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19世紀的法國散文[1]

  在沃爾特·司各特如畫般的羅曼詩之後，還有另一種浪漫情調有待創造，一種更美麗、更完整的浪漫。這便是史詩般的戲劇，如詩如畫，真實而理想，真實而宏大。

  ——維克多·雨果

  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共存的。浪漫主義有它的傻瓜，也有它的智者。

  ——勒米·德·古爾蒙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法國浪漫主義流派，被稱為19世紀最偉大的文學流派。

  ——格奧爾格·布蘭代斯

  法國文學的浪漫主義復興在時間和精神上與英國文學的浪漫主義復興是一致的，兩者都與法國大革命所涉及的思想有關。勃蘭兌斯曾說過：「英國的運動比法國強大得多，因為英國碰巧有天生的文學家，他們比法國任何一個天才都偉大，所以英國的浪漫主義運動繁榮得更早，也更豐富。」那個時代（以1800年為中心）激盪了英國人的思想，而英國詩人也有所回應。法國人的思想是消沉的，直到後來，法國也沒有一個文學家能比得上司各特和拜倫，更不用說濟慈和雪萊了。法國人在濟慈和雪萊逝世多年之後才聽說他們。

  從18世紀的法國思想來看，伏爾泰的才能作為一種文學影響逐漸消失了，儘管他個人的名聲依然存在。盧梭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占主導地位，夏多布里昂則將其轉化為宗教情感和理智反應。夏多布里昂在19世紀初出版的《基督教真諦》是法國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它是對基督教的一種辯護或讚美（體現在色彩、魅力和象徵方面），而不是在論證宗教或神學。

  《基督教真諦》中最糟糕的是說教，最好的是彩色玻璃和主教堂的管風琴。其中一章是這部作品的插入小說《勒內》。小說主人公勒內是一個憧憬未來、富有探險精神，但又很憂鬱、孤獨的年輕人，成為法國文學史上「世紀病」的典型，其在整個歐洲的小說和詩歌中相當流行。雪萊的《阿拉斯特》和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都塑造了同一種人物形象。卡萊爾對其的回應相當生硬：「年輕人，別遊手好閒，去工作。」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小說里，我們發現了這些可憐的、不滿足於現狀的孩子，我們把他們送到了叫作心理分析學家的醫生那裡，他們也許比夏多布里昂聰明，也許比不過。「萬物皆有之」，對於英國讀者來說，夏多布里昂憂鬱的語調並不像一百年前的法國人那樣令人印象深刻。近兩個世紀以來，英國的羅曼史一直與一個叫哈姆雷特的多疑可悲的人物相關聯，而關於1800年前後的英國小說，雖然現在滿是流言蜚語，但仍被菲爾丁和斯摩萊特的理智所左右，而且即將被司各特同樣強大的理智所主宰。

  

  夏多布里昂在英國住了幾年，晚年他翻譯了《失樂園》。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譯成了英語。但是出於某些原因，他在英國並沒有廣為人知。現代的法國人認為，他的花言巧語令人不快，但他們知道，他是一位身處法國散文過渡時期的大師。他的肩膀成長了，變得強壯有力了。

  在19世紀初，誕生了巴爾扎克、維克多·雨果、亞歷山大·大仲馬、喬治·桑等知名的小說家，以及評論家、散文家聖伯夫。巴爾扎克是法國最具創造力和最有權威的小說家，儘管他在寫了許多故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目標：描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將自己所有的作品匯總成一部《人間喜劇》。他沒有完成他的計劃，在五十歲時就去世了。人類的喜劇超越了個人、國家或者整個時代。

  不過在巴爾扎克前後，沒有一個小說家能夠駕馭這麼大的標題。他擁有各種語系的各種讀者——他的大多數作品都被翻譯成了歐洲的各種語言——將自己視為他們的朋友或敵人，不論當時的情況如何。巴爾扎克研究了所有類型的人，包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辦公桌前度過的，他忙於應付工作上的麻煩，這足以消耗一個普通人的全部精力，所以讓人費解的是，他怎麼有時間去了解這個社會呢？

