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亂：晁錯成了背鍋俠

  這場叛亂以吳王劉濞（高祖之侄）為首，共有吳、楚、趙、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七國參加，史稱「七國之亂」。

  

  那麼，這七個諸侯國為何會聯手發動叛亂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從高祖劉邦建立漢朝時的政治制度說起。

  眾所周知，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後，便廢除了先秦分封諸侯的「分封制」，創立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可惜秦朝並未因此長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劉邦建立漢朝後，很多人認為，若無四方諸侯作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劉邦便汲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在京畿及部分地區實行郡縣制，由朝廷統一管轄；在其他地方實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子弟為王，讓他們各自建立藩國，如眾星拱月般拱衛中央。

  這樣一個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稱為「郡國並行制」。

  誠然，分封諸侯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國家發生叛亂，諸侯可以幫助中央平定叛亂，避免重蹈秦朝孤弱而亡的覆轍。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劉邦設計的「郡國並行」二元體制亦然。因為分封諸侯的最大弊端，就在於諸侯都是獨立王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擁有自決權。那些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的大國，就有可能因勢力膨脹而日漸坐大，最終對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

  比如劉濞的吳國，就是四方諸侯中的老大。吳國地處長江中下游，國內既有銅山又有鹽場，豐腴富饒，經濟發達——按司馬遷的說法，就是「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史記·吳王濞列傳》），可謂富甲一方，勢可敵國。像這樣的諸侯，漢朝中央當然不能任其坐大，必須想辦法進行遏制。

  漢文帝時，一代名士、著名政論家賈誼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稱為《治安策》，核心思想便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把天下的各大諸侯國分割成若干小諸侯國，通過削除封地的辦法，削弱各諸侯國的實力。

  文帝採納了這個策略，於公元前164年邁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將齊國分割為齊、濟北、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個小國；將淮南國分割為淮南、衡山、廬江三個小國。然而，對於實力強大的吳國，文帝卻不敢貿然採取行動，而是暫時擱置——很可能是想等吳王劉濞死後，再順勢將其封地分割。不過，還沒等劉濞「翹辮子」，文帝自己就先歸天了，這個棘手的難題被留給了景帝。

  巧合的是，景帝劉啟跟吳王劉濞之間，居然還有一樁私仇。

  劉啟當太子時，有一天與吳國太子劉賢弈棋，二人起了爭執，且劉賢的態度頗為驕慢。劉啟一怒之下，拿起棋盤砸在了他的頭上——不料這一砸竟然把劉賢給砸死了。吳王劉濞平白無故死了兒子，內心的仇恨和怨念可想而知。他雖然沒有當即造反，但從此便稱病不朝，以示抗議。

  文帝自知理虧，只好替吳王開脫，說他年紀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覲見；還派人給他送去了坐幾和拐杖，以表朝廷優容忍讓的態度。

  「弈棋事件」雖然表面上就這麼過去了，但在吳王劉濞的心裡卻始終沒有翻篇。而景帝即位後，又開始重用晁錯，銳意削藩——於是朝廷跟吳王之間的新仇舊恨、公憤私怨就這麼攪在一起，最後當然會來一個總爆發。

  晁錯是潁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自少研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術之學。稍長，晁錯通過太常寺的考試，進入仕途，擔任太常掌故，此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職。晁錯頗受文帝賞識，也備受劉啟（時為太子）的倚重，被東宮上下稱為「智囊」。

  劉啟即位後，晁錯被擢為內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晁錯開始把「削藩」提上了議事日程，屢屢向景帝上疏，「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建議，隨即向吳、楚、趙、膠西等諸侯開刀。對此，諸侯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於是，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便以「清君側，誅晁錯」為口號，悍然起兵，僅吳國一國就集結了二十餘萬大軍。

