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時代落幕 血腥的帝國：叛亂紛起，「巫蠱」發端

  隨著晚年的武帝劉徹在昏聵暴虐、濫用刑罰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整個帝國的統治機器也變得越來越苛酷而殘暴。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資治通鑑·漢紀十三》）

  武帝用嚴刑峻法統治天下，喜歡重用酷吏；於是天下各郡國的主政官員便日益「酷吏化」。而基層官吏和百姓非但沒有在嚴酷的法網中變得溫良恭順，反倒逆向而行，動不動就觸碰法網。

  上有暴政，下必有暴民。這是千古不易的鐵律。

  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鑑。青年時期的武帝劉徹對此有著清醒的認知，所以才會將儒學奉為治國思想。然而他所尊奉的畢竟是「儒法合流」的儒學，且在實際操作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所以到了中年，尤其是晚年以後，儒家的德治、仁政理念便被他拋之腦後，只剩下法家的酷吏統治和變本加厲的嚴刑峻法。

  於是，跟暴秦當年發生的事情一樣，到了天漢年間，即武帝劉徹六十餘歲時，函谷關以東的百姓便紛紛揭竿而起了。暴動的烽火一經燃起就迅速蔓延，遍及豫、楚、齊、燕、趙等地，呈現出燎原之勢。

  

  大的民變武裝有數千人。他們攻打城邑，奪取官府軍械庫的武器，釋放監牢里的死囚，逮捕各郡的太守、都尉，斬殺二千石的高官。

  小的民變武裝也有數百人。他們劫掠鄉里，四處流竄，攻擊、搶劫過往商旅，以致很多郡縣道路斷絕，無法通行。

  武帝劉徹接到雪片般飛來的各地急報，不禁有些難以置信。他立刻命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等有關官員，調集力量鎮壓各地民變。然而，各級官府平時欺壓百姓很有一套，碰上這種有組織暴動就抓瞎了，折騰了好一陣子，就是搞不定。

  緊要關頭，武帝劉徹只好祭出大招，迅速任命了一批直接聽命於他的全權特使。這批人穿「繡衣」，持節杖，佩虎符，故稱「繡衣直指」，也叫「繡衣御史」或「繡衣使者」。

  「繡衣直指」是一般酷吏的升級加強版，可以說是開了中國歷史上「秘密警察」之濫觴。後世三國時期的吳國「典校」，唐朝武則天時期的「內衛」，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錦衣衛」等，都是它的效仿者。

  一般酷吏只擁有調查權和執法權，而「繡衣直指」則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調動軍隊的權力，且持有節杖，可臨機專斷。所以到了地方上，連封疆大吏都得對他們唯命是從。當然，「繡衣直指」並非常任官，只為專案而設，事畢便會被收回權力。

  由於可以調動各地軍隊協同作戰，這批「繡衣直指」一出馬，立刻對民變武裝實施了沉重打擊。一些大的郡，官軍動輒斬首一萬餘級，小的郡也能誅殺數千人，其中就包括那些給叛軍充當嚮導、提供飲食而遭連坐的普通百姓。

  幾年下來，各地叛軍首領大多被官府捕殺——可叛亂並未就此平息。被打散的民變武裝往往沒過多久就又嘯聚成群，占據山川險要，讓官軍疲於奔命，很是頭疼。

  民變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根源還是在於朝廷對民間社會的過度榨取。

  這些年來，武帝劉徹一方面連年用兵，征戰不休；一方面大興土木，巡遊無度——各種巨額耗費，最終都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同時，各級官府為了完成上面下達的任務，也為了自身種種利益，必定會層層加碼，對百姓進行各種盤剝。其結果就是敲骨吸髓，竭澤而漁。

  不堪重負的老百姓想活下去，要麼是抗稅，要麼是逃亡，總之就是被迫觸碰法網。而武帝劉徹為了維持對民間的強力榨取，又會以酷吏統治和嚴刑峻法來「保駕護航」。這就形成了一個「壓迫—反抗」「更大力度壓迫—更大力度反抗」的惡性循環，最後導致走投無路、動輒得咎的老百姓，不得不採取揭竿而起的最極端方式來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權。

  社會矛盾激化到這個地步，最好的緩和矛盾的方法，就是武帝劉徹必須反思這些年的所作所為，改變統治方式，修改現行政策，還百姓一個起碼的生存空間，讓他們能夠活下去並休養生息。說難聽點兒，就算是割韭菜，也得讓它長一長，不能連根都刨掉。