  答案是，他擁有作為一個小說家最基本的天賦——洞察力。他只要過目一次，就能了解人物及其所處的場景，這樣他就能用精確的細節來表現人物與場景——有時細節太多了。他的聰明才智和勇氣加強了他的洞察力。在這一點上，他就像他非常欽佩的司各特一樣。他從不推卸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責任，不遺餘力地埋頭寫作，有時長達一天十六個小時。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傾注在自己的作品上，使它們永葆生機。

  巴爾扎克在開始寫作前，就已經解決了浪漫與現實之間長時間的爭論，這種爭論至今仍在徒勞地持續著。這是批評家和小說家感興趣的學術問題。對於法國人來說，每一部長篇小說，無論其內容與寫作方式如何，都可被稱為浪漫，這難道不是他們用自己精確的語言給出的答案嗎？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把生活的全部或大部分時間看作靈魂的浪漫冒險，不遺餘力地給人以真實的印象，這難道不是他的回答嗎？巴爾扎克的文學主義和夢幻般的想像並不衝突；讀者可能看到了這樣的衝突，但是巴爾扎克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巴爾扎克的偉大在於他擁有同情心。在《歐也妮·葛朗台》中，他把一個純樸的鄉下姑娘置於狹小的環境中。在其他書中，他描繪了另一類女人的「輝煌和悲慘」。他是第一個利用塞薩爾·皮羅托在商業世界中的悲慘經歷，將商業和金錢的骯髒引入浪漫的小說的人。在他的許多比較重要的小說（如《邦斯舅舅》《貝姨》《高老頭》）中，都有各種形式的貪婪和自私等邪惡的主題。巴爾扎克對生活沒有任何多愁善感的感情。他對生活的看法是公正的，對年輕女孩，他是溫柔的。

  巴爾扎克對年輕人的態度總體上是嚴肅的；在梅瑞狄斯開始寫作的許多年前，他就描述過「自我主義者」。他承載的感情生活遠遠超過了幸福夫妻的婚姻。婚姻只是其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人們活著，然後變老——巴爾扎克筆下的老人、古怪的人、討厭的人、可憐的人都寫得非常出彩。我們也可以這樣想：這位人類觀察者對景物和地點也會有感覺，儘管他不是一個詩人，但他的《塞拉菲塔》的風格接近散文詩，這部作品是斯維登堡神秘主義的一個實驗品。他是一個真正的巨人，或是一座巨人的雕像，後來的小說家從他的雕像上取下石料，進而鑄造成一座更小的雕像。

  巴爾扎克的朋友及同為偉人的維克多·雨果，幾乎生活在整個19世紀，他是五十年來法國最偉大的文學大師。他是詩人、劇作家、小說家，還是政治宣傳作家。他離開祖國二十年，政治上的際遇使他名聲大噪。當他回來時，他是如此光榮，以至於一些冷淡的法國批評家對他的顯赫有些反感。

  在英法以外的歐洲，他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是《巴黎聖母院》（亦稱《鐘樓怪人》）和《悲慘世界》。它們是情節劇，某些場景扣人心弦。在日裡亞與章魚的戰鬥中，在怪人迫使他的敵人落入大教堂的陰溝並走向毀滅的時候，誰沒有在戰鬥中顫抖過呢？雨果的情節劇，好比莎士比亞的作品以及所有其他好的情節劇，情節背後充滿了思想和感情，令人難以忘懷。

  與狄更斯的做法相似，雨果運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情景來達到刺激社會的目的，而社會本身是乏味而黑暗的。當然，這兩個人，以及其他所有富有戲劇性想法的作家，都很欣賞自己筆下引人注目的場面。在《悲慘世界》一書中，雨果把冉·阿讓的職業生涯及生平零零散散地拼湊在一起，有五六本小說那麼多。這部小說幾乎容納了一切，其書名不可譯成英語，因為它的意思不僅僅是「悲慘」「貧窮」「可憐」「不幸」，還包括更多的東西。也許雨果在法語中賦予了書名豐富的含義。

