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貨幣及貨幣史

  我們若從貨幣的發展史來觀察，可知貨幣實為個人私有財產之創造者。貨幣於其誕生之始，即秉有此特質。或者我們亦可說：若無個人私有之特質，就不能謂之為貨幣。

  最早的私有財產包括個人完成的手工製品、男子所有的工具與武器、男女所有的裝飾品。此種對象物之授予，有其特定的繼承法則。在此等對象物之範圍內，我們首先探討貨幣的產生。

  今日的貨幣有兩種特殊的功能，即法定的支付手段及一般的交換手段。若以歷史的眼光來觀之，則兩者之中，法定的支付手段之功能出現較早。那個時候，貨幣尚沒有進入交換的領域。貨幣進入交換領域，可能是因為經濟單位之間常有貨品（價值）的轉移，雖然不一定包括交換的手續，如進貢、獻給首長的禮物、彩禮、奩金、贖命金、贖罪金、罰金等，但需要一種支付的手段，即必須有一種作為標準的中介物。繼而出現的，為首長給予家臣的賞賜，如領主對其臣下以贈物的形式所給予的薪俸，以及後來出現的傭兵指揮官賜予其士兵的犒賞。即使在迦太基那樣的城市及波斯帝國內，貨幣的鑄造也大概作為軍事上支付手段之用，而不用作交換的手段。

  在此階段，還不能設想到今日之貨幣。在各個經濟領域中，各有其秉持支付功能的特種財物，以與其質量不同的功效相適應，因此多種特殊的貨幣同時存在。例如用貝殼換取婦女，此為各時各地所不可能的，只是用家畜可購買之。在小額交易中，因為貝殼物小，故可以用之。如此出現對內的支付義務之貨幣，我們稱之為國內貨幣。

  貨幣的另一種功能，雖然已不足為今日貨幣之特徵，但其存在有著極長的歷史，即作為財富積聚之手段。首長欲確保其地位，不得不養其僕從，而在特殊的狀況下，用贈賜作為賠償之事亦必發生。所以印度國王及墨洛溫王朝（Merovinger）的國王，對其所擁有的寶藏都看得十分珍貴。尼伯龍根寶藏（Nibelungenbort）就是這樣的一座寶藏。作為財富積聚之手段，各色物品都被採用過，例如諸侯常賞賜其臣下且具有支付手段功能的物品等。故在此狀況下，貨幣亦非交換手段，完全是身份階級所有物之一種罷了。擁有貨幣者，僅因名譽欲而擁有之，以滿足其社會的虛榮心。因為此功能，貨幣乃須有現代貨幣的主要特徵之一，即貨幣輸送便利性以外的耐久性。象牙及有特質的巨石，以及後來的金、銀、銅等各種金屬，俱可用作貨幣及財富積聚的手段。貨幣於此種階級的性質，在下列兩種事實中即可瞭然：（1）在貨幣最初的發展階段，其分化系基於性別的，女子不許有與男子同樣的貨幣財富。某種特定的霰石專為男子所有，珍珠、貝殼等物則僅用作婦人貨幣，為「朝晨贈物」（古代日耳曼風俗，結婚翌朝，新郎給予新婦贈物）。（2）貨幣之階級的分化，尚有酋長貨幣與其部屬的貨幣之分。如特定的大貝殼，僅酋長得以有之，只能於戰爭時或者作為贈物之用。

