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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台罪己詔》:一代雄主的最後懺悔

2024-10-09 03:47:29 作者: 王覺仁

  一場接一場由巫蠱引發的大獄,把整個大漢帝國攪得血雨腥風。

  天下的官吏和百姓眼看著只要涉及巫蠱,無不一告一個準,於是有樣學樣,紛紛以巫蠱為名相互構陷、指控,都想利用這個由頭把平日裡有仇的或看不順眼的人搞死。

  所幸,朝廷有關部門在經歷這麼多血的教訓後,已變得慎重起來,對於民間提告的巫蠱案都進行了翔實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指控都是子虛烏有,純屬栽贓陷害。

  武帝劉徹得知這些情況後,不禁回想起了太子。直到此刻,武帝才漸漸開始悔悟,覺得太子的確是在江充的逼迫下,因惶恐無措才起兵,其實並無謀反之心。

  恰在此時,一個叫田千秋的管理高祖宗廟的小官,給武帝上了道奏章,替太子鳴冤叫屈,說:「兒子擅自調動父親的軍隊,頂多就是受一頓鞭打。假如天子的兒子誤殺了人,該當何罪?難道還要拿命相抵嗎?微臣曾經夢見一個白頭老翁,教臣向皇上說這番話。」

  平心而論,田千秋這幾句話實在沒什麼理論水平,既沒有嚴謹的邏輯,也沒有動人的情感,甚至連古人最擅長的引經據典都沒有,無非就是替太子喊個冤罷了。

  可是,人的運氣就是如此奇妙。田千秋喊的這一聲冤,恰好就在武帝心有悔悟的當口,所以武帝就聽得特別入耳,乃至特別入心,比那些碩學鴻儒的高頭講章都好使。

  武帝看完奏章,頓時「大感寤」,隨即召見了田千秋,十分感慨地說:「父子之間,外人難以進言,而唯獨田卿敢言明其中道理。這一定是高皇帝(劉邦)託夢給你的,讓你如此教朕。田卿應該擔任朕的輔佐大臣。」

  就這樣,這個原本寂寂無名的芝麻官田千秋,選擇在一個妙到毫巔的時機說了幾句恰到好處的大白話,便博得了武帝的賞識和重用,旋即火箭般躥升,連跳十幾級,一躍成為朝廷的大鴻臚,位居九卿!

  

  既然武帝已經認為太子一案是冤假錯案,那麼製造冤案的江充、蘇文等人自然是罪不容誅了。江充已死,所以武帝就誅滅了他的三族;而宦官蘇文則被拉到長安橫門外的石橋上,當眾用大火燒死。

  此外,當初在湖縣負責抓捕太子的官員,事後因功擢升北地太守,現在也從功臣變成了罪臣,不僅本人被罷官、斬首,全族老少也悉數被殺,共赴黃泉。

  為了表達自己對太子的哀思,征和三年秋,武帝劉徹特意命人在長安興建了一座「思子宮」,又在湖縣建了一座「歸來望思台」。

  據說,「天下聞而悲之」(《漢書·戾太子劉據傳》)。

  然而,斯人已逝,再深的追悔也無法讓死者復活。就算太子劉據的魂魄在武帝的召喚下歸來,他就能原諒自己的父親嗎?就算太子能原諒,武帝劉徹在這場巫蠱之禍中所犯的錯誤和應負的責任,就能因事後的追悔而抵消和免除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雖然如此,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正是對太子事件的追悔,引發了武帝劉徹的內省和反思,從而讓他認識到了這些年來犯下的種種錯誤,以及導致的一系列嚴重後果。由此,才有了武帝在生命最後幾年中對執政路線的撥亂反正和改弦更張。

  征和四年春,時年六十八歲的武帝劉徹在最後一次封禪泰山後,召見群臣,公開說了這樣一番話:「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資治通鑑·漢紀十四》)

  「朕自從即位以來,所作所為狂亂悖理,令天下臣民陷於愁苦,朕為此追悔莫及。從今往後,凡是會傷害百姓、浪費國財民力的事情,一律停止。」

  聽到皇帝如此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評,估計在場百官都有些蒙,一時竟不知如何應對。只有一個人站了出來,適時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諫言。

  這個人還是田千秋。

  他說:「如今的方士,談論神仙的甚多,真有效驗的幾乎沒有。還請陛下將所有方士全部罷黜。」

  武帝深以為然,於是將所有方士和派往各地尋訪神仙的使者悉數遣散。過後,武帝不止一次對群臣感慨道:「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資治通鑑·漢紀十四》)

  「從前是朕愚昧,讓方士給騙了。天底下哪有什麼神仙,都是妖言惑眾罷了!只有節制飲食、服用藥物,才能讓病痛少一點。」

  田千秋的進諫,再次贏得了武帝的高度好感。於是,這一年六月,武帝一舉將田千秋拔擢到了人臣的最高位,即百僚之長、三公之首的丞相,並封富民侯。

  田千秋從一個看守宗廟的芝麻官,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歷時才短短九個月。

  這一幕,堪稱官場奇蹟,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恐怕都極為少見。田千秋一無滿腹經綸的才學,二無征戰沙場的功勳,三無高貴顯赫的家世背景,卻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僅憑兩次恰到好處的進諫便封侯拜相,就更是令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了。