  雨果所想的、所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生命展現在安逸和特權之下。如果雨果不是一個熱情洋溢的講故事的人，這樣的主題也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呼籲，是枯燥的材料罷了。史文朋把《悲慘世界》稱為「有史以來在創作或構思上最偉大的史詩和戲劇作品」。我們同意斯蒂文森冷靜的觀點，即雨果的愛情散文「對任何作家來說都是非常有名的，雖然它們只是雨果為自己的天才所樹立的紀念碑中的一座浮雕」。至於他的詩歌和戲劇，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講解。

  亞歷山大·大仲馬大概比一百年來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喜歡他的讀者。他是傳奇愛情小說中最傑出的大師，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歷史背景，其中一些情節是虛構的，一些是真實的，而所有這些都栩栩如生。如果大仲馬不是一個藝術家的話，他的故事可能會被歸入廉價小說的行列。它們也許會讓大眾滿意，但不會在文學中占據永久的地位，也不會得到讀者的尊重，因為讀者更需要一部真正的小說，而不是陰謀和冒險。

  不過，大仲馬是一個藝術家，他不僅設計了令人興奮的情節，還創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他們穿著靴子，站了起來，或行走，或揚眉吐氣地邁步，並以各種生動的口音開口說話。與司各特、巴爾扎克和特羅洛普相比，他寫作速度很慢，但他的活力從未令人失望。他有許多合作者，有人諷刺他開了一家小說工廠，但他是這個工廠的靈魂。令人驚奇的是，在他無數的傳奇故事（更不用說戲劇和回憶錄了）中，有很多都是同類作品中的傑作。至少有兩部作品，《三個火槍手》和《基督山伯爵》，是英國讀者（當然還有法國讀者）兒時記憶的一部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不朽的三人組——波爾朵斯、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如果永恆也可以比較的話，那麼更不朽的是達爾大尼央。然而我們長大了，意識到大仲馬不只是一個聰明的賣藝人，他的《路易十五時代的婚姻》等小說雖然並非一流的作品，但結構縝密，構思精細。

  大仲馬行事倉促，虛張聲勢。他偏重利益，好像做戲一樣。他（和他所處的環境）沒有用多少時間去思考，而且他過於依賴自己與生俱來的即興發揮能力。但在快速變化的娛樂背景下，大仲馬的作品蘊含著一種豐富的生活感和驚人的智慧。

  大仲馬在外界的冒險中和遙遠的時代發現了浪漫，而喬治·桑在自己身上、在法國以及她所關心的農民身上找到了浪漫情調。喬治·桑是法國小說家中最偉大的女性，也是法國女性中最偉大的小說家。無論她的小說的場景或情節是什麼，都有一個不變的主題——愛的權利、責任和自由。在以多種形式衍生這一主題時，她是一位坦率的女性。她的男性化筆名比喬治·艾略特的含義更少——喬治·艾略特是英國女作家，喬治·桑不可避免地被拿來和她做比較。實際上，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她們所有的共同點就是她們對普通人的愛，對殘酷世界的反抗，以及表達自己純真思想的能力。喬治·桑的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是那些描述鄉村生活、迷人的小牧歌——她恰如其分地稱它們為「牧歌」——《小法岱特》《棄兒弗朗索瓦》和《魔沼》。

  這一時期的偉大批評家是聖伯夫。他是這些浪漫主義詩人的朋友或敵人，從長遠來看，也是法國文學的最好的朋友。不過他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於法國。批評是一種寫作形式，它並未觸及文人的利益，很少有批評家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可以這樣說，批評家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是沒有榮譽的，除了在他的祖國。聖伯夫對馬修·阿諾德和其他英國批評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能歐洲的每一位文學評論家都曾受益於他。他的偉大貢獻是他對法國文學、法國人和整個世界的清晰闡釋，但世人很少閱讀批評類的作品。聖伯夫的一些論文已被翻譯成英文，對於那些不懂法語的人來說，它們仍然是難懂的東西。不過對於那些懂法語的人來說，它們不僅是敞開的書，而且是其他人的書籍的序言，是他之前所有法國文學和同時代人的作品的序言。雖然他常常錯誤地評判它們（例如巴爾扎克的作品），但總的來說，我們從評判中看到了智慧的光芒。

