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驅

  子夏推薦來的這位小學弟叫李悝，史書上又稱李克，他是魏國人，比魏文侯小十七歲。李悝是法家開山老祖，商鞅在他面前也只有拎包的份兒。

  李悝拜在子夏門下後，認真學習，把儒家六本教科書背得滾瓜爛熟。而且李悝不但學習好，還有創新求變的精神，能把所學知識與當時實際情況相結合，並提出驚人的見解。

  這樣的創新型學生不正是魏國需要的嗎？

  於是子夏送給了魏文侯。

  魏文侯坐在殿上，李悝向國君兼學長恭敬地行了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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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侯雖為國君，但是具有禮賢下士的精神。他對李悝說：「請您說說，如何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

  李悝侃侃而談：「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每個人為了自己的欲望去爭奪自己想要的東西，欲望也是天下動亂的根源。

  「孔子說過『克己復禮』，就是通過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制。其實欲望並沒有什麼壞處，我們身處亂世之中，如果不爭，就會被時代大潮淘汰。國家如果不爭，也會被他國消滅，無數國破家亡的例子擺在我們面前。

  「所以，人的欲望在正確引導下，也會有好的一面。國家要獎勵那些勤勉耕作的百姓，給那些有才之人上升的渠道，讓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樑。然而光靠人的自覺是不夠的，還要通過刑罰來維護禮制。只要每個人的奮鬥合乎禮制，國家就會太平強盛。

  「時代大潮瞬息變幻，我們不能光守著書本知識，要根據情況來做人做事。變則生，不變則死！」

  魏文侯聽完被徹底震撼了。面前這位年輕的學弟竟把儒家禮派的思想闡述得如此精妙，實在讓人佩服！作為大師兄，魏文侯也聽出了李悝的弦外之音：在這個變幻多端的世界，必須通過強而有力的手段，讓國家與人快速轉變順應時代潮流，而最靠譜的手段就是「刑罰」。

  魏文侯內心十分佩服李悝的好勝進取之心，他完全接受了李悝。在此次的交談中，這倆人已站到了大時代的風口浪尖上，這個風口就是「變法」。

  變法？

  魏文侯有些猶豫。他也知道，任何政治改革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處置不好，便會玉石俱焚。之前沒有諸侯國搞過變法，這臨門一腳怎麼踢，誰都不知道。

  在與李悝談完話後，魏文侯覺得這位學弟可以作為變法的先驅，讓他去踢這臨門一腳。

  由於李悝沒有一線工作經驗，魏文侯怕他是個只會說不會幹的人，為了保險起見，就先把他派到地方上鍛鍊一下，把李悝自己的治理地區當作試驗田。

  魏文侯很會挑地方，他安排李悝擔任的是上地郡的太守一職。上地郡說是一個郡，倒不如說是戰爭前線。因為上地郡位於黃河以西，就是歷史上常說的河西地區，正好在秦魏兩國的交界處。

  由於上地土地肥沃，是兩國嘴前的大肥肉。秦國對著河西地區一直流口水，秦魏兩國沒少為河西地區爆發邊境衝突。秦國作為一個大國玩家，在春秋時代就練到滿級了。萬一哪天秦國徹底翻臉，率大軍殺過來，魏國這個新玩家想憑一己之力去對抗一個滿級玩家，這難度相當於史詩級的。

  但是，再難的問題，也有解決辦法。

  李悝在擔任上地郡太守期間經常下基層，他發現上地郡的民風太彪悍了。由於上地郡緊挨著秦國，經常會遭到秦人騷擾，當地老百姓為了守護自己的家園，簡直能拼了老命。只要秦人一來，田間耕種的農民拿起鋤頭，家裡做飯的婦女拿起菜刀，直接就上戰場了。在李悝眼中，這是多好的兵源呀！

