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晉南北朝人民生計 第一節 物價工貲貲產01

  欲知一時代中人民生計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費，次知其所入幾何，以供此費，為有餘，抑為不足？若有餘者，其餘財用諸何方？而其俗之侈儉可知矣。一切費用，若能均以錢幣計算，自為最便。苦於前代，錢之為用，不甚普遍；晉室東渡以後，又南北分離，幣制既不統一，又皆不甚整飭，公家所鑄之錢，不得民信，民間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為代之物，又不能畫一；故其計算極難也。

  語曰：「食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價，而欲知谷價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歷代度、量、衡制，略見於正史之《律曆志》，然與民間所用，實不甚相符。《隋書》所載晉、南北朝度制，以晉荀勖准《周禮》所造，即所謂晉前尺者，為計算之准。

  此尺與《漢書·律曆志》所載王莽時劉歆所造之銅斛尺，後漢之建武銅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較此長七厘。江東所用，謂之晉後尺，當此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民間所用之尺，傳諸梁、陳者，當此尺一尺六分四厘，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後三種：前尺當晉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當其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後尺，亦即後周民間所用，當其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又有所謂東魏尺者，為高齊所沿用，當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後周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等累黍造尺，從衡不定。

  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見下。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謂之玉尺。《隋志》云：俗間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與相承一銅籥雲是蔡邕銅籥者，校計相符。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當時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

  然又云：「平齊後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於天下。」則玉尺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鐵作，俗間名為鐵尺。《志》又載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謂「今之鐵尺，是大祖遣蘇綽所造，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平齊之始，已用宣布，因而為定，彌合時宜」，則鐵尺初非取諸宋氏。不知周氏諱言之而妄云為蘇綽所造邪？抑綽之所造，實取正於上國也？《志》又云：「未及詳定，高祖受終。」則其尺亦未嘗行也。

  量法：《隋志》引魏劉徽《九章商功注》：謂王莽銅斛，當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五年十月，准為銅升，班之天下。依甄鸞算術：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

  稱法：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復古稱。案魏孝文、齊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舉；隋煬帝大業三年，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尤為曠然一大變革；然實皆未行。

  《魏書·本紀》：大和十九年六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

  《北齊書·本紀》：天平三年八月，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周書·本紀》：建德六年八月，議定權、衡、度、量，班於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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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書·本紀》：大業三年四月，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

  案《魏書·張普惠傳》：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征綿、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萬姓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重，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複本幅、度。其在庫絹、布並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

  後普惠表論時政得失，又以審法度、平斗尺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為首。二人之論，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不過二十年耳。則謂改制之始，民樂輸將，後乃稍離其本，不過遜順之辭，實則大和之詔，初未嘗行也。

  《通典》言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隋志》謂其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此即公家定製，與民間所用，實不相符之證。後周則觀《志》言其平齊後即班宋氏尺於天下，而達奚震等仍以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歷代之度、量、衡，蓋無不徒有其名者。《晉書·律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頠以醫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見省；其明證也。

  《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蓋據當時實在行用者，約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間自製，自不能無「增損、訛替」。語見《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實物，官司恆利於度之長，量之大，衡之重；民間交易，權操於豪強、商賈，其所利者，亦與官司同；故增損、訛替之餘，度必漸增其長，量必漸增其大，衡必漸增其重。《日知錄》云：「《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大史、大常、大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大斗大兩》條。自注引《通典》載諸郡土貢，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如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是也。

  愚案《晉》《隋書》《律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於《漢志》。」然則隨物之精粗、貴賤而異其度、量、衡之器，民間本有此法。久之漸趨畫一，取其一器以為正，如量粟、菽、麻、麥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長、大、重，亦隨之而增矣。此較增損、訛替者，所增為巨。

