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礦監稅使與商品經濟

  而萬曆的礦監稅使可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說萬曆這樣拿工商業開刀，是為了彌補明代稅收的畸形，因為明代稅收規定依然倚重農業，在工商業方面很欠缺，萬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才高瞻遠矚地準備把國家從倚靠農業的大坑中向工商業（類比下西方近代的情況）的光明方向引去，卻受到了滿朝尤其是東林黨的猛烈抨擊，只有宦官朋友不離不棄地陪伴著他在這條孤獨高冷的路上走著，一個叫田口宏二郎的學者甚至說：「宦官們在徵收各種稅目時的態度，與其說是暴虐恣睢，不如說是作為官僚的負責努力。」

  我記得有一句話說，和眾人想法步調一致的是普通人，比眾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眾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眾人想法早兩步，那就是神經病了。萬曆在明末就能用以稅收的方式刺激經濟改革，從倚重農業轉到倚重工商業發展，開啟我國近代化歷程，不得不說是早了兩步。而且居然還帶領著一批「憂國憂民」、同樣高瞻遠矚的宦官天才進行經濟改革大業！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過去的話，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一些經濟學家為萬曆喊屈，說他的增收礦稅其實是總體商業稅的增收，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為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末，改倚農而重工商是大勢所趨。這樣所謂的重視工商的行動，在經濟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類社會、人文環境，並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單一。記得有位歷史研究者曾經評論很多經濟學家「不懂歷史」，因為他們在改革經濟措施的時候，沒有把人文和社會整體因素考慮在內，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學家大多對萬曆的礦監稅使采反對意見了。事實上，作為一個長期怠政、連張居正改革都能說扔就扔的君王，這傢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業稅」這種意識，最多有一些模糊的感覺，也是建立在看到工商業興起、比農業更加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出發點上。

  我可以試著為大家分析一下當時的史實，我們就知道他的礦監稅使究竟是福音還是災難了。明末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因為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產品除了供給生活需要，還有結餘可以作為商品來交易，這就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些更發達的地方，出現了專門為生產商品而運作的部門，典型的就是東南蘇浙一代的紡織業，明代著名小說系列「三言二拍」里就體現了這種部門，因為紡織技術純熟，逐漸擴大規模，並雇用人員來為其生產，形成「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現象，這種僱傭關係和生產現象，就被主流歷史學家定義為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另外，因為航海業的進步，我國沿海一帶也常有前來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有了外來的交易。因為這些變化，就連農村也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老狀態了，相互交流變多，貨幣也在社會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君子愛財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個末等地位的少數人群，手工業、商業，躋身入行，這樣的大勢之下，就連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幾分對金錢的熱情。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派出礦監稅使，為他在這些新興的礦業、工商行業開闢新大陸。這樣看來，蠻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我們的萬曆大哥還是很有遠見卓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