼續燒船劫物，給西班牙造成了重大損失。這次被德雷克稱為「燒焦西班牙國王的鬍子」（singeing of the King of Spain's beard）的行動，打亂了西班牙的戰略計劃，使西班牙艦隊推遲出動，為英國贏得了寶貴的備戰時間。一場大戰在即，英國海軍大臣、諾丁漢伯爵查爾斯·霍華德（Charles Howard）和德雷克爵士分別被任命為皇家海軍艦隊正副司令，海上冒險家霍金斯爵士、馬丁·弗羅比歇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等充當助手。為了鼓舞士氣，伊莉莎白親自檢閱英國部隊，並發表演說，進行戰前動員。

  1588年5月，菲利普派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率領重新集結的西班牙艦隊離開葡萄牙首都裏斯本（Lisbon）。這支所謂的「無敵艦隊」的戰略計劃，依然是前往英吉利海峽，與帕爾馬公爵指揮的西班牙遠征軍會師，然後共同進攻英國。7月19日，該艦隊進入英吉利海峽，英國艦隊從港口普利茅斯迎擊。最初幾天，英艦運用尾隨戰術，伺機而動。此時，如果西艦趁英艦出港之際就從上風處發起攻擊，那麼肯定會給英艦造成緻命打擊。但是，由於西多尼亞公爵嚴格遵照菲利普的命令行事，他率領西艦沿英吉利海峽北上，前往與帕爾馬會師，這樣就把上風處的優勢讓給了英國人。7月27日，西艦到達加萊港附近海面，因為要與帕爾馬會合，加上沒有深水港，西多尼亞便下令艦隊在公海上拋錨。28日夜，英軍派出6艘滿載著炸藥的火攻船，朝敵船駛去。西艦見狀後，隊形大亂，爭相砍斷纜繩，並在相互碰撞中往遠海方向四處逃散。接著，英艦的遠程大炮充分發揮了威力。在英軍的追擊下，西軍毫無還手之力，死傷慘重。潰散的西艦隻能隨風向朝北逃竄，而英艦窮追不捨，將敵艦逼進北海海域。在這裡的周圍是蘇格蘭的北端、奧克尼群島、赫布裏底群島（Hebrides）和北愛爾蘭。由於蘇格蘭和愛爾蘭海岸的惡劣天氣，還有大西洋的颶風，西艦遭到重創，其中許多艦船及5000多名士兵葬身大海。9月23日，西多尼亞率領約50艘殘餘艦船和相當於派出兵力一半的隊伍逃回了西班牙。

  大海戰以西班牙的慘敗而告終，一位當時的英國人這樣自豪地寫道：西班牙人「沒有擊沉或者俘獲一艘我們的三桅船、小帆船、駁船或補給船，甚至連一個英國羊圈也沒能毀掉。」不過，無敵艦隊的失敗不意味著英西戰爭的結束，此後英西之間的戰爭仍時斷時續。為了進一步削弱西班牙的海上實力、建立起自己的海上優勢，伊莉莎白採取積極的進攻戰略，分別於1589、1595、1596和1597年連續四次發動大規模的遠征行動，攻打西班牙；而菲利普也三番兩次地組織遠征隊，企圖進攻英國。雙方的戰略目標均未能實現。不過對英國來說，戰勝無敵艦隊是一個重要轉折點，英國人藉此打破了西班牙不可戰勝的神話，動搖了西班牙的海上優勢和世界霸權。通過對大西洋航線的初步控制，他們為以後進行大規模的殖民擴張、發展海外貿易，掃除了最重要的障礙。因此，作為「跨越海洋的商業戰爭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戰」，它「是西班牙優勢地位的終結，是英國在國際政治中走向強盛的開端」。