  在聖伯夫之後，沒有哪個有文化的法國人有任何藉口不去了解他的國家及文學作品，也沒有哪個外國人在法國文學中追隨的人物比聖伯夫更好。他對法國思想有理性的一面，亦有批判的一面。儘管法國人在所有形式的文學藝術中都有大師，但其中最有造詣的可能是勒南和泰納。勒南以《耶穌傳》著稱，這部著作既堅持懷疑論，又表示出虔誠的信仰。每一本關於宗教主題的書最後都會變成這樣，基督徒不喜歡它，異教徒則利用它，但勒南並沒有這樣的意圖。勒南本人否認對文學的一切興趣，對他自己來說，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個對風格毫無興趣的歷史學家。但是，文學的復仇方式是赦免敵人，《耶穌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本好的說明書或「科學」的歷史書，但不可否認它的確是一件藝術品，它是對《新約》的一個清晰的重現，並添加了一些色彩，因為勒南在敘利亞寫了很多類似的故事。

  勒南本想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個批評家，一個哲學家，一個東方主義者，然而，最終他還是成了一個文學藝術家。而文學，這位神秘莫測的女神，也接納了他。

  泰納認為自己是一位科學的歷史學家和邏輯學家，而不是一個文人。在19世紀下半葉，科學精神占領了思想領域，「科學」這個詞及其所代表的理念或方法，甚至都有點兒濫用了。每一項人類活動都有其對應的一門科學，甚至還有關於性愛方面的科學。這場運動是對浪漫主義時期鬆散思想的一種反抗，泰納是法國運動的領導者。他認為一個擁有天賦的人，不管是政治家還是詩人，只要弄清他所屬的種族，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他的才能，就可以對其進行解讀。

  在這種模式下，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傳記和歷史的問題。後來，批評家們對泰納的方法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這並不能完全證明人類的天賦。的確，在他的散文中，泰納本人比他所表現的更像一個詩人，他的審美熱情常常驅使他超越了他所宣稱的原則。對英國讀者來說，他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因為他的《英國文學史》永遠不可能完全被後來的研究所取代。從偉大的法國思想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的文學，是最富有啟發的。

  人們常以為，憂鬱是浪漫所特有的氣質。在法國，浪漫主義者雨果、喬治·桑、大仲馬歌頌生活的歡樂，而理性的現實主義者卻是憂鬱和悲觀的。泰納帶著近乎沮喪的眼光看著人類。而追隨巴爾扎克的小說家——福樓拜、莫泊桑、左拉——也有同樣的心情，不是因為巴爾扎克的影響，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環境都是黯淡無光的，其部分原因是1870年的戰爭。

  福樓拜對人冷眼旁觀，同時又具有敏銳的洞察力。他對生活的看法充滿諷刺，並且將自己置身於幽默之外，這使得他的書沒能廣為流傳，但是對於那些青睞福樓拜藝術的讀者來說，這是完美的。寫一頁稿子，他花了將近一個星期的時間。他總是反覆斟酌修改每一個詞，呈現出來的結果並非過分雕琢或者矯揉造作，而是精彩絕倫、自然而然，感覺這個詞本身的作用就是如此。

