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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之亂:晁錯成了背鍋俠

2024-10-09 03:45:02 作者: 王覺仁

  這場叛亂以吳王劉濞(高祖之侄)為首,共有吳、楚、趙、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七國參加,史稱「七國之亂」。

  那麼,這七個諸侯國為何會聯手發動叛亂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從高祖劉邦建立漢朝時的政治制度說起。

  眾所周知,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後,便廢除了先秦分封諸侯的「分封制」,創立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可惜秦朝並未因此長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劉邦建立漢朝後,很多人認為,若無四方諸侯作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劉邦便汲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在京畿及部分地區實行郡縣制,由朝廷統一管轄;在其他地方實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子弟為王,讓他們各自建立藩國,如眾星拱月般拱衛中央。

  這樣一個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稱為「郡國並行制」。

  誠然,分封諸侯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國家發生叛亂,諸侯可以幫助中央平定叛亂,避免重蹈秦朝孤弱而亡的覆轍。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劉邦設計的「郡國並行」二元體制亦然。因為分封諸侯的最大弊端,就在於諸侯都是獨立王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擁有自決權。那些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的大國,就有可能因勢力膨脹而日漸坐大,最終對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

  比如劉濞的吳國,就是四方諸侯中的老大。吳國地處長江中下游,國內既有銅山又有鹽場,豐腴富饒,經濟發達——按司馬遷的說法,就是「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史記·吳王濞列傳》),可謂富甲一方,勢可敵國。像這樣的諸侯,漢朝中央當然不能任其坐大,必須想辦法進行遏制。

  漢文帝時,一代名士、著名政論家賈誼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稱為《治安策》,核心思想便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把天下的各大諸侯國分割成若干小諸侯國,通過削除封地的辦法,削弱各諸侯國的實力。

  文帝採納了這個策略,於公元前164年邁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將齊國分割為齊、濟北、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個小國;將淮南國分割為淮南、衡山、廬江三個小國。然而,對於實力強大的吳國,文帝卻不敢貿然採取行動,而是暫時擱置——很可能是想等吳王劉濞死後,再順勢將其封地分割。不過,還沒等劉濞「翹辮子」,文帝自己就先歸天了,這個棘手的難題被留給了景帝。

  巧合的是,景帝劉啟跟吳王劉濞之間,居然還有一樁私仇。

  

  劉啟當太子時,有一天與吳國太子劉賢弈棋,二人起了爭執,且劉賢的態度頗為驕慢。劉啟一怒之下,拿起棋盤砸在了他的頭上——不料這一砸竟然把劉賢給砸死了。吳王劉濞平白無故死了兒子,內心的仇恨和怨念可想而知。他雖然沒有當即造反,但從此便稱病不朝,以示抗議。

  文帝自知理虧,只好替吳王開脫,說他年紀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覲見;還派人給他送去了坐幾和拐杖,以表朝廷優容忍讓的態度。

  「弈棋事件」雖然表面上就這麼過去了,但在吳王劉濞的心裡卻始終沒有翻篇。而景帝即位後,又開始重用晁錯,銳意削藩——於是朝廷跟吳王之間的新仇舊恨、公憤私怨就這麼攪在一起,最後當然會來一個總爆發。

  晁錯是潁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自少研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術之學。稍長,晁錯通過太常寺的考試,進入仕途,擔任太常掌故,此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職。晁錯頗受文帝賞識,也備受劉啟(時為太子)的倚重,被東宮上下稱為「智囊」。

  劉啟即位後,晁錯被擢為內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晁錯開始把「削藩」提上了議事日程,屢屢向景帝上疏,「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建議,隨即向吳、楚、趙、膠西等諸侯開刀。對此,諸侯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於是,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便以「清君側,誅晁錯」為口號,悍然起兵,僅吳國一國就集結了二十餘萬大軍。

