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利息

  利息的發端是一種國際法或封建法中的現象。在部落共有制、村落共有制或氏族共有制時，有償的勞役根本不存在，故利息及借貸均不存在。若需要他人相助時（如建造家屋時），則出於同胞的援助及基于氏族同胞互助義務的緊急援助。羅馬以實物償還的借款，亦為一種無利息的借貸，是一種古老的借貸方式。此緊急援助義務為宗教團體所採用於同教中人，以猶太人最為有名。其取利並不足怪（因為全世界均已取利，中世紀的修道院亦取之），唯猶太人向基督教徒索取利息，而他們之間則不取，這對於西方人來說是奇怪和可憎的。希伯來法律中禁止向同胞取利及放高利貸，其理由半為軍事上的，半為宗教上的。一方面，氏族兄弟不得因負債受拘禁處分，從而使軍隊受損失。為此，古埃及的宗教法典視之為天賜神權的特殊威力，歸因於貧者之詛咒，此種觀念被載入摩西的《申命記》（Deuteronomium）中並加以採用。由此產生的對內與對外道德的差異，至猶太人流浪後仍存在。在以色列人成為猶太人以後，對於同族者仍禁止取利，對於異族人則可收取。故邁蒙尼提斯（Maimonides）提出有無對他國人取利之義務的問題。同樣，初期的伊斯蘭教及婆羅門教也禁止對同胞取利。故利息之產生在各處皆為不同種族間的借貸，或身份階級間借貸上的現象。在這一方面，債權者及債務者間的對立關係，最初常存於城市貴族與鄉間農民之間，中國、印度、羅馬各處俱然，《聖經·舊約》中亦為此種觀念所支配。利息之所以能禁止，源於昔時所通行的緊急信用，原為消費信用，原有的對同胞應盡義務的思想容易引起支配階級取利的反感。又如債務者將成為無土地的流浪階級，不能再自行武裝，對於軍事上亦大有影響。

  實物借貸乃為破壞禁止取利的誘因。開始為家畜之借貸。在遊牧族群中，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對立是極其尖銳的。全無家畜的男子，其一切權利皆被剝奪，若欲恢復其公民權，須借人家的牲畜來飼養。通行於巴比倫的種子借貸，其意義相類似。於此，其所貸之物能產數倍的收穫，故債權者要求收穫的一部分，似乎並不違理。此外，城市生活發達之處，利息之禁令亦漸被破壞無遺。

  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以盈利為目的之信用需要出自定額利息的借貸者，初時甚為罕見，多採取聯合的姿態。其原因並不在於教會之禁止重利盤剝，而因為海外盈利企業風險極大；故債權者起初不以利息為重，而是分取所獲以為報酬。所以義大利的資本出借，隨所往之港口而定利息。此種原始的盈利信用業務，並不與教會之禁止高利相牴觸。反之，陸上運輸信用業務因風險遠小於海外商業，漸取確定的利息。由「安全地」一語可知不管企業結果如何，投出的資本最終必能復得。但同時，教會之禁止高利卻更為嚴厲。利息禁令並非純為自然經濟時代之產物，而為貨幣經濟下的發展者：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曾申斥海上貸款為重利盤剝。所謂教會對於利息曾採用臨機應變的政策，因而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亦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教會反對取利始終不懈，往往於人臨終時尚逼其歸還利息，亦猶今日於懺悔席上歸還竊自主人之財物。但貨幣經濟發達後，禁止取息更加不可能，教會不得不用特赦之法以應付局勢。15世紀時，佛羅倫斯的大銀業家得勢之際，教會不得不承認反對無效。於是神學儘量用最寬容的語句去解釋反對利息的意義，但教會自身是一種世俗的勢力，亦不得不有賴於有利息的貸款。最初，在教會自身設有貸金所以前，由猶太人放小額貸款。它的特徵在於為政治權力採取掠奪政策提供了機會，那就是以猶太人之利息剝削群眾，不時沒收其收益及貸金，並放逐猶太人的債權者。猶太人因此被從一個城市驅逐至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驅逐至另一個國家。諸侯間有為謀取此利而形成同盟者，如紐倫堡之班貝格與霍亨索倫大主教間的同盟，意在瓜分亡命的猶太人之財產。同時，教會對放貸收息的態度亦日漸謹慎。儘管從未頒布過正式的解禁令，但在19世紀中期，教會曾多次承認在某種條件下的放貸取息為合法。北歐則因新教之流行，高利貸禁令逐漸被打破，但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在加爾文派宗教會議中，仍常有放貸者及其妻子不得參與晚餐的觀念，但加爾文於《基督教要義》內聲明禁止放貸取息，只為保護貧民免遭盤剝，而非保護富人以借得的金錢營業。至17世紀時，古典文獻學之領袖薩爾馬修斯（亦為加爾文派）著書《高利貸論》（De Usuris），並發表了諸多論文，禁止放貸取息的理論基礎被徹底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