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直隸：移民內遷

  在華北京原上，隸屬於明北直隸的百姓也同樣面臨著移民的選擇，只不過略有不同的是，這種遷移並非從中原向蠻荒，而是從京城附近抽調向京城方向轉移。為何南北之間存在這麼大的差異？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與陳友諒、張士誠決戰之後，自南（南京）向北一路北上直滅元大都，將元朝的傀儡政權驅逐到大明北部的草原。然而，草原糧食稀缺，生活用品不足，習慣了奢華生活的北元貴族不得不化身騎兵匪徒南下掠奪，給大明北方的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此外，明初四大案自上而下牽連無數，朱棣自封地「靖難」，從北京南下達到南京，在北直隸地區發生了幾場大的戰役，奪位一路刀光劍影，附近百姓無不受其害。此外，封建帝制時期農業生產飽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其中蝗災常光顧秦嶺淮河略靠北一帶，北方又多發旱災，而地震、瘟疫等對於百姓生活而言更是難以提防。為了應對可能襲來的天災人禍，必須建立起以大城市、市鎮為中心的城鄉體系，通過中央集權的力量庇護一方百姓。

  建國之後，隨著官府體系的完善和民生恢復需求亟待滿足，大明對地方安置流民發展生產提出了一定要求，一些地方官吏和中央巡察、監察使官被要求加強對地方荒田、農田的保護和開墾力度，並將田地無償分發給流民用於謀生，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太祖和成祖期間對流民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實行減稅降稅的政策，地方福利機構提供農具生產的支持幫扶（不同於王安石改革的官方貸款，而是地方自主發揮的救濟）。由於我國糧食產地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土地平闊、肥沃之地，南北產糧的質量、規模差異較大。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遷都北京後，周邊地區對糧食的需求急速膨脹，一度需要南糧北調，糧價飛漲社會動盪，統治者要求從今山西、河南等地遷移百姓充實京都附近農田，鼓勵開墾，這實際上是官府自發地分流農產地的人力配置，從而達到政治中心遷移的目的。

  遷移民眾必然涉及民眾安置、資源調配等關係民眾民生的眾多方面，對於洪武、永樂年間的流民遷移尤其如此。永樂年間，成祖將太祖設立的北京布政使司改為北直隸，標誌著這一地區經政治中心遷移（遷都北京）後地位上升。從山西、山東及南方遷移的移民素質、質量不一，除了遷都所攜帶的官員家眷，多為受蒙古鐵騎攻擾、地處沙漠荒地或投獻執政者欲擴大產業勢力的基層群眾。此外，成祖特意要求攜帶一批南方籍貫手工業者向北，遷至北京附近，為官府打造鐵器用具。山東地方沿海，交通尚算便利，多產魚鹽且儒家文教盛行於此，遷移者多為受地形影響耕種不便的農民，或者看到官府分配土地而被利誘者。

  

  此外，從山西遷移中原的百姓眾多，是大移民遷民群體的主體。永樂前期曾被下詔三次遷民，後又要求將具有特定職業的工種逐漸向京都聚集，一些受災的群眾主動要求被遷，也得到了應允。今天，在山西洪洞大槐樹附近仍然有對明初山西大遷移的相關記載，山西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太原（縣）、岳陽、高平、臨汾、晉中等也出現了大量的遷移手續遺留證明、民史民謠。大量山西移民填充到中國各地，不忘祖居的同時為中國廣袤平原上的農業生產恢復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在家族、官辦條令中保留的歷史記錄成為河北直隸等周邊居民追溯山西洪洞大槐樹為祖居所在的證據，也正因為這一群體的龐大使一些人直接將明初的遷移民眾行動稱為明朝洪洞大移民。

  北直隸地區的大遷移在明初的大移民行動中規模最大，歷史記錄最全，也最引人關注。這其中既有政權對抗所需，又有經濟社會求穩所配套，由於大多受封建王朝統治者和富戶地主所支配，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大遷移。

  通過這場浩浩蕩蕩的大遷移，北京周邊的居民數量大幅增加，成為護衛京都的一扇門戶，所遷移的軍戶家眷為周邊部隊的戰鬥力提供了保障；北京地區的土地荒田被一搶而空，獲得新土地的家族開始紮根於此並不斷傳承，成為地方穩定經濟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低素質的農戶進入市鎮充當廉價勞動力或受僱傭的耕種者，提高了生產生活的效率和田畝的使用效率，這也符合封建土地制度的一般規律；從南方、山東遷移的農戶將生產技術和桑蠶養殖帶入北方大戶，使棉花種植、紡織產業等相關行業在北方盛行，由此帶來的產品外溢吸引了相當多的商戶入駐，又進一步帶動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補充了北京附近的稅收，北京也成為明朝唯一的經濟、政治中心；最後，由於遷出地原本的人口和土地配置的不合理在元末明初達到高潮，明初的大遷移還為土地兼併所引發的田畝分配不均等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方案，緩解了明清時期的人地矛盾，也將遷出地百姓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降低了許多。當然，明初之後隨著北直隸人口逐步增加也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土地與農戶之間的爭端和矛盾，受到了官方學者和地方官吏的進一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