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

  認為人口增加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實為普遍的謬見。馬克思反對此說，認為各經濟時期均有其相應的人口規律。他的說法就一般言之雖非正確，但在此實覺合理。18世紀初至19世紀末，西方人口的增加最為急速。在同時期，中國的人口至少亦與此有同程度的增加，即自六七千萬增至四萬萬——或許有過於誇張處亦未可知——其增加速度可與西方的增加速度相匹敵。然而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無進步，反而在退步，因為中國人口的增加是在與西方不同的社會階層內。人口的增加只使中國變成小農密集的國家；類似於西方無產階級的人口之增加，只使外國市場利用苦力（苦力原為印度語，乃鄰人或同氏族者之意）成為可能。就一般而言，歐洲的人口增加確有助於資本主義的建立，因為若人口過少，則資本主義或許將無法找到其所必需的勞動力，但它自身並沒有引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我們亦不能認同桑巴特的主張，認為貴金屬的流入為建立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的確，在某種情形下，貴金屬供給之增加可引起價格革命（如1530年後歐洲所發生的）。若此時存在其他有利的條件，比如形成一種固定形式的勞動組織，則因大量金銀之集中於特定的社會階級手中，自能促進其進步。但印度的事例證明僅僅是貴金屬的流入，並不一定能產生資本主義。在羅馬帝國時代，每年約有二千五百萬銀幣流入印度，用來購買貨物。然而此種流入只喚起規模至小的商業資本主義。大部分的貴金屬均藏於王侯的寶庫內，並未變為流通貨幣以創立合理的資本主義企業。由此可知貴金屬的流入將產生哪一種傾向，全視勞動組織的形式而定。發現新大陸後，美國的貴金屬最初流入西班牙，然而西班牙隨著貴金屬的流入，資本主義反為退步。結果，一方面，有城鎮派之沒落及西班牙貴族的商業利益之毀滅；另一方面，則在戰爭中使用貴金屬。因此，貴金屬流經西班牙卻未曾影響它，反而促使15世紀以來已實行勞動關係改革的其他國家變得富裕起來。由此，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產生。

  故人口的增加與貴金屬的流入，均非喚起西方資本主義的主因。資本主義發展的外部條件首先為地理關係。印度與中國因內地交通需巨大的運費，故阻礙了通過貿易賺取利潤且可由商業資本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之發展。不過西方有地中海作為內海的特質及充分的河流相連，故能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但對這個因素亦不能作過大的評價。如前所述，古代的文化乃沿岸文化，在此時代，因地中海的特性而與有颶風的中國海域相反，對商業機會極為有利，然而古代並未產生資本主義。在近代，佛羅倫斯的資本主義發展亦較熱那亞或威尼斯更完全。西方的資本主義並非產生於海上貿易城市，而是在內地的工業城市中產生的。軍事需要雖然亦促進了資本主義產生，但並非戰爭需要使資本主義形成了獨特的發展，而是西方軍隊上獨特的需要。奢侈品需求雖然亦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利因素，但亦非奢侈品需求本身。在許多情形下，奢侈品需求反而產生了非合理化形式，如法國小規模的工廠或德國諸侯宮廷內的工人強制定居地。產生資本主義的最終因素為合理的永久性企業、合理的記帳、合理的技術及合理的法律。然而此並非其全部。除此之外，必要的輔助因素為合理的精神、處世的合理化、合理的經濟倫理。

