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對 抗

  在事關正確與錯誤或正義與邪惡時，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是立場鮮明、決不妥協的。他骨子裡的「決不動搖」原則，是一百年前從英國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帶過來的，此前兩百年，他的祖先從蘇格蘭西海岸把長老會理念帶到了北愛爾蘭。

  在遇上邪惡時，忍耐意味著寬容，寬容意味著姑息，姑息意味著屈服。這是他絕對不會去做的。

  他讀到私家偵探的報告和那個塞爾維亞人的證詞，獲悉里基·科倫索的死亡詳情後，他下定決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對此事負責的那個人帶到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他的國家，來接受法庭的審判。

  在所有讀到過那份報告，接到過國務卿鮑威爾和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聯名命令的情報機關人員中，只有他幾乎把這件事當成了自己的私事在辦，但他的部門沒有關於佐蘭·季利奇目前狀況的情報，因此他也沒什麼辦法。

  作為最後的一個措施，他把這個塞爾維亞惡棍的一張正面照片轉發給聯邦調查局駐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這張照片遠比任何新聞媒體資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雖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潔女工提供給復仇者的那張一樣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據中情局情報站長的命令，有人在貝爾格勒用一架長焦距照相機拍攝到了季利奇，當時，不喜歡拋頭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維奇政權的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

  這張照片拍攝到的畫面是季利奇剛剛從汽車裡出來，正好挺直腰杆，抬頭面向四分之一公里之外他所看不見的鏡頭。在美國駐貝爾格勒使館，聯邦調查局從中情局同事那裡得到了一張洗印出來的相片，於是兩個情報機關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從廣義上說，中央情報局在美國之外開展行動，而聯邦調查局則在國內活動。除此之外，在反間諜、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調查局必須積極廣泛地與外國，尤其是盟國合作，因此它在國外也派駐法律隨員。

  看上去，法律隨員似乎是某種外交任命，是對國務院負責的。其實不然。這種法律隨員其實是美國使館內的聯邦調查局代表。現在，他們都收到了由副局長弗萊明發送過來的這張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獲得一次幸運的突破。這個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扎伊德警官帶來的。

  穆沙·本·扎伊德，要是別人問起來，也會回答說自己是一個好男人。他為自己的酋長，即杜拜的馬克土穆酋長服務，忠心耿耿，拒收賄賂，崇敬真主，按章納稅。如果他在暗地裡把有用的情報傳遞給美國使館裡的朋友，那麼這只是他的祖國與盟國之間的合作，不能與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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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的這一天，在室外的氣溫達到攝氏三十八度的時候，他正在美國使館開著空調的涼爽的大堂里，等待著他的朋友過來帶他出去吃午飯。他的目光游離到了那塊告示板上。

  他站起來，走了過去。那個告示欄通常寫著一些事件和活動通知、客人的抵離日程安排，以及參加各種俱樂部的邀請。其中有一張照片，還附有一個問句：「你見過這個人嗎？」

  「嗯，你見過嗎？」在他身後一個歡快的聲音問道，一隻手也同時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爾·布倫頓，他的聯絡人，今天中飯的主人，美國使館的法律隨員。他們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見過，」警官說，「兩個星期之前。」

  布倫頓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鮮館可以等一會兒再去。

  「到我的辦公室去。」他提議。

  「你還記得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嗎？」回到辦公室里後，調查局的這位代表問道。

  「當然記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馬角走訪親戚。當時我正在法賽爾路上。你知道這條路嗎？就是城外的那條海濱大道，在老城區和海灣之間。」

  布倫頓點點頭。

  「嗯，當時一輛卡車正倒車駛入一個狹窄的建築工地。我不得不停車。我的左邊是一個露天咖啡館。有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其中就有這個人。」扎伊德朝放在法律隨員辦公桌上的那張照片做了一下手勢。

  「不會搞錯吧？」

  「不會。就是這個人。」

  「他與其他兩個人在一起？」

  「是的。」

  「你認識那兩個人嗎？」

  「一個只知道名字。另一個只見過面。知道名字的那個人叫鮑特。」

  比爾·布倫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弗拉基米爾·鮑特實際上並不需要向東方或西方的任何情報官作介紹。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個頭號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出生於杜尚別的塔吉克斯坦人，但他精通下層社會的手段。俄羅斯人簡直可以算是這個星球上最強烈的種族主義者，在前蘇聯時期，曾把所有非俄羅斯共和國的外來居民統統稱為「黑人」。只有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才能逃避這種稱呼，上升為與俄羅斯人平起平坐的等級。對於一個有一半塔吉克斯坦血統的人來說，能畢業於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訓基地——莫斯科軍事外語學院，並爬上少校軍銜這種地位，確實是不同尋常的。