  作為一般交換手段的貨幣之功能，源於對外商業。有時，其來源出於經常的對外行聘，如埃及與在馬爾納石板上所記載的古代東方。為了維持兩族人民間的和平，兩方的支配者便有不絕的互相贈貢；此即所謂帶有商業性質的酋長交易，而為部落商業的雛形。若贈貢斷絕，則有戰事發生。另外的來源為普遍應用的他國產物。典型的氏族商業及種族商業，將不能就近生產、因而視為高價的一定商品，賦以交換手段之功能。這種對外貨幣，在作為關稅、通行稅等商業上的支付之處，獲得了其國內的功能：酋長指派有收稅指導員，商人以其所攜帶者交納之，酋長亦樂於收受。在此情況下，外國貨幣則乘機侵入國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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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階段，貨幣以如下種種形式出現：（1）裝飾貨幣。其典型物，如非洲、印度洋一帶直至亞洲內地的珠寶；與之並立且可作為支付手段、交換手段使用於各種範圍的，還有許多物品，如玉、琥珀、珊瑚、象牙及特種的獸皮等。此項裝飾貨幣，最初僅作為國內貨幣之用。各部落俱用同樣的支付手段後，才作為普遍的交換手段之用。（2）利用貨幣。此種貨幣，最初以對外交易為主。既然將其用來表示支付義務，或者評價他種財富之手段，故多為一般使用的物品。如在爪哇，所用的是穀物或家畜、奴隸等。不過用這種普遍使用的物品不太多，大多用菸草、酒、鹽、鐵器、武器等享樂品。（3）穿用貨幣。它最初就兼有國內貨幣與對外貨幣兩種功能，指本地所不能製造的毛皮、皮革、織物等。（4）代用貨幣。在今日貨幣系統尚未具備之時，人們在社會生活的關係中習於以某種物品作為所有物，或者以之履行某種支付義務，則其本身雖然並無任何價值，但亦可具有貨幣的功能。如英屬印度內地有以中國骨牌充當貨幣而流通的，俄國有以毫無使用價值的碎皮作為貨幣的，南歐方面則有木棉片流通，雖然無交換價值，但可作為代用貨幣。

  當時，通常流通的支付手段不只存在一種，所以就有一定的比率表之必要。此類貨幣被列入價值表中，但大多並非將一個單位的某種貨幣等價於若干單位的另一種貨幣，而是將幾種物品共同形成一個價值單位。例如在爪哇，價值單位以一種高價的石塊與二十顆珍珠貝殼來形成。密蘇里地區的印第安人，購買一名女子的代價為小刀二把、套褲一條、氈一方、小槍一支、馬一匹及皮革制帳篷一具。這就是一名女子的身價，等價於一名印第安戰士所有的武裝；故可以此價格向其部落購買。由此可知此項評價標準的基礎並非純粹關乎物品的經濟價值，而是財富的使用價值及其傳統的社會意義，並為了便利計算而取其約數。於此，十進法亦曾有其特殊任務。如某部落有以椰子果實十枚與一定量的菸草等價，海豚牙三百枚與女子一人等價的估值方法。贖命金、贖罪金及其他以貨幣作為表現的項目，起初亦與經濟的價值無關，完全以社會的評價作為標準。殺死一自由的法蘭克人時，應課的罰金為二百先令，這個數額由與殺死半自由民或非自由民的罰金之比率而來。在此種例證中，俱為傳統的社會評價之表現。直到有經濟的交換關係後，如中世紀初期時，贖命金即不以賠償損失為標準，一般的現象則要求更多的金額了。以一種貨幣來估值並非以同一種貨幣來支付，不過是作為測定個人的支付標準而已。個人的支付也許要視行為者的給付能力而定，不按照一定的比率，不如說表明了一種傳統規定的補償辦法。