  為了提升老百姓的戰鬥力，為日後儲備兵源，李悝想出了一個主意。於是一個故事誕生了，叫作「射箭斷訟」。

  故事是這麼說的：李悝擔任上地郡太守後，下令以射箭來斷訴訟案的勝負。法庭上，原告與被告兩人比賽射箭，誰贏了誰就勝訴。於是上地郡百姓開始勤學箭術，為魏國提供了優質兵源。

  這故事聽聽就可以，別當真。如果這故事讓死去的李悝知道的話，他一定會從墓里爬出來掐死那個編故事的人。法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公平正義。李悝在他後來的《法經》里把罪名與刑名統一了起來，也就是現在法律上說的「罪刑法定」，說直白一點，這人犯沒犯罪，法律說了算。「射箭斷訟」的故事中，誰勝訴不是法律說了算，而是看誰射得准，無異於砸法家招牌。

  這個故事編得很拙劣，不過編故事的人是想告訴我們，李悝在擔任上地郡太守時把百姓當作預備役士兵來培養。

  李悝在上地郡幹了一段時間，成績斐然，當地不光GDP上去了，百姓也被李悝打造成上得了戰場、下得了農田的準軍事化部隊。李悝在上地郡這塊試驗田上幹得很好，看來他不光是個理論家也是實幹家，於是魏文侯趕緊把他上調高層，委以重任。

  一場開天闢地的變法，正式拉開帷幕。

  戰國初期，變法就是一個風口，哪個諸侯率先站在這個風口，就能迅速騰飛，吊打他國。

  作為法家先驅，李悝的任務就是要把魏國推到變法的風口上。可是變法絕不是嘴上說說那麼簡單。很多人印象中，法家的主要建樹是在法律上面，其實不對。法家不光搞法律研究，也搞行政和經濟建設。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在變法，一直在搞創新，有變法成功的，也有變法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名垂青史，變法失敗者死無葬身之地。

  什麼是變法？說專業點，就是對國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變革，從而讓國家變得富強。國家的財富就像一塊蛋糕，誰看見都流哈喇子，誰都想多吃一口。春秋時，誰胳膊粗，能打贏，誰搶的蛋糕就多，沒有固定規則。但到了戰國就不行了，因為戰國人口實在太多，各諸侯國都在思考如何重新劃分蛋糕，否則家裡三天兩頭就會為了搶蛋糕而火併。

  李悝變法要解決的問題有三個：

  一、如何把這塊蛋糕做得又大又香？

  二、如何建立劃分大蛋糕的規則，決定誰分得多，誰分得少？

  三、如何懲戒不遵守劃分蛋糕規則的人？

  針對第一個問題，李悝的回答是：必須從農業入手。

  古代沒有現在的重工業，經濟除了農業就是商業，有的國家選擇重農，有的國家選擇重商。但是無論重農還是重商，都要解決最根本的吃飯問題。

  商業可以通過貿易先獲得巨大利潤，再通過貿易交換糧食。最典型的要數古代地中海周圍的文明，腓尼基人、古希臘人、迦太基人通過航海在地中海區域開展貿易，購買糧食。可是戰國時，華夏大地上的諸侯國可以重商嗎？答案是不可以。

  從環境來講，地中海相當於一個內湖，豎起帆、盪起雙槳就能做生意了。而李悝變法的魏國深處內陸，在黃河旁邊，魏國人連海長什麼模樣都沒見過，沒有海運不可能發展出強大的貿易。

  所以在李悝看來，提高糧食產量才是王道，魏國必須重農，指望商業來提高國力是不行的。再說，中國古代君王最討厭的就是人口流動，人都跑去做生意了，找誰徵兵，找誰修黃河堤壩？

