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界新星諸葛恪崛起

  吳國已經漸漸失去往日「乳虎嘯谷，百獸震惶」的氣勢。

  遙想當年，孫策、孫權、周瑜、魯肅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內心充滿渴望與追求，並把他們的理想注入新興國家的理念之中。如今，這些人都已不在人世，張昭也已經去世，孫權、陸遜、潘濬、呂岱等人也都老了。

  帝國的進取精神正被一種保守主義取代，已經沒有人再談論一統中國的豪言壯語，甚至對恐怖政治的出現也抱著一種旁觀的態度。只有陸遜、潘濬還能儘自己的能力挽救時局，至於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軍界巨頭，多數對政治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

  呂壹伏誅後，孫權略有省悟，他下詔書給諸將軍，表明自己與眾人「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名義上是君臣關係，實際上親如骨肉，有福同享，有難同擔。他承認自己犯了過錯，並說：「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我不是聖賢，做錯事難免，貴在知錯能改。

  這道詔書，對諸將來說就像是安慰劑，大家的怖懼心態漸漸緩解。應該說，孫權是有自知之明的，從理性的角度出發，他信得過這些幾十年來忠心耿耿輔佐自己的將軍；然而，當一個人走火入魔時，理性的作用要大打折扣——若干年後，孫權的暴虐將再度爆發，不可控制。

  國家的由盛而衰不是一步到位的，總有蛛絲馬跡可尋。

  廖式的叛亂就是一個例子。

  公元239年，即呂壹被處決的次年，吳國爆發廖式之亂。

  廖式是吳國將軍蔣秘帳下的一名都督，他叛亂的原因，史書沒有詳述。三國時代，將領發動兵變，一般都會選擇投降敵國，這是最安全的方法。不過，廖式起兵襲殺臨賀太守嚴綱後，卻選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他與弟弟廖潛聯手，攻掠零陵、桂陽，很快發展到數萬人，勢力波及交州的蒼梧、鬱林諸郡，一時間，南方為之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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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顧雍所說的「盛世」嗎？若說是盛世，那也可稱為盛世危機。廖式在吳軍中地位一般，只能算一名中級軍官，卻能在短短時間內拉起一支數萬人的軍隊對抗朝廷，足以說明推行恐怖政治之後的吳國朝廷，已經不再為人民所擁戴了。

  叛亂爆發於荊州地界，陸遜、潘濬在這裡駐守多年。不巧的是，叛亂爆發前兩個月，潘濬去世，孫權遂任命八十歲的呂岱接替他的位置。呂岱在前文中有過介紹，他曾擔任交州刺史，撲滅了交州的叛亂，為東吳立下卓著功勳。如今戰亂又起，他八十歲的身子骨，能經得起戰爭的折騰嗎？

  呂岱老當益壯，有著寧移白首之心。呂岱八十高齡，居然主動請纓討伐叛軍。由於軍情緊急，他也不等皇帝批准，奏章發出後便即刻上路。孫權同意了，拜呂岱為交州牧，並派遣將軍唐咨協助破敵。這麼老還親自帶兵打仗，這在歷史上真是不多見，呂岱對付叛軍經驗豐富，經過一年多的爭奪，廖式山窮水盡，最終在戰鬥中被擊殺，叛亂悉平。

  廖式叛亂的同年，魏明帝曹叡去世，新皇帝曹芳不過是一個傀儡，大權落到曹爽手中。對孫權來說，這是一個打擊魏國的大好時機。

  公元241年，東吳北伐準備完畢。孫權在兵略上水平是比較差的，因此也比較慎戰，不願發動孤注一擲的進攻。與諸葛亮北伐相比，東吳的幾次北伐規模都不大，不敢全力以赴。這是比較保守的戰略，先保全自己，有機會就打一下。

  有人對孫權的這種戰略不滿意，零陵太守殷札上書說：「如今上天要拋棄曹氏了，喪事不斷，值此龍爭虎鬥之際，上台的卻是一個小孩子。」這些年，魏國皇帝曹叡和大將曹真、曹休都死了，曹芳與曹爽著實不足掛齒，這是北伐魏國的最好機會。殷札提議，由皇帝孫權親征，動員全國兵力，兵分三路出擊：第一路由諸葛瑾、朱然指揮，直取襄陽；第二路由陸遜、朱桓指揮，北征壽春；第三路由皇帝親自出馬，入淮陽，掃蕩青州、徐州。除此之外，照會盟友蜀國兵出隴右，威脅長安。殷札對自己的戰略沾沾自喜，自認為必可「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在他看來，這是北定中原的最後一戰。他還警告孫權，不能犯以前的錯誤，如果不傾巢而出，小打小鬧不足以幹大事，反而會勞民傷財，不是上等謀略。

