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表面上楊應龍對明朝廷恭敬非常，一切相安無事，但是在他的老家川黔一帶，卻是矛盾重重、紛爭迭起。在楊應龍的勢力地區播州，除了楊氏一族最大的宗主，還有其他五個長官司及其下七個影響力比較大的家族部落，被稱為「五司七姓」。雖然說按照明朝訂立的官制楊應龍應在五司七姓地位之上，但是這其他幾個家族卻並不是都承認與楊應龍的上下屬關係，他們常在當地因各種仇怨互相不滿擠兌，當然，也因為長期共存而有著難以分割的姻親關係。楊應龍本身也是個貪婪殘暴、自負非常的人，別看他對明朝廷態度恭敬，在地方上卻是名副其實的霸王，這導致他和地方土司乃至當地巡按關係都不是很和諧，因為樹敵過多，來自播州內部向朝廷告發楊應龍的聲音一直不絕。對於播州的動靜，朝廷起初並沒有太在意，畢竟西南遙遠，楊應龍進貢的態度還算良好，但是楊應龍自己卻不知收斂，面對告發他的人，楊應龍採取了殘酷的暴力手段，引得聲討之呼更甚，後來有人說楊應龍是因此遭到了地方其他土司的嫉恨，被陷害、逼迫後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他本身是一個「深得苗人擁護」的首領。不過我並不贊同這種觀點，雖然並不能斷定在楊應龍與其他土司交惡的過程中到底誰是誰非多一點，但就憑他能給皇帝大興土木提供堅實的貨源贊助，應該就不會給當地的百姓什麼輕鬆和諧的生活環境。而且正史對其的記載也是「驕橫跋扈，作惡多端」，所以他應該是一個不怎麼受當地人喜歡的土司，哪怕他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

  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楊應龍「伐木——上貢」的安分徹底打破，因長期的燒殺作惡，又難掩野心被地方的其他家族告發叛亂，但因為這叛亂位於西南邊陲，川、黔交界處，兩地官員向朝廷報告、建議的態度也截然不同。楊應龍與四川關係比較密切，也許還存在收受賄賂的交易，所以四川方面的意見是楊應龍罪不當剿，主張安撫息事寧人；而貴州態度完全相反，告發楊應龍者也都是去貴州告狀，這裡是事發地，主事的頭兒是我們前文講過的寧夏平亂中勇猛異常的將領葉夢熊，葉的暴脾氣把楊應龍的罪責列了整整二十四條，一力勸進萬曆出兵剿滅這傢伙。川黔雙方主張不一，而更重要的是，大明正在寧夏和朝鮮（萬曆三大征的其他兩場戰爭）戰場焦頭爛額，沒工夫專門管這個小騷動，楊應龍的問題至少在眼前還是屬於地方土司內部矛盾，西南之地川兵又一貫較弱，鎮守的兵力還是要仰仗土司世世代代的士兵。而楊應龍這廝也是看準了朝廷急著用人的時機，借著擁兵一方的勢力上演了一幕浪子回頭負荊請罪戴罪立功的苦情大戲，在洮河事變中替明朝廷出了力。

  事變過後，楊應龍的問題再次引起了川貴兩地官員的爭論，爭論時間已拖延了很久，重點無非就是楊應龍的存在是否會對明王朝的統治產生威脅。四川方面一味包庇寬宥，恐有受賄之嫌，而貴州方面咬死了要剿滅然後改土歸流，也有垂涎播州富庶優越的成分，無論如何川貴官員的相互傾軋之詞都不能作為貿然下決定的依據，萬曆也犯了難，最後決定先派人去實地考察一下楊應龍在西南的具體表現，再做打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楊應龍在重慶被調查後竟判了個「當斬」的結果，不過這結果還沒有最終確定，朝鮮的戰爭就大規模爆發了，楊應龍趕緊上疏搞表現，說要帶兵為國分憂，直搗離他十萬八千里的前線戰場。楊應龍在西南角，朝鮮在東北角，滿懷激情隔著一整個中國去參戰的楊應龍還沒走到一半就毫不意外地被叫回去了，回到家屁股還沒有坐熱，又收到了四川的提審令。原來四川的官員換了人，新上任的官員對楊應龍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楊應龍感到惱火，之前要為萬曆征戰朝鮮，萬曆都答應了，怎麼四川巡撫又要查我！於是他違抗了來自四川的調查令。這就使得楊應龍「不服聽勘」有了實錘，川貴意見達成一致，萬曆的注意力又基本放在緊張的朝鮮戰場上，剿滅楊應龍的決策便很快就下達了。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明朝廷軍第一次進西南發起了對楊應龍的征剿。出乎意料的是，這一場戰役打得朝廷顏面掃地，楊應龍手下的士兵竟將明軍打得慘敗，萬曆雖然不爽，但是朝鮮戰場的壓力顯然更大，實在無暇顧及西南丟掉的面子，最後雙方各退一步，楊應龍乖乖接受調查，朝廷革了他宣慰使的職位，但允許他兒子楊朝棟接任，次子楊可棟則必須要抵押在四川替他繳納一大筆錢以示懲戒，播州原本所轄土地劃出一部分歸貴州接手，和他一同把朝廷軍打得屁滾尿流的隨從要交出來聽憑發落。

  本以為如此結果就能將西南發生的動盪徹底平息，然而，事情卻又向詭異的方向轉去。楊應龍留在四川繳納贖金的次子楊可棟，竟然在全額銀兩還未到位的時候，就突然死在了當地。兒子的死訊猶如晴天霹靂，給楊應龍巨大的震動和打擊，悲痛之餘他想要立刻領回兒子的遺體安葬，可是與楊可棟之死脫離不了干係的重慶府非但沒能給楊應龍一個合理的解釋和交代，反而以沒有調查清楚、贖金沒有繳足的藉口一再拖延遺體返還之事，楊應龍被激得大怒，連要重慶府還他兒子命來，才會交剩下的贖款。人死自然無法復生，楊應龍也就自然不會再乖乖聽從明朝廷的話，之前商議好的妥協方案就此破裂，楊應龍知道朝廷隨時有可能以此為憑據對他進行再一次的征剿，所以自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夏天起，他便徹底開始著手具有反叛性質的自衛大業，招兵買馬、排兵布陣的同時，播州一帶曾與楊應龍有仇怨的家族、個人，都被悉數屠殺，有錢的大戶也被楊應龍肆意劫掠，錢財用來作為戰爭的準備。

  楊應龍的表現被萬曆盡收眼底，如果說他一開始被貴州巡撫垂涎領地、重慶府不公對待是無辜，那後來的屠殺劫掠之舉卻是無法洗地，叛心昭然若揭，只不過朝鮮戰場正是膠著，萬曆只得暗暗攥緊了肉乎乎的拳頭，心想，你給朕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