  他被分配到蘇聯空軍的航空運輸團，那是一個把軍火賣給反對西方政權的游擊隊，或第三世界政權的秘密組織。他會說葡萄牙語，所以在安哥拉內戰中起了重要作用。他還在空軍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關係。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局面混亂了好幾年，部隊的司令官們紛紛把他們能夠得到的軍事裝備廉價賣了出去，軍事管理體系分崩離析。鮑特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購進了他自己部隊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飛機，開始從事航空包機和運輸業務。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鄉。阿富汗內戰開始了，就發生在他的祖國塔吉克斯坦的國境對面，其中一個主要的權力爭奪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將軍。這位野蠻的將軍所需要的唯一「貨物」是軍火。鮑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時奧斯坦德露面，這裡是經由比利時前殖民地、一直戰火紛飛的剛果進入到非洲市場的便利之地。他的供應源源不斷，前蘇聯龐大的武器庫仍在按虛構的體系運轉著，他的新客戶中有盧安達和蒲隆地大屠殺的兇手。

  最後，他把比利時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於是他被趕出了奧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時，他出現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給互相交戰的安哥拉政府和游擊隊。但在納爾遜·曼德拉當上南非總統之後，他在那裡的形勢也開始變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離開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聯露面並在沙迦安頓下來。英國人和美國人把他的檔案放到了阿聯當局的面前，於是在比爾·布倫頓與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國使館辦公室之前的三個星期，鮑特已經再次被攆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著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並在那裡定居下來，在工商會大樓里搞了一個套房。人口僅四萬的阿治曼，沒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業，與沙迦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對比爾·布倫頓來說，這次目擊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上司柯林·弗萊明會對這個失蹤的塞爾維亞人感興趣，但這份報告肯定能使他獲得胡佛大廈的讚賞。

  「那麼第三個人呢？」他問道，「你說你見到過他？記得是在什麼地方嗎？」

  「當然了。就在這裡。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爾·布倫頓認為他在這一天得到的驚天消息就此結束，那麼他錯了。他感覺到他的胃部在攪動。他仔細地從辦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屜里拿出一本卷宗。這是使館工作人員的簡明花名冊。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猶豫地指向文化隨員的那張臉。

  「就是這個，」他說，「他就是坐在桌子邊的第三個人。你認識他？」

  布倫頓當然認識他。美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並不多，但這位文化隨員是一個大忙人。這是因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護之下，他實際上是中情局駐阿聯的情報站站長。

  來自杜拜的消息使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怒火中燒。倒不是因為蘭利[12]的人跟弗拉基米爾·鮑特那樣的人搞在一起。這也許是情報收集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的手段。使他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個高官顯然對國務卿柯林·鮑威爾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級司法部長說了謊[13]。這麼做顯然打破了許多規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誰破了這些規矩。他打電話到蘭利，要求緊急會晤。

  弗萊明以前見過這個人。他們曾當著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的面發生過牴觸和摩擦，但沒有傷及感情。對手之間偶爾還能互相吸引，但這次不同了。

  保羅·德弗羅是早先麻薩諸塞州的貴族後裔。他出生在波士頓的一個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學之前就顯示出他的聰敏才智，之後順利地就讀于波士頓高等專科學院，那是美國最負盛名的耶穌會學術機構之一。他以最優異的成績畢了業。

  波士頓高專的導師們對他的評語是，一個優秀人才，如果沒有成為資深學者，那麼有一天肯定會加入耶穌會。

  他攻讀的是人文科學的文學學士學位，主攻哲學和神學。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常常與他的資深神學導師一起就教義的概念問題討論到深夜。

  一九六六年時他十九歲。那是冷戰的高峰時期，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浪潮似乎能席捲第三世界，把西方留在一個遭到圍困的孤島上。就在那時候，教皇保羅六世懇求耶穌會承擔起向無神論挑戰的先鋒隊任務。

  對保羅·德弗羅來說，這兩者是一回事：無神論並不一定是共產主義，但共產主義一定是無神論。他將為他的國家服務，但不是在宗教界或學術界，而是在另一個領域。在鄉村俱樂部里，他父親的一位同事介紹過來的一個抽菸斗的人，安靜地向他提出了這個建議。

  在從波士頓高等專科學院畢業後一星期，保羅·德弗羅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報局。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富有詩意、明媚燦爛、充滿自信的開端。醜陋的真相後來才慢慢顯露。