  他最著名的小說是《包法利夫人》，書中描寫了一個軟弱可憐的浪漫女人，以及她在一個沉悶的鄉村小鎮裡與凡俗男子之間發生的風流韻事。這樣的故事似乎並不討人喜歡，然而它卻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小說，不僅因為它完美的風格，還因為它裡面忠誠的性格。這個故事是由一些枯燥無味的素材拼湊成的，但平凡的事物變得非同尋常，故事的進程就像潮汐一樣無法避免。為什麼《包法利夫人》是福樓拜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部？這一點並不太容易解釋。《情感教育》是一本更加偉大的書，是一出年輕人希望破滅的悲劇。福樓拜的視野非常廣闊，他把過去與現在、事實與幻想、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區分開來。在《薩朗波》中，他像浪漫主義小說家司各特或大仲馬一樣，從歷史中挖掘素材，但依然保持著客觀科學的態度。他善於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悲劇，在溫柔中表現出諷刺，在平庸中表現熱情，他不是矛盾的天才，而是能看透人生真諦的智者。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諷刺填滿了他的思想，在未完成的《布瓦爾和佩庫歇》中，他把所有角色都描繪成愚笨的小人物。

  福樓拜將理性帶入浪漫，並向它傳授了現實主義，這是一個只有大師才能學到的寫作技巧，即生活的事實可以轉化為精緻的美，真理並不枯燥，優雅的詞句也包含了簡單、準確、明晰與邏輯。

  福樓拜的學生蓋·德·莫泊桑是短篇小說大師，一個自學成才的天才。對於莫泊桑來說，除了故事本身、講故事的人以及故事發生地的最簡略輪廓，什麼都不存在。沒有一個作家對生活中的非敘事性問題不感興趣，除了大仲馬。把熱情洋溢的浪漫主義者和冷酷的現實主義者相提並論是不科學的，浪漫主義者有著不同的天賦——可以不對他們的角色做出任何評論的天賦。

  現在的作家也一樣，沒有對人性的分析，沒有善與惡之間的選擇，沒有說明性的「心理學」。當然，相似之處到此為止。大仲馬生活在一個斑斕的過去，並創造出令人興奮的場景，而莫泊桑則住在單一乏味的街道及屋子裡，並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現，這是一個欺騙所有人的浪漫謬論。不過，莫泊桑在他的觀察範圍之內還有另一種能力，那就是讓生活通過行動告訴自己，讓自己遠離而不是去操縱人類的事務。這種品質在薄伽丘身上和《一千零一夜》中都能找到，但大多數現代小說都缺乏這一品質。如果生活是慘澹可笑或者不體面的，那就是生活本身，與莫泊桑無關。

  因為莫泊桑選擇描繪生活的某些方面，而這些方面並不是客廳談話的常規主題，所以他的某些故事遭到一些讀者的拒絕，也許年輕人和弱者不應該讀這些故事。從整體上來看，莫泊桑的倫理觀很全面，也很嚴肅。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相信託爾斯泰，他曾這樣評價莫泊桑：「莫泊桑是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僅次於維克多·雨果。我很喜歡他，我認為他比同時代的人都優秀。」《羊脂球》是他的第一部天才小說，它的精華部分非常富有同情心，儘管從表面上看是冷酷無情的。他觀察人和事物只是為了找出與之相關的故事類型。不管這個故事是否愉快，他都是為了故事本身，不帶任何偏見，既不偏袒英雄，也不貶低壞人，不會越過敘述的直接效果。

  莫泊桑的語言強韌有力，沒有多餘的細節，也沒有一個無用的詞。莫泊桑在短篇小說中是一位至高無上的藝術家，以至於我們可能忘記了他是一位具有持久力量的小說家。《一生》和《如死一般強》幾乎是法國文學中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小說。莫泊桑的語言和思想精煉，成績卓著。

  出版書籍最多的博物學家左拉，不斷羅列細節，通過作品的篇幅取勝。與他的作品相比，巴爾扎克的作品短小而精悍，而莫泊桑的作品不過是個骨架而已。左拉的小說以其強大的力量而著稱，所有的生活都被卷進其中，直到讀者對生活感到厭倦並希望不再有那麼多的日常。左拉的作品沒有法國風格中的魅力和優雅，法國的批評家對他非常嚴厲。

  在左拉的所有作品中，沒有傑作，也沒有瑰寶。但是，若在他無數小說中選擇兩三本的話，我們可以賦予《娜娜》《崩潰》《土地》以盛名，這三部以及其他小說，都被翻譯成了英語。他的作品譯文與原著出入不大，因為他的力量在於作品的內容，而不在於任何特殊的寫作風格。左拉的批評者——他的小說是不可否認的證據——指責他過分強調骯髒、冷酷無情，但是他的人生觀不是有害的，他只是描述痛苦的內科醫生或社會改革者，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有什麼問題，其實他也希望世界變得更好。