  通過上述的情況，作為貨幣制之基礎的貴金屬得以發展出來。這種發展的決定條件完全是技術性的。可能貴金屬比較難以氧化，因此不易被毀壞，而且它們比較稀少，故其評價較高，它們也比較容易加工與分割。最重要的是，因為其可以用衡器來稱量，在早期就已如是實行。最初時或許曾用穀物與之對稱。貴金屬亦有用作實用品的，但用作交換手段之前，早已用作一種支付的手段了。貴金屬作為交換手段，最初見於酋長商業，由推爾·愛爾·阿瑪那的碑版可知，西亞的統治者最希望從埃及國王那裡獲得裝飾用的黃金贈品。諸侯賞賜臣下，最喜歡用金指環。故在古代北方的歌詞中，稱國王為指環浪費者。貨幣開始以鑄幣的形態出現，為公元前700年之事。最古老的貨幣鑄造所位於呂底亞（Lydien），或許在沿海之地，由呂底亞國王與希臘殖民地人士所經營。鑄幣的先驅為商人私自加印的貴金屬塊，印度、中國及巴比倫均有之。所謂的舍克爾（巴比倫的衡量單位）不過是經有信用的商家蓋過印的銀塊而已。中國的銀兩亦為商會加印過的銀塊。直到後來，貨幣鑄造才由政治權力行之，不久更被其壟斷。此種事實，似乎曾見諸呂底亞。波斯的國王曾鑄造達利克（古波斯幣）作為支付希臘傭兵的手段。經希臘人之手，鑄幣才被採用為交換的手段。而在迦太基，鑄幣雖然已被發明了三百年，但還無貨幣鑄造之事，而且就算後來採用了，亦非用作交換手段，僅作為對傭兵的支付手段而已，故一般來說，腓尼基人的全部商業為不用貨幣的交易。此種鑄幣技術上的進步，實際上有助於希臘商業得占優勢。即便貿易極其繁盛的古羅馬，到後來也開始有貨幣的鑄造，而且最初鑄造的僅有銅幣而已。羅馬本有多種多樣的鑄幣流通，至公元前269年乃有銀幣鑄造，但卡普亞（Capua）早已有貴金屬鑄幣。印度的貨幣鑄造始見於公元前4、5世紀間，系從西方傳來的，技術上真能使用的鑄幣，至亞歷山大時代後始有之。在東亞，則真相不大明白，我們或許可推定，該地貨幣之鑄造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今日該處的貨幣鑄造，由於國家官吏繼續鑄造劣幣，結果只能以銅為限。

  直至17世紀時，鑄幣的技術與我們今日的技術還很少有共通之處。古代鑄幣以鑄型為之，中世紀時則用手工「打」成，直至13世紀時，此種鑄造仍完全為手工業的過程。鑄幣之製作，必須運用完全手工的工人十人至十二人之手，故其成本極巨。今日鑄幣之成本，僅以千分之若干計算，但當時面額小的鑄幣需抵幣值的四分之一，即使至14、15世紀時，依然有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因為技術的簡陋，所以即使最良的鑄幣，亦缺精準；英國的金幣鑄造工程，雖然比較完善，但其誤差恆可達百分之十。於是在交易流通中，只有按重量授受，以避免此弊。於是，貨幣之成色，唯有以加印為較妥之保障。最初鑄幣中比較精確的，當推有名的佛羅倫斯之金幣（1252年之後），其各個貨幣的質量亦較勻。技術上足以信賴的鑄造法，至17世紀末葉始有之，只是鑄造機早就被應用了。

  今日所謂的金屬本位，系將某種鑄幣定為支付手段，或者可以用任何金額（本位貨幣）或至一定的最高額（補助貨幣）來用之。而與之相關聯者，則為本位貨幣之自由鑄造原則，即無論何人、無論何時，若支付最低的鑄造費，則有要求鑄造之權，使其可無限制地用作支付手段。金屬本位又有單金屬本位與復金屬本位之別。關於後者，今日唯一的可能形式為兩本位制。在此制度下，多種金屬相互間有確定的比率。以前較通行的第二種可能形式，即所謂的並行本位制。在此制度下，貨幣事實上固可自由鑄造，只是無任何確定比率存在，或者僅有一種對各樣價值比例之周期性的評價。對於鑄造的金屬，交易需要的性質有決定性的意義。國內交易及地方交易可以用價值不太大的本位金屬為之，故於此可發現銀、銅或兩者一併流通。若為遠地交易，長久以來只有銀兩，當商務重要性增加時，有次第傾於用金之勢。於此，金對銀的比率之規定，對於金在事實上的流通其實具有決定性。若一種金屬所定的比率低於其實價，則該金屬必不以鑄幣出現，而以其生金屬形態出現於交換中。

