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封建時代——從諾曼征服到玫瑰戰爭前言

  從1066年諾曼征服到1485年「紅白玫瑰戰爭」結束的四百餘年間，英王國的疆域處於變動不居狀態，最終固定在英格蘭。這一變動主要是英、法兩國之間的封建關係以及英國王室與大陸封建諸侯乃至王室之間的聯姻所致。1066年，作為法國君主之難以羈服之封臣、其父輩曾經與英王有姻親關係的的諾曼第公爵——征服者威廉跨海征服使英格蘭，即位為威廉一世，並將英格蘭和大陸諾曼第公爵領整合為一體，實行跨海而治，與法國王權相抗衡。1154年，作為法國君主另一強大封臣的安茹伯爵之子亨利，在英國內戰結束後以其英王亨利一世外孫之資格繼承英國王位，是為亨利二世。在此之前，安茹伯爵已經兼併了大陸諸多諸侯的領地，因而亨利二世即位後空前擴大的英王國跨海而治的統治範圍，被稱之為「安茹帝國」。此後，英、法兩國間的領土之爭更趨激烈，至1337「百年戰爭」爆發達到高潮。這場持續至1453年的戰爭，最終使英國放棄大陸之領地，將其王國疆域最終劃定下來，同時也最終去掉了作為法王封臣的舊有名分。另一方面，在這四百餘年間，英國時斷時續地與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地區進行軍事征服，並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實施過政治統治權，但最終仍未能將它們吞併進王國疆域之內。

  在這一時期，英王國的封建政治體制，經歷了一個從封建王權到封建議會君主制建構、演進的歷史過程。藉助於強有力的軍事征服，威廉一世將大陸諾曼封建制度與英國本土的盎格魯撒克遜王國公共政治遺產作一有機調適與整合，融封建宗主權與國家君主權為一體，確立了封建君主的政治權威。在此後百餘年中，英王藉助於基督教「王權神授」的理念與公權力，不斷削弱封建貴族的特權而進行政治集權，漸次建構起中央官僚政府機構和地方分郡制，凸顯其一國之君的公共政治權威。然而，由於日耳曼原始軍事民主制因素的殘存和封建習慣的限制，由於國家公共政治體制基礎的薄弱，英王與貴族的權力爭奪時隱時現。1215年約翰王在與貴族的衝突中失利，被迫簽訂了旨在恢復封建習慣、限制王權的《大憲章》。此後，國王與貴族衝突不斷，並在衝突之中形成政治力量的「平衡」與「均勢」，進而將中小貴族與城市市民的勢力納入其中，最終自1295年開始形成「議會君主制」，由君主與教、俗貴族及地方等級代表組成議會協商為政。議會的地位與作用在14世紀逐漸凸顯，不僅形成上議院和下議院，而且下議院逐漸產生「議長」，逐漸擁有稅收批准權和立法權。這一時期的議會雖對王權形成某種限制，但它從根本上說是從屬於王權、支持王權的，而國王的意志對議會有著很大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封建制度的確立和發展，使教、俗貴族成為這一時期英國王權的政治基礎。教會貴族雖然因宗教信仰與神權組織的特性而與羅馬教廷建立並保持聯繫，並一度伸張教權自主，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本國王權仍予以大力支持，並積極參與王國政務。世俗貴族構成了王國中的主要政治勢力。他們既支持王權，在王國的政治、軍事、司法等要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時他們又試圖限制王權，反對君主集權危害自己的封建特權，因而時常與王權發生衝突。到了14、15世紀，隨著「變態封建主義」的興起，大貴族通過以貨幣支付為紐帶的庇護制而大大拓展實力，由此而對王國政治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不僅促成了1327年的王位交替與1399年的王朝鼎革，而且在15世紀中後期醞釀起爭奪王位的玫瑰戰爭。

