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晚期羅馬不列顛

  進入3世紀以後，有關羅馬不列顛的銘文和文獻顯著減少了。就碑銘而言，羅馬帝國的銘文絕大多數集中在元首制時期，即公元頭兩個世紀，帝國各行省的銘文數量在3世紀之後普遍減少，不列顛的情況也不例外。在羅馬征服前，鐵器時代的不列顛人雖然善於製作金屬製品，但由於文字尚未出現，他們還不能在石頭或私人器物上刻字，現有銘文除個別是希臘文之外，其他都是拉丁文銘文。至於銘文數量為什麼減少，目前流行的解釋是所謂「觀感」（sense of audience）變化：行省居民採用羅馬的碑銘習慣，表明他們想成為羅馬人，並以此為驕傲；但由於羅馬公民權在3世紀得到普及，而羅馬帝國又日趨衰落，成為羅馬人已不是可炫耀的本錢，碑銘的習慣遂遭放棄。換言之，銘文反映著羅馬的榮光，榮光不再，銘文也就無光彩。

  另一方面，3世紀以後，帝國西部的萊茵河與多瑙河沿線，蠻族對羅馬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帝國東方，薩珊波斯取代了安息王國，對羅馬的關係日漸緊張。新的發展趨勢吸引了古代的歷史學家，不列顛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了。此時，與不列顛有關的文字只是歷史學家順便寫出的，充其量也不過是隻言片語。不列顛沒有連貫的編年史，連歷任的總督是誰，也無法連貫地重構，所以把這些海島上發生的事精確地重現出來，幾乎沒有可能。

  根據3世紀以後的銘文和考古材料人們可以知道，奔寧山脈和北部邊境的許多軍營被修復了，某些還得到部分的重建。這些工作在卡拉卡拉皇帝離開不列顛及不列顛被分成兩個行省後，依然在持續。被修復和重建的大多數建築，並不是非有不可的防禦工事，也沒有證據說明重建工作是由軍事行動帶來的破壞引起的。因此，不列顛北部這時可能是平靜的，雖說那只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平靜。

  5世紀早期，遠在伯利恆修行的基督教聖徒哲羅姆曾說不列顛「盛產篡位者」，這是一句常常被後世引用的名言，而它所指的現象，其源流發生在3世紀中葉。當時，羅馬帝國受到內戰和外憂的打擊，元首制趨於崩解，帝國的政治中心上演著一系列篡位的大戲，在公元235-284年之間，有20多位皇帝登基，此外還有一批共治者和謀位者。雖然整個帝國在這所謂的「三世紀危機」中仍能保持相對穩定，但它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皇帝和篡位者終日惶恐，為了自保，他們忙於集結軍隊和打擊對手，並抵禦蠻族和波斯的入侵。在255-260年間，日耳曼尼亞和潘諾尼亞出現了從不列顛調來的駐軍分隊，其人數可能相當之多，他們長期留駐歐陸，有些可能再也沒有返回。

  253年，瓦勒良（Valerian）及其兒子伽列努斯（Gallienus）登基共治，混亂的狀態有所緩解，瓦勒良治理帝國東部，伽列努斯治理帝國西部。但好景不長，日耳曼的阿拉曼人（Alamanni）大舉入侵，到258年兵臨米蘭。東方邊境的情況更糟糕，瓦勒良在260年戰敗，成了薩珊國王沙普爾的階下囚。伽列努斯自顧不暇，無法盡孝，終使其父客死他鄉。就在260年，伽列努斯的一個將軍、下日耳曼行省總督珀斯圖姆斯（Marcus Cassianus Latinius Postumus）被駐紮在萊茵河的羅馬軍隊擁立為王，建立所謂的「高盧帝國」（Imperium Galliarum），成了該國的第一個皇帝。

  新帝國名為「高盧」，卻沒有恢復羅馬征服以前的部落組織，而只是複製羅馬的行政體系：政治結構的頂端是一個元老院，兩位選舉出來的執政官年度輪換，一支皇帝左右的禁衛軍。軍隊擁戴珀斯圖姆斯，與其說是信任這個人，不如說對羅馬的皇帝失去了信心。除高盧之外，這個帝國還贏得上下日耳曼、西班牙和上下不列顛五個行省的支持。銘文顯示，珀斯圖姆斯也控制了里提亞的大部分，這讓他可以輕易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與伽列努斯一爭高下。不過，珀斯圖姆斯並無此野心，他似乎只滿足於分裂狀態，割據一方。伽列努斯雖然從未承認高盧帝國，卻也對它束手無策。268年伽列努斯遭刺殺，這在羅馬帝國西部引發了一系列的叛亂和暗殺，珀斯圖姆斯也在自己軍隊的譁變中喪生。直到公元274年，羅馬皇帝奧勒良（Aurelian）才最終鎮壓了高盧帝國，恢復了帝國的統一。