  然而，此時的武帝還遠不到反思的時候。他認為，「盜賊」之所以反覆滋生、除之不盡，問題在於各級官員沒有盡力，法令還不夠嚴苛。

  於是，他隨即出台了一項針對官員「怠政」的法令，稱為「沉命法」。具體措施是：凡各郡國出現變民，官府沒有及時發覺，或發覺後未能全部逮捕的，那麼該郡國上自二千石官員，下至最基層的小吏，一律處死。

  這就是典型的揚湯止沸——本來就是嚴刑峻法造成的問題，卻指望用更嚴厲的刑罰來解決，其結果當然是適得其反。

  「沉命法」的頒布，讓大漢帝國的各級官吏變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如果說之前的嚴刑峻法導致了民不聊生，那麼現在則連官員也無以聊生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郡國的基層小吏為了保命，就千方百計隱瞞當地的暴亂情況。而上頭的官員也不希望他們匯報實情——因為民變武裝的人數一旦統計上來，他們就有責任把所有變民全都清剿乾淨，一個都不能漏掉，否則自己就得掉腦袋。

  如此一來，基層小吏和上級官員就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反正只要你不說，我不說，那就天下無賊了，管他實際情況壞到什麼程度。所以，當時上下級之間的往來公文，全都是虛頭巴腦的粉飾之詞，所有人都在互相忽悠，也都在彼此包庇。

  用司馬遷的說法，就是：「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史記·酷吏列傳》）

  當然，武帝劉徹也不是瞎子、聾子，他在位快五十年了，官場上的那些套路和貓膩能不清楚嗎？尤其是他派出去的那幫「繡衣直指」，更不是吃乾飯的。

  其中，一個叫暴勝之的，便是官員們的噩夢。

  此人每到一處，必定幹掉一大票弄虛作假、尸位素餐的官員。「老虎」也抓，「蒼蠅」也拍，死在他手底下的二千石以下官員多到不可勝數，一時間「威震州郡」。

  短短几年後，暴勝之便因功擢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春，武帝劉徹又以一種極為殘忍的刑罰殺了一個大臣。

  這種刑罰就是腰斬。

  而這個被腰斬的大臣，不是別人，正是用一句謊言讓武帝鑄成大錯、令李陵萬劫不復的公孫敖。

  腰斬之所以殘忍，是因為犯人被砍成兩截後，並不會立刻死亡，其神志在一段時間內仍會保持清醒。有的犯人出於本能，上半截身子會在地上爬出一段距離，身後會留下一道長長的血跡。其血腥殘忍之情狀，令人不忍目睹。

  歷史上被腰斬的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朝丞相李斯。而據薛福成《庸庵筆記》記載，歷史上最後一個被腰斬的人，是清朝雍正時期的官員俞鴻圖。俞鴻圖因科場舞弊案被腰斬，行刑後上半截身子在地上打滾，還用手指蘸血，在地上一連寫下了七個「慘」字。據說後來雍正聽聞這種慘狀，才正式廢除了腰斬之刑。

  史書沒有記載公孫敖被腰斬的情形，但想必也是很慘。

  他之所以落得這個下場，表面原因是他的妻子施行巫蠱，東窗事發後他就被連坐了。可事實上，明眼人都不難看出，這是武帝劉徹在秋後算帳——對公孫敖在李陵事件中極其惡劣的欺君行為進行懲罰。

  正因為是近乎報復的懲罰，才會動用「腰斬」這種痛苦指數極高的酷刑。

  那武帝為什麼不明說，而要另外找藉口呢？

  原因很簡單，如果武帝明說是因為李陵事件，那就等於承認他自己在這件事上犯了極大的錯誤——既然公孫敖是因誣陷李陵而被腰斬，那武帝身為決策人，又該負什麼樣的領導責任，並對自己實施怎樣的處罰呢？

  所以，為了避免打自己的臉，武帝就必須淡化李陵事件，找別的藉口來收拾公孫敖。

  此時的武帝劉徹，可能連自己都沒想到，他隨便找了個「巫蠱」的罪名栽到公孫敖頭上，卻恰似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接下來幾年，大漢帝國的內宮外朝，將圍繞「巫蠱」這一關鍵詞，爆發一起又一起血腥慘案，令一大幫皇親國戚先後死於非命。

  第二起巫蠱案，發生於四年後的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

  這回倒霉的人，就是前文提到的當朝丞相公孫賀。

  當初公孫賀就是明知「丞相」是個高危職位，才一把鼻涕一把淚想推掉；可最後胳膊擰不過大腿，還是硬著頭皮上任了。所幸，十餘年下來，公孫賀這丞相貌似當得也還穩妥，沒出啥事兒。

