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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宋史·輿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范質議云：《開元禮》：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襠，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胳。

  「《釋文》《玉篇》相傳曰：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謂之兩當。請兼存兩說，擇而用之。今劇演將帥所被金銀甲，即所謂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者也。裲襠甲古既稱裲襠衫，安有無身之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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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孝標《樂府》：裲襠雙心共一抹，帕腹兩邊作一撮。蓋一當胸，一當背，故曰雙心。屬合兩邊，以固前後；又曰帕腹，則《廣雅》所謂裲襠謂之帕腹也。」

  又曰：「《隋書·輿服志》：案亦當作《禮儀志》。諸將軍侍從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裝裲襠甲，一曰紫衫金裝裲襠甲，一曰絳衫銀裝裲襠甲，蓋外著裲襠甲，內衷紫絳衫，衫制短小，為裲襠之襯，尤便捷也。《南史·齊·崔慧景傳》：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直以衫代裲襠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脛，分而為三，以組屬之，故曰三屬之甲。裲襠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於軍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

  案《北史·陽休之傳》：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裲襠甲，手持白棓。

  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可見是時裲襠南北皆為武人之服。

  《石林燕語》曰：「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系勒帛，猶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發，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遺制，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須用上襟，腋下與背子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制亦不同。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則裲襠又變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襠，北人謂之坎肩，吳語則謂之馬甲，似猶溯其源而言之。

  然《說文》：無袂衣謂之?，《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見明帝披縹綾半袖，則裲襠之制，似又不始於武人。蓋俗本有短袖或無袖之衣，武人乃仿之制為衫，又因衫而制為甲耳。短袖無袖，動作最便，亦衣服變遷，趨於簡便適用之一端也。

  此時衣料，絮為最貴。齊大祖為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已見第一節。《宋書·孝義傳》：朱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夾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晉書·孝友傳》：王延，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梁書·良吏傳》：孫謙，居身儉素。床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魏書·高允傳》：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縕袍。具見綿之難得。

  《宋書·孔琳之傳》：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饑荒，米谷、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惟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

  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

  案木綿未興以前，欲以絮纊供舉國之用，其勢必不能給，此綿價之所以恆貴，況又有濫用之者乎？

  《魏書·焉耆傳》云：養蠶不以為絲，惟充絮纊。西域諸國，酷愛中國之繒帛，而焉耆養蠶顧不以為絲，亦可見絮纊為用之亟矣。

  《陔余叢考》曰：「古時未有綿布，凡布皆麻為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木綿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綿皂帳事，據史炤《釋文》：木綿以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硋取綿，以小竹弓彈之，細卷為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為布，謂即此物。

  「按史炤《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則梁武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注》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為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雲吉貝木綿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綿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

  「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鵝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

  「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為樹，《舊唐書·南蠻傳》則雲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新唐書·林邑傳》並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即《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綿者，蓋以別於蠶繭之綿，而其時綿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綿樹，遂意其即此樹之花所織。

  「逮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註：見《文彥博傳》。又在子京之後，並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故註解益詳。以此推之，則梁武木綿皂帳，即是草本之綿所成，而非木綿樹也。

  「更進而推之，《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即今草綿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案此說之不確，自不待辯。

  「其見於記傳者：《南史》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無所用。白樂天《布裘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贈蕭、殷二協律詩》云：吳綿細軟桂布白。曰桂布者，蓋桂管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元註：草綿亦名橦花。李琮詩：腥味魚吞墨，衣裁木上綿。東坡詩：東來賈客木綿裘。以及《五代史》：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宋史·崔與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出自婦人。皆此物也。然則綿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莊謂元初始入中國？

  「蓋昔時綿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只一端，白樂天以此送人，並形之歌詠，其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

  案門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見《陳書》察傳。云：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門生獻媚，固事所恆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餉，則其物必非甚貴可知。

  《梁書·武帝紀》，稱帝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亦以為儉德，非以為侈而能致異物也。

  《海南諸國傳》云：林邑，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要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貝為干縵。婆利，國人披吉貝如帊，及為都縵。

  然則《扶南傳》言：范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其所謂布，亦必吉貝所織矣。《渴槃陀傳》云：衣吉貝布，則其流傳已及西域。《晉書·王戎傳》：南郡大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作中是。」