  不列顛被高盧帝國統治了十幾年，但後者對不列顛的影響卻沒有反映在史料中。珀斯圖姆斯稱帝後，不列顛原有的總督和官員命運如何？珀斯圖姆斯有沒有進行大規模殺戮？不列顛官員有沒有反抗？這些都不得而知。珀斯圖姆斯是作為皇帝統治不列顛的，理應會任命行政和軍事官員，蘭開斯特發現的一塊碑銘表明，他曾任命奧克塔維烏斯·薩比努斯（Octavius Sabinus）為總督（Praeses）。薩比努斯屬於元老階層，在當時，任命一位元老當總督已經不是常態。3世紀中葉開始的政治動盪給行省帶來許多變化，羅馬皇帝對潛在的篡位者戒心日增，他們開始從騎士階層中任命總督和軍事官員，伽列努斯在位時就規定只有騎士才能當軍官，這實際上為職業軍人在羅馬社會的興起創造了條件。3世紀以後的諸多皇帝往往出身低下，通常具有軍事背景，並不遵循傳統的元老晉升模式（見第三章）；此外，大多數3世紀皇帝的祖籍在巴爾幹，而此前的皇帝主要來自地中海的核心行省。由此看來，珀斯圖姆斯此舉很可能說明，高盧帝國缺乏足夠的騎士階層成員，因此只能任用可以得到的任何人治理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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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盧帝國覆滅後，帝國的政治動盪並沒有結束。奧勒良在275年成了宮廷政變的犧牲品，當時他正帶兵駐紮在色雷斯，為進攻波斯做準備，結果，他成了第一個死後沒有葬在羅馬城的羅馬皇帝。由元老院推舉的皇帝塔西佗（Tacitus）統治了大約6個月就死了，死因不明；隨後，敘利亞腓尼基埃及行省的總督普羅布斯（Probus）被他的軍隊推上帝位，他於276年擊敗塔西佗的兄弟弗洛里安（Florianus），成了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普羅布斯統治時期，有兩起叛亂涉及不列顛。一起是由普羅庫魯斯（Proculus）和伯諾蘇斯（Bonosus）在高盧發動的，除高盧外，他們還宣稱不列顛和西班牙行省也歸他們管轄，普羅布斯在蠻族人的幫助下把這起叛亂鎮壓下去。另一起是由一個不知名的不列顛總督在不列顛發動，很快也被鎮壓了。據佐西莫斯說，普羅布斯曾御駕親征勃艮第人和汪達爾人，並且把活捉的俘虜送到不列顛，幫助他對付叛亂分子。

  282年，禁衛軍長官卡魯斯（Carus）取代普羅布斯，成了羅馬帝國皇帝。他仿效之前的瓦勒良和伽列努斯，也把帝國一分為二，東部由他和他的小兒子努梅里安（Numerianus）治理，西部則由大兒子卡里努斯（Carinus）管理。在這三位皇帝統治期間，與不列顛唯一相關的史料是卡里努斯曾獲得「不列塔尼庫斯·馬克西穆斯」（Britannicus Maximus）的名號，這說明他曾在針對不列顛的軍事行動中獲勝。然而，此次軍事行動起因為何？與誰作戰？卡里努斯是御駕親征還是派遣手下將軍前往不列顛？這些都不得而知。從不列顛日後的發展來看，羅馬的軍事行動也許與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的海盜活動有關，後者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控制了北海、高盧及不列顛沿海地區；羅馬不久就派了一位名叫卡勞修斯（Carausius）的將軍專門來肅清這些海盜。

  留在東部的卡魯斯和努梅里安承繼普羅布斯的未竟之業，打敗了波斯，但還沒有來得及享受勝利之果，兩個人就神秘死去了。284年，戴克里先被軍隊擁戴為皇帝；不久卡里努斯被殺，他的軍隊轉而聽命於戴克里先。戴克里先發現羅馬帝國太大，靠一個人統治不了，他於是著手進行行政改革，任命馬克西米安（Maximianus）為「奧古斯都」，即名義上與他平起平坐的統治者，負責帝國西部的防禦，但事實上戴克里先是兩人之中的主導者。

  馬克西米安的第一個任務是在高盧剿匪，在此過程中，比爾蓋人卡勞修斯脫穎而出。286年，馬克西米安委其以重任，讓他集合一支艦隊，肅清橫行在英吉利海峽兩岸的日耳曼海盜。卡勞修斯年輕時是水手，承擔這個任務應該是駕輕就熟，他以布洛涅港（Bononia）為據點，取得了節節勝利。但不久就流言四起，說他沒有把從海盜那裡剿來的財物統統上交，而是中飽私囊，甚至不惜與海盜勾結。結果馬克西米安下令處死卡勞修斯；但後者索性奪取了不列顛，自立為帝。

  卡勞修斯去不列顛時帶去了他創辦的那支艦隊；馬克西米安手上沒有海軍，因此只能聽之任之。不僅如此，卡勞修斯甚至控制了高盧北部的部分地區以及英吉利海峽的一些港口，錢幣證據表明他麾下還有來自日耳曼、莫西亞甚至義大利的「分隊」（vexillationes），其人數之多足以讓他防禦自己的一方領地，雖說不足以讓他與馬克西米安和戴克里先一爭高下。

  現有的羅馬文獻對卡勞修斯的記載都是負面的，畢竟，歷史是勝利者寫出來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卡勞修斯只是「海盜」，其軍隊也以海盜為主。但這類記載也還是勉為其難地承認，他「獲取了眾多的蠻族武裝力量」。卡勞修斯占領不列顛，不僅沒有引起當地居民和軍隊的反抗，反而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原因可能是，卡勞修斯在肅清海盜時已經得到不列顛人的擁護，而不久之前隨高盧帝國陷落不列顛重新被置於羅馬統治之下，因此再次脫離羅馬帝國，對當地軍隊極有吸引力，激發了他們對獨立的記憶和嚮往。

