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從這地獄中出來，在一年中他觸到了情慾，虛榮與人類痛苦底底蘊——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爾斯泰周旋於聖彼得堡底文人中間，他對於他們感著一種憎惡與輕蔑。他們的一切於他都顯得是卑劣的，謊騙的。從遠處看，這些人似乎是在藝術底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克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題贈給他的，近看卻使他悲苦地失望了。一八五六年時代底一幅肖像，正是他處於這個團體中時的留影：屠克涅夫（Tourgueniev），龔卻洛夫（Gontcharov），奧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葛利高洛維區（Grigorovitch），特羅奚寧（Droujinine）。在別人那種一任自然的態度旁邊，他的禁慾的，嚴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頭，深凹的面頰，僵直地交叉著的手臂，顯得非常觸目。穿著軍服，立在這些文學家後面，正如舒亞萊所寫的：「他不似參與這集團，更像是看守這些人物：竟可說他準備著把他們押送到監獄中去的樣子。」[630]

  可是大家都恭維這初來的年輕的同道，他是擁有雙重的光榮：作家兼塞白斯多堡底英雄。屠克涅夫在讀著塞白斯多堡底各幕時哭著喊Hourra的，此時親密地向他伸著手，但兩人不能諒解。他們固然具有同樣清晰的目光，他們在視覺中卻灌注入兩個敵對的靈魂底色彩：一個是幽默的，顫動的，多情的，幻滅的，迷戀美的；另一個是強項的，驕傲的，為著道德思想而苦悶的，孕育著一個尚在隱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爾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諒這些文學家的，是他們自信為一種優秀階級，自命為人類底首領。在對於他們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個貴族，一個軍官對於放浪的中產階級與文人那般驕傲[631]。還有一項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徵，他自己亦承認，——便是「本能地反對大家所承認的一切判斷」[632]。對於人群表示猜疑，對於人類理性，含藏著幽密的輕蔑，這種性情使他到處發覺自己與他人的欺罔及謊騙。

  「他永遠不相信別人底真誠。一切道德的躍動於他顯得是虛偽的。他對於一個為他覺得沒有說出實話的人，慣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視著他……」[633]

  「他怎樣的聽著！他用深陷在眼眶裡的灰色的眼睛怎樣的直視著他的對手！他的口唇抿緊著，用著何等的譏諷的神氣！」[634]

  「屠克涅夫說，他從沒有感得比他這副尖銳的目光，加上二三個會令人暴跳起來的惡毒的詞句，更難堪的了。」[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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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與屠克涅夫第一次會見時即發生了劇烈的衝突[636]。遠離之後，他們都鎮靜下來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但時間只使托爾斯泰和他的文學團體分隔得更遠。他不能寬恕這些藝術家一方面過著墮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揚什麼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惡的，沒有品性的，比我在軍隊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而他們竟對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樣。他們使我憎厭。」[637]

  他和他們分離了。但他在若干時期內還保存著如他們一樣的對於藝術的功利觀念[638]。他的驕傲在其中獲得了滿足。這是一種酬報豐富的宗教；它能為你掙得「女人，金錢，榮譽……」

  「我曾是這個宗教中的要人之一。我享有舒服而極有利益的地位……」

  為要完全獻身給它，他辭去了軍隊中的職務（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種性格的人不能長久閉上眼睛的。他相信，願相信進步。他覺得「這個名辭有些意義」。到外國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國，瑞士，德國——這個信念亦為之動搖了[639]。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執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對於進步底迷信亦是空虛的……」

  「當我看到頭從人身上分離了滾到籃中去的時候，在我生命底全力上，我懂得現有的維持公共治安的理論，沒有一條足以證明這種行為底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據著若干理論，認為這是必需的，我，我總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可以決定善或惡的，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640]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呂賽納（Lucerne）看見寓居Schweizerhof的英國富翁不願對一個流浪的歌者施捨，這幕情景使他在《奈克呂杜夫親王日記》[641]上寫出他對於一切自由主義者底幻想，和那些「在善與惡底領域中唱著幻想的高調的人」底輕蔑。

  「為他們，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隸是惡。這些幻想的認識卻毀滅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誰將和我確言何謂自由，何謂奴隸，何謂文明，何謂野蠻？哪裡善與惡才不互存並立呢？我們只有一個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勵我們互相親近的普在的神靈。」

  回到俄羅斯，到他的本鄉伊阿斯拿耶，他重新留意農人運動[642]。這並非是他對於民眾已沒有什麼幻想。他寫道：

  「民眾底宣道者徒然那麼說，民眾或許確是一般好人底集團；然而他們，只在庸俗，可鄙的方面，互相團結，只表示出人類天性中的弱點與殘忍。」[643]