  由於他的顯貴背景和熟人關係，他在這個集團里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聰明才智挫敗了其他人的嫉妒。隨著時間流逝，他還證明在中情局裡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開的品質：忠誠。因此，其他許多錯誤都可以得到寬恕。

  他在三個主要部門裡都工作過，行動、情報（分析）、反情報（內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隨著約翰·多伊奇局長的到來而遇到了阻礙。

  這兩個人互相看不慣。這種事情很常見。多伊奇沒有情報工作的背景，他是最近經過一系列政治任命而走馬上任的。他知道，能流利地說七門語言的德弗羅暗地裡看不起他，他這麼認為也許是對的。

  德弗羅認為，中情局新局長是來自阿肯色州的那個新總統任命的政治正確的傻瓜。雖然同是民主黨人士，德弗羅一點都不欣賞這個新總統，這還是在莫妮卡·萊溫斯基事件之前。

  多伊奇和德弗羅本來就不是一對天造地設的搭檔，後來，在德弗羅為駐南美的一個部門負責人進行辯護時，他們的關係徹底破裂了。那個南美分支被指控與品行敗壞的線人合作。

  當時，除了幾個老派人物還在留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好時光」，整個中情局已經體面地完全接受了第12333號總統令。這個總統令是由隆納·雷根總統發布的，禁止任何「終結」行動。

  德弗羅有相當多的保留意見，但他的級別太低了，不會引起上面的重視。在他看來，在一個各方都在秘密收集情報的根本談不上完美的世界裡，有時候會出現叛徒或相當於叛徒的人，作為一種預防措施，這樣的敵人也許不得不被「終結」掉。換句話說，為了保留十條命，也許必須終結一條命。

  至於是否要「終結」的決策，德弗羅認為，如果局長本人並不足以被高層委付做出這種決定，那麼他根本不配當局長。

  但柯林頓當政時期，對政治正確的強調過了頭。以資深特工的觀點來看，為了政治正確，就下令不准採用名聲不好的人傳遞過來的情報，這簡直是在亂彈琴，無異於要求把情報來源局限在僧侶和唱詩班孩子身上。

  德弗羅手下這位負責南美情報官，僅僅因為使用了前恐怖分子提供的一個現行恐怖分子的情報而面臨處分，眼看前程即將毀於一旦；德弗羅寫了一份極其尖酸刻薄的報告為他辯護，引得它像前蘇聯的非法手抄本一樣在行動部職員中間爭相傳閱。

  多伊奇就此事要求德弗羅走人，但副局長喬治·特內特提議要謹慎行事。結果走掉的是多伊奇，由特內特本人頂替。

  一九九八年夏天，非洲的兩座美國使館被炸了。這事使得這位新局長需要啟用更潑辣更高效的知識分子。

  即使是最底層的清潔工也知道，自一九九一年冷戰結束之後，新的戰爭形態主要是與持續成長的恐怖主義作鬥爭，而在中情局內，直接負責此項行動的機構就是反恐中心。

  保羅·德弗羅此時並沒在反恐中心工作。因為他熟練掌握的幾門外語之一是阿拉伯語，他曾三次出任阿拉伯國家的情報官，所以當時他是中東處的第二把手。

  美國駐非洲的兩個使館挨炸後，局裡把他從中東處抽調出來，負責一個小小的專業工作組，只向局長本人報告。這項工作被叫做「游隼行動」，源自在獵物上空靜靜地盤旋著的隼鳥，這種捕獵者在確信能給獵物以致命一擊時，才以可怕的速度和準確性突然降臨。

  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德弗羅可以沒有限制地使用來自任何渠道的情報，只要是工作所需。他還有一個小小的專家組。作為他手下的二號人物，他選擇了凱文·麥克布萊德——不是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而是經驗豐富，工作積極，忠心耿耿的實幹家。現在，正是麥克布萊德接聽了這個來自胡佛大廈的電話，他用手捂住聽筒。

  「是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來電，」他說，「聽口氣好像很不高興。我迴避一下吧？」

  德弗羅做手勢讓他留下來。

  「柯林……我是保羅·德弗羅。有什麼事嗎？」

  聽著聽著，他的眉頭皺了起來。

  「好的，我認為見面談比較好。」

  見面地點是一座安全房，適合於爭論。這裡每天都會「打掃」竊聽裝置，每一個字會錄下來，以供與會人員知曉。

  弗萊明把比爾·布倫頓的那份報告扔到了德弗羅的鼻子底下，讓他去看。這位阿拉伯問題專家的臉保持著無動於衷。

  「那又怎麼樣？」他問道。

  「請不要告訴我，杜拜的那位警官搞錯了，」弗萊明說，「季利奇曾經是南斯拉夫最大的軍火走私者。他離開了，消失了。現在他被人看見與海灣和非洲地區最大的軍火販子在一起。這並不奇怪，完全符合邏輯。」