  卡勞修斯發行的錢幣更可靠地反映出他的統治，他在錢幣上的全名是「Marcus Aurelius Mausaeus Carausius」,前兩個詞表明他自視為公元2世紀安東尼王朝諸帝的直系，因此比馬克西米安或戴克里先的出身更好，當然，這個譜系是編造的。他還自稱為「不列顛的復興者」（Restitutor Britanniae），在他發行的一種銀幣的反面，不列顛的化身與他握手歡迎，並配有銘文「Expectate Veni」，意思是「來吧，眾所期待者」，此語出自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許多錢幣的銘文上還有「RSR」三個字母的縮寫，近來人們解釋為「農神時代的回歸」（Redeunt Saturnia Regna），即「黃金時代的回歸」，是對維吉爾第四首《牧歌》的引用；在古代，人們認為這首牧歌預言了救世主的來臨，因此，卡勞修斯向不列顛居民轉達自己是救世者的意圖便昭然無疑。值得注意的是，卡勞修斯在傳達這些信息時，利用了羅馬的古典傳統，而不帶有激發和喚起不列顛本土部落傳統的企圖，這與230年前波迪卡在不列顛起義時的情況相比，已成天壤之別。

  卡勞修斯的錢幣不僅發行於不列顛，而且在高盧廣泛流通，這似乎轉達了這樣一個信息：不列顛比以前治理得更好。不僅如此，卡勞修斯還以他和馬克西米安及戴克里先三人的名義發行錢幣，銅幣的正面有三人的頭像，戴克里先居於正中，銘文則是「卡勞修斯及其兄弟們」（Carausius et Fratres Sui）；反面的銘文是「Pax Auggg」，意思是「三位奧古斯都的和平」，每個「g」代表一位「奧古斯都」（即「皇帝」）。顯然，他認為自己與合法的皇帝平起平坐。與2世紀末的不列顛總督阿爾比努斯一樣（見第二章），卡勞修斯明白自己是無法分享羅馬帝國的政治權力的，但他需要頭銜，否則就沒有權威來統御軍隊、治理不列顛。篡權者未必都想問鼎皇位，很多人只想維持自己的割據，卡勞修斯從未表現出進占大陸的更大野心，可是沒有某種權威，他就不能讓下屬聽命於己。

  293年3月1日，戴克里先開始實行四帝共治，他和馬克西米安保留奧古斯都的頭銜，再通過收養各選定一名副手，封以凱撒頭銜，這相當於皇位繼承人。戴克里先選中伽萊里烏斯（Galerius），馬克西米安則選擇君士坦提烏斯（Constantius），此後，除掉卡勞修斯的任務就落在君士坦提烏斯肩上。他沒有像馬克西米安那樣由海路進攻，而是發揮強大的陸軍的優勢，先著手打擊卡勞修斯在高盧的勢力，並一舉奪下布洛涅港，從而斷絕了卡勞修斯與他在歐陸勢力的聯繫。這對不列顛政權是一記重創，卡勞修斯開始失勢。他的一位名為阿萊克圖斯（Allectus）的手下——可能是他的禁衛軍長——將他刺殺，奪取了他的政權，在此繼續統治了三年。

  要奪取不列顛本土，必須要有一支艦隊，君士坦提烏斯為此準備了三年，其間還平定了西部邊境的其他幾起威脅。296年不列顛戰事重新開啟，君士坦提烏斯兵分兩路，他自己帶領一支船隊從布洛涅港出發，另一支船隊則由他的禁衛軍長阿斯克勒皮奧多圖斯（Asclepiodotus）率領從塞納河口出發，通過懷特島開往不列顛南部海岸，他在濃霧掩護下登陸，然後向北進發。突襲戰略讓阿萊克圖斯措手不及，他來不及組織反抗便倉促逃往內地。阿斯克勒皮奧多圖斯尾隨其後，最終將他殺死。與此同時，君士坦提烏斯沿泰晤士河直奔倫敦，他成了那裡「永恆之光的恢復者」（Redditor Lucis Aeternae），一如他在後來發行的錢幣上宣稱的那樣。

  擊敗阿萊克圖斯後，君士坦提烏斯在不列顛的統治很快得以鞏固，他在297年返回大陸。在隨後十年中，除了一些碑銘提到不列顛北部邊境的房舍被修繕和重建，這裡便沒有什麼文字史料了。不過，正如前一章所述，鄉間別墅的數量在3世紀以後穩定增長，似乎意味著財富在這一次政治動盪時向農村轉移。

  305年5月戴克里先退位，他逼迫馬克西米安與他同時退位，這樣，伽萊里烏斯和君士坦提烏斯升為奧古斯都，他們兩人又要選擇副手作為凱撒。戴克里先一手締造的四帝共治制度，是想通過收養方式建立四位皇帝的緊密合作，共同對付帝國內日漸增多的各種問題。但這套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它忽略了人的本性：對權力的迷戀讓人更傾向於選擇血緣繼承制而非收養制。最終，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君士坦丁在不列顛軍隊的擁護下繼位，為四帝共治畫上了句號。