  各種金屬間價值比例的發展，在東亞與西亞及歐洲間有很大差別。東亞諸國對外的封鎖政策發生變化的情形，故其價值比例可以保持，而為西方所不見。例如在日本，金子曾被估價為銀子的五倍。而西方貨幣比價的連續性，未曾有此紛亂之態。巴比倫系用銀計算之國，只是國家並不造幣，而以私鑄的加印銀塊流通。市面金與銀之比價為一比十三又三分之一，此種比率就是古代金銀比價的基準。埃及人採用巴比倫的銀塊，但其計算則以銅、銀、金等並用，於大宗交易時多以金幣來計算。

  古代後期直至墨洛溫王朝為止，羅馬的貨幣政策是很確切明白的。羅馬當初事實上系採用銅、銀並行本位制，並設法將比率定為一百一十二比一。相當於青銅一磅的銀幣之創立，尤有重要的意義。金之鑄造全為商業貨幣之用，而銅漸次淪為小額交易之信用貨幣，僅剩代用貨幣的功能而已。造幣之權，事實上多集中於諸將軍之手，直至共和時代，金銀幣上多印有當時將軍之名。此種造幣，其動機並非由於經濟上的目的，其實是作為供軍隊中論功行賞之用。至愷撒把持政權，才有確定的本位制頒行，實行金本位制。金銀比率為每一金幣值銀幣百枚。此項規定，使銀之價格稍為上漲，可知買賣上銀幣之需要已有增加，金幣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時代依然存在。銀幣之試鑄亦不時被發現，如尼祿（Nero）曾鑄造第納爾（Denar），使金幣之價值更為之增高。卡拉卡拉（Caracalla）以經營劣幣鑄造為業，其從軍人階級出身的後繼者亦加以效尤。此種鑄幣政策（並非相傳的貴金屬之流向印度，或礦業之停頓），實為羅馬鑄幣制度崩潰的主因。及至君士坦丁大帝登位方見復興。大帝鑄造新幣以代替金幣，每黃金一磅（約等於327.45克）鑄新幣七十二枚。此種新幣，於買賣之際，或許依重量而計算。至羅馬帝國崩壞後，此項新幣依然存在。在墨洛溫王朝時代，此項貨幣在以前屬於羅馬經濟地域內的德意志，博得了最大的信用；唯有萊茵河的東部使用古代羅馬的銀幣，其性質頗類於後來非洲的瑪麗婭·特蕾西婭銀元。至加洛林王朝，政治的重心漸自法蘭克帝國的西部轉移到東部；同時，在貨幣政策方面，雖然從東方輸入了大量黃金，但最終從金本位制推移向銀本位制。查理曼大帝經過種種不甚明了的方案後，確立了一種409克重的鑄幣（此項推測，尚有討論的餘地），以此鑄出十二第納爾的鑄幣制度——今日英國式的計算單位，鎊、先令、便士即其遺留物——至中世紀末期仍然存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亦因此而多採用銀本位制。中世紀鑄幣制度的中心問題，並非本位制問題，而是出於支配鑄幣生產的經濟及社會性質的問題。古代對於國家之壟斷鑄幣極為重視。至中世紀時，各封土俱有貨幣鑄造所，其所有者即封主。故自11世紀中葉以來，加洛林王朝的鑄幣制度僅有一種民法上的效力而已。貨幣鑄造的特權，名義上雖然尚為國王（或皇帝）所壟斷，但鑄幣的生產則由手工業組織為之，由此鑄幣事業所產生的利潤歸各鑄幣特權者所有。貨幣鑄造權之分散，實際上就是鑄造劣幣之誘因，逐漸普及於各地，以成中世紀劣幣橫行之勢。當時流通於德國的金幣，在13世紀至16世紀之間，其含量減低至以前的六分之一；英國的第納爾，在12世紀至14世紀間，亦有同樣的減削。在大蘇勒德斯貨幣——一種兩面均刻有文字的厚貨幣——的發祥地法國，此前曾與德國於12、13世紀時所鑄造的單面文的薄貨幣在競爭中獲勝，此項新幣流通於14至16世紀間，價值減少至以前的七分之一。貨幣惡鑄之結果是銀幣失去不變的計算單位之資格，故商業中金之應用大增。至1252年佛羅倫斯有重達三克半的金幣鑄造，技術上儘量求分量均勻，於是在貨幣史上乃成為創舉，一時各地人士均樂於採用，新貨幣遂一躍成為商業上慣用的計算單位。不過貨幣經濟上銀之需求增加，故銀價上漲。至1500年時，金銀間的比價已從一比十二點五躍至一比十點五。此外，金屬價格亦異常波動，生金屬與鑄幣間亦產生差異。大宗交易上固然以生金屬或佛羅倫斯金幣來計算，但小宗交易中則以其他貨幣來授受。貨幣之惡鑄，故可歸咎於鑄幣特權者之貪慾，但同一種類的貨幣間，其成色重量竟有相差至十分之一的，亦為其原因。結果流通的僅為最劣之幣，純良之幣已被其驅逐殆盡。鑄幣特權者乃益肆其貪慾，利用其壟斷權發行新鑄幣，收回舊幣。只是此等舊幣仍多流通於他們勢力以外的區域，故鑄幣特權者亦難以在其領域內貫徹其特權，只有許多諸侯間結成鑄幣同盟，才能發生變化。故除佛羅倫斯人的鑄幣憑藉信用而卓著外，中世紀其實是貨幣發展史上的黑暗時代。

