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世紀之前的法國散文

  對於知曉如何恰當選擇的人來說，書本包含著許多令人愉快的品質。

  ——蒙田

  16世紀的法國散文由兩位文學史上最具創意、最討人喜歡的思想者統領：拉伯雷和蒙田。拉伯雷生活在前半個世紀，蒙田則生活在後半個世紀。這兩位的脾氣相差頗大，拉伯雷幽默快樂、精神飽滿，蒙田滿面憂鬱、時常沉思。而且，沒有證據顯示蒙田了解另一位偉大前輩的作品。蒙田是一位充滿書呆子氣的古典學者，對純法國的事物有點兒輕蔑。就像某人發明某物一樣，他們兩人一起創造了法國散文，並且對英國散文作家和諷刺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倆建立的傳統流傳至今，直接影響了阿納托爾·法朗士這樣的現代作家。

  

  在文學界，有兩種罕見的人才：會寫詩的詩人，會搞笑的幽默作家。拉伯雷很會搞笑。各種幽默作家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作品的題材是嚴肅的哲學還是輕鬆的隨筆。我們可以通過幾個例子說明一下這個問題，而不是給出解決方案。喬納森·斯威夫特的笑料能讓你笑得全身發抖，但他的幽默帶著傷感，從來不會令你放聲大笑。他肯定是認識拉伯雷的。狄更斯和馬克·吐溫在內心深處都是嚴肅的人，理解民間疾苦，因此他們的笑料會讓你咯咯笑或尖聲笑，同時感到一種荒誕的快樂。拉伯雷也是如此。他是一個智者，也是一個段子高手。他的幾部小說相互有聯繫，但並不緊密。在小說中，他向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推出了巨人英雄卡岡都亞及其兒子龐大固埃，以及書中最迷人的角色、和藹可親卻一無是處的巴汝奇。他們在冒險中相遇相離，回顧當時整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全都從廣闊但諷刺的角度描寫，真實而滑稽地反映了人性。小說對各種身份、各種類型的人，尤其是有文化的職業，比如牧師和律師，進行了嚴厲的敲打。拉伯雷曾經做過修道士，後來成為醫生。他並不敬畏禮袍[2]和學歷。他的作品和所有優秀的幽默作品一樣，在肆意的玩笑下有著基本的嚴肅。他對「穿皮毛法袍的貓」的嘲笑，是帶刺的嘲笑，如果大聲讀出來，可能會招來厄運。他的不敬冒犯了當時某些心胸狹窄的人，他的諷刺和粗俗與我們現在某些最細膩的情感相違背，但他那些天大的笑話，正如他的巨人英雄卡岡都亞一樣，能讓一本正經的表情變形，能治癒偽善和憂鬱——前提是那些心智和靈魂的疾病還有救。他擁有海量的詞，有些詞是他造出來的。他將各種形象和類比層層堆疊，簡直太多了。他很幸運（或者說我們很幸運），17世紀的兩位英語譯者厄克特和莫特重現了他那急速充實的風格、荒誕滑稽的詞句，並由此豐富了英語的語言，但其中有些詞是不允許出現在我們現代的禮節性對話中的。所以，他的作品雖然喧鬧搞笑，但有點兒精力過剩。厄克特和莫特的譯本是經典，被重印了許多次。倫敦的查托和溫達斯書屋推出的一個版本配有古斯塔夫·多雷的插圖，風格跟小說本身一樣活潑。莫利世界文庫收藏了一個刪節版，專為那些需要現成的精選文學的讀者準備。我相信，任何腸胃健康、心智正常的讀者都可以將拉伯雷的作品囫圇吞下，而不會有副作用。擁有細膩的文學感受力和完善的道德判斷力的柯勒律治說過：「拉伯雷著作的道德高度能讓教會目瞪口呆，讓教徒唉聲嘆氣。我可以寫一篇論文讚美它，滿篇都是事實，只有事實。」但拉伯雷不需要這樣的論文。他本來就很圓滿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讓你笑到尖叫。