  七國反叛的戰報傳到長安,滿朝震恐。

  當時,漢家天下承平日久,一下子爆發這麼大規模的叛亂,朝野上下都有些慌了手腳,景帝更是憂心如焚。按理說,作為景帝最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對諸侯大舉叛亂的危急形勢,晁錯理應一肩挑起平叛重擔,拿出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然而,此刻的晁錯非但沒有表現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冷靜與從容,反而昏招頻出、一再犯錯,以致一步一步走向了身死族滅的悲慘深淵。

  晁錯犯的第一個錯誤,是有遠謀而無近慮。

  他力主削藩,這一政策目標固然沒錯,可他卻沒有相應的實際操作能力,以至於叛亂一起,就亂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兩條匪夷所思的建議。

  第一條,是「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意思就是讓景帝御駕親征,由晁錯坐鎮京師;第二條,是「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意思是徐縣、僮縣一帶(今江蘇省泗洪縣、安徽省泗縣一帶)尚未被吳國攻下的地方,可以割給吳國。

  很顯然,這是兩條荒謬至極的主意。

  晁錯為何會想出這種餿主意呢?

  即便我們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強替他找到這樣的理由:

  首先,晁錯讓景帝御駕親征,估計是為了提振軍隊士氣,就像當年異姓王叛亂,劉邦便親自披掛上陣一樣。可問題在於,景帝是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太平天子,從來沒上過戰場,更沒帶過一兵一卒,豈能與戎馬一生、血染征袍的高祖同日而語?再者,晁錯身為臣子,讓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於萬險之地,自己卻在長安躲清閒,並以留守之職統攬朝政——實在是顯得居心叵測。

  其次,晁錯說要把「徐、僮之地」割讓給吳國,估計是想向吳王投擲煙幕彈,故意示弱以麻痹吳王。但是,晁錯一方面讓景帝御駕親征,一方面卻又故意向敵人示弱,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假如景帝真的這麼做了,只能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徒令天下人恥笑而已。

  因此,景帝斷然否決了晁錯的提議。

  晁錯犯的第二個錯誤,是心胸狹隘,容不下異己。

  沒有人能否認,晁錯是個難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諸侯,力排眾議,銳意削藩,根本目的是鞏固中央權威,希望大漢天下長治久安。然而,往往越是忠直之臣,越有一個毛病,就是容不下與他政見相悖或性情不合的人。司馬遷在評價晁錯的性格時,就說他「為人峭直刻深」。這個詞的意思,說好聽點兒叫作剛正嚴明,說難聽點兒就是執拗、刻薄。

  當時,晁錯在朝中有一個不共戴天的政敵,名叫袁盎。

  袁盎原任吳國丞相,與晁錯素來不睦。早在文帝時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凡是有晁錯在的場合,袁盎立馬拍屁股走人;而只要有袁盎在場,晁錯的反應也如出一轍。景帝即位後,晁錯一升任御史大夫這個糾察百官的職位,便以袁盎收受吳王賄賂為由,欲治袁盎死罪。隨後,景帝將袁盎貶為庶人,卻赦免了他的死罪。

  晁錯沒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於懷。此次吳國帶頭作亂,晁錯便抓住這個把柄,再度指控袁盎與吳王暗中勾結。但是,晁錯此舉卻遭到了朝中同僚的反對。他們認為,袁盎任吳國丞相已是幾年前的事了,這幾年一直住在京師,應該不會與吳王通謀;此外,就算袁盎有問題,也應該在叛亂爆發之前抓他——這樣或許還能搞到點兒有用的情報。如今七國既已反叛,抓袁盎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晁錯得不到同僚支持,手中又沒有什麼證據,無法整治袁盎,只好悻悻作罷。

  很快,袁盎就聽說了晁錯要整死他的消息,頓時大為恐懼。他意識到,再不奮起反擊,自己遲早會死在晁錯手裡。

  然而,此時的袁盎只是一介布衣,如何對付手握重權的晁錯呢?