  君士坦提烏斯升為奧古斯都後，便召集遠在帝國東部的君士坦丁和他一起去不列顛征討。305-306年這次戰役的動機和過程，今已無從知曉，但應該發生在北部邊境，當時，那裡不僅有喀利多尼亞人，還有皮克特人，而皮克特人就是在這個時候首次出現在歷史記載中的。「皮克特」（Picti）的意思是「在身上塗顏色的人」，可能指克爾特人一種普遍的風俗，即戰鬥之前在身上彩繪或文身。有學者認為，那不大可能指某一個部落，而是指一個與羅馬為敵的北方部落聯盟，其領袖也許正在不斷攪擾羅馬的邊境。君士坦提烏斯可能把約克作為軍事行動的基地，就像100年前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所做的那樣。與塞維魯一樣，他似乎也曾涉足不列顛島極北之地，因為文獻提到他前往那裡凝望大海和極晝，但似乎沒有取得值得炫耀的偉大勝利。306年7月他在約克去世，與塞維魯之死又一次雷同，其軍隊轉而擁立君士坦丁。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羅馬帝國西部的統治已完全確立了，317年，他成了兩位奧古斯都中的主導者。324年，羅馬帝國再度統一在他一個人的統治下，因此，不列顛是君士坦丁的發跡之地。

  君士坦丁堪稱是戴克里先改革的完成者，戴克里先具有革新精神，但他的許多政策沒有被完整記錄下來，其後果只有到君士坦丁時代才能看清楚。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對不列顛的重新劃分。

  戴克里先對行省的重組也許是這些改革中影響最深遠的，他把許多行省劃分為比原來小得多的單位，使行省的數量翻了一倍還不止，而行省官員和行政費用也跟著攀升。重新劃分後的行省又組成12個大區（diocese），顯然，皇帝認為現有的機構不夠用，他需要更嚴厲地監督和更好地執行命令。當不列顛仍處在卡勞修斯統治之下時，戴克里先已在帝國其他地方著手進行此項改革；不列顛何時被劃分，迄今並無定論，也許從君士坦提烏斯收復不列顛之後就已開始。劃分行省牽涉到土地測量、情報收集，不可能一蹴而就。大約303到314年間編成的《維羅納目錄》（Laterculus Veronensis）開列了所有行省的名單，不列顛原來的上下兩個行省現在變成了四個，其具體方位及各自的首府已無法確認。一般認為，「凱撒馬克西米安」（Maxima Caesariensis）在英格蘭東南部，首府是倫敦，從名字上看，它在四個行省中應該面積最大。「第一不列顛」（Britannia Prima）看來以英格蘭西部為中心，首府位於賽倫塞斯特或格洛斯特。「凱撒弗拉維」（Flavia Caesariensis）可能囊括英格蘭中部地區以東，以林肯為首府。「第二不列顛」（Britannia Secunda）則在北部，以約克為中心，與以前的下不列顛差不多等同。只有「凱撒馬克西米安」行省的總督是執政官級別的（叫consulares），其他行省的總督都叫praeses或rector.這四個行省共同構成所謂的「不列顛大區」（dioecensis Brittaniarum），各省總督要向不列顛大區的代理官（vicarius）負責，這個代理官又要向位於高盧的禁衛軍長負責（故他在名義上是這位禁衛軍長的大區「代理」）。不列顛大區的代理官最初集民事權和軍事權於一身，但在君士坦丁統治期間民事權和軍事權開始分離，隨著「將軍」（duces和comites）一職的出現，這種分離便完成了，如此，代理官不再過問軍事權。將軍一職何時出現，已不可考，關於不列顛將軍（dux）的記載遲至367年才出現。這套行政制度一直維持到羅馬統治結束。在4世紀晚期，不列顛可能還出現了第五個行省「瓦倫提亞」（Valentia），但也許只是「凱撒馬克西米安」的另一個名字。

  在剝奪代理官和行省總督軍權的同時，君士坦丁還廢除了禁衛軍，他們之前在皇位繼承中扮演的角色，使他們成了所有在位皇帝的心腹大患。不過禁衛軍長一職還是保留的，但只是徒有虛名，完全喪失了兵權。軍權這時掌握在兩位大將軍手中，他們分別統領步兵（頭銜為magister militum）和騎兵（頭銜為magister equitum）。騎兵中另有一類叫scholae，充當皇帝的貼身衛隊，由皇帝直接統領，這一制度可能也源自戴克里先。

  3世紀以來的一系列事件強化了軍隊的地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順應形勢，改組了軍隊，軍團和輔助軍這兩種傳統的軍種儘管名稱有時仍在，但其性質已轉化為固定的邊防軍（limitanei和ripenses）和流動的、可供皇帝隨時調遣的野戰軍（comitatenses），這在總體上提高了軍隊的流動性。根據4世紀末、5世紀初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4世紀不列顛的野戰軍大概有5000到6000名，邊防軍不超過12500名。換言之，不列顛駐軍的總量已經大大減少，大約只是2世紀時的1/3.不過，考古材料表明，《百官志》提供的信息可能並不全面，但足以解釋為什麼不列顛銘文的數量在進入4世紀以後急劇減少——畢竟，羅馬不列顛時期的銘文絕大多數是軍人出資刻寫的。