  與孫策、曹操、劉備不同，孫權的戰略思想「穩」字當頭，缺乏進取精神，守住長江防線是底線，至於向北能發展到什麼程度，看運氣吧。

  這是一次有限的進攻。

  吳軍兵分四路：衛將軍全琮進攻淮南；威北將軍諸葛恪進攻六安；征北將軍朱然進攻樊城；大將軍諸葛瑾進攻柤中。

  這四路進攻，以全琮攻淮南、朱然攻樊城最有威脅。

  全琮採取水攻戰術，在芍陂決堤放水，魏國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出兵相救，截擊吳師，全琮不敵，只得後撤。

  樊城是魏國荊州地界的戰略要地，當年關羽北伐，樊城就是主戰場。朱然是吳軍中的悍將，當年曹丕大舉征吳，以優勢兵力包圍江陵，朱然臨危不懼，力挫敵師。魏荊州刺史胡質知道朱然厲害，馬上派出輕裝部隊火速救援。有人說：「敵人來勢洶洶，不可操之過急。」胡質答道：「樊城城牆低矮，兵力不足，必須馬上救援，否則就危險了。」作為軍事重鎮，樊城守備如此脆弱，可見曹爽上台後荒於兵事。

  胡質的決定是正確的，由於救援及時，樊城暫保無虞。不過，危險並沒過去。圍城一個月後，形勢愈發嚴峻。太傅司馬懿決定親自出馬，以解樊城之圍。他率領精銳部隊南下，急馳前線。司馬懿不僅有卓越的指揮才能，還帶來一支生力軍。朱然得知消息後，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連夜下達撤退令。不過，朱然還是稍遲一步，司馬懿大舉追擊，一直追到三洲口，朱然被迫丟棄大批輜重，一部分跑得慢的士兵淪為司馬懿的俘虜。

  另外兩路進攻，因大將軍諸葛瑾的突然去世而中止。

  其實，吳師遠征徒勞無功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們可以把孫權的戰略稱為「劫掠式的進攻」，搶一把、破壞一下了事，並沒打算開疆略地。吳國投入戰鬥的兵力本就有限，還兵分四路，兵力一分散，哪裡有多強的力量呢？因此，只要魏國朝廷出兵，吳師必定要潰敗。

  這樣的結局，有一人是不服氣的。

  他就是諸葛瑾的兒子諸葛恪。

  我們必須說，諸葛一家確實很有本事。諸葛亮在蜀漢當丞相，諸葛瑾在東吳也位極人臣，當到大將軍。伐魏一役，諸葛瑾與諸葛恪各領一軍，分別進攻柤中與六安，父子兩人都是獨當一面的將領，這確實很少見。只是天有不測風雲，諸葛瑾竟與弟弟諸葛亮一樣，病歿軍中，諸葛恪也只得退師，為父奔喪。

  在東吳諸名將漸漸老去時，諸葛恪無疑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繼承諸葛家優良的基因，才略勇氣不亞於父親與叔父，時人贊他「英才卓越，超逾倫匹」，正所謂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少有才名，辯論應機，時人莫以為對。

  早在七年前（公元234年），時任左輔都尉的諸葛恪上書孫權，請求批准他招撫丹陽郡山區拒絕服從政府的越人。自東吳立國，與山越的戰爭頻繁，經過幾十年掃蕩，平原地區的山越人基本被征服，剩下的山越人躲進崇山峻岭之中，其中丹陽一帶特別多。丹陽多山，地形險峻，交通四通八達，山區多銅鐵礦，越人自製武器，民風強悍，習性蠻勇。他們時不時出山打劫，遇到朝廷出兵進剿，又躲進山里，恃險而守，政府軍根本沒辦法。自從漢代以來，幾百年的時間，政府都無法制服潛伏山林之中的山越人。

  諸葛恪不信邪，他強調，只要給他三年時間，定可肅清山越人，使他們接受朝廷統治，並且可以從中招募一支四萬人的武裝。此言一出，大家不禁笑了：幾百年都搞不定的事，憑什麼你諸葛恪搞得定？甚至連他的父親諸葛瑾都直搖頭。

  不過，孫權欣賞諸葛恪的才華與責任心，任命他為撫越將軍兼丹陽太守。從「撫越將軍」這個頭銜可以看出，「撫」是主要手段，問題是要怎麼撫呢？這需要三管齊下：軍事封鎖、經濟封鎖、政治宣傳。

  第一步，為了防止丹陽山越人流竄到鄰邊郡縣，諸葛恪照會相鄰四郡在邊界嚴加警戒，把已歸順的山越人集中起來，統一安排居住點，以免混淆；第二步，派遣軍隊守住險關要隘，修防禦工事，嚴令不得出戰，實施軍事封鎖；第三步，糧食成熟時，士兵及時收割，不留給山越人搶掠的機會。