  乍一看,跟晁錯比起來,袁盎幾乎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他要跟晁錯斗,不亞於螞蟻戰大象,幾乎是不可能贏的。可是,在這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尤其政治,更是世界上最善變、最不可捉摸的事物。上一秒,你也許權傾天下、位極人臣,下一秒,可能就家破人亡、身死族滅了。這其中的轉捩點,就在於時勢。

  時勢這種東西,跟大自然中的氣流一樣,看不見、摸不著,卻擁有摧枯拉朽、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深諳時勢並善加利用者,便有如鯤鵬展翅,可扶搖直上九萬里;昧於時勢並與之相悖者,便如同怒海狂濤中的一葉孤舟,隨時會被惡浪一口吞噬。

  如今,站在「七國之亂」這個歷史的風口浪尖上,晁錯顯然就是昧於時勢、即將覆沒的一葉孤舟;而袁盎則已經看懂了時勢,只要順勢而為,必能一舉將晁錯置於死地,從此鹹魚翻身、否極泰來。

  心意已決,袁盎隨即找到與他私交甚篤的竇嬰,請他幫忙向景帝求情,希望面陳平叛之策。竇嬰也是跟晁錯不和的人,於是欣然幫了袁盎的忙。

  袁盎入宮覲見景帝的那一天,晁錯剛好在殿上和景帝討論前線軍務。袁盎進來的時候,看也不看晁錯一眼,徑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禮。

  景帝問:「如今吳、楚反叛,你有何看法?」

  袁盎答:「不足為慮。」

  景帝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滿意,道:「劉濞有礦山可以鑄錢,有海水可以製鹽,占盡地利,且集結了四方豪傑,兼得人望。如今到了白首之年才悍然起事,若事先沒有周密計劃,豈能輕易發動?你居然認為不足為慮?」

  袁盎不慌不忙地說:「吳國誠然擁有鑄錢和製鹽的財源,可投靠他的那些人,卻稱不上是英雄豪傑。若是真英雄,必會輔佐他走上正道,不會慫恿他興兵作亂。那些人,充其量不過是一幫地痞流氓、亡命之徒而已。」

  景帝問:「你有何良策?」

  袁盎說:「請陛下屏退左右。」

  景帝示意在場的宦官和宮女退下。於是一眾閒雜人等皆退,只有晁錯站著不動。

  袁盎瞟了紋絲不動的晁錯一眼,說:「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景帝旋即屏退了晁錯。晁錯無奈,只好退到了東邊的偏殿,內心大為惱恨。(《史記·吳王濞列傳》:「錯趨避東廂,恨甚。」)

  此時的晁錯絕對不會想到,這一生,他將再也不能邁進大殿一步了。

  晁錯走後,袁盎說出了他的平叛良策。他毫不遲疑地把晁錯稱為「賊臣」,並把七國之亂的責任全部歸到了晁錯頭上。他認為,要不是晁錯一意削藩,不斷削奪諸侯封地,七國也不會反叛。所以,而今之計,就是把罪魁禍首晁錯斬了,然後赦免吳、楚七國,歸還削奪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這場叛亂。

  袁盎說完,景帝沉默了很久。

  他並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話對不對,而是在最後一次說服自己——為了天下太平,對晁錯痛下殺手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事實上,早在七國叛亂的戰報傳到長安時,景帝心裡就已經在醞釀「政治解決」的方案了。所謂「政治解決」,說白了就是把晁錯拋出去,丟車保帥。因為在景帝看來,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錯,七國叛亂的矛頭也直指晁錯,那麼最簡便的化解危機的辦法,當然就是把晁錯拋出去了。若能就此令七國罷兵,那麼犧牲晁錯一人以換取天下安寧,就是一筆非常合算的買賣。

  說穿了,就是必須讓晁錯來當這個「背鍋俠」。

  所以,景帝召見袁盎的目的之一,其實就是想借他的口,來做殺人的刀!換句話說,萬一將來有人為晁錯鳴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當擋箭牌,以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正因為景帝已經動了誅殺晁錯的心思,所以最後,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不會寵愛一人而愧對天下。」

  晁錯的悲劇命運,就在這句話中一錘定音了。

  當天,景帝便任命袁盎為太常,命他秘密離京,去吳國跟劉濞談這筆政治交易。

  晁錯身為政治家,難道從來沒有預料過削藩的不利後果嗎?難道他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得罪天下諸侯,最終很可能招來眾怒、引火燒身嗎?