  銘文減少的另一個原因與軍隊的蠻族化有關。在4世紀，西部帝國的蠻族化已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日耳曼部落遷居羅馬帝國境內，並在軍隊中越來越占據數量優勢。上文已提到，普羅布斯曾在蠻族人的幫助下鎮壓過不列顛的叛亂，並把勃艮第和汪達爾俘虜送到不列顛去對付叛亂分子。卡勞修斯軍隊中的蠻族人也不會少，否則阿萊克圖斯的最後戰敗就不會被羅馬作家描繪成是羅馬人對法蘭克人的勝利。阿拉曼王克羅庫斯（Crocus）曾向君士坦提烏提供軍事援助，君士坦丁在不列顛稱帝，他看來是幕後推手；當然，羅馬人的史料對此應該是諱莫如深的。蠻族化趨勢越到羅馬帝國的晚期，就越加重；相應的，來自日耳曼、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地區的職業士兵開始取代來自地中海核心地帶的人，成為軍隊中的高級軍官。他們與以前的軍官不同，不會再例行公事般地用拉丁文記錄他們的建築項目，也不會為家庭成員樹立墓碑以寄託相思之情。約克郡沿海某處有一座信號台，是為數不多的可以肯定為軍隊在4世紀晚期修建的建築，其題銘幾乎不是拉丁文。此外，軍餉在4世紀日益以實物的形式發放，軍人的平均收入大不如從前，這些也促成了碑銘的習慣不再持續。

  君士坦丁時代另一個重大發展是基督教的興起。在4世紀以前，基督教是羅馬帝國境內為數眾多的東方密教之一種。與其他東方密教，如軍人中盛行的密色拉教相比，基督教對所有人開放，因而具有包容性；但它要求信徒只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而拒絕其他任何神祇，因而又有排他性。基督教的密教特點在羅馬統治者看來表現為可疑的秘密結社，而它的排他性又與羅馬的傳統宗教相衝突，與象徵帝國政治統一的帝王崇拜尤其不協調。基督徒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時期遭到嚴厲迫害，君士坦提烏斯曾接到命令，應消滅高盧和帝國西部的基督教，但他只摧毀了一些教堂，而沒有主動、積極地迫害其信徒。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頒布敕令，寬容一切宗教，事實上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本人是否信仰基督教，向來被歷史學家爭論不休，他在生命即將結束時才皈依了基督教，因而在基督教傳統中成了「君士坦丁大帝」。他死後，儘管出現了一些恢復原有的羅馬宗教的企圖，但到4世紀末成為泡影，因為狄奧多西皇帝把基督教奉為國教，並禁止了一切異教崇拜。

  314年，即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後的第1年，在高盧境內的阿爾勒召開了教會會議，來自倫敦、約克和林肯的三位不列顛主教出席了這次會議，因此，早在4世紀前半葉，基督教的教階制度已經在不列顛確立起來。在360年義大利里米尼（Rimini）召開的教會會議上也有三位不列顛主教出席，由於沒有私人捐助，他們的旅行費用須由國家承擔，他們也不願接受別人的捐助，理由是欠國家的錢比欠個人的錢更神聖。這或許反映出：不列顛教會相對而言規模較小，也比較貧窮。儘管有這些文獻記載，考古的發現卻很難確證在不列顛城市中有教會存在。倫敦塔附近發掘出一座長方形廊柱大廳，被當做4世紀晚期倫敦的大教堂，但它用作世俗用途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林肯發現的一座小型木質建築也被視為教堂。必須指出，由於沒有文字佐證，對這些考古發現的斷代和性質，都有很大的商榷餘地。相比之下，與基督教有關的考古發現在農村地區顯得更豐富、更可靠，例如前一章所述鄉間別墅中基督教主題的壁畫和馬賽克畫。此外，劍橋郡的沃特牛頓小鎮發現了4世紀晚期基督徒使用的一些金銀器，屬於專門獻給一座教堂的供物，上面帶有銘文，其中一條提到「主啊，我匍匐在此，敬畏你的聖所」。在另一塊異教風格的還願板上，除了刻有代表基督的XP的醒目字樣，還刻有「主的女僕實現了她的誓願」（Amcilla votum quod promisit conplevit）。這種銘文在異教的還願板上是經常出現的，現在卻用來表達基督教的信念。有限的考古發現似乎表明，在4世紀，城市的基督教化程度不高，在鄉村地區反而比較活躍，這可能與這一時期城市的萎縮有關。

  君士坦丁在不列顛稱帝，且一開始以特里爾為其統治中心，但在宣布基督教合法以後，他的興趣和注意力開始從帝國西部轉往東部，並在324年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羅馬帝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這對歐洲的古代晚期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如此，君士坦丁似乎沒有忘卻不列顛，他至少回來過一次，羅馬帝國在倫敦的造幣廠發行過紀念他回來的錢幣。他在315-318年間還接受過「Britannicus Maximus」的名號，這意味著他在這裡取得了一次軍事勝利，但究竟是鎮壓了一次叛亂、還是擊退了北方的皮克特人或其他外來入侵者，迄今已無法知曉了。