  「開心起來吧，夥計們，打起精神來！」這就是拉伯雷傳遞的信息與感情。蒙田對歡樂的夥伴不感興趣，只會靜靜地與自己的天性和書本交流。在眾多文學體裁中，隨筆是唯一無法被斷定其來源和發表日期的體裁。戲劇、抒情詩、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的起源都能隱隱約約地追溯到過去的某個時段，但是我們無法明確地斷定隨筆是由哪一位天才創造或者發明的。隨筆本身帶有日期，在那日期之前它不存在，在那之後它就永遠存在了。1571年3月，米歇爾·蒙田離開擾攘的塵世，隱居在他家城堡的一座塔樓中，開始跟自己聊自己的事。從那時候起，他開始構思隨筆。九年後，他的《隨筆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作為第一位隨筆作家，他也是最偉大的一位。如果你認為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論文也算隨筆，那麼在蒙田的生前與身後，在所有語言的文學中，有過很多傑出的隨筆作家。但是隱居在那座塔樓里的蒙田仍然統領眾人，是公認的將軍。

  「我對著紙張說話，就像對著遇見的第一個人說話一樣。」蒙田寫道。在另一頁中，他又寫道：「我自己就是我的著作的根基。」再沒有別的人，能站在一個比他更堅實的地基上，對著紙張說出比他更多樣、更有用的話了。我們從《隨筆集》的目錄就可以看出它的題材多麼廣博。蒙田將自己的藏書消化吸收，使之成為自己的第二天性。他還以深入自身的好奇和客觀超脫的態度檢視自己的人性。他是個懷疑論者，質疑自己所處的年代，但也寬容地相信那些有關人類美好品德的報導。他的矛盾，是人生的矛盾，是同一個人生觀察者在不同情緒下的矛盾。「我不是哲學家。」他說道。如果哲學意味著理性的思想體系，那麼他說得對。可是如果哲學家意味著熱愛智慧，那麼他是哲學家。他以鋼鐵一般的意志忍受著騷擾和身體的痛楚，沒有一聲抱怨。「世界，」蒙田說，「不過是胡言亂語罷了。」然後，他繼續「胡言亂語」。

  那真是一場精彩紛呈的對話！蒙田作品標準的英譯本是約翰·弗洛里奧在17世紀早期翻譯的。弗洛里奧的母語是義大利語，他通曉多種語言，是牛津大學的法語和義大利語老師。他這種超凡的語言能力，使坐在高塔上俯瞰世界的蒙田作品成為一部英語傑作。而隱世哲學家蒙田，對於英語讀者、對於他自己的同胞來說，都是世上最好的夥伴。

  沒有哪位讀者會覺得拉伯雷或蒙田晦澀難懂。對於讀著他倆的著作成長起來的法國人來說，也沒有人會覺得他們過時。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一種自由和輕鬆，就像伊莉莎白時代早期的英國散文作家一樣。隨著法國散文發展到17世紀，它的清晰度、規則性和形式邏輯都有所增進。差不多跟拉伯雷處於同一時代的加爾文，通過一系列清晰易懂的論文展示了他的力量，這種力量可能是從他的拉丁語傳達到法語文字中的。他的《基督教原理》是為特定學生撰寫的，內容冰冷得令人敬畏，但他那出色的寫作技巧將他從神學領域拯救出來，送入文學世界。17世紀早期，讓·路易斯·巴爾扎克為法語散文提供了類似馬雷伯為法語詩歌做過的服務（如果可以把這視為一種服務的話）：目標是改錯、潤色、校正韻腳和思想。這個理想實現了，因為處於那個「偉大世紀」（古典主義時期）的許多卓越的散文作家的作品都被送到學校——不論他們自己是否知情——交給了巴爾扎克。法蘭西學院建成後，成為風格純淨的官方裁判與模範。更新、更嚴的高雅演講術標準和西塞羅式的完美形式並沒有對那個世紀的法國散文造成任何損傷，因為當時有很多天賦異稟的作家，而天才總能從老師那裡學到思想不會被鉗制的知識。我們也許還記得，不久之後的英國在法國的影響下，也發生了一場針對抑制和規範詞句的運動。不過，英國人——與法國人相比——向來都傾向於漠視規則、我行我素。

  對於某些思想家，我們很難判斷他們是屬於文學領域，還是屬於某個特定的哲學或科學分支。不過，一般讀者不需要做這種判斷，因為他們可以追隨著自己的興趣，在書海中任意遨遊——這是最好的閱讀方式。不過，在這本供讀者快速瀏覽的關於文學的書里，我們必須在法國人所謂的「漂亮文字」和不屬於文學範疇（無論它多麼重要）的作品之間畫下一條寬闊的界線。先不考慮戲劇、小說、詩歌，光是對哲學進行一次簡略而不充分的論述，就足以寫出一部比我們這本書厚許多的著作。我們試圖畫下界線時，應該會做出很多錯誤判斷，並且因此感到內疚。下面讓我們通過幾個例子摸索出一個粗略的劃分原則吧！柏拉圖是哲學家和文學藝術家，弗蘭西斯·培根和叔本華也是。從純粹的文學角度來看，以下幾位才華橫溢的思想家可以被排除在文壇外：阿伯拉德、托馬斯·阿奎納、康德、黑格爾。我樂意接受任何針對這些例子的不同意見，因為，它們至少能指出我是在盲目的摸索中撞上了什麼東西。