  事實上,早在晁錯剛剛提出削藩之策時,其父便已料定此舉是在玩火,特地從潁川老家趕到京師,對晁錯說:「皇上剛剛登基,你剛掌握大權,第一件事就是削藩——這無異於離間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圖的是什麼?」

  晁錯說:「我固然明白這一點。但是,倘若不這麼做,天子就沒有尊嚴,社稷也不會安寧。」

  由此可見,晁錯不是沒有預料到削藩的後果,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這,就是晁錯犯的第三個錯誤: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

  眼看晁錯的態度如此堅決,其父只能悲憤而無奈地撂下一句話:「劉氏安矣,而晁氏危!」說完就回了潁川,旋即服毒自盡,死前留下遺言:「吾不忍見禍逮身。」

  誰也沒有想到,短短几個月後,老人家的話就一語成讖了。

  當然,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講,晁錯「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非但不是缺點,反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但是,「謀國」與「謀身」並不必然是衝突的。一個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應該在「謀國」與「謀身」之間取得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兩難境地中抉擇。道理很簡單,要達成任何一種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則出師未捷身先死,又何談「謀國」呢?

  然而,晁錯卻沒有做這樣的冷靜思考。即便是他父親的「死勸」,也無法澆滅他那飛蛾撲火般的政治熱情。

  於是,就在景帝召見袁盎的十幾天後,景帝便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聯名上疏,對晁錯發起了彈劾。他們給晁錯擬定的罪名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建議將晁錯腰斬,並且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漢書·晁錯傳》),意思就是所有親人,只要還沒分家,無論老幼通通砍頭。

  景帝看過奏疏,當即批了一個字:「可。」

  很顯然,這是一個異常嚴厲、近乎殘忍的處置辦法。後世讀史者,很多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要殺晁錯,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動用「腰斬」這種極刑呢?這種刑罰的目的不僅是要讓人死,更是要讓人在極端痛苦中死。所以人們不禁要問:對晁錯施以如此殘酷的刑罰,有必要嗎?此外,要殺就殺他一個人好了,何必把他一家老小通通殺光呢?這不是濫殺無辜嗎?

  倘若你也這麼認為,那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你雖然很善良,卻不懂政治。

  當時,景帝殺晁錯的真正目的是丟車保帥,促使七國罷兵。這個動機,後世的讀者都很清楚,但關鍵的問題是——當時的大多數老百姓並不知情。我們都知道,晁錯的官職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當於副丞相。要殺這樣一個高官,如果不給他扣上非常嚴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是會胡思亂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這樣。所以,景帝必然要給晁錯扣上「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的罪名,從而為誅殺晁錯的行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換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絕,對晁錯施以極刑、滿門抄斬,老百姓才會相信晁錯真的是死有餘辜,才不會懷疑景帝的殺人動機。至於這麼做算不算殘忍,是不是濫殺無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尉陳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錯,召他即刻入宮覲見。晁錯以為皇帝要找他商議政務,沒有多想,匆匆穿上朝服就跟著陳嘉走了。

  行至東市時,陳嘉忽然命左右把晁錯從車上拽了下來,死死摁在了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鍘刀就擺在了當街。驚惶錯愕的晁錯被七手八腳摁在鍘刀下,然後就被「咔嚓」一刀,鍘成了兩截。

  同日,晁錯家裡的老老少少也全部被朝廷抄斬,一個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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