  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羅馬帝國再次分裂。他的長子君士坦丁二世分到了不列顛、西班牙和高盧，但後來與其弟君士坦斯（Constans）發生爭執，於340年入侵義大利，很快被殺。兩年後，不列顛的政情顯然惡化，君士坦斯不得不在343年仲冬時節出巡不列顛，具體原因並不清楚。皇帝巡視後不久，後來成為皇帝的瓦倫提尼安（Valentinian）的父親曾以將軍（comes）的身份來到不列顛，目的同樣不明。350年，君士坦斯死於宮廷政變，他在高盧的一位野戰軍將領馬格嫩提烏斯（Magnentius）篡得王位，統治了西部。據說此人的父親是不列顛人，母親是法蘭克人。他建立的分裂王國以擁護基督教的正統派自居，公然挑戰君士坦丁的另一個兒子、統治帝國東部的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所支持的阿里烏教派（Arianism）。君士坦提烏斯二世3年後擊敗了馬格嫩提烏斯，他派了一名素以奸詐聞名的宮廷官員保路斯（Paulus）前往不列顛，此人陷害對手的手段如同鏈條般周密，故得諢名「鏈條」（Catena）。他對那裡曾經支持篡位者的人瘋狂報復，許多無辜者受株連。不列顛大區的代理官馬提努斯（Martinus）在絕望之中試圖刺殺保路斯，但一刺未中，只得當場自殺。馬格嫩提烏斯看來在不列顛有不少追隨者。

  保路斯的迫害雖然血腥，但涉及面恐怕不會越出社會上層。放眼整個羅馬帝國，蠻族的大規模入侵已經開始，對帝國的經濟生活造成了廣泛破壞。相對而言，偏安一隅的不列顛此時還沒有受這股浪潮的波及，正因為如此，這個島上的原料和穀物等資源日益為帝國所看重。355年，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任命朱利安為凱撒，派他去高盧管理帝國西北事務。朱利安很快發現那裡的官員中飽私囊；更要緊的是，蠻族人阻礙了海路交通，使不列顛無法向駐守萊茵河的軍隊直接運輸糧草，而只能把穀物先運到高盧，再通過陸路運往日耳曼。為了打開沿萊茵河的供應路線，朱利安打了幾次大仗，終於在359年將這個難題基本解決。然而，不列顛本地的問題卻剛剛開始。

  北部邊境自哈德良長城建好以來享有的和平正在消逝，據阿米亞努斯記載，360年冬，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撕毀了與羅馬帝國簽訂的和約，而入侵不列顛大區。在阿米亞努斯著作的傳世手抄本中，「蘇格蘭人」一詞只剩下後半部，人們一般認為它是「蘇格蘭人」，但也有人認為是「阿塔科特人」，後者來自愛爾蘭，古代作家說他們是食人生番。朱利安派了他的騎兵大將軍盧皮奇努斯（Lupicinus）去對付，至於這位將軍在不列顛戰果如何，史料無記載，但肯定沒有獲得長久效果。朱利安後來去和波斯人打仗，於363年死在東方。次年，瓦倫提尼安成了帝國西部的皇帝，此時，「戰爭的號角幾乎響徹整個羅馬世界，最野蠻的部落紛紛起來肇事，襲擊他們附近的邊境。在同一時間內，阿拉曼人搶劫了高盧和里提亞……皮克特人、撒克遜人、蘇格蘭人和阿塔科特人用不間斷的災難騷擾不列顛人」。但從考古材料來看，這些災難似乎並沒有讓不列顛那些鄉間別墅受到影響，它們仍然發展。

  「不間斷的災難」在367年阿米亞努斯所謂的「蠻族人的合謀」（conspiratio barbarica）中達到頂點，當時，眾多蠻族共同對羅馬帝國發動了進攻。皮克特人和蘇格蘭人蹂躪了不列顛，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劫掠了高盧。羅馬設在邊境地區的偵察兵（areani）看來串通了蠻族，讓他們輕易越過了邊境，並伏擊俘獲了不列顛的將軍弗洛夫奧德斯（Fullofaudes）、殺死了「濱海統帥」（comes maritimi tractus）尼克塔里杜斯（Nectaridus）。「濱海統帥」也許就是《百官志》中提到的「撒克遜海濱統帥「(comes litoris Saxonici),」撒克遜海濱」是不列顛東南部從3世紀初開始建造的一批海岸防禦要塞，它們最終合併在一個體系下，由一位統帥管理。不過，其命名為「撒克遜海濱」，究竟是因為這裡的海岸線受到了撒克遜人的襲擊，還是因為這裡居住著撒克遜人，相關爭論在學術界仍然懸而未決。

  這次入侵，蠻族可能是在一位首領的協調下發動的，但不大可能結成長久的聯盟作戰。入侵的動機今天已不可考，只能依靠猜測，大概是為了搶奪財富或通過戰事鞏固自己在族人中的地位。他們深入到哈德良長城以南地區，殺人、放火、搶劫。瓦倫提尼安先後派了他的宮廷大臣和騎兵大將軍前往平定，但都沒有效果。最後，他派出「軍事統帥」（comes rei militaris）狄奧多西（Theodosius），從頭銜上看，「軍事統帥」不是常設職位，應該是針對特別行動臨時授予的。狄奧多西帶了野戰軍的四支部隊約2000人從布洛涅港出發，一抵達倫敦附近就遇到被大量戰利品拖累的流寇。在扣留了部分戰利品後，他進入倫敦，並在那裡過冬。他利用冬季的休整時間擴充軍隊，對以前的逃兵既往不咎，重新召集回來。次年，他通過海陸兩路向蠻族發兵，最終恢復了秩序，並解散了被蠻族買通的偵察兵。阿米亞努斯異常詳細地記載了狄奧多西的功績，在他寫作的時候，羅馬皇帝叫狄奧多西一世，正是狄奧多西將軍的兒子，所以，關於這次「蠻族人的合謀」的記載，就有可能是言過其實。