  17世紀有兩位法國哲學家，不僅在哲學領域有一定的造詣，在散文方面也是藝術大師，他們是笛卡兒和帕斯卡。笛卡兒教哲學說法語，就像培根教哲學說英語一樣。到他們那個時候，大部分學術論文都是用拉丁語寫的，而笛卡兒和帕斯卡則用傳統的學術語言書寫他們的大部分著作。笛卡兒用法語寫的《方法論》是一部體現秩序、邏輯和思維方式的卓越範本——此後我們都將它當成法國散文的典範。至於笛卡兒的哲學，我們無法討論，這個問題就留給哲學家吧。但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核心要點，一個恰到好處的要點：他是在蒙田去世後的一兩年間出生的，他信奉理性，信任人類思考的能力。他的哲學始於他那句著名的開場白：「我思故我在。」他的思考如此精確，措辭如此亮眼，以至於他成為後世所有法國思想家的楷模，即使他們不同意他的觀點。笛卡兒的主要著作已經被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進入世界文學的寶庫。

  笛卡兒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他相信我們能夠知道的所有真相都源自我們的內心。帕斯卡比笛卡兒晚一代，他不相信人類的理性，認為真相在我們身外，要靠信念追尋。他是異教詹森教派的信徒，試圖從內部改革天主教教會，並且攻擊耶穌會。那是一場古老的紛爭，對我們已經沒什麼意義了，但它是帕斯卡的《致外省人書》和《思想錄》的創作背景。這兩本著作將神學爭論和宗教思考寫成了令人愉快的文學作品，因而獨樹一幟。帕斯卡是一位格言大師，用一句話就能包含一整章的深意。他崇拜蒙田，他的作品能讓蒙田滿意。伏爾泰滿意地評價他的《致外省人書》道：「這本書囊括了所有雄辯技巧。」

  古典主義時期最多產、最積極的散文作家要數波舒哀，他精力旺盛，工作勤懇，曾經做過老師、牧師和主教，並且是當時的法國文壇領袖。他的地位並非通過文學藝術作品得來，而是通過布道、眾多有爭議的論文與演講得來，並且在法國文學學者的心目中一直保持至今。從這個角度來看，他是一位演講藝術家，他的演講雄辯有力。但演講術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在歷史上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也許波舒哀一直是一位講究方法與效果的演講家，不論是在英國女王的葬禮上，還是在譴責劇場的濫用，或者批評新教徒，或者宣傳正統的天主教教義上。他並非沉悶的傳道士。他擁有強大的人格魅力，善於運用表達藝術控制他人的思想。他學識淵博但並不迂腐，是虔誠教徒但並不偏執，打擊凌厲但維護公平。雖然他善於展示出宏大的氣勢、有力的言辭，但總體上，他簡單、誠懇，善於把握從崇高到普通的多種心態和語氣。

  另一位擅長演講但不如波舒哀有力的牧師是康布雷的大主教費納隆。他性情溫和，其作品主要是關於他的職業，以及他在教育、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思想演變。未曾體會過天主教國家精神的讀者必須記住，在那個偉大的時代，有文化的人很自然會走上牧師這條職業道路。我們會發現，有樞機主教擔任首相，有各種級別的牧師為散文與詩歌的世界大書庫做出貢獻，這種現象就跟義大利的畫家不僅能穿畫室里的罩衫，也能穿修道士的禮袍一樣。費納隆在《寓言集》中表達道：在與上帝的關係中，我們應該忘記自我，將基督視為人類的救贖者，而不是某位特定罪人的救贖者。波舒哀抨擊這種言論，費納隆的著作遭到羅馬的譴責。兩位牧師都在文學上青史留名，他們的爭論孰是孰非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教皇英諾森七世也值得在文學史冊上留下一筆，因為他譴責費納隆的話中透著幽默的智慧。他說，費納隆錯在太過於熱愛上帝，而波舒哀則錯在太不熱愛鄰居。費納隆確實熱愛他的同胞。他在一部類似寓言的作品《忒勒馬科斯歷險記》中勾勒出一個奇妙的烏托邦社會，這成為18世紀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某些夢想的前兆。

