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盛世之下的陰霾與真相

  軍事、經濟、政治的並存發展，使朱棣成為一個兼具「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也讓後世對他做出了「永樂盛世」的評價。然而，這個盛世的背後，是複雜的，也是布滿陰霾的。遷都北京、五征漠北、七下西洋雖都是永樂帝的功績。然而這功績的背後，卻處處不透露著勞民傷財，人民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朱棣輕易做出遷都的決定，但歷時十四年，才將那座氣勢恢宏、美輪美奐的宮殿打造完成。而打造一座宮殿的先決條件，便是人力、土地與錢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紫禁城的選址一被敲定，那麼，註定貧苦的百姓就要面臨流離失所的結局。和現在的拆遷種種補償不同，那會兒的拆遷都屬於「強拆」。只要在皇城範圍內的民居，且又是黃土瓦片結構，只待「開發商」的一聲令下，便在頃刻間夷為平地。紫禁城有多大，那麼意味著被推倒的民居範圍就有多廣。當然朝廷也不會再管後期的安居工程，為此背井離鄉的百姓不在少數。

  除卻遷都造宮殿的勞民傷財，因北京地處北邊，離魚米之鄉的江南甚是遙遠，所以每年都要花費很大的人力及物力將糧食運往北京。然而，這高得嚇人的運輸成本卻還是要老百姓自己承擔的。明朝這個」小氣朝廷」倒真做的是名副其實。

  朱棣的好大喜功，終究是讓一眾無辜的百姓為其買單。或許是天道輪迴，朱棣遷都僅三月余，一場天火便將紫禁城內的三座宮殿付之一炬，也算是上天給朱棣的一種警示吧！

  比起遷都，更為嚴重的是吏治腐敗。朱元璋是著名的「乞丐皇帝」，因而他的為人也是小氣的，或許是窮怕了，所以在朱元璋底下幹活的朝臣無疑是拿著低收入高壓力在辦公的。在朱元璋看來，屬下幹活是應當的，給予的薪水只要不讓人餓死就可以了。要知道，當時的一品大員能拿到的月俸米僅有八十七石。而隨著官位的遞減，至從九品官只有五石的俸祿。雖然達到了朱元璋餓不死的標準，但是這樣微薄的俸祿下，官員不貪污才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朱元璋時雖然大力懲治貪官污吏，然而因為這「小氣的朝廷」，貪污事件自是屢禁不止。而後到了永樂年間，這種低廉的「用工制度」並沒有得到改善，而朱棣也繼承了父親朱元璋小氣的性格，永樂年間，即使為了公務出差也是要自費的。

  故而，巴結上級需要錢，過日子需要錢，出公務需要錢……那麼多錢從哪裡來呢？自然是搜刮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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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面，因為永樂帝開創的東廠，也讓一眾宦官變得氣焰囂張。因是掌握著情報的機密組織，基本上是掌握了大臣與百姓的生殺大權，從這點來說宦官基本上是擁有了無上的權力。然而，我們嚴謹地說，宦官得勢，少有不是殘忍的、貪婪的，至此便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宦官敲詐之風。

  敲詐的範圍包括：通過利用採辦、歲辦的皇權，向地方勒索貢品。什麼是歲辦？歲辦就是各地方每年要向朝廷上貢的物品，包含地方特色的特產。而採辦就範圍更廣了。皇帝要什麼，就去買什麼。僅此兩項，光是敲詐便可榨出很多油水，其中以歲辦數量大得最為驚人。

  征商稅。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提倡的是「重農抑商」，針對商業活動的收稅相當高，故而，宦官掌握稅務機構後，商稅更是多如牛毛，大大加重了商人的負擔。

  以上還只是宦官敲詐的九牛一毛，例如我們熟知的生辰綱、建生祠等，都在宦官的敲詐範圍內。所以在宦官及官員的雙重夾擊下，百姓只剩下了被剝削的命運。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苦不堪言啊！

  除了經受剝削與壓榨，百姓生活的環境也是水深火熱。靖難之役將原本已經初見成型的明朝經濟，瞬間打回了原形。然而，這時朱棣又是要遷都，又是要打仗，又是要下西洋，盡搞一些形象工程，這一系列的決定雖然在助長著大明朝的聲威，但潛移默化間卻在加重百姓的負擔。百姓一方面要抵禦著貪污官員的搜刮，其次還要承擔龐大的稅賦。

  因為紫禁城的營建，四處不斷的征戰，無數農民、囚犯都被充當了勞動力擁入了京城。其中大多都是來自河南、山東等中原地帶。唐賽兒的父親便是因此被充當徭役，被抓走的。要知道，僅營造紫禁城就耗費了30萬的人工。

  就這些形成了惡性循環，隨著勞動力的流失，許多地方的田地也就落得無人耕種。而後又是遇上旱災，又是遇上瘟疫，又是遇上連年的戰火。朝廷更是沒有半分減免稅賦的打算，可以想見貧苦百姓過的是怎樣的生活。食樹根，食草皮，為了能夠吃飽，百姓已經無所不食。然而，就這樣活活被餓死的人，不在少數。搶糧、暴亂等活動也是時有發生。因此唐賽兒起義絕非只是偶然。皇帝要功績，官員要活命，然而貧苦的百姓卻已經沒有活路。迫於無奈之下，揭竿而起是必然。

  永樂一朝前後共達二十二年。然而，「永樂永樂」，身處在無盡的剝削與食不果腹困苦中的百姓，自然是不知道什麼是永樂的。充斥在他們身邊的，只有無盡的痛苦與想要生存的希望。朱棣用種種功績，戰果輝煌，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明君，一個賢主。然而與貧苦百姓所正在遭遇的悲慘生活相比。所謂的「永樂盛世」，也只能算作是屬於朱棣一個人的盛世，一塊經不起推敲與琢磨的「遮羞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