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上卷已出版多年。茲因課程標準既已訂定頒行，故將上卷依照標準重新改編，並將下卷完成，合印出版，以副一般愛讀本書者多年督促成書的雅意。不過，著者仍想在此略表他個人對於編輯歷史課本和本書材料分配上的幾點愚見。

  編輯歷史課本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因為就編輯課本的眼光來看，歷史的材料實在太多，歷史的範圍亦實在太廣。材料既多，當然不能不加以選擇；範圍既廣，當然不能不加以限制。倘使我們沒有相當的標準，那麼當我們選擇材料和限制範圍時，就要受個人成見的支配，或者偏重政治，或者偏重經濟，或者偏重民族精神，或者偏重大同主義，因此就要犯偏而不全的毛病，違反現代科學上客觀的標準。這是編輯歷史課本的第一個困難問題。

  其次就是課本內容的詳略問題。現在往往以為所謂的「詳」就是無所不包，所謂的「略」就是撮其大要。於是求詳的人竭力下堆砌的功夫，求略的人竭力做通概的工作。堆砌的結果往往流於瑣碎，通概的結果往往流於空疏，使得讀者或感到興味索然，或覺得模糊不清。這是編輯歷史課本的第二個困難問題。

  著者的愚見以為我們在選擇材料和限制範圍時，要想避免個人的成見，只有絕對應用科學標準這一法。現在史學上比較符合科學的新標準就是綜合的研究。所謂「綜合的研究」，就是說我們要研究人類文化的演進，不應該單單研究人類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發展；我們要同時研究人類政治、經濟、學術、教育和宗教等活動的交互錯雜的情形。因為人類的文化是政治、經濟、學術、教育、宗教等活動的總和，我們倘若單單研究這種種活動的一部分，那麼對於人類的文化絕不能窺見其全貌，所以我們課本中所取的材料和所包含的範圍就應該以「綜合研究」四個字來作標準，目的在於說明人類全部文化的演進。換句話說，凡是足以證實人類全部文化演進的事跡都是歷史課本範圍中的材料。

  再次，著者以為課本的適當與否絕不單單是內容詳略的問題。理想的課本一定是簡明而切實，所謂「簡明」，就是略而不流於空疏；所謂「切實」，就是詳而不流於堆砌。簡單地說，就是一面要「言皆有物」，一面要「綱舉目張」，以文化的演進為經，以過去的事實為緯，這才是折中至當的辦法。著者很想用這種見解去解決前面所提出的兩個困難問題，這一冊小書就是著者在實際工作中一種冒昧的嘗試。

  此外，我們對於中外史的劃分還有一個特殊的界限問題。著者的愚見以為我們要劃分中外史的界限，亦應該以文化的演進為標準。詳細地說，凡是純屬本國文化演進過程中的事跡（除偶然用來作比較外）可以絕對不提，凡是純屬外國文化演進過程中的事跡當然是本書正當的資料，這是很明顯的了。至於和全世界人類文化有一般關係的事跡，著者的愚見以為我們應該不分中外，把它們一律劃入本書的範圍內。本書之所以述及中國的石器時代，法顯和玄奘輩的西遊，中國蠶桑、印刷術和造紙術的西傳，以及鄭和下西洋的種種事跡，理由就在於此。

  著者以為除上述三個問題外，似乎還有一個立場問題，值得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以常理論，本無提出的必要，但是我們試看尋常所謂的外國史或世界史，多半是以歐洲為中心擴大起來的西洋史。歐洲固然是現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們格外地注意，但是我們中國人既然是亞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亞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時代對於世界的文化又確有很大的貢獻，似乎不應該因為他們久已衰亡，就可以附和歐洲史學家的偏見，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書中用一種新的立場，針對亞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來受人輕視的民族，根據他們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動和貢獻的程度，給以相當的位置，而加以敘述。這就是著者提出立場問題的理由，而本書也是用這樣一個立場進行的又一種冒昧的嘗試。

  著者於此還有一點附帶的感想要表達出來，就是關於這部分亞洲民族的史跡，竟不能不取材於英國學者所編的《大英百科全書》、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勞林生的《古代東方五大帝國史》和派克的《一千年間韃靼史》；而本書所有對於這許多民族在文化貢獻上估價的話，又十有八九採取前三部書作者的意見。這是我們亞洲人的「數典忘祖」呢，還是「禮失而求諸野」呢？著者之所以附提此點，無非想表明我們研究歷史的前途，單就亞洲部分而論，還是非常遼遠的，值得我們急起去直追。

  

