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茫然不通政務，腹內原來草莽

  雖然在起兵時吶喊著「免除賦稅」口號吸引來了不少支持者，但李自成在進入北京之後，並沒有急著對全國的賦稅體系進行根本上的改革——更有可能就根本不懂怎樣能確立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舉措，他那幾位基本也沒有實踐經驗的左膀右臂一點也沒幫上忙，大順政權的決策者們從始至終對國家事務管理方面都是一無所知，這充分暴露了靠蠻力與偶然成功的農民起義，哪怕推翻了上一個政府的統治，也一定會在不久的以後自動終結。但是錢糧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不面對的，為解決燃眉之急，李自成就在北京施行了簡單粗暴的「追贓助餉」政策，即通過強迫官吏富戶按照規定等級向國家繳納「助餉」，如果被認定為是「贓官」，則還要追收贓款，上繳不及時或不夠數都會遭到嚴刑拷打，這種政策說白了還是沒走出聚義土匪的思維局限，只是將「打家劫舍」的目的換成公權力進行施壓，在追贓助餉的舉措之下，走投無路破產的官富之家比比皆是，甚至還有人拿不出足夠的錢就被活活折磨死。這些追收來的「餉銀」「贓款」並沒有被投入到社會建設經濟恢復的事業上去，而是被李自成及其部眾瓜分，大都變成了他們的私有財務，如此鼠目寸光之為，怕不是市井小民才能做出來的，這種狹隘之人實在配不上做天下的君主。李自成推行的這一餿法子讓本來對他抱有希望和期待的人們頓時好感盡失，甚至有不少人開始思念起崇禎來，不管明朝政府如何腐敗無能，最起碼尚有章法可循，大順統治下的天下，就像李自成私人的玩具，管理國家僅憑一人所欲，毫無法理規矩，這樣一個流氓草寇能到北京當幾天「統治者」，就已經是非常偶然的奇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