  通過這場海戰，英國的海軍實力得到了檢驗。此後，優先發展海上力量成為英國對外政策的重點，而「英國的海上力量為其贏得的主要好處可能是殖民地和商業。」在與西班牙的戰爭中，英國人獲得了從未有的自信心，民族情緒十分高漲，要求繼續海外擴張的輿論甚囂塵上，甚至形成了以伊莉莎白為偶像的民族狂熱和帝國情緒。文人墨客們對英吉利民族精神大加頌揚，不但對女王歌功頌德，而且公開宣稱：我們作戰是為了「保護神聖的上帝，尊貴的女王和天生的國家。為了保護我們的妻子、我們的子女、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生命和我們所擁有的——切。」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其劇本中更是充滿自信地寫道：「儘管全世界都是我們的敵人，向我們三面進攻，我們也可以擊退他們。隻要英格蘭對它自己盡忠，天大的災禍都不能震撼我們的心胸。」伊莉莎白後期，英吉利民族意識極度膨脹，並一直延續到17世紀，形成一股強大的謀求海外殖民帝國的社會思潮。

  成功的外交是伊莉莎白時代英國輝煌的重要支柱。女王審時度勢，以國家利益為依歸，靈活巧妙地展開外交活動，形成了以均勢外交為核心的英國外交政策模式。這一模式不僅為英國贏得了當下的利益，而且對日後幾百年英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雖說伊莉莎白時期英國在歐洲的爭奪卓有成效，但在歐洲之外的競爭成效要遜色得多，在海外殖民和商業爭奪方面，就遠遠地落在了其他歐洲列強的後面。在整個都鐸統治時期，出於戰略和自身安全的考慮，英國統治者對愛爾蘭這塊特殊殖民地的開闢，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並採取了積極政策。但對於其他地區的商業擴張和殖民拓殖活動，王國政府就顯得相當消極。相反，由商人、投資者、宗教領袖、貴族及冒險家組成的民間力量，卻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發起和推動了大規模的海外殖民活動。1600年12月31日東印度公司獲準成立，它作為這一時期英國商人對外拓殖加速的標誌，是英國商人向亞洲進行貿易擴張的主要機構。到17世紀為止，西歐與遠東（包括中國）以及印度已有相當多的經濟和貿易聯繫。西歐生產的農產品及高檔手工業品、奢侈品由於不能滿足本地區的需要，它必須獲得來自東方的產品，包括香料和胡椒等。據統計，15世紀末，亞洲通過威尼斯供應給歐洲的香料和胡椒估計每年有350萬磅，對東方的貿易遂成為西歐商業的生命線。為了確保這條生命線的安全和穩定，同時為了尋找通往東方的新捷徑，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走上了海外探險和殖民擴張的道路，並在亞洲確立了自己的優勢。

  與早期殖民帝國相比，英國很晚才進入亞洲，這不是因為英國對東方貿易不感興趣，其實它很早就開始尋找東方的原料和絲綢市場。伊莉莎白時期，英國始終把直接與印度、南洋（Southeast Asia）和中國建立商業聯繫作為對外擴張的重要目標，為此而進行探險活動。由女王支持的探險家兼海盜首領德雷克在1577年橫渡大西洋後進入太平洋，並於1579年11月到達馬魯古群島（Maluku Islands），然後向西航行，繞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回到英國。德雷克是最早到達東南亞的英國人，他在回國後呈交女王的報告中稱，他已同馬魯古群島與盛產丁香的德那地（Ternate）蘇丹簽訂了貿易協定，德那地希望在反對葡萄牙人的鬥爭中得到英國人的支持。德雷克的成功航行，激發了英國貴族和商人對東南亞的興趣，激起了商人的貪婪欲望，隨後前往東方的英國商船絡繹不絕。當英國人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撓時，他們不惜採用海盜方式，襲擊並搶劫葡萄牙的船隻。1587年，德雷克在亞速爾群島（Azores Islands）海面上俘獲葡船「聖菲利普」號（San Felipe），掠走了價值10.8萬英鎊的香料。1592年，英國人又捕獲一艘葡萄牙船，獲得了許多關於東南亞的航海情報和商業機密。但一直到17世紀開始，英國在東方的貿易進展依然相當有限。在早期訪問東南亞的英國人中，拉爾夫·菲奇（Ralph Fitch）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在1591年回國時，還帶回了令人十分沮喪的消息，他聲稱英國人在這一地區進行貿易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前景暗淡。

