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義大利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這個比喻，也許標誌著歐洲國家普遍進入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全新階段，暗示著與中世紀時期相比認知更全面、能力更自由地發揮。

  ——約翰·阿丁頓·西蒙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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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稱文藝復興將人類從盲目地依賴權威中解放的說法，是典型的「中世紀」思維。讚賞這種謬論的人本身就很依賴歷史學家的權威，盲目地無視最普通的思考過程。

  ——詹姆斯·T. 肖特維爾

  幾年前，J. P. 摩根先生買下一份中世紀手稿，花費的錢足以讓那位不知名的抄寫員和不著名的作者一夜暴富。當與但丁同時代的喬萬尼·薄伽丘來到一座著名修道院的圖書館裡時，他發現那裡收藏的手稿殘缺不全，部分頁面被修道士撕走，當作魔法符咒賣給了迷信者。世界一直都很無情，但它也許從未像現在一樣殘忍地毀壞著一切。幸而，我們20世紀的人對學問，或者說對代表學問的象徵物和文檔資料都心懷敬意，因此我們與10世紀的人們不一樣。有一種光芒，一種持續增強的光芒，確實照亮了十四五世紀歐洲人的面龐。那道光首先來自義大利，所以文藝復興確實源於義大利，儘管它是在法國發展成型的。而那道光，部分源於類似薄伽丘對那些修道院手稿的興趣，因此，文藝復興確實是學問的復興或者重生。而且，碰巧有許多天賦異稟的人發現了那道光，並且增強了它的光亮，指引了它的方向。

  其中一位是彼特拉克，比但丁晚了一代。他在自己的時代以及隨後的兩百年間，名聲都超過了但丁。他是在羅馬加冕的桂冠詩人，享受過同時代的人們給予他的所有榮耀。他活在他的抒情詩作里，尤其是他的十四行詩最為優美，以至於英語裡的十四行詩被稱為彼特拉克體。他不只是詩人，還是一位文化傳道者，一位「人文主義者」，四處宣揚文明——希臘和拉丁文明。

  與他相比，薄伽丘不算是熱心的人文主義者，但更具有人性。很多批評家認為，薄伽丘是義大利首位敘事散文巨匠，在短篇故事方面至今無人能及。他與彼特拉克是朋友，也是一位充滿熱情的學者，喜歡收集、抄寫手稿，鼓勵大家學習希臘文化。他比大多數同輩更知曉但丁的偉大之處，並且為之寫了一部傳記。他還是一位多產的詩人。但是，他所有的其他成就都無法與《十日談》的風光相匹敵。這部作品收集了一百個故事，17世紀時的一個英文譯本寫了一個副標題，對它們進行了出色的總結：「歡笑、機智、雄辯與談話的模範。」這些故事內容的跨度十分大，從插科打諢到細膩悲憫都有。有些故事十分瑣碎，有些故事則不適合登上現代家庭雜誌的版面。但是，沒有一個故事犯有文學上最大的罪行：無聊。整部《十日談》和其他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任何一個理智正常、明辨是非的人都可以安心愉快地讀完它。有些故事是薄伽丘原創的，有些是經過他改編的當代奇聞逸事，還有一些則取自古老的法國寓言。《十日談》成為整個歐洲文學的一部分，從喬叟到濟慈，很多英語詩人都曾經借鑑過它。可惜它有強烈的時代和地域色彩，是14世紀義大利的一系列寫照。