  因此他所要啟示的對象並非是群眾，而是每人底個人意識，而是民眾底每個兒童底意識。因為這裡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創辦學校，可不知道教授什麼。為學習起見，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歐洲 。[644]

  他研究各種不同的教育論。不必說他把這些學說一齊摒斥了。在馬賽的兩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眾教育是在學校以外完成的，——學校於他顯得是可笑的——如報紙，博物院，圖書館，街道，生活，一切為他稱為「無意識的」或「自然的」學校。強迫的學校是他認為不祥的，愚蠢的；故當他回到伊阿斯拿耶 波里阿那時，他要創立而試驗的即是自然的學校[645]。自由是他的原則。他不答應一般特殊階級，「享有特權的自由社會，」把他的學問和錯誤，強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眾學習。他沒有這種權利。這種強迫教育底方法，在大學裡，從來不能產生「人類所需要的人，而產生了墮落社會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學家，還有若干毫無目的地從舊環境中驅逐出來的人—少年時代已經驕傲慣了，此刻在社會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變成病態的，驕縱的自由主義者。」[646]應當由民眾來說出他們的需要！如果他們不在乎「一般知識分子強令他們學習的讀與寫底藝術」，他們也自有他們的理由：他有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試著去了解他們，幫助他們滿足這些需求！

  這是一個革命主義者的保守家底理論，托爾斯泰試著要在伊阿斯拿耶作一番實驗，他在那裡不像是他的學生們底老師而更似他們的同學[647]。同時，他努力在農業墾殖中引入更為人間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為Krapivan區域底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與政府濫施威權之下成為民眾保護人。

  但不應當相信這社會活動已使他滿足而占據了他整個的身心。他繼續受著種種敵對的情慾支配。雖然他竭力接近民眾，他仍愛，永遠愛社交，他有這種需求。有時，享樂底欲望侵擾他；有時，一種好動底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險去獵熊。他以大宗的金錢去賭博。甚至他會受他瞧不起的聖彼得堡文壇底影響。從這些歧途中出來，他為了厭惡，陷於精神狂亂。這時期底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藝術上與精神上的猶疑不定的痕跡。《兩個輕騎兵》（一八五六年）[648]傾向於典雅，誇大，浮華的表現，在托爾斯泰底全體作品中不相稱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國第雄寫的《亞爾培》[649]，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慣有的深刻與確切。《記數人日記》（一八五六年）[650]動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爾斯泰對於自己底憎惡。他的化身，奈克呂杜夫親王，在一個下流的區處自殺了：

  「他有一切：財富，聲望，思想，高超的感應；他沒有犯過什麼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並非為了什麼劇烈的情慾，只是為了缺乏意志。」

  死已臨頭也不能使他改變：

  「同樣奇特的矛盾，同樣的猶豫，同樣的思想上底輕佻……」

  死……這時代，它開始纏繞著托爾斯泰底心魂。在《三個死者》（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651]中，已可預見《伊萬 伊列區之死》一書中對於死底陰沉的分析，死者底孤獨，對於生人底怨恨，他的絕望的問句：「為什麼？」《三個死者》——富婦，癆病的老御者，斫斷的樺樹——確有他們的偉大；肖像刻劃得頗為逼真，形象也相當動人，雖然這作品底結構很鬆懈，而樺樹之死亦缺少加增托爾斯泰寫景底美點的確切的詩意。在大體上，我們不知他究竟是致力於為藝術的藝術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藝術。

  托爾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底俄羅斯文學鑑賞人協會底招待席上，他的演辭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652]；倒是該會會長戈米阿谷夫（Khomiakov），在向「這個純藝術的文學底代表」致敬之後，提出社會的與道德的藝術和他抗辯[653]。

  一年之後，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親愛的哥哥，尼古拉，在伊哀爾（Hyères）地方患肺病死了[654]，這噩耗使托爾斯泰大為震驚，以至「搖動了他在善與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棄藝術：

  「真理是殘酷的……無疑的，只要存在著要知道真理而說出真理的欲願，人們便努力要知道而說出。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東西。這是我將實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藝術。藝術，是謊言，而我不能愛美麗的謊言。」[655]

  然而，不到六個月之後，他在《波里哥區加》（Polikouchka）[656]一書當中重複回到「美麗的謊言」，這或竟是，除了他對於金錢和金錢底萬惡能力的詛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純粹為著藝術而寫的作品；且亦是一部傑作，我們所能責備它的，只有它過於富麗的觀察，足以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太豐盛的材料，和詼諧的開端與太嚴肅的轉紐間的過於強烈，微嫌殘酷的對照[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