  《齊民要術·作醬法》云：「豆黃堆量不概，鹽曲輕量平概。達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堆量、輕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動；雖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隨俗而殊，斷難畫一。故計算曆代之物價，總只能得其大較之大較也。商業興盛之國，交易皆集於都會，小都會又取准於大都會，則度、量、衡及錢幣等，皆易於畫一。以農業為主之國，交易分成多區，區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勢不得不屈於其俗，欲定一尊甚難。中國歷代，皆欲畫一度、量、衡及錢幣，而皆徒有其名，蓋為此也。

  以大較之大較言之：南朝之量與衡，視為與古略相放，北朝之量與衡，視為於古二而為一，或當相去不遠也。據《隋志》所載尺法，惟東魏於古，二而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頗多。然此系官家定製，民間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為一，由來已久，而官家乃從而用之也。又《梁書·庾詵傳》，載詵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蓋以詵之米為己之米，己之米為詵之米也。

  魏大和五年班祿增調，《魏書·本紀》言谷二斛九斗，《食貨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證斛、石仍同。然《肅宗紀》：孝昌二年二月，詔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地方儲積，固有多少之殊；運轉亦有難易之別；官家須用，亦有緩急之不同；然酬獎之厚薄，似不應懸殊至是？則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難於詳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進考其時之幣價。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鑄小錢，實為錢法一大變。其後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造四銖錢。三年，用徐爰議，收銅繕鑄，私鑄始甚。前廢帝即位，改鑄二銖；又用沈慶之說通私鑄，而錢法大壞。史述其弊，至於「斗米一萬，商賈不行」。梁武帝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亦卒為私錢所亂。後廢銅錢，更鑄鐵錢，大同後遂至積如丘山，交易者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北朝大和十九年，始行五銖錢，後世宗又鑄之，其行皆不廣。肅宗以後，私鑄轉甚。亦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迄於齊、周，無以善其後。本節所論幣制，宜與第二十章第四、五節參看。

  以是言之，其時物價，宜極騰貴。顧史所載者，與前世並無大殊，錢價仍遠較後世為貴，其故何也？曰：當時錢幣之為用，本不普遍；惡錢雖與好錢並行，蓋皆減折行使；論物價者，仍以好錢為準，而史從而書之，故覺其物價無甚變動也。

  《晉書·食貨志》云：「董卓鑄小錢，貨輕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魏武作相，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夫民間果其通用，豈魏武一令所能罷？此觀於歷代私錢之難禁可知。蓋董卓所鑄之小錢，本已廢而不行矣。

  《志》又云：「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銖錢。」錢之用便於谷、帛，不待再計而知。民間果其通用，更豈魏文一令所能廢？《志》又載晉末桓玄議廢錢，孔琳之駁之，謂「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蓋必有所見，非慢然言之也。

  《晉書·張軌傳》：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物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為段。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此為琳之之說之鐵證。

  蓋前世錢貴，民間零星交易，並不甚用錢，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故錢之用，惟於商賈為最切，商賈不行，即浸至於廢矣。《晉志》載琳之之議又曰：「魏明帝時，錢廢谷用既久，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錢廢谷用既久」句，《宋書·琳之傳》作「錢廢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舉成數，逾於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數不甚精密，雖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則必為後人所改，蓋作史者疑自黃初之世，至於明帝之時，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語，乃上溯漢獻帝時言之也。此亦足證董卓所鑄小錢，自致於廢，而無待於魏武之令也。即謂有待於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過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鑄四銖錢，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罷之，及其明年三月斷新錢專用古錢，亦不及十年也。參看第二十章第四節。

  《隋書·食貨志》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似鐵錢至梁亡始廢。然其為用見於史者，僅《陳書·沈炯傳》，謂其為宋子仙所逼，令掌書記，王僧辯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而已。此蓋破敗之餘，銅錢缺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時鐵錢之果行也。然則積如丘山，適足見其壅塞不行而已。當時短陌大行，最貴者京師以九十為陌，次則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為陌。此即錢日貴，物日賤，向值百錢者，落至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僅值三十五也。錢日多而物日賤，錢之不行可知。