  公孫賀的夫人衛君孺是衛子夫的姐姐，所以他跟天子劉徹算是連襟。也許在公孫賀看來，這層關係多少還是起到了護身符的作用——畢竟之前那些死於非命的丞相，都沒有這個身份加持。

  因著這層特殊身份，公孫賀一家可謂官運亨通。他升任丞相後，空出來的太僕一職，馬上由自己的兒子公孫敬聲頂了上去。父子倆一個三公，一個九卿，備極榮寵，風光無兩。

  然而，誰也沒想到，這位富貴絕頂的丞相公子，卻是個坑爹的傢伙。

  按說公孫賀這一家子，在大漢帝國的權勢地位已經僅次於天子劉徹了，他們家最不缺的應該就是錢。可這個公孫敬聲卻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竟然利用太僕的權力，擅自挪用了北軍的公款一千九百萬錢。事情敗露後，公孫敬聲當即被捕下獄。

  碰巧這個時候，朝廷正在大舉搜捕一個名叫朱安世的遊俠。武帝劉徹急於抓獲此人，不僅下了死令，還給有關部門定了最後期限。公孫賀救子心切，趕緊向武帝請命，表示他會儘快將此人抓捕歸案，並希望以此功勞替兒子贖罪。

  武帝同意了。隨後，手握丞相大權的公孫賀調動所有力量，很快就把朱安世給拿下了。可公孫賀萬萬沒料到，他兒子挪用公款本來還不算多大的事，頂多丟掉官位再判個幾年，遠不至於掉腦袋——而他把這個朱安世一抓，卻給自己和整個家族帶來了一場滅頂之災。

  據《漢書·公孫賀傳》記載，朱安世被抓時，竟然笑著對公孫賀說了一句話：「丞相禍及宗矣！」

  丞相的大禍就要降臨到整個宗族了！

  公孫賀以為這是朱安世惱羞成怒之下的狂言，壓根兒沒當一回事兒。不料，朱安世隨後便在獄中上書，把他掌握的有關公孫敬聲的黑料全給抖出去了。

  這些黑料的勁爆程度超乎想像，其中主要是兩條：第一，指控公孫敬聲跟陽石公主私通；第二，指控公孫敬聲私下請巫師作法，施行巫蠱，並在長安通往甘泉宮的路上埋藏「人偶」，用惡毒之言詛咒皇帝。

  這道奏書一上，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

  武帝劉徹震怒，於次年正月把公孫賀逮捕入獄，命有關部門立案審查，「窮治所犯」，也就是窮追猛打，不放過任何一個稍有牽連的人。

  朱安世的兩項指控都很致命，隨便一條都可以讓公孫賀被滅族。可問題在於，朱安世所言，到底是不是事實？這些事情他又是怎麼知道的？如果說公孫敬聲施行巫蠱、詛咒皇帝屬實，那他的動機是什麼？他們一家子已經富貴絕頂，皇帝劉徹也是他的姨父，公孫敬聲究竟有什麼理由希望皇帝趕緊死呢？

  遺憾的是，對於這些關鍵問題，《史記》《漢書》都沒有給出任何答案。二者幾乎都是用一句話就交代了事情結果，說公孫賀父子隨後死於獄中，整個家族也被誅滅。

  短短几個月後，被控與公孫敬聲私通的陽石公主，還有一個諸邑公主，以及衛青的長子、長平侯衛伉，也都被這起巫蠱案株連而丟掉了性命。後世學者如唐朝顏師古等認為，陽石公主和諸邑公主都是皇后衛子夫所生，且從她們所封食邑的富庶程度看，之前應該都頗受武帝寵愛；至於衛青長子衛伉，也有說法認為他是陽石公主的丈夫，但《史記》《漢書》均無記載，只能聊備一說。

  這三人中，除了陽石公主是遭到明確指控外，諸邑公主和衛伉為何捲入巫蠱案，其牽連程度有多深，史書全都付諸闕如。

  事實上，從武帝晚年的猜忌、暴虐和濫殺來看，不排除這起巫蠱案是冤假錯案的可能性。正如之前聽信公孫敖的謊言就誅殺李陵全家一樣，這起巫蠱案，也完全有可能是出於朱安世的誣陷。而武帝劉徹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有關部門就迎合上意把它辦成了鐵案。

  由朱安世引發的這起巫蠱案，令丞相一族、兩位公主和一位名將之後全都丟了性命，後果已經算是相當嚴重了。但若是跟緊隨其後的另一起宮廷慘案比起來，仍然還是「小巫見大巫」。

  這起慘案，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巫蠱之禍」；其受害者，就是堂堂大漢帝國的當朝太子劉據，以及他的生母、武帝劉徹曾經的最愛——皇后衛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