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湖南：產糧重地

  從「荊楚之地，地廣人稀」到「湖廣熟，天下足」，湖北湖南地區作為中國新的產糧大省取代了原先的「蘇湖」，正是發生在明代出現。而這一巨大改變的發生得益於元末明初的大移民。

  明清以前，湖南作為臨近巴蜀地區的未開發地區，在教育、經濟方面落後於其他州府，落戶於此的居民在籍人數較少。太祖設湖廣布政司後，湖南地區人口急速膨脹，遠超歷史，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達到193萬餘戶，這當然有明初加強居民登記這一舉措的功效。由於開發較晚，湖南人口一直沒有達到飽和，這其中主要是因為人口不足勞動力欠缺導致土地資源荒廢。太祖和成祖意識到湖南作為長江流域的重要關口具有極大的糧食生產潛力，加大了對這一地區的開發力度，從江西向這裡遷移了大量的移民，對湖南的糧食生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一遷移實際上一直在進行，直至清朝，湖南真正作為中國的「糧倉」存在。

  農業生產有人的因素，也有天時地利之因素。古人很早便意識到農業生產中所涉及的天、地、人之間的關係，並將之加以運用，移民正是對這一理論的運用和闡釋。明初，湖南空有廣袤的肥沃田地有待開發，地貌荒蕪，人口稀少。而在周邊平原地區，卻出現了人滿為患的現象，急需一個閘口放緩人口增速。地方的官吏在採取各種措施後發現湖南氣候宜人，常年較高的氣溫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充沛的熱量，雖然人跡罕至，但如果開發得當仍然潛力極大。

  然而在古代，湖南作為長江黃金水道的江邊大省常受到水澇災害，農不保收，鮮少有人敢去開墾（有點類似埃及的尼羅河流域）。明代較為發展的水域工程將長江作為糧食運力的一部分，真正達到「人定勝天」的目的，不僅解決了南糧北運等糧食外運的困難，改善了蓄水排洪能力，而且水利措施的普及使得以水灌溉成為湖廣地區的一大優勢。在此基礎上，地區的糧食生產規模快速擴大，以太倉等為例，耕種區域超過居住區域，在這裡有元代興建的海運倉收集儲備周邊地區的糧食以備不時之需，並借海運和部分陸地運輸輸送給京城周邊，而這一巨倉甚至在明代還有所擴大，明代產糧之大、規模恢宏可見一斑。

  此外，糧食相關行業，如釀酒等對米糧要求價高的產業得以發展，湖南米稻的質量、產量遠超全國其他地區，為高質量的米酒提供了可能。當地農戶和富商也藉助這一地利換得大量貨物，由此帶來地方商行的興盛和市鎮的繁榮。在明清之際，湖南一度成為中外物資交流的重要城市，吸引了大量外國友人久居於此，新的思想文化、手工業技術從西方傳來。今天我們的主要食物品種之一的紅薯、玉米也正是在明朝出現，由外國傳來。當然，這種糧食的大量外流可能會損傷當地市民的切身利益，作為糧食核心產地的民眾竟然無法獲得平價糧食，這無疑有些諷刺。

  明代，隨著湖南地區人口比例上升，文化教育行業也逐漸興盛，如「嶽麓書院」等歷史上著名的教育機構在較為安定的環境下快速發展，也受到了官府和鄉紳的支持。儘管在這一時湖南的人才儲備略遜於周邊，但對比過往增幅巨大，這可能與遷移農戶主業為開墾種植而非轉向以讀書為出路有關。湖南移民來源廣，交雜形成的特色方言流傳至今已經與其他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巨大變化同樣於明初集中爆發。文化的相對保守及略微的排外使得這一地方社會矛盾稍顯突出，尤其是在新遷入的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這一點在明代中後期仍難以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