  此亦綿布也。更證以《史記·貨殖列傳》：番禺為果、布之湊，布亦疑是綿布，則其入中國實已久。然越五嶺而北者卒少；即交、廣亦罕事種植、紡織；固知文明之傳播，自有其時，時未至不容強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為銷金及織成，時遭禁止。《通鑑》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注》云：「炫金，今之銷金是也。」晉成帝咸康二年，石虎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五文織成靴。案事見《晉書·載記》。《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廣雅》曰：天竺國出細織成。《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則織成初來自西域，而中國仿為之也。切於民生日用者，綿、麻之外為氈，北人多用之。

  《晉書·慕容熙載記》：熙將以慕容隆妻張氏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靴中有敝氈，遂賜死。

  《北齊書·趙隱傳》：即趙彥深。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可見作靴無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禦寒者。

  《梁書·江革傳》：謝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是也。

  《北史·文苑傳》樊遜兄仲，以造氈為業，可見其為用之廣矣。卉服，野人亦間有用之者。

  《晉書·隱逸傳》：孫登，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

  《魏書·逸士傳》：鄭修，少隱於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飲，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謂之黃油。張稷等弒齊東昏，以黃油裹其首，送詣石頭。

  《通鑑注》曰：「黃絹施油，可以御雨，謂之黃油。以黃油裹物，表可見里，蓋欲蕭衍易於省視也。」

  《隋書·煬帝紀》：帝為晉王時，尤自矯飾。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黃油所為矣。

  《抱朴子》言其為囊可以盛酒，則其制頗工矣。

  虜起北方，本皆編發、左衽，故中國人號為索虜。其稍事改革，則起於道武之朝，而成於孝文之世。《魏書·禮志》：「大祖天興六年，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孝文時議改服制，蔣少游、劉昶等實與其事。

  《魏書·閹官·張宗之傳》云：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采，數蒙賜賚。此又參虜製作之一人也。

  《獻文六王傳》：高祖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任城王澄傳》云：高祖還洛，引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斯之謂歟？可令史官書之。」其改革之心，可謂至切。然製衣冠與偽大子詢，詢即竊毀裂，解發為編，服左衽。

  《齊書·魏虜傳》。

  出帝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與從官，皆胡服而騎。《魏書·自序》。齊文宣末年，亦數為胡服，微行市里。《隋書·五行志》。彼其習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

  《北齊書·王綋傳》云：綋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

  尚書敬顯俊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綋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可見左衽之習，至南北朝之末而未變也。褚緭之嘲魏人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則即其仿效中國時，亦不免南北雜糅，非驢非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初令百官執笏，見《紀》。《齊王憲傳》：憲死時擲笏於地。似有志於仿效中國。

  然建德三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見《紀》。《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發之遺象也。」則其積習亦未能遽變。

  直至宣帝大象元年，受朝露門，乃用漢、魏衣冠焉。亦有處腥羶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書·李禮成傳》言：周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從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當兩民族相爭之時，亦或視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從人，則浸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舉所征服之族之習尚而盡變之。

  清人以酷法迫漢族剃髮易服，蓋為是也。齊王融言：「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日，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

  夫不獲申其志於平日，而猶存其禮於婚喪之時，此亦清世明之遺民，所謂「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歟？

  婚姻者人倫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於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

  虜乃於此加以誅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誰謂淺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晉世杜預創短喪之說，為禮家一重公案，今於此附論之。預之議，因武元楊皇后崩大子應否終服而發。謂天子諸侯，事異士庶，不得以服喪而廢事，當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喪終三年，古諒陰即心喪之謂也。其說詳見《晉書·禮志》。

  議禮之家，多以預為薄，甚且詆為名教罪人。然行禮者不惟其名惟其實，三年之喪，或可行於邃古，而必不能行於後世。何者，生活異，則人情因之而異也。觀儒書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時之習俗，已不相容，況秦、漢而後乎？夫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食肉居於內，喪之實也，後世之士大夫，執親之喪，孰不飲酒食肉居於內？亦曷嘗衰麻在身？較之杜氏謂天子猶當以心喪終三年者，為過薄矣，而敢議杜氏乎？即不論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於喪亂之時；可行於貴富之家，而不可行於賤貧之子。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後能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後能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

  《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論。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勢所迫，卻有同於墨氏而不自知者。

  《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東關之役，失亡屍柩，葬禮無期，遂不得不制令釋服，使其子弟不廢婚宦，《晉書·禮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見《陳書·儒林·沈洙傳》。

  善夫！鄭鮮之之言之也，曰：「求禮當先遠大。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忘其身，況大丈夫哉？」《宋書》本傳。夫亦安得因喪而廢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