  在羅馬帝國晚期，不列顛仍被用來流放政治犯。潘諾尼亞人瓦倫廷（Valentinus）因今人不知的罪名被流放到不列顛，他立即利用這個機會聯絡不列顛的其他流放者甚至軍隊，起來反對瓦倫提尼安；這次叛亂也被狄奧多西平定。372年，瓦倫提尼安又把美因茨附近一位阿拉曼人的王派到不列顛當司令，因為當時不列顛軍隊中已有了一支強大的阿拉曼人組成的分隊。

  375年瓦倫提尼安死後，其子格拉提安（Gratian）取得對帝國西部的統治權，格拉提安遂任命狄奧多西將軍之子狄奧多西一世為帝國東部皇帝。然而，不列顛駐軍認為他們的一個統帥比格拉提安更勝任皇帝之位，383年，他們擁戴西班牙人馬格努斯·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為他們的皇帝。馬克西穆斯立即動身前往歐陸與格拉提安一爭高下；格拉提安是被自己手下人殺死的，但到388年，狄奧多西一世擊敗並殺掉了馬克西穆斯。

  馬克西穆斯離開不列顛時帶走了那裡能帶走的一切駐軍，他死後，這些軍隊再也沒有返回不列顛，這樣，不列顛就暴露給西北方的蘇格蘭人和北方的皮克特人，他們得以放肆地襲擊和搶劫。到394年，狄奧多西一世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但他次年就去世了，羅馬帝國由他的兩個兒子繼承：阿卡迪烏（Arcadius）統治東部，霍諾里烏（Honorius）治理西部。霍諾里烏成了統治不列顛的最後一個合法的羅馬皇帝。

  此時，整個帝國的真正領導人其實是步兵大將軍斯提利科（Stilicho），將軍的父親是汪達爾人，他自己是狄奧多西一世的女婿，又是霍諾里烏的岳父。他大約在388-389年間採取軍事行動，取得了對撒克遜人、皮克特人和蘇格蘭人的勝利，但這件事保存在恭維他的詩歌中，從詩歌文本看不出勝利是出自斯提利科的親征，還是他派遣手下人在不列顛獲得的。大約在398年，也許是斯提利科為不列顛設置了一個新軍職——「不列顛統帥」（comes Britanniarum），《百官志》上說此統帥管轄一支野戰軍，其中一半以上是騎兵，這支軍隊似乎是專門為不列顛的軍事行動徵募的。進入5世紀，羅馬帝國疲於應付愈演愈烈的蠻族入侵，形勢竟至急轉直下，不列顛一下成了可以抽調人馬去捍衛帝國心臟的根據地了。401年，斯提利科從不列顛調走一些駐軍，去對付西哥特人。從379年開始，不列顛發行的羅馬錢幣已銳減，在不列顛大量發現的、最晚的羅馬錢幣鑄於402年左右，錢幣主要用來支付軍餉，所以，這可以視為是斯提利科從不列顛撤軍的佐證。如果還剩下任何軍隊，那麼也在407年追隨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前往高盧爭奪帝位去了。

  西羅馬帝國已經風雨飄搖，帝國首府從米蘭遷到義大利東北的拉文納，這裡的偏僻沼澤或許能讓霍諾里烏感到一絲安全；他再也無心過問不列顛了。由於君士坦丁三世抽走了軍隊，不列顛人只能自己組織武裝，對抗蠻族的入侵。羅馬法禁止行省人民自立武裝，但此時不僅不列顛居民這麼做，大陸上的一些克爾特人也這樣做。在408至409年，不列顛人發動了一次起義，趕走了羅馬官員。410年，霍諾里烏寫信給不列顛人，授意他們保護自己。至此，那套互惠互利的庇護體系在不列顛停止運轉了，不列顛人再也無需納稅供養羅馬駐軍了，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徹底落幕。

  但羅馬對不列顛的影響並未戛然而止，如同公元43年以前羅馬的影響已經逐漸增強，410年以後羅馬影響也是逐漸消失的。要等到兩三代人以後，人們對羅馬行省的記憶才會終結。生活在6世紀中葉的不列顛北部編年史家吉爾達斯，對羅馬以後不列顛的發展做了最直接和最翔實的報導，不過，這位基督徒所寫的，與其說是歷史，倒更像是宗教說教——他想證明為什麼在不列顛發生的事是神對人的懲罰。除了這份文獻，只有屈指可數的考古材料來說明這個時期的情況了，故對於羅馬之後的不列顛，只能模擬一個模糊的輪廓。

  羅馬人走後，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再次入侵，最終造成殺戮遍野、城市荒蕪。不列顛人無奈之下，於446年最後一次向正在高盧的一位羅馬將軍寫信求援：

  野蠻人把我們趕進大海；大海又把我們趕回野蠻人那裡。在這兩種死法中，我們不是被殺死，就是被淹死。

  此信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回應。一些不列顛人繼續抵抗，他們藏進山林洞穴之中，最終擊敗蠻族人，享有了一段時間的和平與繁榮。但好景不長，一場瘟疫後，蠻族人再度入侵；不列顛人召開會議，商討禦敵之道，這說明，當時仍有某種形式的政府存在，仍可能按照羅馬的行事方式運行。一位領袖採用了前人的先例，把撒克遜人請來對付不列顛的敵人，條件是劃出一些土地給撒克遜人定居。撒克遜人獲勝後，卻反過來攻打不列顛人，並把自己的族人大量引入不列顛。他們似乎逐步控制了不列顛東部；但這些事件的順序如何，學界有很多爭論，恐怕永遠也不會有定論。