  封建時代城鄉經濟的發展對英王國的歷史發展深有影響。諾曼征服後的一段時期，各級教、俗領主奴役維蘭（農奴）以及自由農民的封建莊園經濟一度盛行。自12、13世紀開始，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品經濟逐漸勃發。在此基礎上，一方面，隨著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乃至「贖買」人身自由的漸次交替，農奴逐漸獲得解放，但之後又面臨著國家的重稅和商人高利貸的盤剝，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可避免。此外，在這一過程中，不少中小貴族通過繳納免役金（盾牌錢）遠離軍事，專事經濟活動並使用僱工，形成鄉紳階層，而少數自由農民因經營有方而擠身富有的約曼階層，成為鄉紳階層的重要補充來源。每郡選出的參與議會的「騎士」，就是這個階層的代表。另一方面，城市化也隨之展開，城市數量和規模日益擴大。在向王權以及領主爭取特權的運動中，相繼出現了自由城市，城市市民獲得了人身、土地占有、司法、貿易等各種自由特權；有的進而形成自治城市，即獲得自主選舉市議會和城市長官而實現自主行政管理的自治特權。在議會興起後，很多城市作為「議會城市」又獲得選舉代表參與議會的權利。市民和鄉紳階層選出作為地方等級的代表參與議會下議院，推動了議會君主制的建構與發展。

  這一時期，英王國的思想文化經歷了一個不斷積澱、流變的過程，而世俗教育擺脫神學枷鎖的興起，尤其是牛津、劍橋等高等學府的形成與發展，更為思想文化嬗變提供了深厚的知識溫床。基督教的「王權神授」主張在諾曼征服後廣泛傳播，到索爾茲伯里的約翰那裡又得到充分的理論闡發，由此而推動了王權的神化與強化。但另一方面，源遠流長的「王在法下」的傳統雖然難免有些許「神法」光環，但其主要從殘存的原始民主觀念的習慣出發，聚焦在君權運作的邊界與規範上。這一傳統有時以限制王權為主旨，有時則以挺立王權為內蘊，它的擴展，在消解「神本」政治觀念與規範君權運作上很有意義。幾經演繹，它最終醞釀出成福特斯鳩的「有限君權」學說。這一時期，異端思想也萌發傳播。羅吉爾·培根等人的「唯名論」對經院哲學的正統觀予以反叛。到了14世紀，異端思想逐漸轉向對現實政治的不同角度的批判。約翰·保爾藉助於闡發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來發動農民反抗封建壓迫。威克里夫創造性地抒發市民異端的「神恩」論思想，否定了羅馬教會神權的權威，勾畫出建構民族教會的未來藍圖，影響深遠。

  民族語言的形成和與之相應的民族文學創造的勃發，構成了這一時期英王國在文化領域中的另一道亮麗的歷史風景線。諾曼征服後，諾曼第的法語為諾曼貴族所用，拉丁語則為教會、征服與學術所通用，本地英國人特別是底層社會仍說本地英語。隨著歷史的變遷，英語逐漸吸收了法語的諸多詞彙，越來越成為各階層人們共同的口語，並為官方公告、文書所採用，用英語創作文學作品和學校授課陸續出現。與之相應，文學創作逐漸從書寫宗教說教轉向世俗生活，進而從描繪騎士傳奇轉向豐富的社會現實，產生了有關亞瑟王、羅賓漢傳說的小說、戲劇與《坎特伯雷故事集》、《農夫皮爾斯》那樣的優秀作品。作為民族語言的英語，也在文學創作過程中日臻成熟。

  

  如果說諾曼征服後的英王國還是一個疆域不確定、統治方式粗陋、莊園經濟盛行、文化「空白」而又語言運用混雜的封建政治共同體，那麼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到了15世紀末，它已經發展成擁有固定的疆域、共同的民族語言、議會君主制日臻成型、商品經濟勃興、思想文化頗有建樹的封建國家。這些都為英國近代民族國家的崛起打下了深厚的傳統基礎，為其近代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建構提供了充足的歷史源泉。

  本卷主持人孟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