  17世紀的散文並非全部出自博學的牧師之手。民間同樣存在才華出眾的散文作家，其中一位是拉布呂耶爾，一名體察世情的律師。他的《品格論》描繪了當時典型的法國人。這部作品原本是受希臘哲學家狄奧弗拉斯圖的作品啟發而寫的，但拉布呂耶爾遠遠超出了老師的教導。他那鋒利的「劍刃」常常深入敵身，觸怒了很多同時代的人。不過他的興趣在於研究人類，這也是我們的興趣，而且他對同胞的評價很中肯。他的格言和警句充滿智慧，是法語的典範。

  另一位格言作家雖然不如拉布呂耶爾有天賦，但也很精明。他叫拉羅什富科，詼諧幽默，因在現實中遭遇挫折，有點兒頹喪。他並不憤世嫉俗，他的基本思想（或者說眾多思想中的一個）是，人類的所有動機都能簡化為某種自我利益。他的格言在之後的兩個世紀中仍然適用，它們也許算不上古今通用的智慧，但說得很巧妙，舉個例子：「我們都有足夠的能力忍受別人帶來的不幸。」

  「偉大的世紀」期間，女性在政治和文壇上都有突出的貢獻。然而她們接受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限制，在其他方面她們表現得分外自由。當女性開始運用自己的智慧時，她們就會成為大地上的一股力量，無論官方的老師們如何教導。很多傑出女子主持的沙龍對文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其中幾位——當然都是上流社會人士——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一筆。

  最迷人的一位是書信女王塞維涅夫人。她早年的生活被籠罩在悲傷與失望的陰影中，但她心志堅定，頭腦冷靜，憑著堅毅與幽默熬過來了。她的書信內容都是閒聊，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用手中的筆記錄下來的各種日常生活瑣事、公共事務和文學話題。但她並非閉眼瞎寫，她仔細地審視自己的題材與風格，就像貴婦人審視長裙的布料與款式一樣。她的書信揭示了很多她在貴族圈中的生活狀況，並且展示出令人欽佩的清晰頭腦與誠實性格。

  另一位擁有卓越表達能力的女士是曼特農夫人。她從灰暗痛苦的環境中崛起，成為路易十四國王的王后。這場婚姻從來沒有被公開宣布，但人人皆知。曼特農夫人享受女王的實際特權三十年，以出色的手腕處理偉大君主需要面對的事務，但從來不干預國王的政事。她的書信是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和社會檔案之一。在家中，她成立了一所私人學校，並且對女孩的教育寫下了睿智的建議。她天生是一位老師，理解年輕人的動機，並且善於表達出來。

  塞維涅夫人和曼特農夫人並不打算做文學藝術家，但上天賦予的才華將她們帶入——不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重要作家的行列。還有一位略微遜色，但同樣重要的文學作家，是拉法耶特夫人。她的小說《克萊芙王妃》也許是女性作者筆下第一部誠實的作品。不僅如此，它還是小說革命的奠基作品之一，用生活中的自然語言取代了那些虛構的情節和浮誇的風格。拉法耶特夫人沒有花太多的精力繼續鑽研創作，但後來的法國小說都要感謝她小說中那沉靜的真實感，就像它們要感謝拉布呂耶爾那光彩奪目的《品格論》一樣。

  到了18世紀，小說開始向前發展，儘管進步不大，而其他的文學藝術形式則漸漸脫離了古老的傳統。很多大思想家都善寫隨筆。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或者說，除去輕浮和狂野的一面，是理性的。也許是因為理性的增強，詩歌中的鮮花與香氣蕩然無存，小說里也添加了許多辛辣和理智的色彩。新時代的第一部小說出自勒薩日之手，他創作了很多戲劇和故事，但主要是因為卓越的《吉爾·布拉斯》而出名。這是一部關於流浪者的冒險小說，仿照西班牙同類小說而寫，背景也設在西班牙，但是給讀者的感受和風格完全是法國式的，而且它所體現的人性適用於全世界。然而，它的吸引力並不在於內在的人性和情感，而在於外在的體驗。吉爾·布拉斯飛快地經歷了許多冒險，沒有時間休息和反思，卻有很多時間準備下一次冒險，並且活靈活現地記錄下來。這本書游遍了歐洲，在英國文壇的地位幾乎比它在法國的還重要，因為它在自己的國家沒有繼承者，卻躍過海峽影響了它的翻譯者斯摩萊特和一位更偉大的藝術家菲爾丁。

