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壇菜雞

  但不管過程如何，考中進士的解縉就算是正式進入官場之中了，他的第一個職位是庶吉士，按照慣例這個職位一向挑選年輕而才華出眾者擔任，前途很遠大。由此可見雖然殿試中成績不是那麼突出，但解縉的才華還是遮蓋不住的，而就在此時解縉又受到了一個人的賞識，而這個人可以說徹底改變了解縉的命運。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大明現任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當時的朱元璋已經六十多歲，但卻十分喜歡這個還沒自己年齡三分之一大的小孩，認為他才華卓越，經常將他帶在自己身邊，甚至跟解縉推心置腹地說：「我和你雖然身份上是君臣，但我一直將你看作自己的兒子，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報效國家，勇於進諫，知無不言哦。」此話一出讓解縉大為感動，由此成了朱元璋的小迷弟。

  朱元璋跟解縉認識時間不長，為何會說這麼一番話，或許解縉確實很有才華折服了朱元璋，但還應該考慮到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朱元璋已經年邁，已經在開始為後事做準備了，朱元璋是打天下的皇帝，而他的繼任者是需要守天下的皇帝，那麼守天下的皇帝需要什麼樣的大臣呢，朱元璋認為飽讀儒家經典，精通道德倫理的書生是最好的選擇，既不會威脅皇權，又能拼死為皇帝效力，這從他後面留給朱允炆的方孝孺、齊泰等人便可以看出，而如果從這方面來看，解縉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朱元璋才這麼欣賞他。但是解縉相比起方孝孺等人有一個缺點，就是這個人太高傲了，他聽了朱元璋的話感覺「士為知己者死」，既然朱元璋讓他提意見，那麼就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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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就在朱元璋說完這句話的當天，解縉便上了一封《大庖西封事》，洋洋灑灑一萬多字，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別看方向這麼多，其實主要內容就一點，批評朱元璋這麼多年的施政，認為朝廷的法律太苛刻了，應當簡明律法並賞褒善政。朱元璋在看到解縉的這封上書之後，稱讚了一番解縉的才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交上了這麼厚一份上書，很厲害，但夸完之後就算了，朱元璋並沒有採納解縉的任何一條建議。

  可見有時候領導誇人只是場面話，實際上可能並不贊同下屬的想法。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朱元璋也是個相當自負的人，他治理國家二十餘年自認為已經將方方面面都處理得很好了，而解縉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政治能力幾乎為零，對國家民生缺乏深入了解，他的建議更多的是從聖賢的思想出發，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但解縉誤會了，在得到朱元璋稱讚之後，解縉更是備受鼓舞，認為可能是之前的上書還不夠完善，於是沉寂了幾天後便又上了《太平十策》。該上書的主要內容為「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管名，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從「井田」「」「封建」等字眼便可看出解縉的這封上書是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的，而這些操作根本不符合當時的時代要求，由此可見解縉在治國上是一個理想化的人，面對解縉的上書朱元璋只是再一次稱讚解縉的才華，但依然沒有採納任何方案，解縉卻發生了變化。

  解縉其實是一個十分高傲的人，初入官場的時候可能還收斂點，但在受到朱元璋的兩次稱讚之後，解縉的心態開始膨脹起來，認為自己真的是天選之人，而且有朱元璋在背後撐腰，以後一定是國家的棟樑，所以在與同僚相處的時候也開始趾高氣揚起來，而同僚們一來看在他年輕，二來皇帝好像真的喜歡他，便給他一個面子，而解縉也就越來越變本加厲。一次解縉前往兵部索要差役，但是在索要時態度十分傲慢，加上解縉曾經彈劾過兵部，新仇舊帳加起來，於是兵部尚書沈溍便上書朱元璋彈劾解縉。然而在接到沈溍的上書後，朱元璋不僅沒有斥責解縉，反而還給解縉找藉口，說他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平常太閒了，這次就算了。

  隨後，朱元璋就給解縉調動了一下差事，任命他為御史，負責監察百官，其本意就是想讓解縉儘快了解官場中的一些潛規則，從而能更好地為老朱家的天下服務。但是令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解縉不僅沒有體會到他的深意，反而依舊行事無所顧忌，加上御史的特殊身份解縉更加肆無忌憚。而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的餘波對已經告老還鄉的李善長進行反攻倒算，一時間李善長連同家族七十餘口被牽連誅殺。李善長為官多年，在朝中關係網十分密，按道理來說，在這種情況下人人自危，朝中大臣應當都趕緊撇乾淨關係，避免自己會受到李善長的牽連，但這時解縉的書生脾氣又上來了，不僅沒有獨善其身，反而還主動替郎中王國撰寫《論韓國公冤事狀》，為李善長鳴冤申訴，雖然沒有署名，但是朱元璋一看奏疏的內容就知道是解縉代筆寫的。

  除此之外，解縉還曾為御史夏長文代疏《論袁泰奸黠狀》，彈劾都御史袁泰。簡單來說就是充當攪屎棍，搞得朝廷內外不得安生，或許解縉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朱元璋證明自己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只要國家需要，自己絕不會明哲保身。但解縉的這種做法首先招來了朝中同僚的不滿，畢竟這種時候逞能，可不是什麼好事，萬一就把別人牽扯進去了呢。更重要的是解縉這次真的得罪朱元璋了，朱元璋覺得解縉管的太寬了，本來這種情況隨便按個罪名算到「胡惟庸案」中殺了就得了，但是朱元璋覺得解縉是個人才，所以又給了他一個機會，並沒有對其進行嚴厲的懲罰。只是在解縉的父親解開來京覲見的時候，對解縉的父親說道：「你的兒子是個人才，但是目前來看他還不能適應官場，你把他帶回去好好的教育一番，等十年後我再重用他也來得及。」就這樣，解縉帶著和朱元璋的十年之約，和他的老父親解開一同返回江西老家了。解縉的第一次仕途生涯就這樣結束了，不過解縉直到最後都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只是覺得正是因為自己沒有曲意逢迎朝中的小人才被人陷害的。