  薄伽丘的散文輕鬆靈活，是承載愉快藝術的媒介。而下一個世紀裡的馬基雅弗利則將義大利散文打造成闡述與分析的銳利工具。他是一位政治家、活動家，也是文字的藝術家。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各種文藝活動並不相互衝突，一個人可以同時做詩人和政客，雕刻家也可以寫詩、上戰場、列席議會。佛羅倫斯的暴君洛倫佐·德·美第奇比馬基雅弗利年長几歲，既是一個藝術贊助商，又是一個文學家。馬基雅弗利作為派駐異國宮廷的大使，見過世面，仔細審視過自己服務的政府，研究過洛倫佐的生平，於是他開始動手為國家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在《君主論》中，他首創切實可行的檢驗政治社會的理論，依據事實說明一個成功的君主需要做些什麼事情。從那以後，「馬基雅弗利」這個名字就成了政治上不擇手段的權謀的代名詞。因為馬基雅弗利毫不虛偽地揭穿事實，他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相信政府有存在的必要。他追尋的並非理想社會，而是強有力的國家制度。《君主論》是一部原創的思想傑作，雖然有一些地域性的、過時的細節，但主導思想仍然新潮。政治作家，尤其是那些奉承君主、鼓吹國家榮耀的人也許會曲解這本書。但務實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那些最近把世界搞得一團糟的人，內心深處都明白，馬基雅弗利準確可靠地闡述了政府運作的方式。他的著作中的各種暗喻誠摯到了危險的程度。所以，雖然馬基雅弗利是一個保守派，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暴政，並且幫助統治者制定了法律，但是將他的名字指代政治權謀，就像拿醫生的名字給他發現的疾病命名一樣。

  我們這場匆忙的調查針對的是文學，但文學僅僅是藝術的一種，而藝術僅僅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文藝復興時期，正如我前面提到過的，知識大融合的程度是我們這些局限在思想小隔間裡的人無法想像的。當馬基雅弗利為國謀劃時，他可能會在佛羅倫斯的大街上，或者在美第奇的宮中遇到最具天賦的一位藝術家：米開朗琪羅。這位雕刻家和畫家被列入作家的行列，並非因為他用鑿子和刷子做出來的作品，而是因為他也寫詩。他在六十歲高齡時，仍然將部分餘熱用來創作十四行詩。幾年後，另一位雕刻家切利尼攜著他那引人入勝的《切利尼自傳》，為義大利的散文和民族的歡樂做出貢獻。這部作品是一個浪漫、神氣、自負的男人的自畫像，他那優美的珀爾修斯青銅雕像如今仍屹立於佛羅倫斯的傭兵涼廊上，證明他有資格自負。

  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和藝術家，個個兼具浪漫氣息與古典氣息。但這兩種氣質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有一部作品，將騎士傳奇和類似古典敘事的模式結合得美妙絕倫，它就是阿里奧斯托的傳奇史詩《瘋狂的羅蘭》。這部作品成為十五六世紀眾多傳奇故事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並且為它的作者贏得了「神聖的魯多維科[1]」的稱號。由於這部作品沒有適合的英譯本，我們只能相信它是一部傑作。約翰·哈靈頓曾在16世紀末期出版過一個譯本，和很多法國、義大利傳奇一樣，為伊莉莎白時代的詩人所熟知。至於奧蘭多，當然就是法國故事裡面的那位查理曼大帝的大將軍羅蘭了。

  16世紀最有才華的義大利詩人是托爾夸多·塔索。他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講的是十字軍東征時，戈特弗里德·布留尼奪取聖墓的故事。這首詩的長度近乎史詩，其主題對於塔索及其同時代人的那種崇高的宗教意義是我們現在無法感受到的。對我們來說，《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價值似乎就在於，說明塔索的作品能與司各特的小說《魔符》相提並論。但我們必須同意19世紀的義大利詩人兼批評家卡爾杜齊的說法：塔索是但丁的繼承人。塔索在年輕時創作了這首長詩和許多其他作品。年近中年時，他變成了一個半瘋子。他就這樣淒悽慘慘地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在他之後，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進入了黃昏時期。這個比喻很美，但並不太符合邏輯，因為文藝復興永遠不會消逝。它活在那些作品中，活在那些大理石、青銅、畫像與文字里。它還擴展到了其他國家。在義大利，雖然詩歌式微了，思想卻流傳了下來，並且它因為政治上的黑暗而變得更加活躍，這體現在喬爾丹諾·布魯諾和伽利略·伽利雷的哲學散文中。這兩位都不只是單純的哲學家：從他們的散文風格上來說，他們也是文學家。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教會的權威逼迫伽利略否認地球圍繞太陽轉動，本來跪地懺悔的他立刻站起來高呼：「但它確實在轉！」這個故事也許並不真實，但這句話成了完美的座右銘。當你想到天文學、人生或者文學的時候，你都應該想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