  以往山越人生存靠的是搶，他們自己不種植糧食，沒糧時出山打劫一番。在諸葛恪的封鎖下，這些不歸順的越人很快發現問題的嚴重性，舊糧食吃光了，新糧食搶不到，饑荒很快蔓延開。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任你如何驍勇兇悍，幾天不吃飯也成病夫一枚。迫於無奈，有些山越人走出大山，向諸葛恪投降。

  諸葛恪與叔父諸葛亮一樣，採取「攻心為上」的策略。他展開政治宣傳，發布命令：只要山越人誠心歸順，應該善加撫慰，不可胡亂拘押逮捕。當然，對於這個政策，有不少官員當作官樣文章對待，沒有很好地領會理解。譬如，臼陽縣令胡伉在招撫山越人時，發現裡面有一個叫周遺的人，此人在官府的「惡人榜」名單上，胡伉認為他是迫於飢餓才投降的，便下令將其逮捕，送到諸葛恪處邀功請賞。不料諸葛恪大怒，胡伉的所作所為，等於公然違抗「不得嫌疑、有所拘執」的命令，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令郡政府失信于越人。他下令釋放周遺，並將胡伉斬首示眾。

  胡伉的腦袋令山越人確信了諸葛恪的誠意，當時山越人中流傳著一種謠言，說諸葛恪封鎖山區乃是要搞大屠殺，如今這種謠言不攻自破，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走出深山老林，接受東吳政權的統治。

  到了公元237年，丹陽地界的山越人基本被降伏，其中可用於戰鬥的人數約四萬人，與諸葛恪的預測一致。諸葛恪精挑一萬人作為自己的部隊，其餘人分給了其他將領。這支以山越人為基礎組建的部隊，成為精銳之師，在後來諸葛恪南征北戰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鑑於諸葛恪在撫平丹陽山越人上的卓越貢獻，孫權授他為「威北將軍」，同時進封都鄉侯。在陸遜、潘濬、呂岱、諸葛瑾等人老去時，諸葛恪作為少壯派的代表人物，開始崛起於吳國軍界。

  由於父親諸葛瑾突然去世，諸葛恪出擊六安的計劃被迫取消。他渴望在戰場上與魏師一決雌雄，但希望落空了。

  兩年後，即公元243年，諸葛恪拔劍出鞘，發兵偷襲六安，抓了不少壯丁回來。他還派出大量間諜入魏國國境，收集軍事情報，摸清山川道路交通形勢，為攻打壽春做準備。魏國政府察覺南線戰爭陰雲密布，太傅司馬懿親自抵達舒縣，打算先下手為強，解決諸葛恪。孫權得悉司馬懿南下的消息，知道此人厲害，擔心諸葛恪經驗不足，中了老賊的奸計，遂下詔命令諸葛恪後撤，退守柴桑。司馬懿求戰不得，十天後引兵而去。

  就在司馬懿率兵南下時，蜀國大司馬蔣琬卻做出一個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舉動：他把駐屯漢中的部隊大舉調回成都附近。這明顯釋放出一個信號，蜀漢已經放棄諸葛亮制定的北伐方針。吳國潛伏在蜀漢的諜報人員發回消息，判斷蜀國將與吳國斷絕外交，轉而交好魏國。還有一則情報似乎也支持了這個判斷：蜀國正在大力製造戰艦，足以對下游的吳國構成實質威脅。

  鎮守西線的西陵督步騭、車騎將軍朱然對蜀國軍事部署的調整憂心忡忡，聯名上書孫權，認為蜀國背盟的可能性很大，必須高度戒備，以防不測。

  吳國得到的情報準不準確呢？

  十分準確。

  不過，根據這些情報得出的判斷是錯的。

  蔣琬檢討諸葛亮歷次北伐的經驗教訓，認為經漢中攻魏，物資轉運困難，難以持久作戰，故而將大軍收縮至成都附近，以節約軍費開支。至於製造戰艦，不是為了攻吳國，而是想經漢水東下，襲取魏之上庸。湊巧的是，蜀軍的軍事調動與司馬懿南下的時間點相吻合，以致令人懷疑蜀、魏之間有勾結。

  在對大局的判斷上，孫權顯然比手下大將更有見識。三國之所以成鼎立之勢，一個基本前提是吳、蜀結盟，共同對付魏國。戰國時代的經驗證明，弱弱聯合以抵抗強國才有生存的機會；倘若弱國被強國拉攏攻打另一個弱國，最終只能讓強國吞併。蜀、吳兩國唇齒相依，以蔣琬、費禕之智慧，絕不可能破壞蜀吳盟友關係。

  孫權對諸將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他用身家性命來擔保蜀國絕不可能與魏國有所謂的陰謀。從這一點看，孫權確實有遠見卓識。

  果不其然，不久後，魏國利用蜀軍南撤的機會，發兵十萬攻打漢中，蜀魏勾結以謀吳的謠言便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