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仁宗、宣宗想偷懶

  洪武時期內閣產生，永樂時期內閣正式建立，但無論是明太祖也好，明成祖也罷，這二位都是雄才大略之主，絕不將權柄假手他人，因而這幾十年間「內閣」的地位始終被死死壓制，比起內閣閣員，這一時期的六部尚書那才叫位高權重，然而隨著朱棣的逝世，內閣逐漸走向明朝政治核心。

  仁宣時期，內閣的地位和權力得到了迅速擴大。明仁宗朱高熾能夠繼位得益於文官集團的大力支持，因此他一旦登基後必然要投桃報李，此外，朱高熾身材肥胖、體弱多病，這樣的身體狀況也迫使他不得不尋找大臣分擔自己肩上的重擔。而內閣無疑是朱高熾能找到的最好幫手，早在其為太子監國時期，內閣便開始協助朱高熾處理政務，閣員中的不少人甚至就是「太子黨」，加之內閣設立之初的定位本來就是皇權的附庸，因為他們比起外朝的官員更值得皇帝信任。

  於是在朱高熾有意識的傾斜下，內閣的權力不斷擴大，能夠代皇帝處理一些簡單政務，在皇帝的同意下能夠參與核心政務決策。不過這也導致一個問題的出現，那就是內閣的權力與內閣成員的地位不匹配了，根據朱棣定下的規矩，內閣成員的品級只有五品，等級不高，但內閣沒有直接的下屬機構，其決策要能夠推行就必須調動外朝部門，不幸的是這些部門的首腦品級大多要高於內閣閣員，這樣一來導致各部門之間的合作並不融洽。因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明仁宗朱高熾決定提高內閣的地位，他先將內閣大學士的官階從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從中級幹部拔高到了高級幹部，至少外地官員和大部分京官是不敢再輕視內閣了。

  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內閣閣員的官階依然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而六部尚書又是有很大實權的，即使將內閣閣員的品級提到與六部尚書一樣高，六部尚書依然可以不買內閣的帳。這樣明仁宗又別出心裁地想出了「兼職」，即由六部尚書兼任內閣閣員（也可以看作由內閣閣員出任六部尚書），比如身為內閣閣員的楊榮任工部尚書、楊士奇為兵部尚書、黃准兼戶部尚書、金幼孜為禮部尚書、楊溥也曾兼任禮部尚書。通過這麼一番操作，內閣閣員可以說既有了朝政的決策權，又有了政策的執行權，其地位日漸尊榮。後來明仁宗又重設公孤官，將內閣列入其中。公孤官原本是為文武大臣加贈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官銜而設置的，雖然這些官銜為虛職，但是其地位卻很高（一品），仁宗卻把這些崇高的名號給了閣臣，可見其地位提升之快。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內閣獲得一個重要的職權——票擬權。所謂「票擬」就是內閣閣員在處理臣僚所上的各種章奏時，將自己的處理意見用黑字撰寫於紙上，然後附到奏章上請示皇帝如何執行。皇帝以硃砂紅字批示於附加的紙上（稱之為「批紅」），多為可行、打回或額外的修改意見，再將「紅本」（有時候是口諭）傳至內閣，閣員們需要將皇帝的指示依照詔書規範寫成正文，有時候言語也需要進行一定的修改。

  「票擬權」其實出現得很早，洪武年間的殿閣大學士也曾擁有過類似的權力，當時被稱為「視草」，即秉承皇上意見起草奏章，制定公文，修改辭藻，多是依據皇上的口諭落實於詔書，起草後的詔書仍然需要得到皇帝閱覽後蓋章方可生效，這樣做自然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而宣宗時期確立的「票擬權」則加強了內閣的權力，內閣掌握這一權力後，改變了過去大臣奏章直送皇帝手中的局面，所有奏章必須先呈送到內閣，而內閣做出的「票擬」皇帝一般不會駁回，這使得內閣閣員不需要兼任六部尚書也能掌握行政權，內閣的地位也進一步上升。

  「票擬權」的出現標誌著內閣正式成為大明王朝的權力核心之一，儘管在涉及地方災荒、官吏升降考核等事務時必須經由皇帝親自批閱，但在常規流程中由首輔帶領的內閣成員基本可以獨自處理大多事務，文官集團由此獲得了立命的根基。在明前中期，不是所有的內閣成員都有票擬的權力，大多由皇帝親信或者心腹執掌秉筆，而這些人大多擔任內閣首輔或次輔。內閣首輔隱隱成為「百官之首」，象徵著明朝時期權力的最高峰和皇帝的信賴。隨著明朝內閣實力的不斷膨脹，基本上所有的奏章都需要過一遍首輔的手，甚至皇帝直接任命起草的詔書（中旨），內閣首輔也有權力攔下發還詔書，稱為「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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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權力看似不可思議，畢竟首輔之權來源皇帝，實則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且受「內批」而升官加爵的官吏可能會被認為是阿諛奉承的小人，甚至有「中旨」下而百官不受之事。也正是因為此，內閣首輔負責制逐漸成為明朝政治體制中的權力核心，在明中後期甚至在明面上形成統領百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