  「我做夢也不想否認這個邏輯。」德弗羅說。

  「你們負責阿拉伯灣地區的人也摻和在一起。」

  「中情局負責海灣地區的人，」德弗羅柔和地說，「你為什麼找我？」

  「因為你實際上在主管中東，雖然說起來你是第二把手。因為中情局在海灣的所有情報官都會向你匯報。因為即使現在你是在搞某個特別項目，但這種形勢並沒有改變。因為我非常懷疑兩個星期之前，並不是季利奇首次踏上那片土地。我的猜測是，當上頭的那個命令下達時，你確切地知道季利奇在什麼地方，或者至少知道他將會在海灣出現，可以在某一天去把他抓獲。但是你什麼也沒有說。」

  「那又怎麼樣？在我們的工作中，懷疑離證明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朋友，這事比你認為的更為嚴重。不管怎麼說，你們的特工在與已知的罪犯、最骯髒的惡棍同流合污。這是違反規定的，絕對違反所有的規定。」

  「好吧。一些愚蠢的規定已經被違反了。我們的事業可不是那些大驚小怪、膽小怕事的人能幹的。即使調查局也應該明白容小惡而行大善。」

  「用不著你來教訓我。」柯林·弗萊明厲聲說。

  「我盡力吧，」德弗羅拖長聲調說，「好吧，你坐立不安了。這事你打算怎麼辦？」

  再也沒有必要講究禮貌了，雙方已經撕破了臉。

  「這事我決不會放任不管。」弗萊明說，「這個季利奇罪大惡極。你肯定也讀到過那個報告，知道他對喬治城的那個小伙子犯下的暴行。但你們在同流合污。你知道季利奇能做什麼，也知道他已經做了什麼。都記錄在卷宗里，而且我知道你肯定已經讀過了。有證詞說，他曾經把一個不肯捐錢的小店老闆倒吊在距兩條電棒十幾厘米的地方，直至那人腦袋沸騰。這是個殺人魔王。你們到底為什麼要使用他？」

  「假如我確實在使用他，那麼這事也是保密的。即使對於聯邦調查局副局長也是如此。」

  「拋棄那個惡棍。告訴我們，他在哪裡。」

  「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柯林·弗萊明氣得渾身發抖。

  「你怎麼可以這樣傲慢？」他喊道，「早在一九四五年，在被占領的德國，我們就不與納粹來往，儘管他們也反對共產主義。我們決不應該那麼做，我們決不應該去與那些豬玀沾邊。在當時這是錯誤的，在現在也是錯誤的。」

  德弗羅嘆了一口氣。這事正在變得令人討厭，而且毫無意義。

  「別給我上歷史課了，」他說，「我重複一遍，這事你打算怎麼辦？」

  「我要把我知道的事報告你們的局長。」弗萊明說。

  保羅·德弗羅站了起來。談話應該結束了。「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去年十二月時我也許會被你嚇倒，被你的火烤焦。但今天我水火不侵。時代不同了。」

  他的意思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時，總統是還比爾·柯林頓。

  在佛羅里達州計票站的一陣混亂之後，喬治·W.布希於二〇〇一年一月宣誓就職總統，他最熱情的支持者就是現任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

  而且圍繞在喬治·特內特身邊的那些高官們不希望看到「游隼計劃」失敗，有人剛剛把柯林頓的規定扔進了垃圾箱。不管怎麼說，他們自己也常常做些不太符合道德標準的事。

  「這事還沒有結束，」弗萊明朝著離去的背影喊道，「他會被找到的，會被抓回來，只要我還能盡上力，我就不會放棄。」

  在返回蘭利的路上，德弗羅在汽車裡回想著這句話。如果沒有建立起警戒的雷達，他是不可能在中情局這個蛇窩裡混上三十年的。他剛剛樹立了一個敵人，一個也許很糟糕的敵人。

  「他會被找到的。」由誰去找？怎麼去找？胡佛大廈的這位道德學家又能怎樣「盡上力」？他嘆了一口氣。小心不為過，要繃緊警惕的弦。他將不得不像一隻獵鷹那樣注視著柯林·弗萊明……或者說，像一隻游隼。這個玩笑使他高興了，但是他沒能高興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