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激勵做出反應

  18世紀末，英國正處於兩場大變革時期。

  一是工業革命導致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大城市人滿為患，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蝸居在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罕等地，卻無法維持生計。為了討生活，很多良民都只能做竊賊，偷點東西吃。

  

  英國政府為了殺一儆百，當時的法令特別嚴苛，偷價值一先令的東西（相當於現在30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就要關押、流放。至於劫道的、賣淫的、殺人放火的，就直接吊死。

  二是讓囚犯參加勞改也是需要大量土地供應的，狹窄的英國本土早就已經不堪重負，沒有地方安置這些討厭的壞人。之前一直作為囚犯流放終點站的美國獨立了，大批的囚犯沒有地方可去。

  1770年，庫克船長發現了澳大利亞，於是向英王報告發現了一塊新的大陸，也就是如今澳大利亞最發達的新南威爾斯州，並以大不列顛的名義宣布對澳大利亞東海岸地區擁有主權。

  由於澳大利亞地理位置孤立，是流放這些囚犯最好的地方。英王喬治三世決定將澳大利亞作為集中的罪犯流放地。

  1788年1月26日，由11艘船艦組成的艦隊，將548名男罪犯和189名女罪犯送到澳大利亞，一直到1840年，澳大利亞一共被送去了16萬名罪犯。

  開始的時候，英國政府按照運送囚犯的人數付給船長費用，船長拿到資金後，離開英國口岸就不再關心囚犯的生存狀況和數量。

  在運送囚犯的過程中，由於囚犯多、路途遠，路上需要大量的淡水和食品，再加上醫療條件差，藥品缺乏，導致很多人死在途中。甚至有些船長為了節省成本，不供應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囚犯生病也不給醫治，還有一些囚犯被無辜殺害。一些船隻在運輸途中，囚犯死亡率巨大。

  有一次在航運過程中超過三分之一的犯人都死了，其餘的人到達時也都是精疲力竭，飢餓難忍，疾病纏身。一名大副在評論這些罪犯時殘酷地說：「就讓這些死鬼們下地獄吧，反正運送他們的酬金老闆已經拿到了。」

  英國公眾對這些罪犯也沒有多少好感，但問題在於，這些罪犯們並沒有被判處死刑。於是，新聞報紙發表社論要求改善航運條件，宗教人士呼籲船長們應該有人道主義精神。立法委員們通過了立法，要求改善航運過程中的食物和飲水、光線和空氣，以及提供必要的醫療救助。

  即使這樣，死亡率仍然一直高得驚人。直到有位經濟學家給出新的建議之前，任何措施都沒有見效過。你能想像得出這位經濟學家給出的是什麼建議嗎？

  這位經濟學家建議，不應該在大不列顛上船時就為所有的囚犯付清費用，而應該在到達澳大利亞時，為那些能離開船隻的囚犯向船長們支付運費。

  1793年，當新的措施實施後，囚犯存活率立即躍升為99%。一位精明的觀察者如此評價這一事件：「經濟戰勝了情感和仁愛。」

  這一故事說明了一個經濟學的重大啟示：人們會對不同的激勵，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

  如果在囚犯上船時，就已經向船長們支付完了費用，不但缺乏促使船長們善待囚犯的激勵，甚至這樣的做法只能激勵船長們虐待囚犯。例如，有些船長不為囚犯供給必需品，他們把囚犯的食物儲存起來，然後在到達澳大利亞後賣掉這些食品，並從中獲得豐厚利潤。

  但是，如果只有當囚犯活著到達目的地時，船長們才被支付運費，對船長們的激勵就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船長們能從囚犯的死亡中獲利。但現在，激勵體制「確保對每一位死亡的可憐人，都至少有一位忠誠的懺悔者」。誰會忠誠地懺悔呢？

  船長們。

  至少他們會真誠地懺悔少賺到的錢——如果這些可憐的人還活著，船長就能得到這筆錢。

  激勵機制看起來很容易，從「先付費」改成「後付費」就解決了囚徒的船上困境。但是，在複雜的市場環境下，激勵機制的有效發揮卻未必那麼簡單和輕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