  一切倫理及由倫理所產生經濟關係的開端均為傳統主義，即傳統的神聖性，換言之，即由祖先所傳下來的行為與經濟模式。直至今日，傳統主義依然根深蒂固。對上一代而言，如果想要一位西里西亞農業工人承包割草的工作而增加其二倍的工錢，誘使其更加努力，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會減少其一半的勞動量，因為他的一半勞動量就能獲得二倍以上的工資。不願且不能離開已習慣的軌道，此為保持傳統的普遍原因。然而，原始的傳統主義可因兩種情形而變本加厲。第一，物質上的利害與傳統的固執相結合。例如中國，如變更一定的搬運道路或採取合理的搬運手段時，將威脅到某些官員的利益。西方在中世紀與近代鋪設鐵路時，亦有此類現象。這些官吏、地主、商人為維護自身利益阻礙向合理化的方向發展。第二，有更強烈影響的為因迷信而產生的商業刻板化。由於害怕不吉利，故不願在傳統習慣的處世方法上發生任何變化。在這種反對中雖然藏有若干人的經濟利益，但反對是否有效仍須視迷信的程度而定。

  盈利衝動本身並未打破此等傳統的障礙，認為理性的資本主義時期的特徵在於比其他時期受更強大的經濟利益驅動的觀念是幼稚的。近代資本主義較東方的商人並不具有更強烈的盈利衝動。沒有任何束縛的盈利衝動，無法產生經濟上的合理結果，如科爾特斯（Cortez）和皮薩羅（Pizarro）等，他們也許是無限制盈利衝動的最有力代表，卻沒有理性主義經濟生活的觀念。假使經濟衝動本身是普遍的，那麼將會出現此問題：在何種情形下，能將盈利衝動加以合法化或合理地創造出資本主義企業性質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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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時，對於盈利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對內有傳統的束縛，即在因宗教關係結合在一起的人群中不進行無限制的盈利，受部落、氏族及家族關系所束縛，此即對內道德；對外視一切他國人為敵人，完全不適用倫理的限制，盈利衝動絕對無限制地發揮，此即對外道德。在傳統團體內部亦須算計，古舊的敬神關係被分解時乃出現新的發展。經營責任制在家族共同體內一旦確立，經濟關係將不再具有完全的共產主義性質，單純的敬神及盈利衝動上的障礙即被排除。此種發展尤為西方的特徵。在對內經濟上實行盈利主義時，亦調整了無限制地追求利益。結果形成了有節制的經濟生活，經濟刺激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

  詳細地說，其發展過程是各異的。在巴比倫與中國，對於共產主義經濟或組合經濟的氏族以外的盈利衝動，並無任何客觀上的限制，然而未發展出近代的資本主義。在印度，盈利的限制僅適用於婆羅門與剎帝利兩個階層。婆羅門因身份高貴，故雖能做飲食店的主人，但若放貸收息時，則與剎帝利一樣，將被降低身份。不過商人階級則許可其如此，且在印度的商人階級中，我們發現其在商業上的狡詐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無法匹敵的。在古代，只有法定利率的限制，保護賣主的條文乃表示羅馬的經濟倫理特徵。然而在此，近代資本主義亦未曾得以發展。

  於是發生可作為結論的如下之特殊事實，即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與東方及古代經濟的理論不同，公開實行於反資本的經濟理論之領域中。

  教會之經濟道德態度可在由阿里烏斯教傳來的對商人之見解中：「商人始終不會贏得神的歡心。」至15世紀時，此條文依然存在。之後，佛羅倫斯因經濟關係變遷的壓力，一般人逐漸開始為調整這個條文而進行努力。一切反對資本主義趨勢的天主教倫理與路德派倫理，本質上均基於對資本主義內部之非人格化關係的厭惡。此非人格化關係可將世間某些事情置於教會及其勢力範圍的影響之外，根據它們的倫理觀念進行改造。在倫理上，領主與奴隸的關係可受道德準則的直接管束；然而抵押權者與作抵押品的財物間的關係，或證券與背書人的關係之倫理化，則並非不可能的，但亦為非常困難的。由此所產生的教會意見之結論，基於公平價格的原則，禁止價格過高、討價還價及自由競爭之中世紀經濟倫理，確保所有人生存的機會。