  英國早期在東方的活動舉步維艱，與其面臨的困境密不可分。當時的英國，一方面缺少資金和船隻，無法裝載與經營與亞洲進行貿易的商品貨物；另一方面可供大量出口的商品隻有呢絨，而這些東西隻能在氣候寒冷的地區有銷路，對印度和東南亞人來說根本沒有吸引力。更為嚴重的是，葡萄牙人控制著通往東方的航道，英國人難以進入東方，就連有關這一地區的信息都很難得到。隨著17世紀的來臨，這種情況終於得以改變。擊潰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不僅標誌著西班牙的海上霸權衰落，同時也意味著英國海上勢力的崛起；此外，荷蘭人東擴成功，並在歐洲市場上擡高香料價格，給英國商人以極大的刺激。當時，南洋香料運到歐洲均以葡萄牙的首都裏斯本為銷售集散地，荷蘭商人一般到這裡向葡萄牙商人購買香料，然後轉運到歐洲北部去販賣。荷蘭人從中獲利頗豐，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也成為北歐商品集散的一大中心。然而，當西班牙兼併葡萄牙後，西班牙針對尼德蘭的反抗採取禁運措施，荷蘭人的轉口貿易受到限制，不能從伊比利亞港口得到貨物。這種壓力促使他們下決心直接到東印度群島去謀取香料。為了打通到香料群島的航道，他們多次派遣人員刺探前往印度的情報，繪製航海地圖，並於1595年4月派出249名水手和4艘配備大炮的武裝船組成的遠航隊，向香料群島進發。儘管在1597年返回時損失了一條船和100多名船員，但船隊所帶回的香料仍然使那些生還的冒險家發了大財。此後，荷蘭殖民者紛紛湧向東南亞。1598-1601年，荷蘭向東印度群島派遣船隊近20次，其中1601年就有14隻船隊離開荷蘭。這個時期不加選擇地亂航，被稱為荷蘭史上的「航海狂」時期。就東南亞而言，幾乎所有重要港口都有荷蘭人的船隻。1600年，荷蘭人因幫助馬魯古群島上的班達人反對葡萄牙而獲得經營該島香料的特許權。同年，荷蘭人和安汶島（A mboina）的統治者締結了第一個重要條約，除了允許荷蘭人在他們的領土上建立「遠方人的城堡」外，還將當地生產的所有丁香全部交給荷蘭人經銷。實際上，該條約預示著荷蘭人不僅將取代葡萄牙人，而且試圖對所有歐洲商人實行壟斷貿易。香料貿易給商人帶來了巨大利潤，經營香料的各種公司紛紛成立。為了消除各公司之間的無序競爭，結束「航海狂」時期，並共同對付葡萄牙人，荷蘭政府於1602年將各公司聯合成一個大公司，取名「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lndische Compagnie）。根據荷蘭國會頒發的特許狀，該公司被授予21年的貿易壟斷權，準許經營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Magellan）之間的商品貿易，它擁有訂立條約、修築城堡、建立武裝力量和設置法官的權力，儼然成為一個國中之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既是荷蘭在東方擴張的表現，又使其在亞洲的爭奪中獲得新的動力。這樣，荷蘭人逐漸取代葡萄牙人，在東印度群島獲得優勢，控制了這裡的香料貿易。他們還利用壟斷地位，將歐洲的胡椒價格猛提三、四倍，通過轉口貿易獲取高額利潤。