  普雷沃神父的《曼儂·萊斯柯》在文學界占據了一個永久的席位，是他唯一被世人記住的傳奇。這是第一部從題材到腔調都有小說質感的作品。裡面的愛情故事傷感而熱烈，人物的動機解釋得很完美，筆法簡單直接，不做作。如今的人們已經讀過兩個世紀的小說，仍然會為曼儂的悲劇由衷地流下淚水。

  18世紀的文化主力並非小說家或者詩人，而是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人。他們用各種風格表達著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方式是哲學論述或者隨筆。他們全都反叛當時存在的社會秩序，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對導致法國大革命的大思潮做出了貢獻。

  孟德斯鳩在他的時代，名氣比伏爾泰略遜一籌。他是一個自由派改革家，不是盧梭那種類型的夢想家，也不是改革家，而是對自己那個階級（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的權利和美德不抱幻想的保守派貴族。他從《波斯人的信札》開始，諷刺教會、國家、社會和文學上的愚蠢。那是一本幽默的作品，輕鬆的腔調下充滿智慧。他在隨後的作品中表現得嚴肅很多，化身為淵博的歷史和法律學者，以及政治科學的先驅。他創作了《羅馬盛衰原因論》。吉本肯定讀過這本書，他和孟德斯鳩一樣，受到的文化薰陶主要來自法國，一部分來自英國。可是孟德斯鳩有一個缺點：他過於輕率地根據單一事實得出結論。因此，哲學家、史學家經常與他爭論。後世同樣傑出的歷史學家，包括吉本，都會儘量避免自己犯這樣的錯誤。不過，外行的讀者只要感受他那新奇的論斷，享受他對歷史事件的因由做出的清晰審視就可以了。他畢竟是與吉本和泰納同樣的人物，是歷史概論的巨匠。而且，他的文筆可讀性強，其寫作風格載著他在眾多想法之間穿梭。他的代表作是《論法的精神》，這是一部關於法律體系、社會和政府形式、古代與現代國家的風俗禮儀研究以及上千種其他話題的巨著。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內容至少需要十個不同學科的教授分門別類地研究。

  即使在那個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很多科目上擺出權威架勢的年代，人們也能感覺到，知識是分門別類的，尋找真相的方法就是將所有最優秀者的智慧集中在一起。這是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最基本的理念。那是一個分許多卷，涵蓋當時所稱的科學及許多其他方面內容的知識庫，參與者包括最優秀的法國思想家，以及一些不算一流的作者。這部《百科全書》是狄德羅的偉大成就，而他的隨筆則使他成為文學界的重要大師和創新思想家，而且它們從內容上來說，有點兒類似《百科全書》，從天才的文章到草率的老生常談都有，主題的範圍相當廣闊。他的隨筆雖然算不上傑作，但是每一篇都有一定的意義和指導性的建議。他從多方面觀察事物，觀點大膽而獨立，這些特點體現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從早期著名的《論盲人書信集》到獲得歌德高度好評的《繪畫論》，並且貫穿在他對自己的很多基本哲學思想的表達里。他的哲學思想是自然哲學。和當時許多思想家一樣，他認為大自然包容一切、可以解釋一切，因此，大自然——傳統意義上的上帝——是他的詩意的女性化身。狄德羅的自然哲學不像盧梭的那麼柔和、傷感，而是有更多理性、更少詩意。通常認為，《拉摩的侄子》是狄德羅的傑作。這是一部異想天開的諷刺小說，它通過歌德的翻譯傳遍了歐洲，但它並非狄德羅的最高藝術水平的體現。他的天賦在於快速而獨特的論述，是「靈感爆發的記者」式談話風格的最佳例子。