  七國反叛的戰報傳到長安，滿朝震恐。

  當時，漢家天下承平日久，一下子爆發這麼大規模的叛亂，朝野上下都有些慌了手腳，景帝更是憂心如焚。按理說，作為景帝最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對諸侯大舉叛亂的危急形勢，晁錯理應一肩挑起平叛重擔，拿出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然而，此刻的晁錯非但沒有表現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冷靜與從容，反而昏招頻出、一再犯錯，以致一步一步走向了身死族滅的悲慘深淵。

  晁錯犯的第一個錯誤，是有遠謀而無近慮。

  他力主削藩，這一政策目標固然沒錯，可他卻沒有相應的實際操作能力，以至於叛亂一起，就亂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兩條匪夷所思的建議。

  第一條，是「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意思就是讓景帝御駕親征，由晁錯坐鎮京師；第二條，是「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意思是徐縣、僮縣一帶（今江蘇省泗洪縣、安徽省泗縣一帶）尚未被吳國攻下的地方，可以割給吳國。

  很顯然，這是兩條荒謬至極的主意。

  晁錯為何會想出這種餿主意呢？

  即便我們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強替他找到這樣的理由：

  首先，晁錯讓景帝御駕親征，估計是為了提振軍隊士氣，就像當年異姓王叛亂，劉邦便親自披掛上陣一樣。可問題在於，景帝是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太平天子，從來沒上過戰場，更沒帶過一兵一卒，豈能與戎馬一生、血染征袍的高祖同日而語？再者，晁錯身為臣子，讓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於萬險之地，自己卻在長安躲清閒，並以留守之職統攬朝政——實在是顯得居心叵測。

  其次，晁錯說要把「徐、僮之地」割讓給吳國，估計是想向吳王投擲煙幕彈，故意示弱以麻痹吳王。但是，晁錯一方面讓景帝御駕親征，一方面卻又故意向敵人示弱，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假如景帝真的這麼做了，只能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徒令天下人恥笑而已。

  因此，景帝斷然否決了晁錯的提議。

  晁錯犯的第二個錯誤，是心胸狹隘，容不下異己。

  沒有人能否認，晁錯是個難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諸侯，力排眾議，銳意削藩，根本目的是鞏固中央權威，希望大漢天下長治久安。然而，往往越是忠直之臣，越有一個毛病，就是容不下與他政見相悖或性情不合的人。司馬遷在評價晁錯的性格時，就說他「為人峭直刻深」。這個詞的意思，說好聽點兒叫作剛正嚴明，說難聽點兒就是執拗、刻薄。

  當時，晁錯在朝中有一個不共戴天的政敵，名叫袁盎。

  袁盎原任吳國丞相，與晁錯素來不睦。早在文帝時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凡是有晁錯在的場合，袁盎立馬拍屁股走人；而只要有袁盎在場，晁錯的反應也如出一轍。景帝即位後，晁錯一升任御史大夫這個糾察百官的職位，便以袁盎收受吳王賄賂為由，欲治袁盎死罪。隨後，景帝將袁盎貶為庶人，卻赦免了他的死罪。

  晁錯沒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於懷。此次吳國帶頭作亂，晁錯便抓住這個把柄，再度指控袁盎與吳王暗中勾結。但是，晁錯此舉卻遭到了朝中同僚的反對。他們認為，袁盎任吳國丞相已是幾年前的事了，這幾年一直住在京師，應該不會與吳王通謀；此外，就算袁盎有問題，也應該在叛亂爆發之前抓他——這樣或許還能搞到點兒有用的情報。如今七國既已反叛，抓袁盎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晁錯得不到同僚支持，手中又沒有什麼證據，無法整治袁盎，只好悻悻作罷。