  但恰好因為此種貨幣鑄造之不合理的狀態，貨幣的自由鑄造乃成為自明之理。可能鑄幣特權者只求徵收造幣稅，坐享鑄幣事業之利益，乃竭力使所有的貴金屬輸至自己的鑄造所。貴金屬之所有者在這一方面便受到一種壓力；「禁金輸出」政策是常見的，尤其在有礦業的地域，礦工及貴金屬礦山的所有者，對於其金屬應否輸往鑄幣特權者之鑄幣工廠，幾乎無選擇之權。但所有這些方法並無效果。不法者不僅暗中偷竊，鑄幣特權者亦以協定的方法讓礦山業者將其貴金屬輸至其他鑄造所，鑄成貨幣後再運入自己的領土。整個中世紀時均有此項貨幣貿易，因為各種貨幣的需要不能估計，特權者又隨意增高或降低其造幣費，於是只有相互競爭使其不能增高。

  16世紀以來，流入歐洲的貴金屬大增，為鑄幣制度上確立穩定的關係奠定了經濟基礎，當時至少在歐洲各專制國家中，此前大多數鑄幣特權者及其競爭之事已告破滅。在16世紀以前，歐洲貴金屬流出之勢甚烈，持續至150年的十字軍東征時代，歐洲人擄得了許多貴金屬及大規模耕作地的利益，貴金屬之流出乃告終止。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e Gama）及阿布奎基（Albuquerque）發現了至東印度的航路，打破了阿拉伯人的商業壟斷。墨西哥與秘魯銀礦的採掘將美洲貴金屬大量地輸至歐洲大陸，此外，又發明了汞合金的采銀新法。由南美洲及墨西哥掘得的貴金屬量，在1493年至1800年間，黃金達二百五十萬克，白銀達九千萬至一億克。貴金屬生產的增加意味著已鑄的白銀之增加。於是銀本位製得以普遍實行，且可在記帳貨幣上體現出來。德國當時亦新鑄銀幣，以代替舊有的佛羅倫斯金幣，此種情況持續至巴西金礦被發現為止。巴西金礦之發掘為時雖短（18世紀初葉至18世紀中期），但其出產量足以支配當時的市場，結果違反了英國的立法者，特別是牛頓的忠言，使英國最終採取金本位制。18世紀中葉以來，銀生產復居要位，影響到大革命時期的法蘭西立法，而有實行複本位制之舉。