  不得不說,人生在世,時運和機緣實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有時候甚至大過才幹和努力。在此,最極端的反例就是我們多次提到的李廣——十六歲從軍,身經百戰,殺敵無數,九死一生,最後不僅沒能封侯,連戰死沙場、為國捐軀的機會都沒有,只能死於自刎的刀下。

  把田千秋和李廣放在一起,就更能感受到造化弄人的無奈,以及「命運」這個東西的詭譎與荒謬。

  對於「三無人員」田千秋的官場奇蹟,連司馬光都忍不住發了一段議論:「千秋無它材能,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資治通鑑·漢紀十四》)

  當然,田千秋也不是完全沒優點。司馬光就說他「為人敦厚,有智」,就是做人既厚道又聰明,所以才能「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他在丞相位子上也能勝任,甚至比前後幾任還更稱職。

  武帝晚年對過往錯誤的懺悔,不僅表現在上述幾則言行中,更集中體現在了一道正式頒布的詔書上。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

  頒布這道詔書的起因,是稍早之前,由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聯名呈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說:「輪台以東,有可灌溉農田在五千頃以上,應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設置校尉,栽種五穀;同時修建要塞亭障,一直向西擴張,既可威懾西域諸國,也可保護盟國烏孫。」

  據《漢書》《資治通鑑》等史料記載,武帝劉徹看完奏章後,「深陳既往之悔」,於是便有了這道罪己詔。撮其要旨,深自悔過的內容主要有這麼幾段話: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

  …………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這幾段話的大意是:

  之前有關部門上奏,要求給百姓增加賦稅,每人多繳納三十錢,用來加強邊防,這是在加重老弱孤獨者的負擔。而今又要求派遣士卒,去輪台屯田。輪台遠在車師國以西一千餘里,此前開陵侯成娩進攻車師時,雖然獲勝,迫使其國王投降;但因路途遙遠,糧草不繼,死在道路上的士卒有數千人,何況輪台更在車師國之西!

  前不久李廣利戰敗,將士死的死、散的散,朕心中時常悲痛。如今又奏請到遙遠的輪台屯田開荒,並修建要塞,這是擾亂天下之舉,不是愛護百姓的做法,朕不忍聽聞。

  當今急務,在於嚴禁苛酷和暴虐,不准擅自增加賦稅,致力於農業這一國本,鼓勵民間養馬,以填補戰馬缺額、不讓邊防缺乏武備而已。

  《輪台罪己詔》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道皇帝罪己詔,對當時和後世均有重大影響,因為它標誌著武帝末年在政治取向和治國路線上的大幅度轉變。儘管學界也有觀點指出,《輪台罪己詔》的歷史意義被班固和司馬光誇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徹底;但大部分古今學者仍然認為,武帝劉徹在其生命最後兩年的悔過和轉變,是漢朝得以恢復安定並繼續發展的主要原因。

  如唐代的褚遂良就稱:「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台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舊唐書·褚遂良傳》)

  當代學者田餘慶也撰文表示,正是由於武帝劉徹對自己的擴張政策感到悔恨,將治國路線由「尚功」調整為「守文」,從而「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昭宣中興』,才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從《輪台罪己詔》的主要內容可以看出,武帝劉徹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轉變:

  其一,在治國路線和施政方針上,提出「禁苛暴」,即從嚴刑峻法的酷吏統治轉向溫和寬鬆的儒家仁政;

  其二,在民生和經濟方面,提出「止擅賦,力本農」,即從橫徵暴斂、竭澤而漁轉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其三,在軍事方面,提出「補缺,毋乏武備」,相當於從強勢擴張、戰略進攻轉向了持重守成、戰略防禦。

  民以食為天。無論在任何時代,作為「吃飯問題」和「糧食安全」的農業,都是國家的根本。尤其在古代社會,農業生產更是國計民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民生富庶、經濟繁榮、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國家的強大。武帝把丞相田千秋封為「富民侯」,便是取「與民休息,富養民眾」之意。唐代的顏師古稱之為:「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耳。」

  要發展農業生產,就必須改進生產技術。武帝就找到了一個這方面的人才——農學家趙過,任命他為搜粟都尉,專門負責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

  趙過發明了「代田法」,使土地得以輪番耕作、充分利用,並且還能年年休耕,讓地力得以恢復。此外,趙過還發明了從耕地、下種到耘鋤的一整套新式農具,並教會老百姓使用,讓農民「用力少而得谷多」,因而「民皆便之」(《資治通鑑·漢紀十四》)。

  就這樣,在武帝末年的幡然悔悟和改弦更張之下,已然民變四起、危機重重的大漢帝國,終於漸漸恢復了安定。就像一個大病一場的人,雖然元氣還沒有完全恢復,但至少脫離了死亡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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