  解縉回家後每日熟讀聖賢書，修身養性，期待十年之後再得到朱元璋的重用。然而事與願違，解縉沒有想到自己在老家等到的不是朱元璋召回他的詔書，而是朱元璋的死訊，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因病逝世，而此時距離當初兩人定下的十年之約還有兩年的時間。皇帝之死，天崩地陷，這時在家中得知消息的解縉也坐不住了，想到朱元璋曾經那麼器重自己，自己應該去送他這最後一程，於是解縉急忙奔赴京城奔喪，同時也希望新皇帝能夠看在自己這麼忠誠的份上起用自己。然而這一去京城解縉可就失算了，因為現實情況對他很不利，一方面朱元璋和解縉定下的十年之約尚未滿期，雖然朱元璋本人沒有撐過這十年之約，但問題是朱元璋是皇帝，他不遵守約定沒關係，而你解縉身為一個被貶在家的臣子卻不能不守約。

  固然情況比較特殊，但你解縉背棄與大行皇帝的約定，私自來京這可是一大罪過呀，真要追究起來，「不忠」這個罪名解縉是跑不了。另一方面，古代可是十分看重「孝道」的，解縉的母親於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冬天去世，古人講究居家守孝三年，現在一年還不到，甚至在解縉奔赴京師之時，他的母親還未下葬，與此同時解縉的父親此時也已經九十多歲了，正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現在解縉丟下老父獨自進京，這種行為無疑是「不孝」。當然這些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如果沒人藉此舉報解縉的話，這事也就過去了，畢竟建文帝都不一定知道皇爺爺跟解縉有一個十年之約，也不知道解縉的母親去世了。

  然而不幸的是，當年解縉在朝中任官時桀驁不馴，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而這些人現在還在朝中任官，之前早就想整整解縉了，只是因為其一直待在江西老家找不到機會而已，如今解縉自己撞槍口上了，那就別怪他們不客氣了。於是解縉剛一離家，消息便傳到了京城的政敵耳中，而當解縉剛一踏進京城，便立刻便受到了舉報，罪名就是前面提的「不忠不孝」，本來建文帝聽說解縉來了還很高興，想見見這位大才子，但建文帝是一個特別尊崇禮法的人，一聽解縉的這些行為，那還得了，發配邊疆。就這樣，解縉背著個不忠不孝的罪名被貶到了河州衛（今甘肅臨夏西北）當了一名小吏，他的希望又破滅了。

  這一次的貶黜對解縉影響巨大，他的人生信仰開始出現動搖，難道剛正不阿註定沒有前途，只有阿諛奉承才能得到賞識嗎？不管解縉有多麼不情願，塞外的黃沙終究磨去了他的心氣。萬般無奈下的解縉終於向現實彎腰了，他向當時深受建文帝信任的禮部侍郎董倫寫了一份言辭懇切的書信，希望董倫能夠幫助自己。董倫在接到解縉的書信後便向建文帝推薦了解縉，在董倫的推薦下建文帝便將解縉從河州衛給召了回來，並任命他為翰林待詔。就這樣，解縉成了他早年最討厭的那一類人，但解縉就是解縉，他發誓即使是趨炎附勢，他也要成為其中的佼佼者。不過雖然解縉重新回到了京城，並且還擔任了翰林待詔，重新回到了中央，比之前在河州衛的情況要好多了，但建文帝沒有給他什麼機會，終建文一朝解縉都沒有得到重用，始終就是一個翰林待詔。

  眼看不出意外的話，解縉可能就要在翰林待詔這個職位上待到死了。但是很快大明歷史上的第一個大意外發生了，那就是燕王朱棣打贏了「靖難之役」，成功從自己的皇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得了皇位。伴隨著建文失國，燕王奪位而來的便是政治上的大洗牌，此時已經沉寂多時的解縉也看到了此次機會，經過這麼多年的宦海沉浮，這時的解縉自認為已經在政治上成熟起來。由於建文帝對自己的輕視，所以解縉對建文帝並沒有太大的感情，既沒有在南京城陷落時為建文朝殉難，也沒有退隱不仕，而是選擇主動歸附了朱棣。

  在解縉歸附燕王朱棣前，還曾發生過一個小故事。當時南京城即將陷落，解縉、吳溥、王艮、胡靖幾位同僚在吳溥府上聚會，聊著聊著就談起城破之時該怎麼做。解縉態度最為激動，怒斥朱棣造反作亂，背棄了祖宗，天理難容；胡靖也跟著附和解縉，只有王艮沒說什麼話，只是不住地哭泣，表面上看解縉和胡靖兩人似乎都要為國盡忠，而王艮似乎想要投降屈服。就連吳溥的兒子也是這麼認為的，聚會散了以後他跟父親談起這件事，沒想到吳溥卻不以為然，告訴兒子，王艮哭是因為他抱定了必死的心態，而解、胡二人只是在擺擺高姿態罷了。果然後來的發展一如吳溥預料的那樣，王艮服毒自殺，而解縉跑得比誰都快，去投降了朱棣。朱元璋曾經那麼器重解縉，而解縉卻拋棄了朱元璋的繼承人朱允炆，歸順了朱棣，這一行為被一些人認為是解縉一生中最大的污點，但不可否認的是解縉這麼做將他帶上了政治生涯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