  左拉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小酒店》是一本反對酗酒的書。毫無疑問，左拉是誠實的，他在德雷福斯一案中的英勇鬥爭，證明了他具有高尚的品德，德雷福斯死後被譽為民族英雄。

  左拉的葬禮是由阿納托爾·法朗士主持的，他與左拉十分不同。法朗士以法國國名為筆名[2]，這是他的權利。他很有個性，獨樹一幟，但他的折中主義精神包含了法國傳統的精華。我們如果只能選擇閱讀他的書，就能夠了解他的祖國、他所處的時代以及最完美的法語形式。他敏銳而堅定的懷疑態度，觸及了生活的每一個側面。

  法朗士的《企鵝島》是一部具有諷刺意味的文明史，喬納森·斯威夫特會對此一笑置之，伏爾泰也會高傲地不予置評。統稱為《當代史話》的四部小說都是「現實主義」作品。《波納爾之罪》是一個浪漫的故事——內容生動有趣卻又令人動容。他和他的朋友左拉一樣，在重大問題上嚴肅而熱情。他肩負著一種博學的重擔，這會讓一個普通學者感到驚愕。他的思想通常是革命性的，他的風格純粹質樸。他討厭虛偽，但他的憎恨又是溫和的，帶有諷刺和哲學意味，從來沒有憤怒。他天生帶有批判性，又像在質詢，他通過小說這一載體，巧妙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見解。

  19世紀是法國散文最鼎盛的時期之一。小說和批評文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極大的發展。即使沒有傑出的大師，也會有出彩的散文文學。在這個人才濟濟的世紀裡，很難說誰是最傑出的，其實也沒有必要去說。這個問題是特別令人困惑的，雖然它不需要我們擔心，因為小說受制於迅速變化的公眾口味和評論家的判斷。

  亨利·貝爾·司湯達是一位天才，他的名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擴大。他的小說《紅與黑》和《巴馬修道院》在人物性格分析方面是非常卓越的。它們出版於19世紀上半葉，但直到司湯達去世後才給人們留下些許印象。巴爾扎克很欣賞他，後來的法國作家也認可了他的影響力，並宣稱他是天才。現代最優秀的批評家勒米·德·古爾蒙將司湯達視為一塊試金石：我們如果不喜歡他，就不屬於「快樂的少數人」。

  還有一位作家，他的小說是很多幸福的人的共同財產，他就是梅里美。他的《高龍巴》是一個與科西嘉有關的故事，敘述完美，內容豐富，就像梅里美所有的作品一樣，風格古典而清晰，充滿詩意色彩。他的歌劇《卡門》具有不朽的雙重身份，因為它是長期上演的歌劇腳本的來源。

  阿爾封斯·都德被稱為法國的狄更斯，在熱情和幽默方面就像英國的大師。他對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在生活中遭受不幸的人，表現出了由衷的同情。在這方面，他與維克多·雨果和狄更斯相似。小說《小弗羅芒和大里斯勒》使他聲名鵲起，小說中的主角心地善良，不多愁善感。後來的小說也是如此，這使他在大眾眼中越來越有影響力。

  都德的風格魅力（也許還有他本人）受到了更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作家的敬重，比如左拉、福樓拜、愛德蒙·德·龔古爾。他屬於自然主義者一派，也屬於拉伯雷一族的說笑者和滑稽人士一派。他的《達拉斯貢城的達達蘭》是文學中最有趣的笑話之一。

  都德的朋友愛德蒙·德·龔古爾和他的弟弟朱爾是自然主義作家，或者說是視覺主義者。他們認為生活與其說是敘事的素材，不如說是描述細節的素材。但是，正如斯蒂文森所說的，敘事是文學的典型特徵，敘事戰勝了他們的理論。在他們的幾部小說中，以《勒內·莫伯蘭》為例，他們把故事的舊藝術和他們手中或多或少有些新穎的藝術結合在一起，對人物的心理活動進行細微的分析或記錄。