  很快，袁盎就聽說了晁錯要整死他的消息，頓時大為恐懼。他意識到，再不奮起反擊，自己遲早會死在晁錯手裡。

  然而，此時的袁盎只是一介布衣，如何對付手握重權的晁錯呢？

  乍一看，跟晁錯比起來，袁盎幾乎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他要跟晁錯斗，不亞於螞蟻戰大象，幾乎是不可能贏的。可是，在這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尤其政治，更是世界上最善變、最不可捉摸的事物。上一秒，你也許權傾天下、位極人臣，下一秒，可能就家破人亡、身死族滅了。這其中的轉捩點，就在於時勢。

  時勢這種東西，跟大自然中的氣流一樣，看不見、摸不著，卻擁有摧枯拉朽、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深諳時勢並善加利用者，便有如鯤鵬展翅，可扶搖直上九萬里；昧於時勢並與之相悖者，便如同怒海狂濤中的一葉孤舟，隨時會被惡浪一口吞噬。

  如今，站在「七國之亂」這個歷史的風口浪尖上，晁錯顯然就是昧於時勢、即將覆沒的一葉孤舟；而袁盎則已經看懂了時勢，只要順勢而為，必能一舉將晁錯置於死地，從此鹹魚翻身、否極泰來。

  心意已決，袁盎隨即找到與他私交甚篤的竇嬰，請他幫忙向景帝求情，希望面陳平叛之策。竇嬰也是跟晁錯不和的人，於是欣然幫了袁盎的忙。

  袁盎入宮覲見景帝的那一天，晁錯剛好在殿上和景帝討論前線軍務。袁盎進來的時候，看也不看晁錯一眼，徑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禮。

  景帝問：「如今吳、楚反叛，你有何看法？」

  袁盎答：「不足為慮。」

  景帝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滿意，道：「劉濞有礦山可以鑄錢，有海水可以製鹽，占盡地利，且集結了四方豪傑，兼得人望。如今到了白首之年才悍然起事，若事先沒有周密計劃，豈能輕易發動？你居然認為不足為慮？」

  袁盎不慌不忙地說：「吳國誠然擁有鑄錢和製鹽的財源，可投靠他的那些人，卻稱不上是英雄豪傑。若是真英雄，必會輔佐他走上正道，不會慫恿他興兵作亂。那些人，充其量不過是一幫地痞流氓、亡命之徒而已。」

  景帝問：「你有何良策？」

  袁盎說：「請陛下屏退左右。」

  景帝示意在場的宦官和宮女退下。於是一眾閒雜人等皆退，只有晁錯站著不動。

  袁盎瞟了紋絲不動的晁錯一眼，說：「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景帝旋即屏退了晁錯。晁錯無奈，只好退到了東邊的偏殿，內心大為惱恨。（《史記·吳王濞列傳》：「錯趨避東廂，恨甚。」）

  此時的晁錯絕對不會想到，這一生，他將再也不能邁進大殿一步了。

  晁錯走後，袁盎說出了他的平叛良策。他毫不遲疑地把晁錯稱為「賊臣」，並把七國之亂的責任全部歸到了晁錯頭上。他認為，要不是晁錯一意削藩，不斷削奪諸侯封地，七國也不會反叛。所以，而今之計，就是把罪魁禍首晁錯斬了，然後赦免吳、楚七國，歸還削奪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這場叛亂。

  袁盎說完，景帝沉默了很久。

  他並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話對不對，而是在最後一次說服自己——為了天下太平，對晁錯痛下殺手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事實上，早在七國叛亂的戰報傳到長安時，景帝心裡就已經在醞釀「政治解決」的方案了。所謂「政治解決」，說白了就是把晁錯拋出去，丟車保帥。因為在景帝看來，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錯，七國叛亂的矛頭也直指晁錯，那麼最簡便的化解危機的辦法，當然就是把晁錯拋出去了。若能就此令七國罷兵，那麼犧牲晁錯一人以換取天下安寧，就是一筆非常合算的買賣。

  說穿了，就是必須讓晁錯來當這個「背鍋俠」。

  所以，景帝召見袁盎的目的之一，其實就是想借他的口，來做殺人的刀！換句話說，萬一將來有人為晁錯鳴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當擋箭牌，以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正因為景帝已經動了誅殺晁錯的心思，所以最後，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不會寵愛一人而愧對天下。」