  但貨幣制度之合理化，不能一舉而成。蓋在合理化實現之前，雖然有諸種鑄幣普遍流通，但如今日之貨幣則尚未有。斐迪南（Ferdinand）一世的帝國鑄幣敕令（1559年）中，也不得不承認三十種他國的鑄幣。而且當時比較小額的鑄幣，因為技術水平不夠，其差異很大，又加以鑄費極高，故16世紀時德國曾限制小面額錢幣的支付力，但並非將其降為輔幣（輔幣之合理的鑄造，始自英國的本位政策）。當時公定的計算單位，為上述以新銀幣來計算的金幣。然而事實上其發展步驟如下。即自13、14世紀以來，貨幣鑄造始與商業交易分開，以生金銀計算價值，之後復以重量授受，規定某種鑄幣（國家亦不得不承認此習慣）可用於支付，最後貨幣流入存款銀行。後者之先驅，在中國可得其最佳之例，該國因貨幣惡鑄之結果，商業交易上有制定的金屬兌換錢號。各商人確定重量單位後，先由銀行寄存錢號，於結清債務時用票據付給對方；雖然亦有以加印的碎銀直接支付的，只是其重要性遠遜於前者。故此種錢號貨幣系以商人存儲銀行的貴金屬為準備的，與錢號有往來的人將其作為支付手段。16世紀時，此種先例西方已仿行之，如威尼斯的里亞托（Rialto）銀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威塞爾（Wessel）銀行（1609年），紐倫堡（1621年）及漢堡（1629年）亦均有此種銀行出現。它們於計算時以生金銀為基礎，在授受之際則折合為貨幣。各項票據通例俱有最低額之限定，支付亦然。如阿姆斯特丹之票據，以三百盾（Gulden）為最低額，凡六百盾以上者，亦必須經銀行而後可支付。漢堡的此種銀行貨幣本位制，一直存至1873年。

  近代貨幣政策因為沒有財政動機而與以前的區別開來。換言之，其性質取決於一般經濟利益，以商業對穩定資本得以計算為根基。在此方面，英國較其他各國處於領先地位。昔時英國國內商業以白銀作為有效的支付手段，國際貿易則以金幣作為計算之基礎。自巴西金礦被發現以來，黃金流入英國境內，英國實行的並行本位制漸陷困境。金價大跌，則金鑄幣充斥市場，銀幣大有被逐出流通界之可能。當時工資支付多以銀幣為之，故資本主義企業以避免銀之流出為有利。起初英國政府欲以種種人為方案來維持並行本位制，直至1717年，英國政府才確定新的可靠的估值辦法。在牛頓的指導下，英國的標準金幣幾尼（Guinea），規定抵銀幣二十一先令，雖然金子仍被高估，但18世紀中期，金仍然持續流入，銀則流出，英國政府乃實行極端政策，正式規定金為本位金屬，銀降為輔助貨幣。銀乃失去不受限制之法定貨幣的地位，且新銀幣系與其他賤金屬合鑄而成的，其成色較前低，故流出國外之危機頓減。法國政府於大革命期間屢經試驗後最終採用複本位制，其基礎為銀，每九鎊白銀鑄法郎千枚，並制定金銀間比價為十五點五比一。當時法國境內錢幣之需求龐大，故此項比價在長時間內得以穩定。19世紀初，德國金屬生產漸減，當時銀本位貨幣之維持勢在必行，因為無法向金本位制推移。但金子仍被鑄造為具法定價值的商業貨幣，尤其是在普魯士。只是助成金之特殊地位的努力終歸失敗。至1871年獲得大量賠款後，德國才有了推行金本位制的機會，又因加利福尼亞金礦的採掘，世界上存金量大增，金本位制之實施乃較為容易。當時昔日之比價變動尚少，故德國政府基於此有了鑄造價值三分之一泰勒爾（Taler）的德國馬克之舉。因為每磅白銀值三十泰勒爾，故金銀比價為十五點五比一，而每磅黃金則值一千三百九十五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