  魏國走重農主義路線，就必須提高糧食產量，首先要保障農民的權益與積極性。魏國作為獨資企業，魏文侯作為老闆和唯一股東，獨自占有所有的土地與百姓，絕不會分給中層幹部。

  趙、魏、韓三家在瓜分晉國前，就把自己領地上的土地授予老百姓耕種，不許販賣，自己收租子當地主，這就是「授田制」。

  魏國的基層員工都是小農，國君作為全國最大也是唯一的地主，是小農經濟的堅定捍衛者，堅決杜絕地主存在。自家的地都是祖上分封和用命搶來的，怎能允許老百姓私自販賣？退一萬步來說，如果允許私自販賣土地，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有錢的人就會炒地皮，大量兼併土地，自己當地主。人都有個天災人禍，小農急需用錢時把地賣給地主，自己就變成了佃農。佃農給地主打工交租子，萬一地主是個黃世仁，抬高租子逼得佃農活不下去，佃農跑了怎麼辦？

  如果國內出現地主，國君徵收賦稅時該找地主還是找佃農？更可怕的是，大量土地兼併，會導致基層百姓流離失所，到時國君去哪裡徵兵？另外，如果土地被地主兼併了，哪還有土地獎勵給有戰功的軍人？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當一個王朝土地兼併嚴重時，它就由盛轉衰，財政難以為繼，徵兵征不上來，只能搞募兵制，結果將領擁兵自重。

  在李悝眼中，魏國基層員工家庭最理想的模式是五口之家。李悝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意思是，一家五口人，可以種一百畝的地，一畝地一年可以上交國家糧食一石半，一百畝地合計上交一百五十石糧食。

  只有保護好小農，才能穩定魏國的基層，糧食、兵源也會滾滾而來。

  為了穩定魏國的經濟基礎，李悝頒布了影響後世的法令——《平糴（dí）法》。

  糧食市場上一直有這麼個怪圈，那就是「穀賤傷農，谷貴傷民」。就是說糧價太便宜了，農民入不敷出；糧價太貴，城市居民負擔不起。只要糧食價格存在波動，商人就會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最後導致農民破產，國家財政困難。

  糧食豐收時，糧價會下跌。為避免糧價下跌，政府會根據豐收情況買進農民手中多餘的糧食，然後儲備起來以備不時之需；糧食歉收時，糧價會上漲。為避免老百姓吃不起糧食，政府就會根據歉收情況，平價出售糧食。

  李悝不光頒布《平糴法》從法令角度保護小農，更在政策上鼓勵農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這一政策叫「盡地力之教」，說通俗點，就是能種的農作物全都要種，地里能種什麼就種什麼，不留一塊空地。

  李悝要求田裡要種小米、黍子、麥子、大豆、麻五種作物。萬一其中一種農作物遇到災害，靠其他農作物也不會餓死。住宅的四周也不能空著，全部利用起來。院子裡要多種些瓜果蔬菜，還要多種樹，但不能亂種，必須種桑樹。

  如果在戰國時期對炒地皮的人和商人做問卷調查，問他們最痛恨的人是誰，李悝肯定高票當選。可也正是李悝，確保了百姓安居樂業，壯大了小農經濟，提升了魏國國力。

  魏國蛋糕做大了，下面就看怎麼切蛋糕了。

  李悝要替魏文侯制定一套劃分蛋糕的規則，也就是財富分配製度。這關乎每個人得到蛋糕的大小，如果劃不好，是要出大亂子的。

  李悝實行變法，其實就是要實行中央集權，讓國君大權獨攬。在魏國，只能是國君一人說了算，決不能出現春秋時司空見慣的大夫犯上作亂。所以魏國劃分蛋糕的人，必須是國君。

  春秋時代，老子英雄兒好漢。那時的晉國，一個大夫沒有幾百年的家族史，都不好意思在朝堂上混。這樣的家族會長期壟斷權力，霸占著國家財富的大蛋糕，不願與人分享，阻斷有才能之人的晉升渠道，更易形成不穩定因素。

  李悝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徹底廢除世卿世祿。想要往上爬，必須靠自己的功勳。想吃老本？門兒都沒有。

