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國計民生

  不過，萬曆應該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腦海里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概念，他只是帶著一點隱約的感覺，覺得民間這些變化應該是可以給他的財政收入做些貢獻的，他也沒敏感到用什麼改革手段給他的龐大帝國脫胎換骨，不然就不會派一群宦官折騰百姓去了，這些只曉得撈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宮奴，就更不可能是抱著社會轉型的目的去做變法大計的。看似順應時代潮流的舉措，順應了時代的只有對金錢的貪婪和熱情，而缺失了的是最重要的經濟根本轉型、市場活躍，那份貪婪和自私恰好又發生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君王身上，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我們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憤的景象了。

  不是說出發點還是很有遠見的嘛，這具體是怎麼回事呢？如果這樣不對，那萬曆應該怎樣才有可能帶動大明走向社會升級的康莊大道呢？

  其實我們給大家展現的明末的新變化，僅僅是對比從前完全農業、工商比例極小的狀態，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經濟基礎帶動上層建築轉型，還差得很遠很遠。資本主義萌芽，顧名思義，所謂「萌芽」是多稚嫩的樣子啊，商品經濟雖然進步，但是並沒有形成市場，沒有集聚效應。明末的工商業發展比例十分不協調，基本只集中在東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門類單一，規模有限，歸根結底只能說是「萌而不芽」，廣大的內地農業還是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觀念也只停留在傳統封建意識上，雖然對商人的鄙夷不那麼過分了，卻依然保持著「士農工商」的古老記憶，就連因工商發家的富人，也會想方設法廣置良田，儘早擺脫工商身份。我們可能都曾經接觸過一個著名的歷史課題，叫作「李約瑟難題」，大致就是疑問，為什麼古代技術一直領先世界的中國沒有率先走進近代化，這個問題的解釋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國人甚至說今天的中國人都很難想像，農業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是多麼頑固有力，而因這種自然經濟創造的上層建築，也同樣難以撼動。可以想像明末的經濟發展，有類似於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變化，在強大的傳統社會下是多麼微不足道！而此時利用這樣稚嫩的新型生產狀態增加什麼商業稅，開始促進什麼資本主義進步，無疑是天方夜譚。這個社會接受不了，發展壓根沒到那個水平，皇帝也沒那麼神話。不要用現代的眼光去思考當時的事情，我們需要還原一個合適的歷史背景，才能給事件一個公允的評價。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隊伍搶劫一般的徵稅，無論如何都受不了，這可不是我們今天日漸成熟的商品市場，而且下到民間就又與初衷相背離很多，難保農民、官員不受害。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這瘋狂的礦監稅使之風下，山東臨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幫有三十六家都破產，其中有綢緞商三十二家，倒閉了二十一家，各種商家只剩下個別苟延殘喘。而工商發展最欣欣向榮的天堂城市蘇杭，也因稅使的大肆壓迫而民變突起，暴動頻發。本是懷德治國的萬曆皇帝，卻不知民間疾苦，一味用暴力堅持著他禍國殃民的荒唐搞錢計劃。

  萬曆的錯，就錯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著自己的想像下旨，雖說他的「怠政」並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卻無疑失去了一雙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為經常誇大其詞，小題大做，也讓他失去了對官員們起碼的信任。我願意相信萬曆不是一個一心以禍害蒼生為目的的君王，他是懷著給自己修宮殿造陵墓的私心，也準備從商業稅下手搞一個新局面，但絕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毀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層，萬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為一切還好，沒有言官上疏得那麼可怕，而且礦監稅使帶回來的銀子實在是太可愛了，讓他更不願意放手。這個腹黑的皇帝擁有著老練精明，卻被骨子裡無法抑制的貪婪拖得不願挪動。

  要知道發展商業，資本主義進步的路必須循序漸進，充分考慮人民和歷史因素，考慮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慢慢推進，沒有自然經濟解體、小農的根本性轉型，想要通過明末的「萌芽」就進軍到西方近代化的狀態，是不可能的。

  他的礦監稅使，留給後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無捐」的壞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