  《龔古爾兄弟日記》是重要的文獻，它不僅表現了作者的信仰和個性，而且對19世紀的法國文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愛德蒙·德·龔古爾用他的遺產成立了龔古爾學院，這個學院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對法國官方學院進行抗議，但現在它已經成為龔古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它豐厚的獎勵，厚重的榮譽，使每一位年輕的法國作家垂涎。在法國文學中，它一直是一股強大的支撐力量。

  於斯曼是一個深受龔古爾兄弟影響的人。他一開始是和左拉一樣的現實主義作家，這體現在其作品《浮沉》中；後來，他成為一個宗教神秘主義者，這體現在《大教堂》中。於斯曼的作品並沒有全部被翻譯成英文，或許只有少數書被嘗試翻譯成了英文。他色彩鮮明的風格很難被表現出來。他成為一位作家，是文學界的一大幸事，將來他肯定會在法國和其他國家更為人所知。

  皮埃爾·洛蒂是一個精緻的藝術家，他於1923年去世。他是一名海軍軍官，去過很多地方，感受過大海和陌生土地的魅力。他的經歷在小說和回憶錄中以微妙和真誠的方式重現。他在南海創作了《洛蒂的婚姻》，在日本創作了《菊子夫人》，在布雷頓海岸和北海創作了《冰島漁夫》。他以敏感的筆觸向外界描述所發生的一切。洛蒂是一個印象派畫家，對他來說，無論在哪裡，世界都是多彩的、感官的，和道德意義上的善與惡無關。

  保羅·布爾熱是一個敏銳的、極為嚴肅的社會研究者，越來越傾向於保守。他的作品深入人物的內心，如果他的態度不那麼勢利，一定會打動我們的。他是一個藝術家，《弟子》和《都市》都是具有一流水平的小說。布爾熱和他生活的時代有些刻板，注重精密的分析，生活上趨於保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很多青年從新的理想主義之光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羅曼·羅蘭，他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是一部國際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國音樂家，他有一段生活在法國的經歷。這部長篇小說在法國廣為流傳，其英語譯本的讀者也很多。它的精神是包容世界的。1914年，世界和平面臨一個致命的關鍵時刻。羅蘭在一篇名為《超然於紛爭之上》的文章中試圖提醒這一點，但他好戰的同胞並不喜歡他和其他人文主義者的著作。晚年的法朗士保持著優雅的寧靜，亨利·巴比塞（著有《火線》）和其他作家則描述了戰爭。

  在回顧同時代的英美文學時，我們發現指出正在做什麼、流行什麼運動是不可能的。通過一個人生活的環境去辨別、評估甚至直接了解他——了解一個並非出自文學作品中的角色，是非常困難的。然而，我們可以大膽地認為，一個時代的結束是以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死亡為標誌的。他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有英文版）是一個敏感的觀察者所寫的關於現代社會的細緻研究，也是半個世紀以來心理小說的總結，開啟了法國文學的新紀元。

  在文學的表現形式中，法國人最擅長的就是文學評論。從布瓦洛到勒米·德·古爾蒙，再到二十多位年輕的當代人，法國的文學評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極具創造性的，對其他文學形式的影響也是無價的。聖伯夫派、勒南派、泰納派、舍勒派、薩西派仍在蓬勃發展。在老一輩大師之後，出現了兩位學者，布倫蒂埃和法蓋。而且最偉大的印象派批評家法朗士，其小說也永遠持一種批判態度。還有兩位英年早逝的傑出人物：馬塞爾·施沃布對英國文學和對法語一樣敏銳；埃米爾·亨尼金對法國作家和其他國家的作家（如愛倫·坡和狄更斯）的研究過於簡單，但也成了法國文學的一部分，是文學評論中最後一位發聲者。在文學評論界，全世界的文人都應向法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