  晁錯的悲劇命運，就在這句話中一錘定音了。

  當天，景帝便任命袁盎為太常，命他秘密離京，去吳國跟劉濞談這筆政治交易。

  晁錯身為政治家，難道從來沒有預料過削藩的不利後果嗎？難道他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得罪天下諸侯，最終很可能招來眾怒、引火燒身嗎？

  事實上，早在晁錯剛剛提出削藩之策時，其父便已料定此舉是在玩火，特地從潁川老家趕到京師，對晁錯說：「皇上剛剛登基，你剛掌握大權，第一件事就是削藩——這無異於離間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圖的是什麼？」

  晁錯說：「我固然明白這一點。但是，倘若不這麼做，天子就沒有尊嚴，社稷也不會安寧。」

  由此可見，晁錯不是沒有預料到削藩的後果，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這，就是晁錯犯的第三個錯誤：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

  眼看晁錯的態度如此堅決，其父只能悲憤而無奈地撂下一句話：「劉氏安矣，而晁氏危！」說完就回了潁川，旋即服毒自盡，死前留下遺言：「吾不忍見禍逮身。」

  誰也沒有想到，短短几個月後，老人家的話就一語成讖了。

  當然，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講，晁錯「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非但不是缺點，反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但是，「謀國」與「謀身」並不必然是衝突的。一個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應該在「謀國」與「謀身」之間取得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兩難境地中抉擇。道理很簡單，要達成任何一種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則出師未捷身先死，又何談「謀國」呢？

  然而，晁錯卻沒有做這樣的冷靜思考。即便是他父親的「死勸」，也無法澆滅他那飛蛾撲火般的政治熱情。

  於是，就在景帝召見袁盎的十幾天後，景帝便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聯名上疏，對晁錯發起了彈劾。他們給晁錯擬定的罪名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建議將晁錯腰斬，並且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漢書·晁錯傳》），意思就是所有親人，只要還沒分家，無論老幼通通砍頭。

  景帝看過奏疏，當即批了一個字：「可。」

  很顯然，這是一個異常嚴厲、近乎殘忍的處置辦法。後世讀史者，很多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要殺晁錯，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動用「腰斬」這種極刑呢？這種刑罰的目的不僅是要讓人死，更是要讓人在極端痛苦中死。所以人們不禁要問：對晁錯施以如此殘酷的刑罰，有必要嗎？此外，要殺就殺他一個人好了，何必把他一家老小通通殺光呢？這不是濫殺無辜嗎？

  倘若你也這麼認為，那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你雖然很善良，卻不懂政治。

  當時，景帝殺晁錯的真正目的是丟車保帥，促使七國罷兵。這個動機，後世的讀者都很清楚，但關鍵的問題是——當時的大多數老百姓並不知情。我們都知道，晁錯的官職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當於副丞相。要殺這樣一個高官，如果不給他扣上非常嚴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是會胡思亂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這樣。所以，景帝必然要給晁錯扣上「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的罪名，從而為誅殺晁錯的行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換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絕，對晁錯施以極刑、滿門抄斬，老百姓才會相信晁錯真的是死有餘辜，才不會懷疑景帝的殺人動機。至於這麼做算不算殘忍，是不是濫殺無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尉陳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錯，召他即刻入宮覲見。晁錯以為皇帝要找他商議政務，沒有多想，匆匆穿上朝服就跟著陳嘉走了。

  行至東市時，陳嘉忽然命左右把晁錯從車上拽了下來，死死摁在了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鍘刀就擺在了當街。驚惶錯愕的晁錯被七手八腳摁在鍘刀下，然後就被「咔嚓」一刀，鍘成了兩截。

  同日，晁錯家裡的老老少少也全部被朝廷抄斬，一個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