  並非如桑巴特所云，破壞此種思想束縛為猶太人之力。中世紀時猶太人的地位自社會學的見地視之，與印度種姓階級的最下級者相似，即他們是一種卑賤的民族。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印度以宗教的來世觀視之，種姓秩序具有永久性。個人雖然能以輪迴的方法往生於樂土，但此只限於種姓秩序的內部。種姓乃是永遠不變的，若有想脫離種姓階級者，即將遭永劫之罪，被打入地獄之中。不過猶太人的來世觀則以為在將來世界中，階級關係將與現況相反。在現世，猶太人或許因其祖先的罪業之報應而背上了卑賤民族的烙印；此種狀況通過一種社會革命始能脫離。中世紀時，猶太人為一外來民族，他們立於市民社會之外，不能加入任何城市市民團體；他們不能參加聖餐典禮，因此不能屬於聯盟。但他們並非唯一的外來民族。除他們之外，基督教商人亦為外來民族，與猶太人同樣經營貨幣交易，與猶太人的地位相同，在諸侯保護之下繳納貢租，享有經營貨幣交易的權利。而猶太人與基督教外來民族的主要區別在於，猶太人不能與基督徒進行貿易及結婚。基督教徒最初曾樂於受猶太人接待，與猶太人交好，但猶太人深恐他們的嘉賓不能參加聖餐儀式。中世紀首次爆發反猶太主義時，基督教的忠實信徒被教會會議告誡不得行為不端，所以拒絕了猶太人的招待，而對於基督教徒的招待，猶太人也嗤之以鼻。尤其自埃斯拉及尼希米以來，即完全不能與基督徒結婚。猶太人居於賤民地位的另一理由是猶太人手工業者的存在；在敘利亞曾有猶太騎士階級，但猶太人中作農民者則完全例外，因為農業的經營與其禮儀的要求格格不入。出於宗教禮儀的考慮，猶太人經濟生活的重心完全置於商業，特別是貨幣的交易上。猶太人的信仰對於法律的知識不啻是一種獎勵，他們不斷地研究法律，因此最容易與貨幣交易結合。除此之外，教會禁止高利，嚴禁貨幣交易，但一方面因為貨幣交易為必不可少之事，另一方面，猶太人不服從教會法的管轄。此外，猶太教中維持著原來的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之二元論。它容許向非同胞或非親屬的他國人徵收利息，從這種二元論中，又可發生經濟上非合理的業務，特別是承收租稅及國家的各種政治性籌資。數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習得了一種使他們成為有用之人的技能。但所有這些皆是賤民資本主義，並非西方所產生的合理資本主義。因此，在近代經濟體制的創立者及大企業者中，幾乎找不出一個猶太人；這一類型屬於基督教，且只在基督教的地盤上始能有之。不過猶太人的製造業為一種近代現象。猶太人之所以對合理資本主義的產生無任何貢獻，原因在於他們處於工業組織之外。如在波蘭，在他們做批發商或製造業者時，可以支配多數無產階級，然而他們不能與行會並存。如《塔木德經》所示，真正的猶太倫理準則為特殊的傳統主義。虔敬的猶太人害怕任何改革，與以巫術信仰確立制度的原始民族成員無太多差別。

  在近代經濟中，人文主義的宗教根蒂早已枯萎。今日的職業概念繼續存在於世界上。禁慾的信仰已被一種悲觀的世界觀所取代，儘管其絕非禁慾，正如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中所說的那樣，在一定條件下，個人的罪惡有時亦被視為符合公眾利益的。各教派之原始的宗教情操均已消失，在經濟思想領域，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的諸侯、政治家及著作家的指導原則是相信與利益相符的啟蒙運動之樂觀主義取代了新教禁欲主義的位置。經濟倫理是以禁欲主義為背景而出現的，其宗教意義現在已消失。勞動階級只要能給以永遠幸福的承諾，便能安於其命運。此種慰藉一旦消失，在之後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中，緊張與壓力的出現便無法避免了。進入19世紀鋼鐵時代的黎明期，初期的資本主義即宣布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