  本書的編述當然以「詳近略遠」為主旨，所以就分量分配來說，先史部分的篇幅只占一部分，上古和中古分別占三部分和四部分，而近世和現代的三百年間竟占六部分。同時最近一百年間的世界史則占六部分中的四部分，而20世紀以來的三四十年則又占四部分中的兩部分。這是就世界史時代的遠近而分配本書詳略的大概。此外對於歐洲和其他各洲史事的分配，則以世界一般文化的演進情形為詳略的標準。因為對於上古文化的起源和中古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亞洲各民族所占地位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歐洲，所以本書對於上古以來到15世紀時的亞洲民族活動史，加以較詳的敘述，無論他們的內治還是外交，都較尋常西方人所謂的世界史略詳。自16世紀以後，上古以來亞洲民族向西移動的潮流，因有地理上的發現，一變而為歐洲民族四處活動漸成獨霸的局面，而亞洲各文明民族，反而一變而為受人壓迫或文化落後的國家。因此本書對於16世紀以來的世界史，不能不因篇幅關係，減去亞洲各國內部的情形，而詳述歐洲各國侵略此種民族和此種民族抵抗此種侵略的經過。因為如果照樣地平鋪直敘下去，不但讀者的興趣將要降低，就是對於前面所標以世界人類文化演進為選材標準的宗旨亦將要不合了。總之，上古和中古的文化重心既然多在亞洲，故不能不並詳亞洲；16世紀以來的世界文化重心既然大部分在歐洲，故不能不特詳歐洲。這是就世界人類文化演進的方向不同，來分配本書對於亞歐兩洲史跡詳略的又一個大概。著者愚見如此，但仍不敢雲當；而且本書的內容能否合乎這個理想，還有待於讀者的指正。

  至於本書所有材料的來歷，原本都應該詳細地標明，但是著者自己以為這本書不過是一種普通的讀物，不是專篇的著作，所以就把這一部分工作省去不做。不過我們編輯史書當然不能憑虛鑿空的，所以著者在此特地把本書的藍本舉出最重要的幾種，以便讀者覆核或參考。關於先史時代的部分以韋爾斯的《世界史綱》為主要的材料，關於歐洲的部分以布雷斯特德的《上古史》、著者自己所編的《中古歐洲史》和《近世歐洲史》三書為主要的材料，關於印度的部分以史密斯的《牛津大學印度史》為主要的材料，關於朝鮮和日本的部分以木宮泰彥的《日支交通史》為主要的材料，關於月氏和突厥的部分以《大英百科全書》和《羅馬帝國衰亡史》為主要的材料，關於南洋群島的部分以伊利奧特的《印度教和佛教》第三卷為主要的材料，關於安息和波斯部分以勞林生的《古代東方五大帝國史》（後來加安息和波斯而為七）為主要的材料，關於蒙古人的部分以霍渥爾特的《蒙古史》為主要的材料，關於穆斯林的部分以弗里曼的《薩拉森人的歷史和武功》為主要的材料，關於土耳其的部分以柳克述的《新土耳其》為主要的材料。此外如中國的石器時代一段材料則根據翁文灝的《近十年來中國史前時代之新發現》一文（《科學》，第十一卷，第六期），中國造紙術的西傳一段材料則根據向達的《紙自中國傳入歐洲考略》一文（《科學》，第十一卷，第六期）。著者從上述幾位學者方面得益很多，所以對於他們都應該表示謝意。著者覺得有一部分材料，尤其關於安息、波斯、朝鮮、日本、印度和南洋群島諸國文化發展的情形，在漢文的著作中恐怕從來未曾有過，所以對於《古代東方五大帝國史》的著者勞林生、《印度教和佛教》的著者伊利奧特和《日支交通史》的著者木宮泰彥三人特別表示敬意。

  著者深信我們要提高歷史教學的效率，插圖豐富亦是一個條件，所以對於本書的插圖非常注意。不過他同時亦深知搜集適當的插圖實在是一件困難的工作，所以很盼望讀者能夠加以諒解。

  著者對於本書中各種名詞的漢譯問題亦曾給以充分的考慮，不敢苟且下筆。書中關於普通術語的部分如美術、建築、科學、文學、宗教等名詞大都以程瀛章等所編的《百科名匯》為標準。至於專名的部分，除了漢譯中沒有適當的標準由著者自由漢譯的，其餘儘量採用我國原有的而且最合理的譯名，例如Franciscans譯為方濟派、Dominicans譯為多明我派，驟然看去好像有點離奇，其實都是我國天主教徒中久已通行的舊譯。又如Kaaba譯為克爾白、Koran譯為《古蘭經》，驟然看去好像故意立異，其實都是依據我國清代伊斯蘭教學者劉智所著的《天方典禮釋要解》這部書。著者深恐讀者或起誤會，所以特別提出一部分的實例來瑣碎地聲明。

  著者之所以能夠把這本書編成出版，這完全是因為受了王雲五和李伯嘉兩位老友的鼓勵和幫助。倘若沒有他們的「慫恿」，著者的膽氣恐怕就不會有這樣大了。

  何炳松

  一九三三年五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