  春秋末期，當魏國先祖還是晉國的大夫時，就在自家領地上搞起了職業經理人制度，中層幹部干不好就換人，世卿世祿在魏國已沒有滋生的土壤。廢除世卿世祿，能徹底根除大家族的威脅，為國君消滅潛在的對手。這種能保障自己的子孫永遠都是國君的政策，魏文侯是大力支持的。

  工作績效在魏國成為個人分得蛋糕大小的唯一依據。不管你是哪國人，不管你出身高低貴賤，只要是人才，我魏國就願意高薪聘用你。你在魏國沒有背景也不要緊，只要你幹得好，國君給你當靠山。你只要踏實肯干，就能在魏國出人頭地，房子、車子都會有，幹得特別出色的還有土地賞賜。不過魏國賞賜的土地是食邑，可不是封地，你可以享有土地的賦稅，但是土地的所有權及行政權仍歸國君所有。

  魏國開始變法後，各國也爭相效仿，無數平民進入國家高層，布衣卿相在戰國時變得很常見。

  可是，在實際操作中，總有心術不正的人對自己分的蛋糕不滿。那麼如何懲戒或警示這些人呢？這就要依靠刑罰了。

  在春秋時，每個國家都有法律，晉國的趙鞅就將法律條文鑄刻在鐵鼎上公示。可是這些法律都不成系統。

  李悝擔任相國後起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法典——《法經》，來確保所有人都遵守分蛋糕規則，並懲戒和威懾那些不聽話的人。這部法典並不是即興創造的，其中很多條文都是李悝結合前人與自己一線工作經驗總結出來的，具有無與倫比的先進性。

  《法經》成為法家成員心目中的「聖經」，更是中國法學思想的老祖宗。

  有人會說，法家是殘酷邪惡的代名詞，動不動就要削人頭、斷人腿。這話如果讓李悝聽到了，他會憤怒地說：「這鍋我不背！《法經》是管理國家的手段，我內心要實現的是儒家的德政！」

  有一次李悝與魏文侯探討人為什麼會鋌而走險，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魏文侯問：「刑罰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李悝回答：「都是奸邪淫逸引起的。一個人如果飽受饑寒，就會去偷盜殺人；權貴如果淫逸，就會追求奢侈的生活，會為了住豪華的大宅院而侵占農民的田地；當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就會鋌而走險，此時就不得不用法律來制裁他們。」

  魏文侯一邊聽一邊點頭。

  李悝繼續說：「治理好國家，要讓百姓安居樂業，教化百姓禮義廉恥。以德治國，這是『本』；靠刑罰維護秩序，這是『末』。作為君主，決不能捨本逐末！」

  李悝雖是法家開山鼻祖，但他的骨子裡流的是儒家的血。對他來說，刑罰只是維護社會安定的手段，要讓國家真正強盛，仍是靠國君體恤百姓。

  春秋時代，法律成為縱容貴族欺壓百姓的工具。「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春秋時法律的核心思想。那時的大臣都是貴族，有地有兵，如果看國君不順眼是有資本造反弒君的。而《法經》在懲戒權貴方面有了大大的進步，如果相國與將領接受行賄，他身邊的辦公人員全部要被誅殺，雖然沒有直接誅殺國家高幹，但也起到了震懾作用。當時的公務人員都是膽戰心驚，如果他們發現領導有不法行為，一定檢舉揭發。

  李悝的《法經》不光維護公平正義，更保護了老百姓的權益。

  李悝用一句話概括了《法經》的終極奧義：「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意思是，一個國君要行王道，首要任務就是懲治盜賊。小老百姓不求大富大貴，只求平平安安，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就是他們最掛念的事。古代刑罰中，對百姓私有財產的侵犯稱為「盜」，對人身傷害稱為「賊」。只有讓老百姓有安全感，能踏踏實實地工作，國家才能穩定繁榮。

  李悝變法讓魏國實力大增，如同「氪金」一般迅速崛起。作為「氪金玩家」，魏國接下來要找人練級、下副本。它很快就瞄準了一塊大肥肉——中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