  最後，不列顛人開始重組，聽命於安布羅修斯（Ambrosius Aurelianus），他大約於493年在巴頓山（Mount Badonicus）擊敗了撒克遜人。安布羅修斯很可能是羅馬化的不列顛貴族後代，可以說是英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羅馬人。他的勝利將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的均勢維持了半個多世紀：不列顛人控制西部和北部，撒克遜人則在南部和東部建立起新的優勢。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民間傳說中的亞瑟王，恰恰在巴頓山打敗了入侵者，但亞瑟王的歷史真實性卻得不到信史的確認。亞瑟王傳說是一個克爾特傳統，在中世紀流傳；中世紀的亞瑟王是一個顛倒眾生的偶像，他被賦予許多中世紀騎士的特徵，反倒失去了原來應該具有的羅馬不列顛背景。無論如何，在吉爾達斯看來，安布羅修斯象徵著羅馬不列顛的終結，他是對的。577年，撒克遜人在今天格洛斯特郡的德哈姆（Dyrham）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一舉奪下格洛斯特、賽倫塞斯特和巴思三座城市。至此，延續某種程度的羅馬不列顛的企圖，也就徹底破滅了。

  羅馬不列顛的終結也是整個羅馬帝國斷裂、沉淪和衰亡的一部分。但任何終點也都是起點，經過一系列的傳承、更新和轉型，基督教世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不列顛也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

  羅馬官員離開後，不列顛與羅馬世界的聯繫主要是通過基督教會來實行的。基督教不再是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時期的受害者，相反，隨著君士坦丁將其合法化，它迅速積累起大量的財富和政治權力，影響一下遍及整個帝國，而它完善的組織結構又使它成了羅馬帝國的國中之國。羅馬行政體系中的很多術語被基督教採納了，比如，diocese從「大區」變為「主教區」，vicarius從大區「代理官」轉化為「主教代理」，decuriones從「市元老」演變成「助祭」，諸如此類。但統一的組織結構不能保證信徒的信仰一致，從一開始，這個宗教就被教義分歧拉扯得四分五裂，有時甚至達到流血的程度。

  不列顛出生的貝拉基（Pelagius）曾在這方面大出風頭。他在380年離開動亂的故土前往羅馬學習，企圖有所建樹。他的思想比較自由，對原罪的教義持有異見；他否認奧古斯丁的觀點，奧古斯丁認為，人在亞當夏娃偷吃禁果後喪失了自由意志，必須通過上帝的恩典才能獲救，而上帝的恩典是預定的，取決於上帝的抉擇。貝拉基卻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主張人可以選擇行善，由此決定自己的命運，干預上帝的判決。這個異端見解在教會內引起了極大爭議，奧古斯丁神學體系中最有影響的部分就是在與貝拉基的辯論中形成的。貝拉基能被奧古斯丁當做對手，其修養自然不俗；不過，他的論敵常常用針對蠻族人的羞辱性語言對他的不列顛出身大加嘲弄，稱他為「大傢伙」「山區鄙人」「細脖子的巨人」「灌滿了愛爾蘭稀粥的愚人」。這些稱謂讓人想起凱撒當年對不列顛人的敘述，可見，即使到羅馬帝國晚期，不列顛仍然受到明顯的歧視。離散在外的不列顛人，哪怕擁有貝拉基這樣的教養，仍無法逃脫被歧視的命運。

  貝拉基雖然不在不列顛生活，但他的學說在故土有極大影響，那裡的教會沒有能力反駁這種異端，就向高盧主教求助，請他們派人來肅清流毒。429年，即不列顛脫離羅馬世界近20年後，高盧主教會議委派歐塞爾（Auxerre）主教聖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率領一個主教團訪問不列顛，與當地的貝拉基分子進行辯論，辯論地點應當在聖奧爾本斯。

  按照聖日耳曼努斯傳記作者的說法，貝拉基的擁護者首先陳述自己的觀點，他們言辭空洞、漫無目的，而高盧主教一開口便是「滔滔雄辯和來自使徒和福音傳道者的隆隆雷鳴」，於是貝拉基分子敗下陣去。日耳曼努斯接著治癒了一位盲女，她是當地顯貴的女兒，其父有平民官頭銜。之後，日耳曼努斯不慎摔跤受傷，「正當他在一間屋裡休息時，周圍房屋著了火。不過，烈焰雖然吞噬了周圍一切，他所在的屋子卻完好無損。此後，日耳曼努斯又治癒了許多病人，他自己最終也神奇痊癒了。」這時，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來襲，以前當過兵的日耳曼努斯又率領不列顛人與之作戰，此次戰役看來發生在北威爾斯。這位聖徒打仗之前為軍隊集體施洗，並教導士兵打仗時跟著他高呼「哈利路亞」（意即「讚美上帝」）。這一招真把蠻族人嚇得掉頭逃竄，日耳曼努斯由此教導了不列顛人：以正確的信仰崇拜上帝，收效可以立竿見影。最後，他向民眾布道，要他們懺悔自己的罪孽。這個故事不僅表明教會組織此時已在不列顛建立起來，更生動地透露出，基督教世界雖說衍生於羅馬世界，但它的氣質和風格已與舊的世界迥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