  荷蘭人的成就使英國人感到振奮，但荷蘭人對香料市場和香料貿易的壟斷做法卻使英國商人感到憤怒。因此，英國人下決心到東方直接進行貿易競爭。但亞洲的情況難以預測，颱風、疾病、戰爭和飢餓都對商人的財產和生命構成嚴重威脅，因而東方遠洋貿易的風險極大。由此，英國人意識到「隻有政府或者商人們聯合在一起，才能使這種具有冒險性的海運所需的資源順利流通，也才能擔得起蘊涵其中的風險。"1599年9月24日，倫敦大商人舉行集會，決定集資3萬鎊，成立一個對東印度進行貿易的公司，並向女王提出申請，希望得到支持。此時，英國正與西班牙進行和平談判，出於外交的考慮，伊莉莎白未予立即批準。1600年談判破裂後，樞密院同意建立東印度公司，參加的有215名商人、貴族和市議員。該公司全稱為「倫敦商人對東印度貿易的總裁和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a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並選出一名總裁和24名董事。根據女王的授權，這家主要由倫敦富商投資組建的公司，獲得從麥哲倫海峽到好望角之間進行貿易的壟斷權，為期15年；其他英國商人未經批準，不得經營該地區貿易，違者嚴懲。公司成立之初，其基本活動是與東方進行商業貿易，特別是經營香料貿易。由於「香料群島是英國商人走出歐洲之外後的基本活動目標」，盛產香料的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及馬魯古群島就成為公司最初的目的地。公司成立後，立即準備向東印度地區派出船隊，為此東印度公司募集資本6.8萬鎊，其中的4.1萬英鎊購置四條船，還準備了6860英鎊貨物和用於購買回程貨物的硬幣21742英鎊。1602年2月，詹姆斯·蘭開斯特（James Lancaster）率領東印度公司船隊離開英國，到達蘇門答臘的亞齊（Achin），而後駛抵爪哇的萬丹（Bantam），並在此設立商館，該商館以後成為英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商業貿易總部。1603年9月，蘭開斯特帶著一百萬磅的胡椒和香料回到英國，給公司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因此，英國人樂觀地認為東印度貿易大有可為。從1601年到1617年期間，公司共組織13次航行，運回了大量的香料等貴重物品，經營所得純利潤共達1028281鎊。與此同時，英國東印度公司還在印度、日本的長崎（Nagasaki）、平戶（Hirado）等地建立商館，並與中國進行直接海外貿易，或派船隻在海面攔截商船，搶掠中國貨物。

  16世紀末，英國人對非洲的滲入也主要在貿易方面。非洲曾經是一塊碩大無比的「貧瘠之地」，但自從歐洲人在這裡發現黃金、鑽石、黑奴等有利可圖的東西後，它一下子就成為歐洲列強競相角逐的舞台。儘管與葡萄牙相比，英國對非洲的涉足時間較晚，成果有限，但英商的探險和殖民活動卻從未停止。早在16世紀上半期，布裏斯托商人就派出船隻把英國主要的出口商品呢絨裝運到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的聖克魯茲（Santa Cruz）；在此前後，英國探險家和商人又不斷出現在西非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地區。伊莉莎白上台之後，英國在非洲的活動更加頻繁，範圍也更加擴大了，許多英國商人湧入摩洛哥（Morocco）從事商業活動，銷售了大量的呢絨。女王公開支持在非洲的擴張活動，她鼓勵商人到幾內亞灣地區進行貿易。1585年7月5日，她頒發特許狀，授予萊斯特伯爵和其他倫敦商人在馬格裏布（Maghrebi）地區享有12年的獨立貿易權。這是女王批準的英國在非洲的第一個商業貿易公司。1588年5月，她還向倫敦及德文郡的一些商人頒發特許狀，授予他們在塞內加爾河（Senegal）和甘比亞河（Gambia）之間的沿海地區進行壟斷貿易，為期十年。1592年，女王又把去獅子山（Sierra Leone）進行貿易的特許權賜予薩默塞特郡湯頓鎮的商人。政府的支持激發了英國商人對非洲、特別是西非地區進行商業擴張的興趣，並為日後英國在非洲的殖民活動指明了方向。

  總的來說，伊莉莎白時期英國在亞非地區的活動仍限於商業擴張。由於沒有政府的直接參與，在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競爭中，英國處於下風。因此，商人的活動僅限於在沿海地區建立商館，其活動質量也不高，並未給更多的英國人帶來更深刻的實際影響。但是，英國在這些地區活動本身就已經為英國後來的進一步擴張打下了基礎；同時，他們也在考慮改變殖民方式和活動區域，以尋求新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