  布豐的自然哲學與狄德羅的不一樣。布豐是一個自然主義者，是一位職業生物學家，研究植物、動物和礦物，對它們進行描述和分類。他並非現代那些在野外和實驗室里工作的生物學家，而是懷有豐富的想像力、試圖尋找並且描述自然秩序的人。到了現在，他所發現的秩序已經被改變，甚至被毀滅了，而且，還有成千上萬新發現的事實證明布豐當年的無知。不過，他的秩序依然存在，因為那是一個擁有強大綜合能力的觀察者的秩序，他將整個世界真正地統一起來，並且以栩栩如生的風格而非僵化的體系保存裡面的各種物種。不論科學界如何看待他的《自然史》，這部作品都會在文學史上永垂不朽。同樣是布豐，作為一個科學家，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說《風格論》中，給文學界上了一堂課。

  布豐以溫和的態度觀察自然。他的大自然沒機會對他說愛默生的那句話：「小伙子，幹嗎這麼激動？」當時的很多作家，不論是至今仍然引人注目的，還是已經被遺忘的，都很容易激動，或者假裝很激動，而且經常以爭論的心態寫作。伏爾泰就是這些筆戰作家中的一位主力，但他多才多藝，作品中包含許多辯論之外的內容。他的一生占據18世紀的四分之三，他嘗試過所有的文學形式，包括戲劇、詩歌、諷刺小說、歷史、評論、親友信札。他的通信對象那麼多，以至於使他成了那個時代的縮影。從某個角度看，他很像詹森博士。他的人生故事比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精彩。他與教會和政治勢力鬥爭，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的座上賓。一般認為，他嘲諷和反對基督教，但其實他攻擊的對象並非基督教，甚至也不是當時如同文化界暴君一般的基督教教義。他用自己的智慧迷惑當時針對他的敵人和批評家，也令後來的批評家不知所措，其中就包括托馬斯·卡萊爾——他寫下著名的隨筆時似乎已經喪失了幽默感。我們既要閱讀伏爾泰的作品，又必須閱讀卡萊爾的。在伏爾泰的諸多作品中，最有趣的是散文，那些活潑坦率的散文深受法國作家的欽佩，即使他們蔑視伏爾泰的思想。他的作品有很多——並非全部——已經被翻譯成歐洲的主流語言。從《查理十二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那多樣性格中嚴肅的一面；而《老實人》則是他的搞笑諷刺能力的最佳例證，這是一部樂觀主義的滑稽諷刺劇，書中的邦葛羅斯博士不顧自己和學生遭受的不幸，堅信「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為了最好的結果」。至於伏爾泰的書信，則充分體現了他思想的活力與多樣、個性的優勢與弱點，文學史上再沒有比他更有意思的書信作家了。

  伏爾泰是一位理性主義者，天生具有敏捷的思維和無盡的幽默。另一位比他年輕一些的同時代作家讓·雅克·盧梭，雖然沒有天生的幽默，卻擁有憐憫心和美感，對思想和歷史的影響更加深遠。他多愁善感，反抗當時的社會秩序，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預言家。當然，導致大革命的並非他或者其他思想家和行動家，但盧梭以十足的說服力列出了很多動機，他的思想在大革命之前通過歐洲的傳奇文學得到了廣泛傳播。相對於現代來說，盧梭的一部分想法已經過時，但另一部分仍然遙遙領先於現實世界。他的《社會契約論》闡述了一種沒有經濟實力基礎、無法實現的社會狀態。他相信人性本善，是社會組織的腐敗和錯誤腐蝕了人性。他認為，個人必須為大眾的利益犧牲自己的自由。「為人數最多的人群謀取最大的利益」是一種理想，至今仍然有意義。盧梭的民主思想，混合了某種回歸自然、回歸無知狀態的運動，以及對希臘和羅馬那種已經被歷史事實證明無法持續的舊日好時光的嚮往。像盧梭這類感情豐富的作者，其存在價值就是提議和激勵，而不是準確而符合邏輯地反映現實。他相信人性生來純潔，並且由此發展出一套教育理論，體現在小說《愛彌兒》中。其主要原則是，孩子應當自由成長，不應受到長輩的錯誤知識的束縛——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卻不太實際。不過，它的精神在所有倡導自由的教育體系中流傳下來，一直傳到蒙台梭利博士手中。盧梭在《新愛洛綺絲》中表達了他對人性和大自然的熱愛。他是第一位將大自然的景色與心靈聯繫到一起的作家。在他之後，這種結合變成了常用手段。他最有趣的作品是關於他自己的《懺悔錄》。他創作這部作品時已經到了晚年，他的思維仍然有活力，但他那敏感古怪的靈魂已經失衡。書中有些事實值得懷疑——因為沒有任何自傳能反映全部事實——但它能揭示盧梭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