  魏肅宗初，任城王澄上書論當時錢貨，謂大和五銖，不入徐、揚之市，河北且無新造五銖，與此正可參證。大和五銖，不可謂之惡錢，且猶如此，況於梁之鐵錢哉？齊初，孔覬上《鑄錢均貨議》，言：「盜鑄者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粥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易。反覆生詐，循環起奸。」

  觀此，知當時私鑄雖甚，而私錢之廢而不行者亦多；且新舊二錢，判然異價；論物價者，安得不以舊錢為主？又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欲以大錢一當兩，沈演之議，謂：「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說謂晉世錢貨不行之地尚多是實，其謂宋世流行，則不過故甚其辭，以伸己說，故《隋志》謂梁初尚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也。錢且不行，況於新鑄？其論物價之辭，必以舊錢為主，更不待言矣。

  然則當時幣價，果何如邪？案《齊書·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謂「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惟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棰、質系，益復無聊。」

  又謂「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

  《子良傳》載其啟，又謂「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然則當齊初，好惡錢之相比，為以兩當一，或以十七當十。與所謂斗米一萬，商賈不行者，相去何其遠邪？足見此等情形，即有之亦為時甚暫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減其半，至齊初則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數觀之，略可見其時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銅錢而外，金、銀亦略具錢幣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計，此時則多以兩計，詳見第二十章第五節。即其通行漸廣之徵。漢世黃金一斤直錢萬。晉、南北朝之世，史無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異，則其比直或無甚變動。黃金一斤直錢萬，則一兩直錢六百二十五。新室幣制，銀八兩為一流，直千，見《秦漢史》第七章第二節。當金價五分之一。是時若無變動，則銀一兩直錢百二十五也。

  金、銀為用不廣，錢又不足於用，所資以交易者，實惟谷、帛為多。宋世周朗，亦主廢錢幣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不患其難。」可見北多用帛，南多用谷。

  欲計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長、廣。《宋書·律志》謂「布幅廣二尺七寸，四十尺為匹」，較《漢書·食貨志》所云「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者少廣。《魏書·食貨志》云：「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則與《漢志》符同。又云：「六十匹為一端。」案大和班祿之先，戶以九品混通，各調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詳見第三節。一匹二丈，則六十尺。蓋因有是調，乃有一端之稱也。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則多言絹、布，蓋以絹為絲織之總名。

  《北齊書·李元忠傳》云：元忠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縑，又載世宗書辭曰：「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縑，下言絹，其明徵矣。是時銅錢日少，故絹價日廉。《晉書·石勒載記》：勒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百姓私買，則中絹四千，下絹二千。

  魏大和十九年行錢，內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永安二年鑄五銖，官欲貴錢，出藏絹，分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蓋官賣止收好錢，私市兼收惡錢。普泰元年，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則利於多取，其時絹價未必至是也。

  《北史·房謨傳》云：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征錢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可見四百為多取也。自石勒之時，至於魏世，絹價約落至十分之一，亦頗與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載谷價，多在饑荒喪亂之時，實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

  晉、南北朝谷價異常者：《惠帝紀》：元康七年七月，關中飢，米斛萬錢，時直齊萬年之亂。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時直張方之亂。

  《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飢儉，米斛萬餘，時劉曜、王彌陷京師。

  《愍帝紀》：建興四年十月，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時劉曜自前月逼京師，《成帝紀》：咸和四年正月，蘇峻子碩攻台城，城中大飢，米斗萬錢。

  《魏書·僭晉傳》云：谷石數萬。咸康元年，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五百。

  《石季龍載記》：時眾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貴，金一斤，直米二斗。

  《呂光載記》：光之稱酒泉公，谷價騰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呂隆之將亡也，姑臧谷價踴貴，斗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十餘萬。《魏書》本傳同。

  《禿髮氏載記》云：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其尚書左丞婆衍（上山下侖）曰：「今姑臧饑荒殘弊，谷石萬錢。」則尚未至如《隆載記》所言之烈。蓋其初危急時，與後極困弊時，谷價又有不同也。